《读书》2009年7期目录

苏门答腊

2009-07-04 14:24:54 来自: 苏门答腊(想你时你在眼前)

读书2009年7期目录

林毓生 认识五四、认同五四——迟到的纪念 .....3
秦晓等 社会转型与现代性问题座谈纪要 .......7

何 刚 听狗叫而知所有权 .......33
周祖文 十八世纪及其遗产 .......41

王玄玮 司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过问政治? .......49
张 源 “法学家精神”与“贵族民主制” .......56

赵瑞广 “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 ..66
李纪祥 一缕儒学 著译者言 .......73

短长书 .......78
“于路日撰”的《牡丹亭》(陈益)·燃油税、塑料袋与网议嚣嚣(田松)·说“为政以德”(喻中)·作为现代大学精神尺度的“哲学之士”(叶隽)

黄方毅 留德贵过留名,立言胜于立功 .......95
周绍昌 小丁剪影 .......99
李 皖 撞开大时代大门的人 听者有心.......105

张承志 咖啡的香味(上)尚能学否.......114
利求同 “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 李子岛的细沙 ......123

张钦楠 百年功罪谁论说 .......129

赵国新 再造通天塔 .......139
王乾坤 生命化:屯堡人和写屯堡的人 .......146

吴 真 罗天大醮与水浒英雄排座次 .......153

王跃生 全球化时代的“山寨现象” .......160

赵汀阳 漫画 .......6
黄永厚 陈四益 画说 ....... 封二

  • 夜尽天明

    2009-07-04 20:23:38 夜尽天明 (古之学者为己)

    终于来啦。

  • 道德经

    2009-07-04 22:07:56 道德经 (我只想读书,不想学习……)

    出了吗?

  • 笔旗

    2009-07-06 17:54:54 笔旗 (谨身节用)

    今天买了,看来第一组
    林毓生 认识五四、认同五四——迟到的纪念 .....3
    秦晓等 社会转型与现代性问题座谈纪要 .......7

  • 笔旗

    2009-07-06 18:00:17 笔旗 (谨身节用)

    第一篇比较段小,第二篇谈的问题非常大,思想也比较统一,似乎都是要解读秦晓的发言,但。。。。。。

  • 苏门答腊

    2009-07-07 08:27:28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第二篇谈的问题非常大,思想也比较统一,似乎都是要解读秦晓的发言,但。。。。。。


    秦晓是招商局的那位秦晓么?座谈还有哪些人?

  • 笔旗

    2009-07-07 10:26:24 笔旗 (谨身节用)

    编者按:。。。。选摘其中一部分。。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还有:金耀基、韦森、新望、林岗、高全喜;许纪霖。
    许谈的是启蒙,和座谈好像关系不大。

  • 苏门答腊

    2009-07-07 11:02:27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看人选还不错

  • 苏门答腊

    2009-07-07 18:37:37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7月1日“中国未来30年向何处去”活动news

    探索、启蒙,为当下,更为未来
    ——“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内部研讨会”侧记

    “过去30年,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带着一种激情投入其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未来30年,中国向何处去?怎么设定‘彼岸’?路径是什么?今天的讨论希望是新思想启蒙历程中的重要一笔,为思考,为探索,更为唤醒;为我们,为当下,更为未来。”2005委员会理事长王波明如此开题。
    7月1日,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2005委员会与博源基金会主办“中国未来30年向何处去——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内部研讨会”,20多位知名学者,60多位理事等近200位嘉宾济济一堂,由学术探讨起,剖析现实问题而至思想启蒙,静静聆听后感性的掌声、激情热烈的讨论……感性、理性、思想性、建设性,融汇叠加……
    “回顾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在经济的成功转型之外,包括价值观在内的许多方面中国似乎有所缺失,未来30年,中国将以什么为目标?我们将交给后代一个怎样的社会形态?秦晓先生提出了一种思想框架——现代性,先请他就此框架展开基本阐述。”主持人王波明学长的盛情邀请下,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先生为主讲嘉宾,钱颖一、史天建、丁学良、崔之元、曹远征、Joshua Cooper Ramo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为点评嘉宾,共同开启了当天的讨论。
    秦晓先生为此次讨论几易其稿,力求将深奥理论浅显易懂,他从“现代性”“现代化”概念的解释开始。“现代性是指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价值观,这里面主要包括个人权利、自由和理性,及相应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现代性主要指它的价值层面,一个现代性的社会包括价值层面和为了保障这些价值的制度层面。”“现代化理论与现代性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义词,是帕森斯将马克思·韦伯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思想对现代社会形态做出的解释。但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一词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抽离。”
    他在此基础上引用了两种不同的范式来分析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阶级斗争改革了不适应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推进了社会进步,由此来看,中国自1949年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即完成了社会的转型。而马克思·韦伯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时认为,先是启蒙运动形成了基本价值观(发现并尊重人的价值和权利),然后选择了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一个给人自由选择的经济制度,然后只能选择民主政体。因此他认为,如果没有解决基本价值观的问题,没有解决基本制度的问题,社会转型就没有完成。我们用韦伯的理论来看,1949年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有重大影响的,但并不意味着发生了什么阶段性的转型。梳理问题之后,他“建立框架”——“我认为,近百年来的中国和未来中国,在前后跨越的三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始终离不开这样一个命题,即现代性转型。”
    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观点——社会转型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来形成基本价值观,秦晓先生分析了中国近代以来几次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是新文化运动和救亡运动的双重变奏曲;八十年代初,第二次思想启蒙因当时轰轰烈烈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被淡忘、被忽视,尽管比较幼稚,影响和深度不够,但这次思想启蒙与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发生在同一时期是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90年代,被称为共识破裂的时代,直到今天,我们没有统一的共识,而今天又是一个特别需要新的共识的时代。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要崛起,能否在价值观、制度上有一定的示范性,能否承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是必需思考的问题。
    秦晓先生希望能在框架建立后寻求共识:“我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进程不应该被引到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上去;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充其量叫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且这个模式是需要反省的,远谈不上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成立不成立的标志是社会转型实现没实现,如果能用和西方不同的价值系统和制度系统完成社会转型,并被人认同了,才可称是中国模式;其次,我认为,中国未来30要警惕重蹈激进主义复辙。”
    随后,在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进行了精彩的点评。2005委员会理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钱颖一说:“我非常认同秦晓先生所说的,经济转型并不代表社会转型,但经济转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从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来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应该虚心学习世界上一切成功经验,同时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即目标是实现现代性转型,而路径一定要具有中国的特殊性。”“北京共识”起草的执笔人JOSHUA RAMO先生则认为,中国全部的问题都在于如何面对新问题,普世价值观会放缓改革的进程而不是加速。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观察新中国60年来的路径,自上而下的角度和自下而上的角度所考察到的不是完全统一的。过去60年里,前一个三十年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第二个三十年实现了民生,未来三十年希望能够在民权、民主、民智方面为世界树立一个样板。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史天建先生说他的理解是中国人所梦想的民主,是孔孟的民本之道思想下的民主,不是用简单的选举可以满足的,如果在引进西方制度的时候没考虑到中国文化传统是不行的。像秦晓先生讲的,我们在考虑下一步改革或者是现代性的时候,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到政治文化对于百姓的影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先生说:“我不否认西方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不能把普遍性等同于西方,中国对普世价值也有很大贡献。”中银国际总经济师曹远征则认为,现代性通过现代化展现,而现代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进入新的阶段,可能现代性通过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点评之后即刻进入听众与嘉宾的互动交流。联和运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创基金会主席张树新说,尽管在她所做的互联网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大量涉及今天所讲的核心概念,随着不同观点的再吸收,她的困惑和问题也更多了。2005委员会理事徐小平学长则风趣地说:“听完我心里全是答案,现代性讨论可能有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相同的价值。那一次讨论成为30年来改革开放的原动力,希望今天的讨论能成为后30年发展的原动力。”社会学出身的阎焱学长问了个很“学理化”的问题——宗教的缺失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阚凯力学长则关心当前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问题。赵民学长则关心中国GDP增长到一定水平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诉求和实现路径。2005委员会副理事长王利芬在评点当天的讨论时说:“今天嘉宾们贡献的许多多元化的理解,有助于让听众更深入地理解秦晓先生的观点,经过精彩的讨论,我特别不希望把“未来30年向何处”去这个主题变成一个非常具体的对策性理解,而是对未来30年总体走向的大思路和价值取向的探寻。”
    中国未来之变,需要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在前夜吹响号角;个人思维空间之变,亦需薪火照亮盲区。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先生说,相关主题的讨论之前已开展数次,他非常高兴看到,这次本只想小范围内与海归群体展开交流的活动策划最终办成了一个200人分享的思想盛宴。
    一个新的思维空间开启,讨论将不断深化。2005委员会秘书长王红现场向积极参与活动的其他组织:阿拉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城联盟、哈佛北京校友会、北京并购俱乐部等表示感谢。也感谢60多位2005委员会的与会理事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投入。

    注:附件1为讨论现场全文速记,2005委员会会刊《海风窗》(9月刊)将做专题报道,您也可能登陆2005委员会网站,在社区里展开讨论。
    附件2为2005委员会副理事长王利芬学长会后梳理的名家观点脉络和会议精萃的整理,希望与诸位理事分享。

  • 苏门答腊

    2009-07-07 18:38:21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看来这个会是《财经》的人马办的

  • 苏门答腊

    2009-07-07 18:41:13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北京共识”起草的执笔人JOSHUA RAMO先生则认为,中国全部的问题都在于如何面对新问题,普世价值观会放缓改革的进程而不是加速。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观察新中国60年来的路径,自上而下的角度和自下而上的角度所考察到的不是完全统一的。过去60年里,前一个三十年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第二个三十年实现了民生,未来三十年希望能够在民权、民主、民智方面为世界树立一个样板。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史天建先生说他的理解是中国人所梦想的民主,是孔孟的民本之道思想下的民主,不是用简单的选举可以满足的,如果在引进西方制度的时候没考虑到中国文化传统是不行的。


    这么有见地的发言《读书》怎么就不选刊一下,取舍的倾向未必太明显了吧?

  • 苏门答腊

    2009-07-07 18:43:16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现代化、现代性和世界近现代史(上)
    近现代史, 现代性, 世界, 现代化近现代史 , 现代性 , 世界 , 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 纪坡民

    下载 (11.96 KB)

    2009-06-15 21:01

    对国内这方面的学术动向,我了解不多,听了大家的发言,老实说,我有点晕;尤其是关于“后现代化”这种相当“玄”的问题,想不到国内已经有这么长篇大论的学术文章。“现代化”和“现代性”,无疑是个异常庞大的问题,讨论起来,使人颇有老虎吃天之感;这样的问题,不是哪一门具体的学科,比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能够独自解释清楚的。中国古人有云:“欲明大道,必先读史。”我想,对“现代化”和“现代性”这样范畴巨大的问题,要想对大致情况有一个比较轮廓的认识,我们或许可以从历史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自二十世纪后期,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变是世界迎来新一轮的“全球化”,中国不仅深深地卷入“全球化”的浪潮,而且由于抢得先机,处于极好的位势,从而受益良多,大大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不过,这“全球化”其实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说起来,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进程,截止到今日,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因此,我们讨论“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要从历史中受益,不是仅指中国历史,而是指世界历史,主要是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欧洲的近现代史。

    对“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的反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曾经热烈地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后来有人论述道: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是所谓“超稳态结构”。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有相当共识的结论,但是否能够得到学术上的认可,却并不十分明确。

    照我看来,这个结论其实并没有回答人们心中的疑问。从学术上说,这个回答,没有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的状况和沿革以及思想和知识的资源进行任何具体的叙述和分析,既不是归纳综合,也不是推理演绎,实际上只是同义反复、一种循环论证、一个文字游戏,不过是用一种提法代替了另一种提法而已。或许,如果把这个问题反过来问: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为什么是“超稳态结构”?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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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史学问题,也许人们首先提出的质疑,是“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实际上,“封建社会”这个词,作为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描述,虽然在欧洲文人的笔下已经用了几百年了;但是,对欧洲史学界来说,“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史学概念,把它在欧洲中世纪的实际情况和准确涵义搞清楚,只是近几十年的事,具体地说,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事。对欧洲“封建社会”这个史学概念的准确涵义,西方不少比较新的史学著作都有阐述。不过,这些阐述说起来还挺费事的,这里就不介绍了。

    至于在中国,“封建社会”作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历史认知、一个史学概念,命运捉弄中国人呐!包括学者在内人人都挂在嘴上的这个“封建社会”,可能大家都以为史学界早已形成普遍共识了,可实际上呢,不仅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而且简直是一个吊诡。

    让我们大致说一下吧,对中国传统社会或者说“前现代社会”的社会形态,中国史学界描述它的词汇或者说概念,有两个,都叫“封建”;但是,这两个“封建”,却阴差阳错,根本不是一码事。

    一个“封建”,也叫“封建制”,是中国古代文人熟知的,就是和“郡县制”相对应的那个“封建制”,可以列入称为“传统史学”的范畴。准确界定这个“封建制”的涵义,大概也是个相当复杂的史学课题;不过,我们也许可以大致地认为,中国这个“封建制”,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有若干相似之处;从时间角度看,中国这个“封建制”,是指从西周到战国先秦之间的那一段,大约有八百年时间。

    而从战国开始,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中国就是所谓“郡县制”了,从国家形态看,可以叫做“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同西方古典时代“罗马帝国”的情形比较相近;而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中世纪大约一千年里那个处于分裂状态、诸侯割据的“封建社会”,实际情形完全不是一回事。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另一个“封建”,一般称为“封建社会”,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熟知,是指“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对中国来说,是指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之前的社会形态,这个“封建社会”的史学名词,应当列入可以称为“革命史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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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史学概念,原本是欧洲人对他们中世纪那一段历史的称谓,对欧洲史学来说,已经基本形成共识;马克思从欧洲文化中接受了这个史学概念,并把他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纳入其中,由此构筑起我们后来熟悉的“社会发展史”的史学框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即所谓“人类社会发展五大阶段论”。这个“五大阶段论”,我们在中学的教科书上都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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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对世界范围人类文明史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可能他也想到,关于欧洲的史学框架,未必适用于世界各地;可是,对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何情形,马克思并没有进一步的论述。

    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俄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个“五大阶段论”的史学框架,也传到了俄国,而且成为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不过,后来的斯大林,远没有马克思那样的学问,他大概觉得,“五大阶段论”的史学框架,如果再加上个“亚细亚生产方式”,有点像是“六个指头搔痒——多了一道儿”,理论上不好解释,形式上也不大规整,尤其是不利于宣传,于是就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删掉了,搞成一个标准化的“五大阶段论”,并把它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用于解释全世界的历史。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后来,由于“五大阶段论”的提法,载入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个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文件,即著名的《东方问题决议》;于是,“封建社会”作为“革命史学”即“五大阶段论”的一个史学概念,也传入了中国,被中国的知识界普遍接受,成了中国二十世纪以来“革命史学”的基本共识。

    不过,这个“封建社会”,在中国“革命史学”的学者笔下,虽然也对如何“分期”有争论,不过大体上的共识,指的却是从战国先秦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之前这一段,大约两千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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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传统史学”里的“封建制”,即西周到战国先秦那一段,约八百年时间,在“革命史学”里,却又变成“奴隶社会”了。其实,因为历史传统中缺少罗马法那样的法律文化,中国以及其他民族,并不存在古代希腊、罗马那种模式的“奴隶社会”。比如几千年传统社会的印度,就是“种姓制”,虽然低种姓的群众生活同样很悲惨,比“奴隶”也好不到哪里去。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据我们看到的史学著作,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家,大概只有一个钱穆,不持这种“五大阶段论”的史学框架,不认同“革命史学”关于“封建社会”的概念。钱穆的著作如今重新受到青睐的原因,大概反映了人们在内心的怀疑:这个“封建社会”是否正确描述了中国历史?

    大致的概括,中国延续千年的“传统史学”里的“封建”,是指秦始皇之前那八百年,而二十世纪“革命史学”的“封建”,则是指秦始皇之后的两千多年。“传统史学”的“封建”,同“革命史学”的“封建”,阴差阳错地搅和在一起,可能把中国人搞糊涂了。八百年加二千多年,将近三千年了,这几乎就是中国全部的文明史了,都叫成“封建”了。不知是否就是这个缘故,才使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

    因此,也许我们还是回避一下“封建社会”这个词的好,权且用“传统社会”代之吧。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改为: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中国的传统社会为什么这么长?”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也许应当这样提:

    “为什么中国没有首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似乎这才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疑问,而且带着感情色彩很重的遗憾。

    不过,中国人如今的思维习惯,一提到“资本主义”,马上就会想到“社会主义”,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把两者的关系当做“你死我活”的斗争。可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却与中西方的对立无关,因为“社会主义”也是从欧洲近代传到中国的一个概念。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实际上,这种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简单化理解,产生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代”,应当列入“冷战思维”的范畴。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兼容和互补的关系,用高度概括和抽象的语言来讲,“资本主义”代表“分配正义”,“社会主义”代表“矫正正义”,这是罗尔斯《正义论》里的说法,按这样的理解,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可以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和谐地“长期共存”。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当今世界的所谓“发达国家”,如果同“发展中国家”相比,不仅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我们中国,现在仍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欧美日“发达国家”真正的差距,也许可以理解为:我们既没有建成一个健全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没有建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观之,我们把提出的问题改成“为什么中国没有首先进入资本主义?”之后,仍然不合理,因为它既不全面,也不是本质。因为截止到今天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不仅有资本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

    因此,也许问题应当这样提出来:

    “为什么中国没有首先进入现代化?”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单从中国的视角、而是从世界各国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中国没有首先进入现代化?”这个问题,同样可能压根儿就提得不对头,因为它没有针对性。很明显,世界上许多民族,包括曾在历史上创造过了辉煌文明的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都可以从他们自己国家的角度,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提出同样的问题:

    “我们的传统社会为什么这么长?”

    或者,“为什么我们没有首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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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我们没有首先进入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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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说法,正确地提出问题,就等于回答了问题的一半,起码,正确地回答问题,需要正确地提出问题。否则,我们的研究、探索和争论,就会陷入思想的迷雾,在一片混沌中,永远在那里胡捉摸、乱猜测、瞎搅和,或者只是玩弄一些名词概念的游戏。实际上,这个问题应当由欧洲主要是西欧国家来回答;因此,如果正确地提出问题,我们所提的问题应当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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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欧洲在近代率先进入了现代化?”

    或者从实践过程问起:“近代欧洲是怎样进入现代化的?”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这样看来,“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个命题,从根本上说,实际是个世界历史问题,主要是欧洲历史的问题。因为,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欧洲、首先是西欧国家,率先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从“现代化”的角度审视欧洲近现代史

    先说点题外的话,有位日本学者认为:二十世纪,是一个“科技革命”的辉煌世纪,其成果累累,远远超过之前全部人类文明史的总和;可是,在人文社会学科的领域,就原创来说,却是一片荒漠。对这位日本学者的观点,人们可能不大认同;可仔细想想,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二十世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原创,除了一个凯恩斯,又有什么呢?

    不过,在历史学的领域,二十世纪的成就却颇为不凡,名家名著迭出,流派异彩纷呈,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尤其二战前布罗代尔开创的“法国年鉴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倡导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领域的各个专门学科以至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各门学科的专家,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分别进行研究,然后实行综合,到二十世纪后半期,取得杰出的成就和丰硕的成果。

    评述欧美史学学术的流派和成果,是一个过于庞大的问题,我们还是简单介绍点史学界比较有共识即比较可靠的成果吧,这就是“历史教科书”。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对史学学术的新成果,比起我们国家,反应要敏锐,吸收也及时。以美国为例来说,同我国的情况不大一样,美国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学,并没有全国统一标准的“教科书”,而是一种“多元”的局面,实际上是一个老师一种讲法;不过,大致上说,美国的历史教学,有三种类型的史学著作:

    一种,是所谓“文明史”,较早的版本,是海思、穆思、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是美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记述的历史截止到二次大战前。大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译为中文,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期的七十年代初,毛主席大概要为他的国际战略造点舆论,让党政干部有点知识方面的准备,曾经将这套《世界史》推荐给当年的中央委员阅读,后来《红旗》杂志还发了专文,要大家“学点世界史”。由于海思、穆恩、韦兰的《世界史》版本有点过于陈旧了,这种“文明史”类型的史学著作,后来又有伯恩斯、拉尔夫合著的《世界文明史》,这个版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有了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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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另一种,是所谓“全球史”,典型的代表作是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该书第一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文译本曾在中国十分畅销,目前已经出到第七版,也有中文译本。斯塔夫里亚诺斯声名显赫,可谓史学巨擘,是史学界大师级的人物;他在西方属左派学者,在弥漫着“欧洲中心论”氛围的西方史学界,该书可以算是最大程度地照顾到世界各种文明在“全球史”中占有的地位,反映了作者卓尔不群的眼界与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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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是所谓“现代世界史”,特点是以“现代化”的角度来审视世界历史,这和我们今天讨论的“现代化”、“现代性”问题,颇为切题。这就是帕尔默、科尔顿、克莱默合著的《现代世界史》,初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在美国,是大中学校广泛采用的历史教科书。同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截然相反,这套《现代世界史》的“欧洲中心论”的观念突出、色彩浓重、非常典型;而且,该书所记述的“世界历史”,集中于“近现代史”,具体地说,是近500年来的历史,按中国人的说法,应该算是“断代史”。

    这套《现代世界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有中文译本,不过,译者考虑到中国人划分“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观念,惯用的划分,从“鸦片战争”开始是“近代”,而从“五四运动”开始是“现代”,就把中文译本的书名改为《世界近现代史》。近年,该书的第十版已译为中文,书名改回原来的《现代世界史》。

    这种“世界史”的写法,对于比较均衡地记述世界各文明的历史并反映各自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自然不大公道也不大合理;可是,作为我们中国人,要对“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欧洲近现代史”能够有比较系统而详实的了解,而且要从中领略“现代化”历程和“现代性”问题的话,反而是比较好的版本。因为,正是在近500年来,而且只是在欧洲,首先是西欧国家,率先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结合我们今天讨论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我们对欧洲近500年来的关注,重点自然放在思想和知识的发展进步方面。

    不过,在审视欧洲近500年来的思想和知识方面的成就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近代欧洲从古典时期继承下来的文化遗产。涉及到中国和欧洲两大古典文明的比较,自然是一个巨大的课题;不过,如果简单一点说,欧洲的古典文化遗产,若与中国古代相比,比较明显与突出的特点,我想有这么几条:

    一个是欧氏几何,它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古典希腊时期,可直到今天,世界各国包括我们中国的中学数学课本,讲授的还是那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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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形式逻辑,创立者是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如今世界各国中学里的“逻揖”课,讲的基本还是2000多年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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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罗马法,它产生、发展和成熟于古代罗马时期,作为商品社会规范“产权”的法律,它至今仍是世界各国“民法原理”的基本内容。

    不过,这三种东西,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东西,就是形式逻辑。因为欧氏几何实际上可以看作形式逻辑的数学形式;而罗马法是由于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才使“产权”的理论体系得以构筑起来。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严格地说,逻辑并不是一种科学,而只是一种科学方法,或者说,是关于思维形式的科学。不过,任何一门学科,若没有逻辑的方法,都无法构筑成一个理论体系。在现代社会,形式逻辑虽然只是“大路货”,远谈不上什么高精尖的学问,但现代社会相当时髦的“软件科学”,其基础却源于此。

    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虽然有极为丰厚的思想资源,但古代“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像希腊罗马时代那样,传承两千多年至今,仍然能够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学问,却一门也没有。其中的原因,我认为,关键是逻辑!

    “六经皆史,百史皆文,文史一家”,我们伟大的先辈,有非常优秀的文学传统,却是一个缺少逻辑传统的民族。所以,唐诗宋诗,可以传诵千古,但我们的祖先却没有创立任何一门理论科学,这并不令人自豪,却是历史事实。

    说起来,中国的先哲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源也是相当丰厚的。若与欧洲近代的思想成就作点比较,举例来说,“诚意正心”,相当于康德的“伦理学”,而“格物致知”,则相当于康德的“认识论”;有一种说法,康德的“伦理学”,先于和高于他的“认识论”,而中国的先哲,也把“诚意正心”放在“格物致知”前面。可是,人家康德写了几十万字的哲学巨著,《实践理性批判》和《纯粹理性批判》;而中国的先哲两千年前讲的“诚意正心”和“格物致知”,至今还是这么两句话,由于缺少逻辑的方法,没有进行演绎展开,写成哲学著作。后来儒家士大夫们的兴趣,似乎只在“诚意正心”和“格物致知”后面的那句话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修齐治平”之学。没有逻辑,并不值得骄傲,只能令人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位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和毛泽东,都十分关心逻辑问题。孙中山还为“逻辑”起了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名称——“理则学”,意思是讲道理的规则。我觉得这个名称挺好的,可惜后来没有采用。而毛泽东则不仅关心和参加过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还亲自动手编纂过《逻辑问题讨论文集》和《逻辑论丛》,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有意思吧,逻辑这份欧洲古代文化遗产,和中国革命也有缘分呢。

    以上对欧洲古代文化遗产的介绍,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多余。

    希腊罗马辉煌的古典时期结束以后,欧洲进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而中华帝国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却迎来她历史辉煌的顶点。不过,从思想和知识的角度说,欧洲在希腊罗马的学术辉煌之后,进入了基督教的文化“大一统”局面,而中国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之后,政治上的“大一统”,同“独尊儒术”结合的牢固,“友谊天长地久”,长达两千多年。同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相比,我们可以为“中华帝国”的历史辉煌而自豪;不过,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制约了思想繁荣,其效果却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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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世界其他文明包括中国文明相比,欧洲文明脱颖而出,率先开启现代化的进程,是近500年来的事。从时间顺序来说,也许我们首先应当介绍的,是欧洲近代早期的所谓“三大思想运动”:

    首先,是始于中世纪晚期的“罗马法复兴运动”。经历了古典时期的鼎盛繁荣之后,“罗马法”在中世纪湮灭了,中断了五六个世纪。到12世纪,由于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罗马法又重新崛起,随之大行其道,学术研究的成果扩展到全欧洲。为商品社会规范“产权”秩序的罗马法,其学术活动的结果,直接促进了意大利半岛诸国的商业繁荣。“罗马法复兴运动”历时数百年,逐步发展成为现代民法的理论体系。

    然后,是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意大利半岛诸“邦国”的商业繁荣,养育了思想和文化的成长。财富和闲暇,使人们的观念改变了,他们不再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来世天国的幸福”,而是要追求“现世人间的享乐”。“文艺复兴”的核心是所谓“人文主义”,它推崇“以人为本”的观念,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基督教“神本主义”的桎梏松动了,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文学、艺术、建筑的面貌焕然一新。概括地说,“文艺复兴运动”使基督教走向“世俗化”。

    接着,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教会腐败导致权威受损,普通信众的强烈不满和下层阶级的革命情绪在宗教中找到的答案是,踢开教会信上帝!发端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随后演变为一场遍及全欧洲的社会与政治的大动乱,罗马教庭“大一统”的思想统治瓦解了,天主教分裂了,形成“天主教”和“新教”两个大的教派和众多小的派别。基督社会在文化上的新格局,给“思想自由”留出了发育的空间。欧洲的思想界,虽然还是在基督教的框架内,却再次呈现出思想和知识“百家争鸣”的局面。概括地说,“宗教改革运动”,造成了基督教的“多元化”。

    对欧洲近代早期的“三大思想运动”,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是“文艺复兴运动”。留传至今的艺术佳作,美轮美奂的绘画、雕塑和建筑,以生动直观的视觉效果,扩大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而“罗马法复兴运动”,可能因为法学学术的艰深枯涩吧,就不大容易引起社会大众的兴趣;另外,中国知识界对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历史所知不多,也是对“罗马法复兴运动”不大熟悉的原因。实际上这也无足深怪,西方史学界对“罗马法复兴”的关注也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事,才几十年。

    至于“宗教改革运动”,后来引发了遍及全欧洲的“百年宗教战争”,有法国长达40年的“胡格诺战争”,还有把欧洲各国都卷进去的“三十年战争”,用中国评价“文革”的话来说,地地道道是一场“浩劫”!在其后的几百年里,对这场“百年宗教战争”,欧洲人的心态,可谓“谈虎色变”!直到二十世纪后半期,欧洲史学界才以比较理性和公允的态度介绍和评价这场“宗教改革运动”。

    显然,“宗教改革运动”远不像“文艺复兴运动”那样浪漫温馨。像欧洲人一样,中国人也不喜欢这种残酷的事情,因而对其没有多大兴趣,也是情理中的事。不过,“宗教改革运动”,无论看起来是否那么赏心悦目,也不管是否受到人们的爱恋与钟情,作为欧洲历史的组成部分,以及对欧洲历史的深刻影响,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近代早期“三大思想运动”之后,欧洲社会开始走出沉闷的中世纪,恢复了思想上的活力,现代化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步伐大大加速了。

    商业繁荣带来的财富和闲暇,养育了文化的发展,基督教的“世俗化”和“多元化”,造成“思想自由”的氛围和空间,因而大大激发了思想的创造力,欧洲迎来了“哲学革命”的高潮。欧洲哲学界在近代早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尔和培根。笛卡尔开创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同培根开创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两大哲学流派,既互相对立和论争,又互相促进和补充,其影响绵延不绝,至今在西方文化界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哲学革命”,增强和丰富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智力和方法,当人们把这种智力和方法转向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时,欧洲又迎来了“科学革命”的高峰。“科学革命”,群星灿烂,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便是我们熟知的伽利略和牛顿。巧的是,伽利略的去世和牛顿的诞生,是在同一年,这两位科学巨匠的伟大创造,前后相继,作为“科学革命”的标志,涵盖了整个十七世纪。

    “科学革命”的成就在生产活动中的应用,商业繁荣的财富转化为资本提供的激励,智慧之火加上利益之油,使欧洲社会的经济生活开始了革命性的变革。“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使欧洲告别了“农业文明”,迈进“工业革命”的大门,再加上航海技术进步和“发现新大陆”,新的市场和资源,更将“工业文明”的成就和影响,扩张到了全世界。

    进入十八世纪,“科学革命”的辉煌成就和“工业革命”的巨大威力,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科学”的信心,欧洲思想界开始把探索和征服自然界的“理性”方法,应用于对人类社会本身的认知,包括过去敬若神明和习以为常的宗教、国家、政治、社会领域的问题。这就是欧洲的“启蒙思想运动”。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对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运动”,我国的知识界是熟悉的,已经有比较充分的介绍和评价。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思想创造,后浪推前浪,日新月异的新思潮,冲决了传统思想的堤坝。以国家政治方面的理论创造来说,“君权神授”的国家观念,被霍布斯《利维坦》的“世俗国家”观念所取代;洛克的《政府论》提出,所谓政府的职责,便是保护人民的财产,而这有赖于一个“代议制”的政府;卢梭更提出了他著名的“天赋人权论”和“人民主权论”;孟德斯鸠则对现代国家的政府进行了“三权分立”的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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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思想运动”直接导致了欧洲的“政治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可以认为是思想和知识方面准备最为充分的革命。一场革命,自然有它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诱发它的“导火线”;不过,“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无疑是爆发“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同时,“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战争”对欧洲大陆的剧烈震撼,也极大地扩展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

    “启蒙运动”异彩纷呈的思想成果,需要进行新的综合,“政治革命”的心理震撼,也引发了更为深刻的哲学思考。康德和黑格尔,作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跨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哲学巨匠。

    显然,同探索自然有所不同的是,对人类社会的认知,不仅需要“科学”和“理性”的态度与方法,还有一个更为玄奥的“人性”和“价值判断”的问题。这属于“道德哲学”领域的问题,“启蒙运动”在这个方面的缺失和偏颇,使“法国大革命”时代“理性的狂热”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残酷杀戮,需要得到补充和矫正。于是,便有了康德“三大批判”之一的《实践理性批判》,这是一部关于“道德哲学”的名著。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黑格尔说过,“康德哲学是对法国革命的德国思考”,意思就是,现代化的历史进步,法国用革命战争手段完成的任务,德国可以用和平变革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现代化的目标模式虽然有共性,但实现它的方法和途径却可以有所不同。后来的哲学家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把“启蒙思想运动”称之为“法兰西意识形态”,而把德国古典哲学称之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叫做“过程的哲学”,当然,黑格尔那严整规范的“三段论式”,也并非无懈可击。

    康德和黑格尔,成为“启蒙思想运动”的集大成者,也是终结者。欧洲近现代史,截止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成就,大体上构筑起关于“现代化”的知识体系,也基本上揭示了所谓“现代性”的核心理念。

    到十九世纪,作为一种强势文明,主要是西欧国家,挟着现代化发展的辉煌成就,以强大的实力和凌人的优越感,走向全球性的扩张,在全世界建立起威势赫赫但颇为邪恶的“殖民帝国”。欧洲人可算应了他们那句名言了——“既是天使又是魔鬼”。“落后就要挨打”,不知是否也算一种“普世价值”?遍及全球的苦难与凌辱,世界各国无一幸免,中国也不例外。这就是中国人心中至今怀有隐痛的近现代史。不过,“打学生”虽然无疑是事实,可欧洲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毕竟是先行者,是“先生”,我们不应当在道德义愤的激情中迷失了理性判断的心智。既然我们这里谈的是现代化,就得按捺道德义愤的激情,因为“当学生”,无疑需要科学理性的心智。对欧洲人这些邪恶的往事,就换个地方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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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欧洲近现代史看到,欧洲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漫长的500年时间,欧洲先贤先哲的杰出贡献,还有英雄豪杰和广大民众的长期努力,其中也有许多曲折,甚至走了不少弯路,包括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才有了他们的后来。如今,欧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走得很远了,我们面临的任务,是现代化强行军的赶超。

    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聪明的做法,应当使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成为我们的智慧和财富,使我们的现代化之路,能够走得快一点、好一点、代价小一点、弯路少一点、更顺利一点。这就需要我们对欧洲的近现代史尤其是思想和知识方面的成就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如果多说一句,也包括避免走他们邪恶的老路:欺凌弱小民族、殖民扩张和世界战争。

    (此文系2009年5月在博源基金会“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研讨会的发言,由作者本人整理成文。本报明日推出此文下篇,敬请垂注。)

    作者:纪坡民

  • 苏门答腊

    2009-07-07 23:20:36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谁有兴趣统计下这期《读书》出现了多少次“宪政民主”?一笑

  • 笔旗

    2009-07-08 16:03:04 笔旗 (谨身节用)

    何 刚 听狗叫而知所有权 ,中心意思:存在即合理;资本是第一生产力。叫人恶心。
    周祖文 十八世纪及其遗产 .......41 ,泛泛之论,没有价值。。。
    王玄玮 司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过问政治? .......49 ,表面而粗浅,只表述了像泰国法院那样干涉政治不对这样一个意见。。。
    张 源 “法学家精神”与“贵族民主制” .......56 转述不精,问题是伪问题,没有找到病因。
    赵瑞广 “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 ..66 ,不以为然,大而空。

    李纪祥 一缕儒学 著译者言 .......73 颇有学识和洞见。
    短长书中燃油税、塑料袋与网议嚣嚣(田松),还可以;其他几篇没有什么思想意义,不知道靠什么发表的。。。,什么“德”的发见、什么“哲学之士”都很幼稚。





  • 苏门答腊

    2009-07-08 17:04:55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高估了王焱的学术能力

  • 苏门答腊

    2009-07-08 22:50:06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 纪坡民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性”

    这里有一个新的词汇,“现代性”,这和过去我们常说的“现代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涵义应该还是有些区别的。谈理论问题,先要弄清概念的涵义,因此,说理论就是咬文嚼字,也不无道理。

    我们先扯得远一点吧,“现代”这个词以及它所反映的观念,无论中国还是欧洲,在古时候是没有的;古代的人们一般观念都认为,过去的年代,同他们生活的年代,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人的说法,是“天命循环”和“王朝更替”,对远古时代还相当崇拜;欧洲受基督教影响,则有什么“千禧年”一类荒唐怪诞的说法。“现代”这个词和观念,是“文艺复兴运动”时代才有,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把他们所处的“现代”和此前的“古代”区别开来。所以欧洲人讲“现代史”,也从“文艺复兴”算起,这是距今约500年的事。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所谓“现代化”,大致说来,就是从那时到今天约500年来的历史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今天并没有结束,而且在加速进行;因此,如果我们把“现代化”理解为一个过程的话,那恐怕也就没有什么“后现代”的问题了。而“现代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从“现代化”的实际过程中提炼和抽象出来的一些理念。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我不大赞成秦晓(编者注: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的文中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区分。秦晓认为:“现代性”是指依照自由、理性等核心价值观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等一整套制度,即所谓“现代文明秩序”;而“现代化”,秦晓则理解为主要是“经济发展”、“民众福祉”、“民富国强”等。

    当然,秦晓说了,对“现代化”的这种理解,只是“中国语境”中的说法。应当承认,可能有不少中国人,对“现代化”就是这样理解的。大家想必还记得,周总理1975年在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的现代化”,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得到广泛宣传,实际上,这也是党和政府当年对“现代化”的理解。所以秦晓说的,在所谓“中国语境”里,大家这样理解“现代化”,也不为无因。

    这种对“现代化”的理解,其潜在的涵义是,那个时候,在党和政府看来,起码公开的宣传,我们的“社会制度”已经是很“先进”很“优越”的了,因而不存在需要“现代化”的问题。不过,中国改革已经三十年了,如今,对“现代化”作为普遍的社会观念,包括党和政府,实际上已不再这样简单化的理解了。就社会大众的普遍反映来看,仅“腐败”这一项,人们也不会认为我们的“制度”就那么“先进”和“优越”。

    “中国语境”,秦晓在划分“现代化”和“现代性”时选用了这样一个词,这本身也暗含着,把“现代化”仅仅说成是“经济发展”、“民众福祉”、“民富国强”,未必就是“世界语境”的理解,换句话说,并不具有“普世价值”。

    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如今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问题。大致说来,所谓“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民众福祉”、“民富国强”这些方面的内容,而且在“制度”层面上,还有“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更广泛更深刻的领域。在我们国家,解决前一个方面的问题,属于“发展”,而解决后一个领域的问题,称为“改革”,这是“中国语境”里的涵义。

    另外,秦晓还引用李泽厚的话,认为“现代化”与“现代性”,构成中国近代历史的“双重变奏曲”;这里指的是,为“救亡图存”而“民富国强”,同“科学民主”的“普世价值”,中国在近代上演的,就是这样一种“双重变奏曲”。

    对所谓“双重变奏曲”之说,或许也应该提出质疑。这是因为,“救亡图存”,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不仅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命题,它同样是欧洲国家曾经面临的历史命题,如果我们把历史向前推演一段的话,在欧洲的现代化历程中,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比如,为了建立“民族国家”,法国经历了“百年战争”,英国经历了“玫瑰战争”,而且英法两国经历的内战外战,远不只这一次;甚至“先生打学生”的事,也并非中国人独有的经历,在欧洲同样屡见不鲜,在“拿破仑战争”中,“耶那”一战,普鲁士六天便亡了国,德国人那时的心理感受,同“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恐怕没有什么区别;也许美国人讲的话,会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更深一点:“美国的自由,是无数爱国者的鲜血浇灌出来的。”

    从这种“双重变奏曲”的论调中,我们可以品味出的,似乎是一种对近代中国的哀叹,一股文弱的书生气,这大概与中国文化自宋代以来过于“崇文抑武”有关。其实,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到自己的苦难历史,关起门来一味地自怨自艾,而是读点世界历史的话,就会知道欧洲“现代化”的实际历程,并不像奥运会开幕式在乐曲声中列队行进那样浪漫温馨,也不是学者头脑的某种理念塑造出来的,其中经历的艰难曲折,各种因素,宗教派别、政治观念、经济利益、领土主权、社会阶级等各种冲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革命,战争,动荡,混乱,又何止“双重变奏”呢?由此,我们也许会生出一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慨,反过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会体验到先辈们那非凡的英雄主义。欧洲的崛起,他们的先辈自然也不乏英雄主义,不过,若与中国先辈的英雄主义相比较的话,区别是有点邪恶,不足为后辈称颂。

    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性”呢?关于“现代性”这种高度抽象的范畴,也许若干本学术专著也未必能说得清楚。不过,对“现代性”也可以有相当简单的表述,它只有两个词:“科学”和“自由”。可是这两个词,同时也是两个巨大的范畴,就像几条“几何公理”,经过推理演绎,会形成欧氏几何的庞大学科一样。有一位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的一本《世界范围的反现代化思潮》的书中,则把“现代性”概括为“理性”和“效率”,其实是同样的涵义。我倾向于赞成这个表述。

    二十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或者说“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先知先觉们从现代世界请进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科学”和“民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所谓“现代性”的理解。

    不过我认为,中国的先辈们对“现代性”的这个概括,是有些偏颇的。从纯粹理论的角度说,“自由”是个更大的范畴,而“民主”则是“自由”这个大范畴下面的一个从属的范畴。所谓“民主”,其实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即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自由,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组织政府的方式,其具体的形式,就是“普选制”。

    欧洲人从他们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治自由”须有必要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基础:概括地说,就是“经济自由”,或者说我们如今更为熟悉的,“市场经济”,还有“社会自由”,或者说我们可能还不大熟悉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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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所谓“民主政治”,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在政治生活领域的自然延伸;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能够得到健康而充分的发展,“民主政治”是水到渠成的事。为了大家便于理解,对这个“民主政治”的实现过程,我们仿照黑格尔那相当著名又颇有争议的“三段论式”,用一个公式来表述:

    “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不过,以上这个公式,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名著其实是政治学名著的《法哲学原理》中,实际上早已提出过,只是提法有所不同,这就是:

    “抽象法”——“市民社会”——“政治国家”。

    我们把它换个说法,只是为了避开黑格尔那艰深晦涩的思辨式语言;黑格尔其实也未必都是在故弄玄虚,他有他的难处——普鲁士当局的出版检查制度。今天看来,黑格尔说的“抽象法”,就是市场经济保护“产权”的民法,不是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吗?所谓市场经济的法,主要就是民法,所以这两者是可以等同的;而“市民社会”改为“公民社会”的好处之一,是会使中国人对这个概念不那么反感;至于“政治国家”,如果“君权神授”的思想站不住脚了,国家自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那不是“民主政治”,又能是什么呢?这样说起来,黑格尔那颇为玄奥的思辨式语言,大家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秦晓将作为“现代性”的“理性”和“自由”演绎展开为“现代文明秩序”的时候,列举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却没有提到“公民社会”,这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遗漏。我想,这可能不是秦晓的疏忽,而是反映了更深刻的问题:“公民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似乎还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盲区”,知识界许多人对此基本没有什么了解,而这又反映了我国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里一个重要的缺失——政治学。

    “民族特色”和“普世价值”

    ——兼对《矛盾论》作点解析

    从思想和知识的角度论述欧洲近现代历史,大概也需要若干部专著,这篇短文只能作点简要的介绍。不过,在世界范围,欧洲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这无疑是历史事实。那么,欧洲的现代化道路,对世界各国包括我们中国,是否具有“普世价值”呢?这个问题,如今在中国的思想界,又发生了新的争论;而且,中国改革的理论表述,或者说所举的旗帜,也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来,现代化道路的“普世价值”和“民族特色”,仍然是我国思想理论界一个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

    毫无疑问,如果简单地认为,承认“普世价值”,就是要全盘照搬欧洲国家近现代史即500年来的具体做法和途径,那自然是荒谬的。实际上,欧洲各国比如英国、法国、德国等,他们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并不相同,作为现代国家,其具体模式也各具“特色”。不过,以欧洲现代化历史的思想成就作为一个参照,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和思考世界各国包括我们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却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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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历史,也许更需要哲学。现代化历程中“普世价值”和“民族特色”的关系,其实是哲学领域的一个范畴或者说一条基本原理:“共性与个性”。这个基本原理,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有十分经典的表述: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个性之中”。

    我们谈“现代化”和“现代性”、论述“民族特色”和“普世价值”,把毛泽东这个哲学论断作为依据,原因是大家比较熟悉。

    不过,谈到哲学,就很麻烦;“诗无达诂”,哲学也一样。尤其在二十世纪主要是英语世界里盛行一种称为“解构主义”的哲学潮流面前,一切思想史上的“大体系”,欧洲基督教的《圣经》,以及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中国历史上的儒、佛、道,还有近代以来的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也包括马克思,都被拆解得七零八落,然后把它的各个细部,像放到显微镜下面一样,用各种方法、从各个角度反复审视。有什么样的“大体系”,在经过这样的审视以后,还能被人们认为“句句是真理”呢?前面引用的毛主席的几段话,我们用来作为进行论证的依据,可是,毛泽东这个哲学论断,其真理性又怎么样呢?

    这就需要费点笔墨,对毛泽东的《矛盾论》作点解析,当然只能很简略。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不多,主要是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文革”时代,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他的哲学著作自然也一样,而且唯其是哲学,大家更有点敬若神明的感觉,对它的真理性,没有什么人去怀疑。

    “李杜诗篇万口传,如今已觉不新鲜。”当年在欧洲,斯宾诺莎的哲学风行一时,后来却被人称为“死狗”,几十年后,黑格尔哲学也被人冠以同样不雅的称呼。时光流逝,毛泽东的哲学也不能免俗。而且,“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革”结束以后,情况不一样了,毛主席的错误被批判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人还认为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了,这也包括他的哲学著作。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不过,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时,人们找到的理论武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却是毛泽东自己的话,《实践论》里讲的,不信翻出来看看,一个字都不差。说起来,这件事颇有些吊诡,批判毛泽东的错误,反倒证明了他哲学的正确!看来,毛泽东的哲学,就像他用兵如神一样,还真有点魅力呢。实际上,对毛泽东的哲学,我们这些年也没有看到什么像样的批判文章。

    可是让我们有点吃惊的,倒是毛主席自己说的话。在后来出版的八卷本《毛泽东文集》中,我们看到,毛主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说过,对他的“两论”,他比较满意的是《实践论》,而对《矛盾论》则不大满意。可遗憾的是,对《矛盾论》,他什么地方不满意,却没有说。不过,既然对《矛盾论》,毛主席自己也不满意,我们也就“解放思想”了,完全可以对它作点分析。

    哲学问题,分析起来很麻烦。我们概括地说,这篇《矛盾论》军事色彩太重。说起来,人们认识世界,都是从特殊到一般,哲学家也一样。比如,康德,先研究天文学,后来进入哲学;黑格尔,则“行动在先”,是搞政治的,后来才进入哲学;罗素,先研究数理逻辑,后来成为哲学家……而毛泽东,则是从军事进入哲学的。同黑格尔一样,毛泽东也是“行动在先”,十年内战时,他的实践主要是打仗,其思想关注也主要是战争;长征到了陕北,稍有余暇了,毛泽东想把经验上升为理论,一边写军事著作,一边写哲学著作,这两类理论著述在时间上是交织穿插在一起的。所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带有军事色彩,这也不奇怪。问题是,当哲学家从特殊进入一般以后,他的哲学难免带有某些特殊领域的痕迹,而这些从特殊领域带来的痕迹,是否具有哲学的“一般”性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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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到《矛盾论》这篇哲学著作来说,“矛盾”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问题。毛泽东关于“矛盾”或者说“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对于“革命”和“战争”,可能是适用的,可是对于“和平”与“执政”,它还是适用的吗?它怎么容纳比如我们今天讲的“和谐”呢?至于更为广泛的领域,比如探索自然的范畴,就更难以适用“矛盾”这个概念了。让我们撇开哲学家,看看人们的一般观念吧,《现代世界史》的作者有这样一段话:“科学揭示出来的物质宇宙——井然有序,合乎情理,不偏不倚,平稳运转,没有冲突,没有对抗,没有斗争——成了许多思想家心目中的样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希望用来改造人类社会。他们希望使社会也能履行自然规律的法则。”对这段话里讲的自然规律是否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我们可以提出质疑,可是,把“矛盾”或“对立统一规律”当作普遍适用的哲学原理,对科学家们也讲什么“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能让他们信服吗?

    实际上,我们在《矛盾论》里看到,对“矛盾的普遍性”这一章,毛泽东的论证相当勉强和单薄,他并没有自己的论述,而只是引用了恩格斯和列宁的几段话。尤其是,他不是从“本体论”出发,由“物质和意识”、“实践和认识”这样一些基本范畴展开论述,因而很难具有哲学上“普遍性”的意义。

    显然,对我们上面引用毛泽东的哲学论断,如果有人对“矛盾”这个概念提出质疑,可能我们很难作出有充分说服力的解释。不过,如果我们把“矛盾”一词改为“事物”,毛泽东这个哲学论断的真理性,就一点疑义也没有了。

    应当说,毛泽东这篇《矛盾论》,可以提出质疑的地方还有很多。可是,《矛盾论》里“矛盾的特殊性”这一章,却相当有价值。实际上,如果把这一章里许多地方的“矛盾”一词改为“事物”,不仅很难对其表述的真理性提出什么疑义,我们还会发现,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实际是认识论范畴的问题,完全可以并入他的《实践论》一文,作为《实践论》相当重要的补充。

    结合我们讨论的“现代化”问题,我们可以认为,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欧洲各国的途径和模式,是个别和特殊的;而从这些不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中抽象出来的“普遍性”和“共性”,也可以认为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现代性”,则具有“普世价值”。

    至于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途径和模式,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完全可以借鉴一句我们过去很熟悉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自然是革命时代的一句老话,不过,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模式,完全适用“共性与个性”这个原理,对“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中抽象和提炼出来的基本理念,即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现代性”,应当实行“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相结合。在这个方面,在《矛盾论》的“矛盾的特殊性”一章中,毛泽东还有一些重要的论述,也有着很高的思想价值,需要我们认真地清理和挖掘,为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努力,寻找一点大家更为熟悉也喜闻乐见的哲学启示。

    “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的结合,自然需要从欧洲国家现代化的经验中“扬弃”一些不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比如,欧洲历史上是个基督社会,宗教传统深厚,因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关于宗教的争论很多,即使现代化实现了,宗教对民众仍有很大影响;而属于历史上基本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就未必要像洪秀全那样,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社会,也没有必要像康有为主张的,把孔夫子重新抬出来,立为我们的“国教”。这就好比,中国即使完全实现现代化了,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吃饭必须使用刀叉,是一样的道理。

    在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努力中,对于欧洲“现代化”历程和所谓“现代性”的认知,关于“共性”和“个性”的范畴,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也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去学习研究、仔细进行分辨的问题。

    对所谓“后现代”

    的一点怀疑和戒备

    我觉得,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讨论,我国学术界面临的一个特殊的困难或者说困惑是,“现代化”问题和“后现代”问题,搅和在一起了,这增加了问题的混乱和复杂性,也给我们对“现代化”的研究增加了负担和难度。

    “后现代”,这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传到中国来的问题,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未雨绸缪,也应该积极地去面对和研究它。

    “后现代”问题的研究,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很自然的事。按照我们一般的看法,中国进行现代化努力的目标,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已经实现了;可是,若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说呢,现代化虽然实现了,学者们自然也不会整天睡大觉或者只念过去那些老经,社会还在变化与前进,学术也要研究新的问题,这是很正常的事。或许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永远不会有完全“实现”的终点;可是,欧洲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遇到与过去的“现代化”有所不同的问题,便称之为“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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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哲学家说过:宗教的路线是“由确信到怀疑”,而科学的路线则是“从怀疑到确信”。我们知道,欧洲的先哲们,就是从对过去敬若神明和习以为常的传统思想和制度的怀疑开始的,经过批判和扬弃,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我想,依照“从怀疑到确信”的科学路线,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对“后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从“怀疑”开始。实际上,我本人也相当有点怀疑。

    对所谓“后现代”问题,我们举个《婚姻法》的例子吧。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婚姻制度,“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这些原则,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已经被关于“婚姻”的立法采纳了。可是如今,婚姻制度又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在西方国家闹得沸沸扬扬的“同性恋”,听说,西方国家有的已经把“同性恋婚姻”纳入《婚姻法》了。这个属于“后现代”的问题,似乎已经开始得到解决。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不过,事情也许并未了结,可能还会有别的问题。作为立法的目标,自然是要覆盖全部社会生活,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比如,婚姻制度还要面对更加奇怪的情况,比如中国人说的“二裔子”,医学上叫“两性畸型”的问题。

    按医学上的说法,所谓“两性畸型”,实际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假两性畸型”,其中又有两种,一种,表面是男性,实际是女性,一种,表面是女性,实际是男性;另一类,是“真两性畸型”,这些人,和女性在一起时,是男性,和男性在一起时,又是女性。

    对这种颇为怪异的事例,大概西方人也视为涉及“自由”和“人权”的原则吧。可遇到这种事情,又该怎么办呢?对“假两性畸型”,也许还好办些,检查清楚了,做点矫正的手术,也许问题就解决了;可对“真两性畸型”呢,依照尊重“人权”的原则,难道《婚姻法》的修改,要允许这个人既有一个妻子、又有一个丈夫吗?正在“现代化强行军”的中国,也许还顾不上这类事;不过,或许五十年后,我国再修改《婚姻法》的话,就会收到这样的“提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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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例子看来,所谓“后现代”,就是这类刁钻古怪的问题。也许我得申明,我并不反对“后现代”的研究,有些“后现代”问题,比如“环境”、“生态”、“资源”等,还有“生物工程”涉及的“伦理”问题,都是很重要而且有实际意义的。不过,“后现代”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相当单薄,同“现代化”的学术成就那庞大的思想与知识体系相比,远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对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我们对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现代”而不是“后现代”的问题上。

    我认为,对所谓“后现代”问题,不仅应当允许怀疑,还该有一点戒备。在我看来,有些所谓“后现代”思想,实际上却是“前现代”的。西方学者也承认,所谓“后现代”研究,有些就是从挖掘“传统”中得到的启示。

    当然,无论对“现代化”还是“后现代”的研究,我们都不应当对“传统”持绝对排斥的态度。王国维作为“国学大师”可谓毫无愧色了,可是他说:“学,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西。”对历史文化遗产,应当分别“精华和糟粕”,古人的思想未必都不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比如我们的外交官如今经常讲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是,传统社会的思想观念,无疑有许多东西是同现代社会不相容的。因此,我们应当有点警惕,不要把“后现代”研究,搞成“沉渣泛起”的局面,捡起一些“前现代”的思想垃圾,把历史糟粕当作学术“创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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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一向倡导“自由”、“平等”、“人权”的欧洲人,包括民众和学者,为什么会格外钟情达赖这样一位昔日的农奴主?

    说起来,达赖这个人智商算是不错的,经过西方情报机构的专业培训,在面对大众传媒时,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应对也颇为老练圆熟,不算走板的“西方观念”,加上“佛学真义”的大众化表述,俨然一个“现代活佛”呢。达赖这副面目,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如今又很有兴趣从“传统”中挖掘“后现代”思想资源的人们,似乎很对胃口。

    不过,达赖能够博得西方民众的青睐,或许欧洲人的社会文化心理,是更深一层的原因:欧洲的现代化虽然已经实现了,可社会照样问题成堆,有些人为了逃避烦恼,不免心生怀旧之情,把中世纪的庄园想象成“田园牧歌”的景象,一派诗情画意的浪漫情调。可是,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比如“农奴制”,已经在现代化的历程中被消灭了,而在“法国大革命”时代,许多当年的“王公贵族”,包括**赖地位相当的路易十六,都在法国革命竖起的断头台上被砍掉了脑袋,所以在他们那里自然没有达赖这样的人物了。如今,虽然法国的国庆节,仍然是“大革命”时代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可有些人的“历史反思”,却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对当年的“大革命”相当不以为然了。于是,在他们也许只是潜意识里,便希望西藏能保持原汁原味的“传统社会生态”,让过腻了紧张忙碌又单调重复的现代都市生活的人们,就像到非洲“野生动物保护区”去饱饱眼福一样,到西藏这块“中世纪庄园的保留地”去领略一番那穿越时空的异域“文化”,调剂一下精神,也是一桩颇为令人愉悦的快事呢。

    因此,对中国在西藏废除农奴制的行为,他们自然也就耿耿于怀了。

    如果这也属于“后现代”思想,我们有点怀疑与戒备,则不为多余。

    (此文系2009年5月在博源基金会“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研讨会的发言,由作者本人整理成文。)

  • ourmfzh

    2009-07-25 12:18:56 ourmfzh (不如大肚)

    说实话,我一段时间没买读书,这月买了,很失望。难道真的“右”倾了?提宪政民主那一套我并不反对,但是这不是读书的风格。我记得以前讨论儒家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一支持一反对刊登了两篇文章,现在读书倾向性太明显了。

  • 熊 小小

    2009-07-26 00:21:30 熊 小小 (你的石头是心做的麽)

    我说实话
    我有点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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