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离任纽约爱乐乐团的洛林·马泽尔

2009-06-29 16:14:26 来自: deRud

马泽尔亲历记

诺曼·勒布莱希特 著
唐若甫 译

时间：2001年5月30日
地点：德国慕尼黑

洛林·马泽尔健步迈进慕尼黑饭店的前厅，活像一个刚找到份新工作的年轻人。他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71岁年轻10岁，事实上他刚打满三局网球。指挥家皮肤通红，修剪整洁，觑着眼上下打量我起来：朋友还是敌人？

慕尼黑早已成了他最后一站岗位。在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合作的十年光辉岁月之后，马泽尔准备卸甲归田。回到他的大牧场，写一部有关奥维尔（Orwell）作品的歌剧，拉拉小提琴，或在乐意时客串一回客席指挥。但命运女神恰恰对萌生退意的马泽尔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2000年11月在纽约，25年来他首次指挥了爱乐乐团，演出后一支由乐师组成的代表团出现在他跟前，请求他出任乐团的音乐总监。

午餐难免洋溢着乐队行政总监扎林·梅塔的“劝降”之辞，紧接着的便是董事会一面倒的投票。第二天一大早就宣布了任命，那时《纽约时报》的首席评论员还在写一封呼吁书，祈求“除了马泽尔，谁都行”呢。

即使不把乐队一位监师说漏嘴的“马泽尔只是个停车加油式的任命”计算在内，这也不是接任一个伟大乐队最风调雨顺的方式。他们告诉库特·马舒尔说，他太老了，不能再干了，而后乐队又像短期租赁一样弄来个和圣诞老公公年龄相仿的人。世界最富有的乐队只有在一旁呆若木鸡的份儿；马泽尔则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一头职业孤狼玩转穿梭于社交应酬之间，只有在守侯已久的镜头前才允许自己莞尔一笑——也是寒光凌凌。

6个月后的今天，他仍在惊讶之中。“他们真的录用了我。”他说，“很显然我倍感荣幸。到现在也一直很快乐。我和乐队中的许多演奏员都很熟：是我在其他乐队给了他们第一份工作。我们的关系可非同一般。”

合同马上就签好了——一年里14个星期待在纽约，外加4周费用保密的巡演，总金额估计在200万美元上下。“他们给我5年的合同，这个‘停车加油’好像也太久了些。”马泽尔冷冷地说道，“我说我最好签4年。两年后我会决定是否值得再继续干下去。工作很富挑战性，而当地民众认为我能胜任则令我非常荣幸，好像被捧上了天。”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告诉我98岁的老爸。他是个老式的地道纽约人，对他来说除了纽约就没别的了。”马泽尔说，“我做过的每件事——柏林、伦敦、维也纳——他只是说‘噢’，但当我说：‘老爸，你不会相信这个的，可你还记得你的老城纽约吗？听着，我得到了爱乐乐团。’‘噢。’他说，‘这才叫工作……’”

其实正因为马泽尔游走的时间相当长，人们才会轻易地忘记他是从50名马勒与托斯卡尼尼的徒孙中脱颖而生的最终幸运儿，成就来之不易。他当演员的父亲战时在一家弹药厂当夜工，而他从那时起就开始呼吸“钢铁之城”匹兹堡呛人的烟雾了。

“我在匹兹堡交响乐队拉了三年小提琴来维持高中的学费。”他回忆道，“我有在斯托科夫斯基、威廉·斯坦伯格、伯恩斯坦、罗津斯基和坎泰利棒下工作的有趣经历。我整天工作，参加弦乐四重奏，开独奏音乐会——每晚8点到午夜还要上夜校，学习经济、文学、法语、俄语。我咬紧牙关一定要接受大学教育。”

“维克多·德·萨巴塔听了我指挥的一场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交响曲》，就来找我。我说我真的很怀疑自己当指挥是否够格。他说：‘你该做的不是怀疑，而是学习。去欧洲，学点意大利语。’”

于是马泽尔在1951年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①——“我有生以来惟一所求的东西。”他临时抱佛脚，强记了10页意大利语会话手册，竟然在考试时蒙混过关。其中一位监考人若干年后告诉他，他离开后考场掀起一阵波澜，人们都为一个21岁小伙子成功地吓唬到了布赖特奖的雄心欢呼喝彩。“这改变了我的一生。”马泽尔说。

仅仅是在其后短短9年内，他成为在拜罗伊特指挥的第一个美国人，德·萨巴塔还把斯卡拉歌剧院的一场全球首演托付给他。然后他开始指挥柏林歌剧院和广播交响乐团，并且在奥托·克伦佩勒的怂恿下发展同伦敦爱乐的关系。

克伦佩勒在好莱坞指挥了马泽尔参加的第一场音乐会，那时他才6岁。当马泽尔后来提到这件事时，老前辈咆哮道：“所以我对你的职业要有负罪感？”马泽尔至今仍然很喜欢爱乐乐团——“一个多么敏感的集体。”

在克里夫兰和匹兹堡的乐队，他以极度精准和冷淡的同事关系而出名。在维也纳指挥歌剧院骚动的两年中（1982-84），他因删减了维也纳最受人喜爱的歌剧而遭到谋私利的政客与通俗小报喧嚣的穷追猛打；马泽尔坚持他这样做完全是要保证每出歌剧都排练得当。当他10年前寻求接替赫伯特·冯·卡拉扬出任柏林爱乐失败后，他咄咄逼人地盯了乐师们一眼，说他不会再自寻麻烦来指挥这支乐队了。他有种音乐职业上的铁石心肠，为此在指挥酬劳和对乐师苛严的标准两副牌局上投下越来越多的赌注。

然而一谈起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刻，马泽尔便只记得艰辛工作和美好时光了。“不管我干哪行，我都要要有掌控的特权。”他仔细想了想，“只要人们要求我为音乐的前途指引道路，我总会不遗余力。我不相信有谁从16岁起比我更加努力地工作过。我从不同时带两支乐队，而那恰巧已成为我同行的惯例。音乐家一旦尊敬指挥家就愿意为他赴汤蹈火——指挥家也就尊敬他们了。我自己就是个演奏员，别无选择。”

我们谈了一个小时，这时他才说出了衷肠。“你会同情人吗？”他问道。

“我试试。”

“设身处地为我想想。如果你是我，那鉴于过去几年里你对我及我的收入不甚愉快的报道，我为什么还要坐在这儿与你谈话？”
我早等着这个问题了。早在几周前马泽尔还在马德里的时候，记者们便将我的书断章取义，照本宣科地数落起他。我的西班牙出版商告诫我，由于书中职责马泽尔抬高表演者身价并以固执己见的酬劳向古典音乐经济施压，书的销售就等着一败涂地吧。但马泽尔并没有坐以待毙，他反而致力于澄清事实。他说在纽约只花了不到五分钟就定下了收入，这是因为有市场价，而他正好是处于顶峰的一类。他交税、捐助慈善、抚养子女。他也在考虑削减年俸以缓解古典音乐的困境，可惜这只是杯水车薪。

这是一位特立独行的音乐家最为真实和无可驳辩的一面，而与此同时，也是追寻他父亲佛教理想的一种乐善好施。洛林·马泽尔是个复杂的人物，他在前半个世纪的作用仍无可估量——有太多的还鲜为人知，而他更大的丰功伟绩则仍未到来。

能断定的是，马泽尔在艺术上和个性上都变得温顺了。他有一个年幼的家庭，孩子们8岁到13岁；他头戴纽约贵冠的荣耀；还能心满意足地听到自己作品的演出并受好评。“有些人老来蛮，”洛林·马泽尔说，“我则老来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