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国古代萨满昏迷中的药物问题

2009-06-19 18:20:29 来自: dandanthebox(元亨利贞)

Concerning the Hallucinogens for Shamanic Ecstasy in Ancient China
王纪潮撰(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
《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4卷第1期(2005年)：13～28页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Vo1．24 No． 1(2005)

摘要
　　　　
萨满教是中国先秦两汉社会一直存在的宗教现象，其主要特征是依靠昏迷技术与鬼神世界交通、招魂和治疗病人。在萨满昏迷当中，麻醉性的药物既是萨满的工具、巫医合一的标志，又是仪式象征和宗教崇拜物。
　　　　
中国上古社会可能存在药用植物的崇拜，乌头、附子可能是萨满昏迷中的致幻剂。春秋战国之后由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主流意识，萨满昏迷幻境所产生的神性遭到了官方“天命”的意识形态抑制，这造成了巫医的分离，并有可能影响到了萨满医疗技术的转向，但也扩大了昏迷药物的使用范围，促进了医疗技术的发展。两汉时期，医疗技术的独立发展可能是萨满昏迷药物渐至湮没的原因。
　　　　
张光直很早就指出中国上古社会的萨满教性质，他的研究重点是放在政治、神话、艺术之间的关系上面。在谈到中国社会萨满的特征时，他引用了《九歌‧ 云中君》关于云中君飞行的一段文字。这种飞行是什么性质的飞行，他没有讲，但他随后在书中提到了周策纵教授的一项研究，“巫是最早使用药物，并把医术传给了古代的君主与圣贤”。这二者之间有无联系，张本人也没有讲，只是认为周的观点有趣。
　　　　
学术界认为萨满教区别其他巫术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巫术飞行。按照埃利亚德(M．Eliade，1907—1986)的解释，所谓的“飞行”就是萨满本人相信他处在幻境(trance)期间，灵魂飞上了天或者下到了阴间([3]， 5页)。埃利亚德认为舜就是中国传说中第一个有飞行能力的人([3]，448页)。从科学上看，古人的飞行只是一种幻想。但是，在世界各地大量出现的这类飞行传说和神话，如果仅仅用“这是人类的幻想”这一句话打发掉，那么古代社会的宗教意识形态的研究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今天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真正萨满教的先决条件就是有无幻境([4]，74页)。幻境的产生除了西伯利亚极地地区有天然疾病因素造成人的精神紊乱和个人的天赋异禀之外 ([3]，24页)，多数地方的萨满昏迷(Shamanic ecstasy)都有依靠药物来获得的证据。
　　　　
目前国外考古学界掌握的材料也支持这个论点，萨满利用药物的考古证据其时间一直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①。
　　　　
人类药理学(ethnopharmacology)和精神药理学的研究发现，初民社会通过使用致幻性植物发展出昏迷性药物②的崇拜是一种跨文化的现象。人类在文明之初的采集活动和医疗实践中常常会遇见各种麻醉l生或毒性植物，它们对大脑神经系统产生的致幻作用很容易就被吸收到早期的宗教活动中。一般来讲，掌握昏迷药物知识的都是部落的知识分子、巫觋或萨满，昏迷药物能更方便地使之与鬼神交通，这就很容易形成对昏迷药物的崇拜。在印度有以苏摩 (soma)为中心的药用植物崇拜③，在南美印第安人有佩约特(peyote，一种有麻醉作用的仙人掌)崇拜，在北美的印第安人当中，几乎所有部落都存在曼陀罗(Datura)植物的崇拜，原因就是它能引发萨满的基本行为，如巫术飞行、下阴间、转变为美洲虎、带回病人的灵魂等([5]，137页)。在萨满教的原发地西伯利亚，萨满们则普遍流行蘑菇治疗仪式。过去我们对非洲的情况一无所知，近些年考古学家在撒哈拉也发现有人类使用致幻性蘑菇的早期宗教崇拜现象，如在阿尔及利亚的高原(Tassilli)廷塔扎利夫(Tin—Tazarift )遗址发现的距今7000～9OO0年表现萨满昏迷舞蹈的岩画。然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却缺乏对麻醉性植物的崇拜现象的类似记载，这就令人感到奇怪。是不是中国人特别理性，在宗教活动中不使用致幻剂，或者就没有类似的麻醉性植物呢？恐怕还不能这么肯定。我认为这大概是由于中国古代较早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官方意识形态，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官方文献，所以很少记录萨满昏迷或者巫术飞行的事例，也就很少有相关麻醉性药物的记载。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儒家文献一般是经过学者整理之后的文本，许多有关萨满昏迷的材料被认为荒诞不稽而过滤掉了。这就使我们在讨论中国古代医学发展进程时，疏于对药物最初发生的宗教意义和文化意义的研究。
　　　　
我们知道，中国先秦文献在谈到巫、医时往往不加区分。《论语‧子路》：“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说文》：“医，治病工也。……医之性然，得酒而使。”古文“医”为“臀”、“整”。《广雅‧释诂》：“臀、觋，巫也。”王念孙云：“臀即巫也。巫与臀皆所以除疾。故臀字或从巫，作璧。” ([8]， 126页)“殴”字从“酉”、从“巫”，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在先秦时期，酒的陶醉功能使之成为巫术仪式中的主要助祭品，医字从“酉”、从“巫”，正是巫医合一的文字证据。巫的本领就是上天人地与神鬼交通，酒是他们用来交通的媒介。所以柳存仁认为：“巫医也许正是一种萨满的身份。”[9]前面我们提到周策纵认为“巫是最早使用药物”的医生的观点，酒在巫的那里又何尝不是陶醉性的药物呢？这一点可能是中国缺乏某种陶醉植物崇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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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60年在伊拉克的Shanidar洞穴第Ⅳ期(距今5万年)的土样分析中，发现的8种花粉有7种具有医疗作用。参见文献[4]第65页。
②萨满在仪式中为达到昏迷效果所使用的一切有致幻作用的天然植物和人工制品都是昏迷药(Hallucinogens)。前者如大麻、曼德拉草、颠笳、天仙子、佩约特仙人掌、毒蘑菇等，后者如酒、soma、鸦片、死藤酒等。天然植物的功用大致可分为兼有镇静作用和陶醉作用的“麻醉性植物” (narcotic plants)，如曼陀罗、飞伞菌等，和能上瘾的“陶醉性植物”(intoxicant plants)，如大麻、烟草，也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说的毒品(drug)。陶醉性的植物是强调药物的自我感觉，麻醉性药物强调的是药理作用，而本文说的昏迷药(致幻性)主要是说麻醉药的社会功能。
③苏摩到今天也没有确定是何种植物，有人(RG Wasson)说是蘑菇属的植物，多数人认为是麻黄类(ephedra)、洋萝摩苷(Periploca)等麻醉性植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苏摩酒具有昏迷作用。 《梨俱吠陀》中有人说，喝了苏摩酒成为神仙(Rig iv.48.3)。在吠陀时代形成了印度仪式中最为复杂的苏摩祭(soma-y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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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原因。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古代巫医(shaman physician)的知识体系和宇宙论与原始宗教(magico—religion)可以等同视之[10]。在巫医合一的状况下面，早期药物的使用必然有宇宙论的色彩。这其实在中国历代医疗典籍中都有反映。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除了酒以外，在萨满教(巫教)这个大传统下面，有关萨满昏迷的药物也就是类似于苏摩(soma)、曼陀罗等陶醉性植物在先秦两汉的社会是否存在，是否也有同样的作用。从巫医的同源性上讲，文献记载有昏迷作用的药物都会被上古时期的巫医使用，尽管这些医学著作都有文人的加工整理，去掉了所谓荒诞不稽的东西，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可能与萨满昏迷药有关的描述。有幸的是，近些年出土的简帛也多有医疗方面的著作，这些没有被官方整理过的出土文献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民间的意识状态。我们就结合这两方面的材料对先秦两汉时期有关萨满昏迷的药物作些探讨和比较。
　　　　
1药物与萨满昏迷
　　　　
萨满昏迷是一种与超自然神灵交通的能力，它表现为萨满能够上天入地的飞行，它只是一种幻境。这种幻境的获得除了个别原发性的癫痫、癔病患者和瑜伽修炼([3]，411页)获得之外，一般要靠药物获得，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吸毒。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家安德鲁‧威利(Andrew Weil，1942～)指出，渴望陶醉也是一种普遍性和自然的现象，是人类状态的本质部分，它也根植于整个哺乳动物([4]，97页)。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文明都在使用毒品的历史原因。
　　　　
公元前3400年苏美尔人的泥版文书里面就发现了代表罂粟的表意符号hul和gil，意思是“快乐植物”；巴比伦图书馆发现的医书中，115种药品里面有42种与鸦片有关，当时的医生认为鸦片可以治疗所有的疾病[11]。希腊的材料记载，从公元前13世纪的迈锡尼女神直到古典时代的丰产女神德墨忒尔(Demeter)的崇拜中，鸦片都在仪式中起重要作用([5]，159页)；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32 BC)专门提到斯基泰人(Scythians)有抽吸大麻以获得昏迷的情况[12]。人类学在萨满教的调查中发现萨满利用吸食鸦片、大麻、烟草或其他毒品进入昏迷状态的事例就更为普遍。早在1905年，乔基尔森(W．Jochel-son)就注意到西伯利亚的萨满吃毒伞菌“产生的毒副作用、幻觉和谵妄以进入昏迷状态。”([4]，98页)在美洲的考古材料中，目前发现最早的毒品见于德克萨斯的Bonfire Shelter遗址的一种灌木名为侧花槐树(Sophora secundiflora)的麻醉性果实，碳14测定的年代距今是10440～10120年([4]，140页)。最早的佩约特(Lophopora williamsii，鸟羽玉)遗存的时间距今也有9000年([4]，141页)。
　　　　
中国考古学界限于技术条件，很少作植物取样分析，从我们所见到的新石器时代的大量植物纹样来看，还没有直接证据说当时社会就使用陶醉性植物作为装饰。目前所知道较早的材料有甘肃东乡林家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3陶罐炭化大麻籽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的大麻籽等药物[13,14]。它们可能会与昏迷和陶醉有关。根据现在国外同行们对陶器纹样的分析，那些所谓的圆圈纹、波折纹、涡纹等旋转性的不规则的图像都是萨满在昏迷之中与超自然联系的象征 ([4]，123页)。如果这种解释不错的话，那么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萨满昏迷的符号就非常普遍。在先秦的文献中，仍有暗示萨满使用麻醉性的药物帮助昏迷的材料。《山海经‧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寞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又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山峰在萨满教中代表宇宙山，登山是萨满昏迷中的升天典型象征([3]，266～269页)。《山海经》把群巫登山与草药联系在一起，似乎暗示了中国的巫教传统同样在使用致幻性的药物①。在战国成书但经过后儒修订过的《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和《黄帝内经》②，我们可以找到当时萨满昏迷可能使用的一些麻醉药物。
　　　　
世界各地的萨满昏迷所用的麻醉药一般是有毒药物，如毒蘑菇、佩约特仙人掌、莨菪、大麻、曼德拉草等。这些植物都是非成瘾性(non— addictive)的药物，但是服用后毒性发作能够引起昏迷或者幻觉的效果，属于人类药理学中讨论的致幻药(Hallucinogens)一类。《本经》把所记载的药品分为上、中、下三品，以无毒为上品。从这一点看，这显然是经过后人修订的结果。在《本经》中有几种药物可能会用于萨满的昏迷之中，它们是：云实、麻黄、莨菪(孙本作荡)子、狼毒、羊踯躅、芫华、鸡(乌)头和附子等。
　　　　
《本经》云：
“云实，味辛温。主泄利(旧作痢，《御览》作泄利)，肠湃，杀虫，蛊毒，去邪毒结气，止痛除热，平主见鬼精物，多食令人狂走。久服，轻身通神明。生川谷。”(上品)
　　　　
“麻簧，味辛平。主五劳七伤，利五藏，下血，寒气，多食，令人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一名麻勃。麻子，味甘平，主补中益气，肥健不老神仙。生川谷。”(上品)
　　　　
“莨菪子，味苦寒。主齿痛出虫，肉痹，拘急，使人健行，见鬼，多食令人狂走。久服轻身，走及奔马，强志益力通神。一名横唐。生川谷。”(下品)
　　　　
“芫华味辛温。主咳逆上气，喉鸣，喘咽肿，短气，蛊毒，鬼疟，疝瘕，痈肿，杀虫
鱼。一名去水。生川谷。 ”(下品)
　　　　
“狼毒，味辛平。主咳逆上气，破积聚饮食，寒热，水气恶创，鼠瘘，疽蚀，鬼精，蛊毒，杀飞鸟走兽。一名续毒。生山谷。”(下品)
　　　　
“羊踯躅，味辛温。主贼风在皮肤中，淫淫痛，温疟。恶毒，诸痹。生川谷。”(下
品)
　　　　
“鸡头，味甘平。主湿痹，腰脊膝痛，补中，除暴疾，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神仙。一名雁喙实。生池泽。
　　　　
”(上品)“附子，味辛温。主风寒咳逆邪气，温中，金创，破症坚积聚，血瘕，寒温，足踒(《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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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约瑟曾认为，《山海经》中巫与长生不老丹和草药有关，原因是修炼服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4页)。这可能把后来的神仙思想与萨满教的昏迷弄混淆了。《山海经》作品的最晚时代应该是战国时期(参见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36 页) ，神仙思想还没有在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
②《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马王堆帛书有《黄帝书》，《内经》应该不晚于战国。李学勤认为其部分内容来源于楚国(参见李学勤等：《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6页)；余嘉锡认为《神农本草经》也应该在周末，其说可从(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第6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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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作痿)。蹩拘挛，脚痛，不能行步。生山谷。 ”(下品)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本经》中记载的这些药物一定就被先秦两汉时期的萨满们使用过，但它对药物非医疗后果的表述来看，云实、麻黄、莨菪子的特点都是“见鬼”、“狂走”、“久服轻身”，不难看出这是当时巫医服用之后的体会。 “见鬼”应该等同于萨满昏迷中的幻视，“狂走”就可能与萨满飞行的感觉有关，这些都是药物麻醉后的迹象。芫华在《本经》中没有记载服食的效果，但是阜阳汉简《万物》第38简云：“草以元根也，轻体以越山之云也。”简文的描述完全符合萨满在昏迷中感觉到的飞行体验，整理者认为此药即芫根。
　　　　
在初民社会中，致幻性植物往往用于宗教仪式，不同的地区使用的致幻药也不一样，有的只有一种，有的则不止。如西伯利亚的萨满只用飞伞菌，印度在吠陀时期用苏摩，也用曼陀罗，北美印第安人使用的昏迷药物种类就更多一些。中国早期社会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我认为应该也有。我们在文献中可以找到一条证据说明祭祀活动中有麻醉草药的痕迹。《周礼‧笾人》云：“笾人掌四笾之实。朝事之笾，其实建、黄……”①《周礼》的这条祭祀记录反映了中国早期的宗教活动可能有陶醉性植物的参与。鸡头和附子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下面再专门讨论。狼毒、羊踯躅都是下品药物中毒性强烈的药物，《周礼‧医师》所谓“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郑玄注：“毒药，药之辛苦者。药之物恒多毒[17]就是指的这一类药物。目前，我们没有证据说它们在萨满的昏迷中起作用，不过先秦文献所称的“毒”首先是有宇宙论方面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今天单纯的毒理意义[18]。毒药的本义与治疗有关，即《黄帝内经》所谓“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19]，卷4)的意思，而治病也恰恰是萨满昏迷的一个主要内容，因为萨满本人在社会中的作用首先就是医生、神秘者或知识分子([5]，64页)。就是在今天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萨满仍然是部落的惟一医生。[20]他们在仪式上使用的昏迷药或毒药会很方便地转移到医疗方面，例如用做麻醉剂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后来的医药文献来看，羊踯躅、狼毒常常和乌头、附子一类毒药配伍，也的确作镇疼、去痈疽之用，如《备急千金要方》卷22第183方。另外，西方和阿拉伯也很早就用野卜卢黑(Yabrah，狼毒或曼陀罗花)作麻醉剂。这也可以旁证狼毒、羊踯躅一类的药物具有麻醉作用，它们有可能用于萨满的昏迷活动。
　　　　
2乌头、附子可能是萨满昏迷中的致幻剂
　　　　
在人类学的调查中，不少地方的初民社会都有以引发幻觉的麻醉性药品形成的祭祀和植物崇拜，萨满使用这些致幻性植物帮助实现昏迷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与超自然的联系( [4]，134页)。在美洲印第安人昏迷的仪式上一般是以一种药物为主，如曼陀罗或者佩约特，其他的致幻性药物还有毒伞菌类(Agaricaceae)、仙人掌科(Cactaceae)的佩约特、旋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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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祭祀笾实之麻黄为何物，历代多有讨论。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1O，中华书局，1987年，第381页。现代中医认为此麻黄即有毒之桑科植物大麻籽(江苏新医学院：《中药大辞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2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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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olvulaceae)的考克斯惠特[coxihuitl，是中美洲纳瓦特(Nahuaf1)语“植物蛇”的音译]、豆科 (Legum/nosae)的大果阿那豆(Anadenanthera peregrine)所做的鼻烟、龙舌兰籽、虎尾藤科[Malpighiaceae，即用南美卡皮木(Banisteriopis caapi、Ayahuasca)]等植物做的死藤酒、亚马逊地区肉豆蔻科(Myristcaeae)中的一种鼻烟制品和茄科类植物 (Solanaceae)等([4]，100～101页)，为了加强效果也有混用其他的昏迷性药物的现象。我想，先秦和两汉时期社会如果盛行萨满教的话，这种利用麻醉药物的帮助达到幻境的现象应该是存在的，尽管传世文献会遭到不语乱力怪神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删削，但多少还是会留下痕迹。上文所举《本经》记载的一些药物可能就与萨满麻醉有关，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里面哪种致幻性植物药物一定就是萨满使用的昏迷药，但是从“见鬼”、“轻身”之类描述中，我们不难知道这可能是早期巫医自己服用这类药物后的昏迷体验。从我们目前看到的材料来分析，乌头、附子最有可能扮演昏迷药的作用。
　　　　
关于乌头、附子或堇，历代文献说法较多，基本上是指Aconitum carmichaeli在不同生长阶段和不同地区的叫法。《本经》云：“乌头，味辛温。主中风，恶风，洗洗，出汗，除寒湿痹，咳逆上气，破积聚，寒热。其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一名奚毒，一名即子，一名乌喙。生山谷。”《说文》云：“前，乌喙也。”《尔雅》云：“芨，堇草。”郭璞注：“即乌头也，江东呼为堇。”《淮南子‧主术训》云：“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高诱注：“鸡毒，乌头也。”[22] 《急就篇》云：“乌喙、附子、椒、芫华(颜师古注：'乌喙，形似乌之觜也；附子，附大根而旁出也。此与乌头、侧子、天雄本同一种但以年崴远近为殊，采之有异功用亦别。说者云，一岁为侧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23]乌头的主要成分是六种生物碱：次乌头堿、乌头堿、新乌头堿、塔拉胺(Talatisamine)、川乌堿甲和川乌堿乙，它们对心脏和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毒效作用[24]。李零认为，服食乌头与当时社会的神仙观念有关[25,26]。我认为，这应该还是稍晚的事情。考古材料证明早期人类社会还没有形成长生的观念，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及美洲[如奥尔梅克(Olmec)文化，公元前1200～前400年]反映昏迷、灵魂不死和再生的观念的材料都要早于反映长生不死观念的材料。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普遍发现了保留灵魂出入之小孔的瓮棺葬材料，如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人类使用致幻性植物的年代不仅一直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可以说它是灵长类都喜欢享用的植物。研究萨满教昏迷药物20多年的人类药理学家特伦斯‧麦肯纳(Terence McKenna，1946～2000)指出，人类使用麻醉药的时间非常早。采集时代的人类是什么植物都吃，如蘑菇一类很容易使人们进入昏迷 (Ecstatic)的致幻性植物，人们就会反复来体验它(对猴子所做的实验也能够证明这一点)，并因它的巫术魅力产生了宗教意识。他不同意埃利亚德所认为的萨满使用麻醉药(narcotic)是萨满教衰落的看法，这一点我很同意。这反过来也说明昏迷药出现的时间比神仙不死药出现的时间更早，前者是由其物质属性决定的，是自然的客观存在，后者则需要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带有更多的文化和宗教意义。 [27]山田利明曾将神仙的概念概括为二条，他说： “神仙一词表达'了这两个特点。不死和飞行天空的能力，是神仙最大的特点。……因此，欲求不死，必须依靠神仙拥有的不死药。……换句话说，追求现世的永远继续和对死的畏惧，以及支撑这种想法的神药信仰，是神仙说的基础。”[28]那么人们如何形成不死和飞行的概念或者如何获得神仙的不死药？最方便和最可能的途径就是来自巫师、萨满的医疗实践。他们在服用致幻药后产生的飞行感觉，与神仙的飞行有形式上的一致性，昏迷药和不死药之间的转换和继承就极有可能。有关昏迷药与不死药的关系，我另有文章讨论，兹不赘述①。
　　　　
在中国古代，萨满、巫师应该有常用的麻醉性药物来帮助昏迷，乌头类植物在中国分布广泛，毒效强劲，最有可能服食。
　　　　
首先，文献中有些记载可能就是乌头作为祭品的证明。《周礼‧笾人》云：“加笾之实：菱、芡、栗、脯。”关于芡，历代注家大都认为芡是鸡头，但究竟是药材之乌头，还是水生植物鸡头实，争论较多。《方言》：“芡，鸡头也，北燕谓之莅，青徐淮泗之间谓之芡。南楚江湘之间，谓之鸡头，或谓之雁头，或谓之乌头。”崔豹《古今注》云：“芡，鸡头也，一名雁头，一名芰。叶似荷而大，叶上蹙绉如沸，实有芒刺，其中有米，可以度饥，即今茑子也。”[29]钱绎认为应该是类似菱角的鸡头实，而非乌头的异名——鸡头。 [30]王念孙则认为芡为堇草([8]，327页)。联系笾实有麻黄一事，如果笾实之芡为药物，则有可能是远古萨满、巫师祭活动使用昏迷药物的遗迹。
　　　　
其次，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草毒的认识往往与昏迷的概念有关，昏迷是治疗的一种必要过程。孟子曾引《尚书‧说命》“若药不暝眩，其疾不瘳”来比喻国家的治乱的关系。 [31]《说文》：“眩，目无常主也。”《释名‧释疾病》：“眩，悬也，目视动乱如悬物，遥遥然不定也。”[32]所谓的“暝眩”就是药性发作后的昏迷状态。现代医学证明，乌头有乌头堿(Acon—itine)，有镇痛麻醉作用，服食乌头后会陷入昏迷。近年公布的荆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各有《礼记‧缁衣》中的一段文字：[33,34]
　　　　
今本：“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
郭简：“故君民者，章好以视民欲，懂恶以涸民淫，则民不惑。”
上简：“谷。数恶以虚民淫，则民不惑。”
　　　　
整理者释“懂”为“谨”与“慎”相通。《说文‧广部》：“瘥，病也。”故廖名春释“懂”为“瘥”，训为“病”。他认为：“'数'、隍'皆为'瘥'之借字。”[35]我认为廖说合理。 “懂”通“堇”，“懂”的字义应该源于堇草之毒性，所谓的“瘥”，应该源于堇毒引发的病状。该文文义即：知道懂之恶，则可免于迷惑。这在语气和逻辑上完全连贯。这应该是堇草与昏迷之药有关系的一条非常直接的证据。
　　　　
其三，在东周秦汉时期社会已经非常了解乌头类药物的麻醉和毒副作用。例如《左传‧僖公四年》载晋献公所宠骊姬欲诬公子申生以堇毒杀献公②；《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为燕王作说客劝齐王还燕城池，说：“臣闻饥人所以饥而不食乌喙者，为其愈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今燕虽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疆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而疆秦敝其后，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乌喙之类也。”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中发现的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的汉初律令中的《二年律令‧贼律》中有一条文字与堇有关：“有挟毒矢若谨(堇)毒、糙，及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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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纪潮：《昏迷药与不死药》，“宗教与医疗学术研讨会暨亚洲医学史学会第二次年会”(台北，2004年)论文，待刊。
②“(晋)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左传‧僖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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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堇)毒者，皆弃市。或命为鼷毒。诏所令县官为挟之，不用此律。 (一八)”[36]这其中糙、鼷都是乌头不同生长阶段的异名。这种关于堇毒知识的普及可能与民间存在着萨满借助药物昏迷的现象有关。
　　　　
其四，目前所见涉及到药物的出土文献中，有关乌头、附子、堇的材料最多。主要有1972年甘肃武威旱摊坡医简、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和1982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万物》[16]。
　　　　
武威医简记录了63种植物药，麻醉性药物有附子、狼毒、麻黄、乌喙、天雄等；在29种内、外、妇科药方中，有乌头、附子之方就有15种，治疗范围有伤寒、久咳、手足麻痹、内伤等；其中《治百病膏药方》和《治千金膏药方》分别有附子廿果、卅果作为主药①([37]，4、10页)。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里有11方中有乌喙，4个方子有堇，治疗的范围主要是金伤、痈肿、坏疽等。《万物》中有3条涉及服用乌喙令人、令马善走的例子(第5、32、60简)，其中第32简云：“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刮我们尚不清楚这种“善趋”是指轻身还是飞行的幻觉，但从整篇文章的结构看，它属于黄老一派的东西无疑。另外马王堆帛书《养生方》中的《走》方有服食乌喙的药方，也证明服用乌头健身是一个常见的方法([38]，115页)。由此可见，乌头、附子在汉代医疗技术中几乎是一种万能药(《伤寒论》中有23个方子用到附子)，其作用与萨满认为致幻性植物有万用疗效非常相像，可以相信服用乌喙是远古遗留的一种传统。我注意到其他的麻醉性药物如云实、麻黄、莨菪子等在先秦两汉文献中使用的频率、范围以及与巫术的关系都不及乌头、附子。因此，中国古代的萨满有可能会把乌头、附子炮制后作为昏迷药，其效用也使它后来被民间作为麻醉药使用。清赵学敏与民间郎中族人赵柏云合作所编的《串雅内编》(1743年)中记载的由草乌、川乌、半夏、天南星、蟾酥、羊踯躅、番木鳖等构成的开刀麻药和由草乌、当归、白芷配伍的整骨麻药[39]，就是来自民间用乌头麻醉的验方。
　　　　
其五，后世道家修炼服用的主药之一有天雄、乌头、附子。有人曾问葛洪聪耳之法，葛洪说：“以狼毒、治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内耳中，……皆愈也。” 问登峻涉险、远行不极之法，葛洪说：“惟服食大药，则身轻力劲，劳而不疲矣。若初人山林，体未全实者，宜以云珠粉、百华醴、玄子汤洗脚，及虎胆丸、朱明酒、天雄鹤脂丸……，不但涉远不极，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于常也。”大药即天雄。接着葛洪又列举了最上乘的修炼方法是利用龙蹻、虎蹻、鹿蹻[40]。 “蹻”就是指幻境中骑乘动物的远游。张光直指出，这种利用“蹻”的方法，是典型的萨满作风[41]。学术界一般认为道教和萨满教有渊源关系，道教认为天雄、附子有轻身的作用，或是早期社会萨满使用昏迷药物的反映。
　　　　
我不知道服食乌头、附子之后，个人的意识中是否会出现服用飞伞菌、佩约特那样明显的幻境，不过文献中曾有服用附子之后头昏的记载。西汉女医淳于衍受霍光委托毒杀许皇后，衍取附子并合大医大丸以饮皇后。有顷(皇后)日：“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颜师古注：“岑岑，痹闷之意。”[42]我想如果药量适当，产生萨满昏迷之类的幻境是有可能的。
　　　　
古代的昏迷药一般都是有毒植物，有兴奋和镇静二种类型，乌头、附子兼有兴奋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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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整理者认为后一方与《千金方>治伤寒膏方差不多，有镇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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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的作用。现代医学已检测出服用乌头有昏迷、麻醉的反应①。在药理上，乌头能够兴奋和麻痹感觉神经、中枢神经、胆碱能神经 (cholinergic nerve)和迷走神经(vagus nerve)。研究发现，胆碱能神经兴奋后可以干扰大脑影像，产生梦幻感觉；刺激迷走神经可以影响癫痫状态(原发性癫痫曾经被看成是北极地区所谓萨满遗传天赋的一个标志)。通过现代医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我们知道乌头一类的有毒植物中的确能够产生幻视、幻听和失重感，在意识状态转换时发生飞升的感觉，即萨满的巫术飞行([4]， 133—134页)。这是因为致幻剂所含的生物碱干扰了大脑血清素(serotonin)的正常活动从而改变了血清素在大脑神经系统中化学作用的常规链接，出现大脑发送信号混乱，人会产生漂浮的飞行感觉([43]；[5]，144页)。
　　　　
3致幻性药物与医疗麻醉
　　　　
在世界各地的初民社会中，宗教权力是和医疗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埃利亚德指出：“萨满的主要作用就是治疗术(healing)。”([3]，299 页)萨满昏迷中的巫术飞行、交通鬼神、招魂等都是治疗的重要方法。在缺医少药的早期社会，这种心理疗法在人类战胜疾病的过程中颇为有效，萨满、巫师的权力也由之而产生。埃氏认为，由于昏迷本领并不都是遗传性的，许多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萨满昏迷本领衰退的现象，例如，楚克奇人(Chuckee)的萨满在昏迷技术衰退后，为了让人相信就搞假昏迷，利用麻醉药物帮助也属于此类([3]，255页)。这样大多数的萨满为了保证昏迷随时发生，都要依靠烟、酒、毒品等麻醉性的药物。这有巩固权力的主观故意，客观上却促进了医疗技术的发展。前面我们提到过麦肯纳不同意埃利亚德的观点，他认为萨满利用昏迷药有着更古老的传统，也就是说昏迷术在文明之初就可能是医疗术的一部分。那么在中国传说中神农尝百草、群巫上山寻药有没有可能是在寻找昏迷药物呢？我认为恐怕是有的。
　　　　
从科学研究上看，萨满昏迷除了社会功效之外，人的生理本能需要麻醉品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精神药物学家罗纳德‧西格尔(Ronald Siege1)的研究发现，人们需要陶醉是寻找麻醉药物的原动力，“陶醉像饥饿、口渴或性的驱动一样作为贯穿我们整个历史的一个种类别起著作用，有时使其他活动都显得无关紧要。”[44]在社会和人类生理的双重需要之下，昏迷行为必然会导致萨满把毒品药物应用于治疗疾病。上文列举乌头广泛地用于各种药方，其中只怕有部分药方不是对症治疗，而是出于巫术需要，它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追求神仙不死药。中国传统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特别是在先秦时期，恐怕都有一个从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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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附子“内服过量……恶心、呕吐、头晕目眩。”“草乌、川乌镇痛，服用有瞑眩反应。”(高渌文：《有毒中药临床精要》，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63、73页)
②其实有学者指出不仅人类，整个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都有幻觉的能力。著名学者古多尔(Goodal1)就发现黑猩猩使用植物治疗。 Wrangham and J． Goodal1． Chimpanzee Use of Medicinal Leaves． In Under-standing Chimpanzees，edited by P G． Helme and L． A． Marquardt．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22～37．转引自：Pearson，Shaman~m and the Ancient Mind，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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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向纯粹医疗疾病的转变过程。
　　　　
在先秦时期有关治疗疾病的出土文献当中，我们注意到巫术治疗是主要的。例如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了墓主人死前三年(公元前318一前316年)的卜祷记录。该墓主人患有多种疾病，其具体的治疗方法没有记载，而在卜祷记录中却大量记载了墓主人请多位巫师(贞人)用占卜来预测疾病发展的情况[45]。江陵九店56号楚墓出土的《日书》记录当时治疗疾病的方法也是依靠巫术。例如第28简记载：“巳、午、未、申、酉、戍、亥、子、丑、寅、卯是谓口日，利以逵凶，除不祥，利以祭门行，除疾。 ”[46]该简文对治疗疾病有效的日子做了规定。秦代的情况稍有变化。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日书(甲种)‧病》记录了有病后的情况：“戊己有疾，巫堪行，王母为祟，得之于黄色索鱼、堇酒。壬癸病，甲有间，乙酢。若不酢，烦居邦中，岁在西方，黄色死。[47]”该简文讲戊己这一天的疾病是(西)王母造成的，需要黄色的腊鱼和堇酒。这里除了请巫师外提到了堇酒。堇酒是不是堇泡在酒中不得而知，但是两物分别都有麻醉的功能，可以减缓某些疾病的疼痛，它们的出现或许不是偶然的。
　　　　
在汉代，尽管“信巫不信医”成为知识分子的批评现象，但是巫医治疗仍然是主流。在《五十二病方》中，最常用巫术治疗有禹步、吐喷、符咒、唾咒等。有学者指出，这些巫术治疗当时普遍流行于南方。 [48]它们都是典型的萨满技术。值得注意的是昏迷性的药物如堇、乌头在巫方之中参与了具体的疾病治疗。例如《五十二病方》中有二条专讲堇草可用于镇痛，治疗外伤，也就是说它具有麻醉作用：
　　　　
“金伤者，以方(肪)膏、鸟彖(喙)口口，皆相口煎，钝(施)之。”(第十六简)
“痄、痛于脬及衷，痛甚，溺痛益甚……治之，黑菽三升……毒堇冶三，凡二物口口。取三指最(撮)到节一，醯寒温适，入中口饮。饮先食后食次(恣)。壹饮病俞(愈)，日壹饮，三日，病已。病已，类石如泔从前出。毋禁，毋时。冶厉(蛎)；毒堇不暴(曝)。以夏日至到口口毒堇，阴干，取叶、实并冶，裹以韦臧 (藏)，用，取之。岁更取。毒堇。毒堇口口口堇叶异小，赤茎，叶从(纵)．铺者，口叶、实味苦，前日至可六、七日耪(秀)，口口口口泽旁。‧令。”(第一六一一一六七简)([38]，28、45页)
　　　　
从巫方发展出来的医方，如果疗效显著当然会影响到专业的医学著作。稍晚一点的医书中的一些方药，可能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如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在治疗“心痛彻背，背痛彻心”的疾病时，提到要用乌头；另外治九种心痛的“九痛丸”是用附子作为主药。 [49]这就使人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麻醉药究竟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现在的医学史一般都认为东汉华陀的麻沸散是中国最早的麻醉药。如果我们注意到古代萨满昏迷也需要麻醉性药物的事实，那么中国出现麻醉剂的时间应该早于东汉。然而为什么先秦文献疏于这方面的记载呢？麻沸散和中国早期萨满教的昏迷行为有没有关系呢？下面我就这些问题略加说明。
　　　　
《列子‧汤问》记载，春秋时的扁鹊为公扈和齐婴做换心手术，“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晋张湛认为：“此言恢诞，乃书记少有。然魏世华他能刳肠易胃，湔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议者。”[50]这段记载麻醉手术的文献因《列子》被认为是张湛伪造而不为人重视。其实换心手术虽不可尽信，可在萨满昏迷技术中使用毒酒麻醉的手术却是稀松平常之事①。《史记‧扁鹊列传》有一条旁证材料：“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索隐：方犹边也。言能隔墙见彼边之人，则眼通神也。)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51]这是萨满昏迷中幻视的典型迹象。由此推知扁鹊乃是萨满、巫医一类的人物。《列子》其书或伪②，其事却未必无据。因此可以认为先秦时期的萨满活动当中已经使用了药物麻醉术，只是在儒家眼中它近于怪力乱神，因而这类萨满昏迷式的麻醉往往被当作神话传说不能被正确地记录下来。另外，从春秋战国开始，世俗权力已经不太需要依赖神性的证明就能够操控社会，这就加剧了巫、医疏离的进程。特别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萨满的昏迷活动多半被道教吸纳于法事之中，而摆脱了巫术的医学也日益世俗化、专门化，这可能就造成了萨满昏迷技术的萎缩和衰退，但是它带来的医疗技术进步很可能就是昏迷药用于手术麻醉。
　　　　
西汉以降，萨满教的昏迷活动在官方文献中很少有记载，其使用麻醉药物的情况已完全不明，只有《后汉书‧方术传》提到了华佗在外科手术时使用麻醉剂。华佗令病人“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载湔洗，除去疾秽，既而颖合，付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52]因其事颇为神奇，有的学者并不相信。陈寅恪认为华佗“刳破腹背，抽割积聚”之事以今天的医学揆之，当时难以达到，故有印度神话色彩。 [53]其实从手术的描述来看，手术类型与西伯利亚楚克奇萨满的剖腹手术、印度托钵僧的肢解术极为类似，属于典型的萨满昏迷技术([3]，256、428 页)。这样的手术描述有些无疑是幻境，有些却是真的实施过。华佗的手术无论真假，它与萨满的昏迷有关联应该是不错的。所以有人认为，先秦至华佗时代，人们使用乌头、附子、椒一类作为麻醉剂是有迹可寻的[54]。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华佗的麻醉术有萨满昏迷的色彩，那么中国传统的乌头、附子、麻黄、莨菪子一类的致幻性药物是否会在这样的手术中起作用。从《日书(甲种)》提到巫师治病有“堇酒”、华佗以酒服用麻醉药物的事例来看，我想应该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今天做医学史研究的人也倾向于华佗麻醉剂的配伍为乌头、麻黄、莨菪子等对神经系统有影响的药物组成[55]。不过除清人的《串雅》以外，中医文献里面虽然有乌头、附子、莨菪子等与他药配伍用于镇痛，却没有明确提到它们在外科手术的麻醉效用。由于战国以来巫、医分离的日益加剧，早期的中医在外科手术中是否应用了萨满的药物昏迷还缺乏更强力的证据。如果华佗的手术是真实地实施过，仅仅使用中国传统的致幻性的药物恐怕难以有良好的麻醉效果。当时印度文化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华佗在手术中有可能加入了印度、西域的麻醉药物。周密的《癸辛杂识》、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都猜测华佗所用是回回毒药押不芦(曼陀罗)。 [56,57]这与陈寅恪指出该故事具有印度神话的特点是相吻合的。印度的外科比中国发达，其早期医典《妙闻集》(约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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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世界各地萨满都有一种入门的仪式，它是一种肉体折磨或者“肢解”仪式，如在北美，Maidu人就用毒药“杀死”萨满的候选人，太平洋瓦鲁群岛之一的Malekula岛要对候选人进行肢解。参见文献[3]第53～59页。
②与《列子》同样被疑的《髓冠子》、《尉缭子》、《文子》都已经被出土文献证实不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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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专门讲到了外科手术，其卷1的第5章谈到外科手术有切除、切开、乱刺、穿刺、探针、异物拔除、刺络和缝合8种([58]，85页) 。我想如果没有良好的麻醉手段，手术不可能发展得如此繁多。这些外科手术经过西域多多少少传到了中国。《三国志‧关羽传》所说“刮骨疗毒”的方法与《妙闻集》卷1第27章的“异物除去法”中提到除去残箭要“切开没有妨碍的位置，以除去异物”、“患者昏迷时，可以冷水浇之，……” ([58]，150～151页)基本一致，有可能就是受印度外科技术影响的产物。另据《医理精华》的药物分类，其“尽寿药(Yavail~vika)”一类药中也有香附子(musta)、印度乌头(ativs~t)、乌头，它们的用处也很广泛，如治疗痢疾、胃病、出血症、哮喘等。因此可以猜测华佗麻沸散药方本身有可能是一个溷杂了中亚、印度托钵僧的肢解术和麻醉术以及中国萨满昏迷药物的方子，而他本人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巫医合一”的较晚例子。
　　　　
4结语
　　　　
萨满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原始宗教现象，它的基本特征是把宇宙分成三个层面，萨满居中，通过昏迷与天上、阴间的鬼神进行沟通。由于萨满教认为疾病的原因是鬼怪精灵引起的，驱逐鬼神和招魂就是一项经常性的社会工作。为了和鬼神交通，萨满本人通过昏迷达到幻境就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西伯利亚的埃文人(Evé́́ n，今俄罗斯埃文基自治州以北地区的民族)那里，人们认为“疾病是不同精灵造成的”，治疗的办法就是举行萨满昏迷仪式[60]。实际上，仪式只是一种心理疗法，但是这类萨满昏迷一般是需要致幻性药物的帮助，例如毒蘑菇一类。世界各地的萨满教为什么那样重视麻醉药物，就是因为麻醉药本身也是与神灵沟通的工具，例如美洲的史前社会就不认为烟草是世俗的植物([4]，108页)，其重要性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萨满教虽然存在，但是传世的官方的文本中疾病的原因已经不是鬼神在起作用。例如在《黄帝内经》中，天命、五行、阴阳等与宇宙论有关的思想已经在指导治病，《素问》中就说：“风者，百病之始也，”“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19]，卷1、3 )对疾病起因的这种认识差异就是巫医分离的明显标志，这种进步也可能是我们在传世的医疗典籍中难以找到有关昏迷药物使用记录的原因。马王堆帛书等简帛文献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至少在汉代的医疗技术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巫方，陶醉性的植物如乌头一类也被广泛地使用，它们可能就是中国萨满昏迷中使用过的麻醉性药物。
　　　　
现代科学已经发现人类对昏迷和冥想的要求是生理性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安德鲁‧纽伯格(Andrew Newberg)曾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仪(SPECT)探测了人的大脑在宗教活动时的超验感觉。他检测进入冥想状态或者昏迷状态僧人的大脑时发现，此时人的大脑产生三维空间感的那一部分活动就会衰减，这种位置感的丧失使人在意识上感到进入到了另一个时空领域([4]，96页)。这在萨满教中恐怕就是 “飞行”。昏迷状态中药物的作用就是引发和加强这种超验的幻觉。我们在前面提到对昏迷麻醉的需要不仅仅是人的感觉，而是整个哺乳动物都欢迎这种陶醉感，可见使用麻醉性药物不是一个宗教性的原罪问题，而是一个生理问题。这样，在幻境中出现升天和下阴间的飞行并不是人的幻想而是药物发作时的体验结果。里宾斯基一纳克松(M．Ripinsky-Naxon)指出，在北美尽管印第安人服用曼陀罗有危险性，但飞行的诱惑还是在萨满当中形成风气和崇拜([5]，136 页)。这就有点像今天人类吸食海洛因、大麻、麦角酸二乙基醯胺(LSD)、摇头丸一类的毒品一样。昏迷药物给早期社会带来了诸多益处，如减缓社会压力、治疗疾病、形成宗教凝聚力、创作神话传说和艺术品等，它惟一的问题就是当社会不再以血缘维系的时候，服用昏迷药物产生的幻境所产生的神性就会干扰世俗君主行使权力。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61]，人人可以通神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巫、医已经出现分离。这是官方有意识的压抑还是医疗技术本身进步的结果，抑或兼而有之，还可以讨论。它目前造成的问题就是使我们无法具体了解到在中国古代萨满昏迷中，究竟可能会使用什么药物和有没有其他文化常见的那种植物崇拜；使我们也很难弄清楚萨满昏迷中的药物对后来的中国的宗教信仰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从现象上来看，至少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它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在改变。在商代，巫教(萨满教)是为主流，西周以后，出现了所谓“道德性的天命观，把神的意志以人世道德的规范加以解释”，也就是儒家思想渐为主流。二是民间的信仰，在商代它与官方的巫教信仰基本一致，西周以后出现分裂①。这种分裂是官方的巫教信仰被儒家思想整合朝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后出现的。在表面上，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在倡导不语乱、力、怪、神，这却从反面证明了民间崇拜鬼神依然如故。正如周作人所言：“我们自称以儒教立国的中华实际上还是在崇拜那正流行于东北亚洲的萨满教。有人背诵孔、孟，有人注释老、庄，但他们(孔、老等)对于中国的民众实在是等于不曾有过这个人。海面的波浪是在走动，海底的水却千年如故。”[62]但是在官方语境下面，萨满教一直是被边缘化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官方意识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有关昏迷药物原有的宗教色彩逐渐被淡化了。这在出土的汉代简帛中多少可以反映出来。长沙马王堆帛书(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和阜阳汉简(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都是西汉初年的材料，昏迷药物的使用上就不乏巫教色彩，而武威医简(东汉早期)就只有纯技术层面的东西了。
　　　　
我想，如果中国先秦两汉时期存在萨满的昏迷药，后来却隐于普通的治疗药物之中，没有形成印度、美洲那样的植物崇拜，或是被遗忘，或是演变成追求个人福祉的不死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它对世俗权力的稳定性有潜在的威胁。因为在昏迷药物的帮助下，人们能够很快地获得超验性的感知和信众认可的神性，这就容易动摇世俗权力的威信，破坏原有的社会平衡。所以我认为致幻性药物从官方认可的文本中淡出恐怕是有意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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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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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蒲慕州：《追求一己之福》，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95页。作者认为信仰系统还有第三个方面，即知识分子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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