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宗福: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研究综述(1978-2005)
来自: 静升(戒为无上菩提本 长养一切诸善根)
蒋宗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摘 要:从先秦时期文献典籍产生之日起,文献的整理、分类、典藏和利用也随之而产生,传统文献学的一些内容和方法也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但真正由具体的文献整理工作抽象概括而上升到理论体系的中国文献学,则是20世纪才出现的,因此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近30年来,中国文献学及其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键词:新时期;中国文献学;发展;成果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12x(2006)04-0001-09 自先秦时期我国的文献典籍产生之日起,文献的整理、分类、典藏和利用也随之而产生,因此传统文献学的一些内容和方法也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但真正由具体的文献整理工作抽象概括而上升为理论体系的中国文献学,则是20世纪才出现的。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六说,“其后(万)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为“文献学”一词之始见。后来他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初史学之建设”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郑鹤声郑鹤春1928年写成《中国文献学概要》①,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似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以‘文献学’名书的专著”[1]。此后因内忧外患,连年战乱,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未能引起重视。1957年至1960年王欣夫在复旦大学开设“文献学”,讲授目录、版本、校雠等内容,这是新中国高校在“文革”前开设“文献学”少有的例子。到了70年代末以后,迎来了学术繁荣的春天,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才真正步入坦途,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 一、文献学通论著作 据有关专家统计,80年代以来正式出版的各类文献学论著达300余种[2],代表性的通论著作有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华中师大出版社2004。笔者注:为节省篇幅,下文省称“××出版社”为“××”)、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1986)、罗孟祯《古典文献学》(重庆1989)、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1994),以上5种论著,在构建中国文献学的学科体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倪波主编《文献学概论》(江苏教育1990),周文骏序谓“通过对文献和文献工作的讨论,力求勾勒出一个不局限于目录、版本和校雠为核心内容的新的文献学科学体系”。迟铎党怀兴编著《中国古典文献学纲要》(陕西人民教育1995)、王燕玉《中国文献学综说》(贵州人民1997)、陈界张玉刚主编《新编文献学》(军事医学科学1999)、熊笃许廷桂《中国古典文献学》(重庆2000)、张玉勤等《实用文献学》(山西古籍1998)、潘树广等《文献学纲要》(广西师大2000)、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刘青松《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要》(湖南大学2002)、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大2003)、牟玉亭《中国古典文献学》(社会科学文献2005),在文献学知识普及,或提出文献学应包括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对于扩展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促进学科发展,亦不无裨益。 洪著《新编》分体、法、史、论四部分,认为“文献学本是关于文献研究和整理的一门学问,文献形体本身的特点、文献整理的方法、文献学的历史、文献学的理论都应包括在内,简单地说,文献学应包括文献的体、法、史、论等几方面的内容,并把这些熔为一体,进行系统研究,逐步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在具体阐述中,“以‘体’包括文献的载体、文献的体裁和文献的体例,以‘法’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六法以及标点、注释、翻译、资料搜集、文献保藏等方面知识,以‘史’包括文献史和文献学史,以‘论’包括文献学家的思想”[3]。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分“版本编”、“校勘编”、“目录编”和“典藏编”(齐鲁书社1988-1998年陆续出版),概括论述了文献典籍的版本、校勘、目录、编辑使用、流传和保存的全过程及其主要环节、理论和方法,是传统文献学的鸿篇巨制。 另外,也有以“历史文献学”命名的通论性著作。白寿彝早在80年代初就发表了《谈历史文献学》(《史学史研究》1981/2),把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概括为理论、历史、分类学和应用四部分。王余光等《中国历史文献学》(武汉大学1988),认为包括历史文献本身、文献整理方法和内容、文献整理的历史三部分,张家璠黄宝权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广西师大1989)、杨燕起高国抗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1989、北京图书馆1997及2003)、张大可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陕西人民教育1991)、谢玉杰王继光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民族1999)、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学苑2001),其实都是广义的历史文献学。 周彦文主编《中国文献学》(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3),自称是台湾第一部“文献学”,“作者认为文献学的研究主体是文献本身,并以此确立文献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但是因作者专业所致,该书重点叙述了民国以前的中国文学文献的产生、发展及整理情况,所以只能算作一部简明的文学文献史”[4]。 至于专科文献学,如王秀成《科技文献学》(吉林工业大学1984)、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江西人民1986)、单淑卿张春玲等《中国经济文献学》(青岛海洋大学1991)、邱均平胡昌平《科技文献学》(武汉大学1991)、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1997)、张伯元《法律文献学》(浙江人民1999)、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4)、李振宇《法律文献学》(中国检察2005)等,均借鉴文献学的基本内容,就各分支学科的相关材料编撰成书。另外,周一平《中共党史文献学》(华东师大2002),论述了中共党史文献学组织、运作的一系列环节,如搜集、整理、校勘、考证、编撰等,并对文献、文献学以及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相关知识作了介绍,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背景知识,是中共党史文献学入门性的参考书。严季澜顾植山主编《中医文献学》(中国中医药2002)、丁伟安等《中药文献学》(科学2003),或号称“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或号称“21世纪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严耀中《试论宗教文献学》(上海师大学报)2004/1),认为宗教文献学,就是整理研究有关宗教的文献所形成的学科,研究对象为记录宗教知识与宗教信息的一切载体,是人文学科中一门属于基础性的交叉学科,而对宗教文献的研究和比较,可以寻觅古今人们的心路历程,可以晓知一种信仰意识形态是如何在社会环境影响下演变发展的,可以了解关于人在诸多重大问题上的智慧结晶。诸如此类,似乎所有学科都可以建立文献学了②。 二、文献学主要分支学科研究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在构建文献学的理论体系时,首次将目录、版本、校雠(校勘)、辨伪、辑佚等纳入其中,后来出版的多种文献学论著涉及领域广狭不尽相同,但上述基本内容则无一或缺。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在“绪言”中也指出,“古文献学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解、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其中有些分支研究开展较早,成绩斐然,如目录学就有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商务印书馆1928)、刘纪泽《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31)、姚名达《目录学》(商务印书馆1933)等。但有些分支学科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如辑佚学等[5]。下面将近30年来中国文献学主要分支学科研究的新成果综述如次,因各分支学科发展不平衡,研究较薄弱的学科专著及论文兼列。 1. 目录学研究 20世纪的目录学研究,曹书杰《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概述(1950-1988)》(《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5)、代根兴等《中国目录学研究十五年》(《山东图书馆季刊》1995/3)、王锷《二十世纪中国古籍目录研究与实践综述》(《图书与情报》2001/4)、彭斐章付先华《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回眸与思考》(《图书馆论坛》2004/6),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回顾。 据代根兴等统计,从1980年至1994年的15年间,出版了近20种目录学教材或专著,发表目录学论文1980篇,是解放前的16倍,是解放后30年的12倍多,其中有关目录学史747篇,目录学实践532篇,理论研究298篇。现在又过了11年,目录学研究的新成果不断问世。据我们所知,80年代以来较有代表性的通论性著作或教材,如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1981,1991年修订本更名为《古典目录学》)、武大北大编《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罗孟祯《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重庆1983)、徐召勋《学点目录学》(安徽教育1983)、李日刚《中国目录学》(台湾明文书局1983)、昌彼得等《中国目录学》(台湾文史哲1986)、彭斐章等《目录学》(武汉大学1986、2003)、曹慕樊《目录学纲要》(西南师大1988)、[日]清水茂《中国目录学》(日本东京1991)、周少川《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1996)、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1997)、柯平《文献目录学》(河南大学1998)、彭斐章主编《目录学教程》(高等教育2004)等,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都起了一定作用。 专科目录学则有陈秉才等《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书目文献1984)、谢灼华《中国文学目录学》(书目文献1986)、高潮《中国法制古籍目录学》(北京古籍1993)、王锦贵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北京大学1994、2003),把目录学引入传统文化的相关学科,既拓展了目录学研究的范围,又促进了其他学科研究的深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1989年起陆续出版),收录全国781家单位所藏古籍善本计约13万部,按经史子集丛五部著录,每书之后附有藏书单位代号,可“按图索骥”,是目前查阅古籍善本最齐全最方便的书目。王重民《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1983),收录作者经眼的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1600余种、北京图书馆所藏2100种等总计4400余种古籍善本(含补遗),是一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古籍善本解题目录。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收录作者经眼的善本书约4500种,李盛铎《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1985)收“题记”173篇,著录宋元明清及朝鲜、日本刻抄本1464种,是两部查考善本比较方便的私家版本提要目录。 吴枫主编《简明中国古籍辞典》(吉林文史1987),列目4900余条,上起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凡有籍可征的古代主要文献,均在著录选收之列,执此一编,可熟悉众多典籍,似亦可看作简明解题目录。 雷梦水《贩书偶记续编》(上海古籍1980,收录继孙殿起《贩书偶记》之外的著述6000余种。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2000),在陈国栋《重订清史稿艺文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基础上拾遗补阙,将清人著述几乎网罗殆尽。此两书是查考清人著作的重要目录。 另有地区及单位古籍目录,如宋慈抱《两浙著述考》(浙江人民1985)、北图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书目文献1987)、蒋元卿《皖人书录》(黄山书社1989)、《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同馆古籍所编,中国人民大学1991,收馆藏善本书2400余种,2800余部)、王绍曾主编《山东文献书目》(齐鲁书社1993)、《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科学1994)、《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古籍善本联合目录》(四川大学1994)、南京师大古文献所编著《江苏艺文志》(江苏人民1996)、《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岳麓书社1998)、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人民1998)、张玉范等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北京大学1998)、北师大图书馆古籍部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2002)、王欣夫《蛾述轩箧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2002)、贾贵荣辑《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全10册,北京图书馆2003)、苏州图书馆编《苏州图书馆藏善本提要(经部)》(凤凰2004)等,是著录一个地区的著述或一个单位、私人及域外所藏汉文古籍善本的目录,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专题目录,则有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书目文献1989),王重民主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新一版)、郑阿财朱凤玉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7)、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施廷镛《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北京图书馆2003)、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业古籍目录》(北京图书馆2003)、国家图书馆编《稿抄本明清藏书目三种》(北京图书馆2003)、 [日]樽本昭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3)等。 目录学专题研究,如陈国庆编著《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1990)、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书目文献1990)、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1990)、严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华东师大1994)、来新夏主编《清代目录提要》(齐鲁书社1997)、王国强《明代目录学研究》(中州古籍2000)等。 目录学理论研究,专著有周彦文《中国目录学理论》(台湾学生书局1995);论文则有肖希明《论目录学理论体系》(《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3)、尚志明《目录学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图书情报工作》1994/5)、赵梅春《章学诚目录学理论的特色》(《兰州大学学报》1995/4)、李志等《谈谈目录学理论与实践问题(上)(下)》(《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05/1、2)。 目录学史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吕韶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安徽教育1984)、许世瑛《中国目录学史》(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新一版)、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中州古籍1987)、李万健《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书目文献1993)、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1992)、倪士毅《中国古代目录学史》(杭州大学1998)、余庆蓉王晋卿《中国目录学思想史》(湖南教育1998)等。专题目录学史研究,如王瑞祥《中国丛书目录史》(《河北科技图苑》2000/2),在姚名达丛书目录史分四期的基础上,提出了初创、发展、补足、完善、成熟五期的观点,并介绍了29种丛书目录。 2. 版本学研究 曹之司马朝军《20世纪版本学研究综述》(《图书与情报》1999/3),对20世纪的版本学研究作了较全面的总结。从1978年到1998年,“据不完全统计,这个阶段在全国各类杂志发表的版本学研究论文有2005篇,是本世纪初至1977年前版本学论文总数的15倍”,其中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185篇,版本学史32篇,版本源流1441篇,版本鉴定347篇[6]。 吴则虞《版本通论》(《四川图书馆学报》1978-1979年连载),是“文革”后发表最早的成果。出版的专著,则有施廷镛《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古籍1987)、戴南海《版本学概论》(巴蜀书社1989)、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华东师大1989)、屈万里昌彼得《图书版本学要略》(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1990、北京图书馆2003)、陈宏天《古籍版本概要》(辽宁教育1991)、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1992)、卢贤中《古代刻书与古籍版本》(安徽大学1995),以上是古籍版本学论著。姚伯岳《版本学》(北京大学1993,2004年修订本更名为《中国图书版本学》)则涵括古今,他在自序中说:“古今图书版本,其貌虽殊,其理则一。以往的各种版本学论著,研究范围均局限于古籍版本,以至使人误以为只有古籍才有所谓版本问题,版本学就是研究古籍版本的。但实际上现代图书的版本问题丝毫不比古籍中的版本问题简单,有的甚至更加复杂。不揭示、不研究现代图书的版本问题,不能称为完整的版本学;忽视对现代图书版本问题的研究,也就无法建立起内容全面的版本学体系。” 李致忠《古籍版本知识500问》(北京图书馆2001),江苏古籍2002年推出李际宁《佛经版本》、黄镇伟《坊刻本》、王桂平《家刻本》、徐忆农《活字本》、江庆柏等《稿本》、薛冰《插图本》、张丽娟科有庆《宋本》、陈红彦《元本》、黄裳《清刻本》,2003年又推出韦力《批校本》、赵前《明本》等,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插图增订本,上海古籍2003),对于初学者来说,无疑是有关版本知识的入门必读书。 另有专门文献方面的版本学论著,如王大妹《中医古籍版本学》(上海科技2000),是在参考古籍版本学和中医文献学的基础上,结合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系统地论述了中医古籍版本学的功用、版本鉴定的各种方法和途径,并简要地介绍了中医古籍版本沿革与重要医籍版本系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版本鉴定方面,李清志《图书版本鉴定研究》(台湾文史哲1980)、魏隐儒等《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工业1984)、李致忠《古籍版本鉴定》(文物1997)及《宋版书叙录》(北京图书馆1997),是古籍版本鉴定和版本叙录的专著。杜信孚编《明代版刻综录》(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杨纯信编《中国版刻综录》(陕西人民1987)、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89)、罗伟国等编《古籍版本题记索引》(上海书店1991)、王肇文编《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1990)、李国庆编《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1998)等,则是读者查考熟悉古籍版本及版本鉴定非常有用的专著或工具书。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瞿冕良编《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齐鲁书社1998),共收集古代刻书家、抄书家8000余人,刻工10000余人,较难得的是广泛收集了部分抄书家所抄书籍目录,对我们了解古代文献生产与流通范围均有帮助。林申清编《中国藏书家印鉴》(上海书店1997),收宋元明清及近现代藏书家印鉴2800多方,有助于版本鉴别和书法篆刻史研究。 魏隐儒《古籍版本鉴赏》(北京燕山1997),则是从鉴赏的角度谈版本。吉文辉王大妹主编《中医古籍版本学》(上海科技2000),以古籍版本学理论用于中医文献,是中医古籍版本研究的新成果。 上海图书馆编《善本书影》(上海古籍1978)、黄裳编《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等,是继《中国版刻图录》③之后的书影汇编。黄永年等编《清代版本图录》(浙江人民1997),收清刻本350种,是一部反映清代古籍版本全貌和特点的大型版本图录。吴希贤辑汇《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中国书店2003)、陈坚等《宋元版刻图释》(学苑2000)、陈先行等《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上海书店2000)、[日]岛田翰《汉籍善本考》(北京图书馆2002),北京图书馆2003年影印瞿启甲编《铁琴铜剑楼善本书影》、南京国学图书馆编《盋山书影》、陶湘等编《涉园所见宋版书影•文禄堂书影•宋元书式》、刘承干等编《嘉业堂善本书影•故宫善本书影》等4种书影,翁连溪编《清代内府刻书图录》(北京2004),均有助于读者了解宋元明清古籍善本、版刻及稿抄校本的真实面貌。 版本学理论与版本学史方面,代表性的单篇论文有:李致忠《论古书版本学》(《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79/1)、郭松年《古籍版本与版本学》(《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0/4)、胡道静《从黄荛翁到张菊老——150年来版本学的纵深进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4)、刘国珺《关于我国古籍版本学历史阶段划分的思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增刊)。李明杰《中国古籍版本学形成时期再辨》(《图书与情报》2002/1),从版本学产生的社会基础、研究的核心内容、理论和研究方法、学科表述形式等四个方面,认为中国古籍版本学萌芽于先秦,初步形成于汉,而正式确立于宋。李明杰《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综述》(《四川图书馆学报》2002/6,《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2)就版本学的起源、历史分期、各阶段的版本学成就、版本学家及其流派等,对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述评,指出了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 贾卫民《对古籍版本目录学的探讨》(《图书馆学研究》1997/3),提出建立中国古籍版本志,“为每一种古籍建立版本档案,每个条目,经过严格的考订之后,对版式、行格作详尽的自然描述,并记录出版本刻年依据”。 3. 校勘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校勘学研究,不及目录学与版本学那么红火,成果数量也稍逊一筹。出版时间较早或有代表性的论著,如赵仲邑《校勘学史略》(岳麓书社1983),是书章节内容多同蒋元卿《校雠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黄山书社1985)。戴南海《校勘学概论》(陕西人民1986)、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1987、2004)、钱玄《校勘学》(江苏古籍1988)、王云海等《校勘述略》(河南大学1988)、谢贵安《校勘学纲要》(载李国祥主编《古籍整理研究(八种)》,武汉工大1989)等,是80年代出版的几种校勘学论著。管锡华《校勘学》(安徽教育1991,2003年巴蜀书社修订本更名为《汉语古籍校勘学》),从理论上对校勘进行了总结,详细论述了校勘学的方法以及校勘的整个工作步骤。林艾园《应用校勘学》(华东师大1997),是一部从应用的视角以校勘实例阐述校勘学的著作。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2004),为著者旧作新刊,“校勘四法”即陈氏对传统校勘方法所作的理论性总结。 关于校勘学理论与校勘学史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叶树声《乾嘉校勘学概说》(《安徽大学学报》1989/4)、魏哲铭《论卢文弨校勘学的原则和方法》(《西北大学学报》1995/5)、白兆麟《关于校勘学的性质与对象》(《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1)、傅杰《清代校勘学述略》(《浙江学刊》1999/3)及校勘学通论性论文《明代以前的古籍校勘述略》(《福州大学学报》2000/3)等。亦有文章论及校勘家或学者对校勘学的贡献,如漆永祥《段玉裁校勘学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6)、丁宏宣《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图书与情报》1999/1)、章继光《陈垣先生对校勘学的贡献》(《五邑大学学报》2001/3)、宋丽群等《阮元的校勘学和编纂学成就》(《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1)、余敏辉《欧阳修校勘学述论》(《史学史研究》2003/3)、谢鸣敏《试论鲁迅对校勘学的贡献》(《新世纪图书馆》2005/2)等。 4. 辨伪学研究 刘重来《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历史研究》1999/6)指出,辨伪学在20世纪经历了由构建学科体系到多元发展的过程,在辨伪理论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在辨伪方法上逐渐采用现代科学手段和方法,构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土了数批简牍帛书,其中有长期以来被怀疑或认定为伪书的《孙子兵法》、《晏子春秋》、《尉缭子》等等,从而激发了古籍辨真的热潮,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考辨文章,如常征《〈穆天子传〉是伪书吗?》(《河北大学学报》1980/2)、吴光《〈鹖冠子〉非伪书考辨》(《浙江学刊》1983/4)、周山《〈尹文子〉非伪析》(《学术月刊》1983/10)、张丰乾《试论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的关系——兼为〈淮南子〉正名》(《中国社会科学》1998/2)等。 辨伪学的代表性成果,如孙钦善《古代辨伪学概述》(《文献》1982、1983总第14-16辑),对辨伪学知识在新时期的迅速普及起了重要作用。郑良树《古籍辨伪学》(台湾学生书局1986),是出版较早的辨伪学专著。另有李国祥等主编《国学知识举要•辨伪学讲义》(广西人民1993)等。 郑良树《古籍真伪考辨的过去与未来》(《文献》1990/2),对既往的辨伪学所取得的成就作了系统总结,并对辨伪学的未来作了展望。在古籍辨伪方面的重要成果,有郑良树编《续伪书通考》(台湾学生书局1984),“是继40年代张心澂《伪书通考》之后又一部集典籍辨伪大成的著作”[7]。俞兆鹏主编《中国伪书大观》(江西教育1998)、邓瑞全等《中国伪书综考》(黄山书社1998),是古籍辨伪的最新成果。 90年代以后,辨伪学史研究的成果不断增多,如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台北文津1990),是专题辨伪学史著作。山东大学古籍所编《古籍整理研究论丛(第二辑)•古籍辨伪学小史》(山东文艺1993),是一部辨伪学简史。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1999),对辨伪学史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卞孝萱序谓“全书资料丰富,论证充分,新见叠出,精义纷呈,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辨伪学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赵光贤《崔述在古史辨伪上的贡献和局限》(《史学史研究》1991/2)、耿天勤《刘知几对辨伪的贡献》(《山东师大学报》1992/6)、胡可先《汉代辨伪略说》(《徐州师院学报》1994/3)、于语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述》(《南开学报》1994/5)、叶树声《论清儒辨伪》及《梁启超对辨伪学的贡献》(《淮北煤炭师院学报》1996/2、1997/2)、杨昶《张舜徽先生辨伪学成就述略》(《华中师大学报》1997专刊)、杨绪敏《明清辨伪学的成立及古书辨伪之成就》(《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4)、路新生《诸子学研究与胡适的疑古辨伪学》(《华东师大学报》2000/4)、冯广宏《考古发现对辨伪学的冲击》(《文史杂志》2001/1)、张谦元《辨伪学论纲》(《甘肃社会科学》2003/4)等。 辨伪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重要论文有杜凯等《古籍中伪书的辨识》(《河北大学学报》1981/2)、洪湛侯《古籍的考辨》(《文献》1982总第12辑)、姜亮夫《古籍辨伪私议》(《学术月刊》1983/6)、牟玉亭《古书作伪原因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3)、熊铁基《重新认识古书辨疑》(《光明日报》2002年12月24日B3版)、王树民《古籍整理与辨伪求真》(《河北师大学报》2004/2)、张涛《钱大昕的史籍辨伪》(《史学史研究》2005/4)等等。 5. 辑佚学研究 曹书杰《中国辑佚学研究百年》(《东南学术》2001/5),对20世纪的辑佚学作了全面总结和回顾,并展望了21世纪的辑佚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辑佚学的新成果,有吴枫《类书、丛书与辑佚书》(《历史教学》1980/4)、陈光贻《辑佚学的起源、发展和工作要点》(《史学史研究》1983/1)、徐德明《辑佚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及《严可均辑佚方法初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2、1989/1)、白新良《清代前期的辑佚活动》(《南开学报》1986/2)、邱久荣《辑佚学》(载杨燕起等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1989)、王玉德《辑佚学稿》(载李国祥主编《古籍整理研究(八种)》,武汉工大1989)、叶树声《论清儒辑佚》(《淮北煤炭师院学报》1995/1)、陈华《试论严可均对文献辑佚的贡献》(《杭州大学学报》1996/1)、李晓明等《〈四库全书〉宋别集类的〈永乐大典〉辑佚书》(《文献》2001/2)、韦顺莉《论张舜徽在考证、辨伪、辑佚诸领域的理论建设》(《广西社会科学》2002/5)、徐道彬《戴震辑佚成就述论》(《安徽大学学报》2005/4)等。 曹书杰是辑佚学研究用力最勤的学者,虽然起步不是最早,但后来居上,所著《古籍辑佚•辑佚学的研究》(载高振铎主编《古籍知识手册》,山东教育1988),是作者为研究生授课的讲义。嗣后发表有关辑佚学的系列论文,如《辑佚与辑佚学》《辑佚起源新探》《辑佚学的性质对象任务内容和意义》(《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2、4,1999/4)、《略述宋明清时期的辑佚研究》(《东北师大学报》1998/6)等。其《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东北师大1998),刘乾先序谓是“第一部独立刊行且颇具规模的辑佚学专著”,吴枫序谓“属于填补空白的专著”,“是近年来古典文献学研究中的重要收获”。 对辑佚学作深入研究并连续发表多篇论文者,除曹书杰之外,还有张升《清代辑佚研究》(《北京师大学报》1992增刊)、《论清代辑佚兴盛的原因》(《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5)、《辑佚学简论》(《文献》1995/1)、《辑佚起源说综述》(《历史文献研究》7辑,1996)等。 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中华书局1997),是一部辑佚学方面另辟蹊径的专著。 辑佚成果则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3)、李澍田主编《金史辑佚》(吉林文史1990)、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1997)等。 6. 文献出版史及藏书史研究 文献学的上述分支学科,无一不涉及古书,因此书籍史或古籍印刷史,一些文献学论著亦多包括在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有不少研究新成果问世,如刘国钧等《中国书史简编》(书目文献1982订补本)、张龙文《中华书史概述》(中华书局1983)、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1984)、邱陵《书籍装帧艺术简史》(黑龙江人民1984)、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文物1985)、郑如斯等《中国书史》(书目文献1987)、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天津古籍1987)、瞿冕良《版刻质疑》(齐鲁书社1987)、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1989)、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1990)、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印刷工业1993)、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大学1994)、陈力《中国图书史》(台北文津1996)、罗树宝主编《中国古代印刷史图册》(北京文物与香港城市大学1998)、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印刷工业1999,修订普及本更名为《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广西师大2004年)、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大学1999)、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紫禁城2000)、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海人民2000)、刘俐娜《中国图书史》(社会科学文献2000)、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2000)、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大学2001)、翁连溪编著《清代宫廷刻书》(紫禁城2001)、奚椿年《中国书源流》(江苏古籍2002)、[美]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书目文献2002)、周宝荣《宋代出版史研究》(中州古籍2003)、田建平《元代出版史》(河北人民2003)、刘国进《中国上古图书源流》(新华2003)、李致忠等《中国典籍史》(上海人民2004)、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古代、近代部分,湖北山东教育2004)等,均从不同角度并各有侧重地论述了文献典籍及其产生、抄刻、印刷、出版、流通等问题,内容至为繁富,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王余光《中国文献史(第一卷)》(武汉大学1993),总结了我国古典文献演变的历史。从本书的命名看,更能反映书籍史与文献学的密切关系。 周蓉生《中国书籍形制的演变及中国古籍版本真赝品的鉴定》(中国青年2000),全书共九章,内容包括图书的形态、印刷术对我国书籍的影响、古籍版本的鉴定等。 另有地区书籍出版史,如倪波等主编《江苏图书印刷史》(江苏人民1995)、谢水顺等《福建历代刻书》(福建人民1997)、李晋林畅引婷《山西古籍印刷出版史志》(中央编译2000)、叶树声余敏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2000)、王澄《扬州刻书考》(广陵书社2003)、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广陵书社2003)、方维保汪应泽《徽州古刻书》(辽宁人民2004)等。 傅璇琮等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2001),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上起夏商,下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藏书史,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重要学术著作。由于中国藏书事业起源很早,因此叙各代藏书状况,为藏书家志传,言藏书掌故,修藏书词典等,亦为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2001)、徐凌志《中国历代藏书史》(江西人民2004),地方藏书史如叶瑞宝主编《苏州藏书史》(江苏古籍2001),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2001),分“中国藏书论”、“中国藏书楼发展史”和“中国藏书史大事记”上中下三编,系统反映了中国数千年的藏书史对古代社会文化建设的辉煌历程。 代表性论文,如黄海明《概述四川尊经书院的刻书》(《四川大学学报》1992/4)、李晓明《略论中国印刷史的分期问题》(《华中师大学报》1994/5)、牛达生《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述》(《宁夏大学学报》1999/3)、翁连溪《清宫武英殿刻书》(《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4)、李晋林《唐宋时期山西刻版印刷史考述》(《山西师大学报》1999/1)及《金元时期平水刻板印刷考述(上)(下)》(《文献》2001/2、3)、范开宏《中国书籍史上的最大疑案——〈永乐大典〉之谜》(《图书馆建设》2001/2)、等。另外,刘飞《太平天国的图书刻印》(《图书馆》1996/6)、郭存孝《澳大利亚藏太平天国原版刻书和原版布告考释》(《南京社会科学》2004/2),是仅见的两篇论述太平天国的图书刻印活动及域外所藏刻书的论文。 三、文献学史研究 文献产生之时,即相伴产生了文献整理与分类,文献学的学科发展史也相应产生,但真正对文献学史作较系统的研究,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代表性成果有王余光《中国文献学史要略》(广西人民1993)、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等。孙著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及近代7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文献学的发展史,200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由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另有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商务印书馆2000)。 有关文献学史研究的单篇论文,则有吴枫《历史文献学四十年之我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5),综述了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后期以及建国40年来的文献学研究,是现当代文献学研究史的论文。孙钦善《关于中国古代文献与古文献学史》(《社科纵横》1994/1),是作者系统研究中国文献学史先期向学界公布的要点。 王余光等《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百年概述》(《图书与情报》1999/3)认为:“20世纪文献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文献整理的具体方法、经验的总结到有关理论的抽象、概括,从分科文献学、文献学专题和相关学科的研究到文献学的宏观综合地考察的过程,逐渐独立并迅速发展。” 郑伟章李万健《中国著名藏书家考略》(书目文献1986),著录了历史上50多位著名藏书家的生平事迹、藏书源流及学术贡献。梁战郭群一编《历代藏书家辞典》(陕西人民1991),收录历代藏书、刻书、贩书者及校勘、编目学者3400人,较王河主编的《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同济大学1991)多出600余人,颇具参考价值。张家璠阎崇东主编《中国古代文献学家研究》(广西师大1996),对古代著名文献学家的生平及学术活动等作了细致研究。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中华书局1999),全书收录清初自钱谦益以后1500余人(包括逝世于上世纪90年代的文献家李一氓等人),述其生平事迹和在文献学上的建树。他在前言中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书籍的民族,故历史上文献家辈出,代不乏人。聚书、抄书、校书、刻书、编目、题识等活动,便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坛上重要历史活动内容。……他们爱书如命,饥以当食,寒以当衣,病以当药石,寂寞以当友朋,佞宋癖元,达到痴绝傻绝的程度。现存十数万种古籍无不凝聚他们辛勤耕耘的汗水和心血。他们为中国的文化昌盛作出了不朽贡献。” 对历史上的文献学家的研究论文,有代表性的如王纯《孔子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津图学刊》2001/3),充分肯定了孔子在文献学史上的贡献。李杰《简论两汉时期中国文献学的发展与成就》(《图书馆论坛》2001/4),认为两汉是我国文献学的奠基时期,司马迁系统整理上古至汉代文献成中华千古第一部通史《史记》,刘向父子编《七略》开古典目录学之先河,班固著《汉志》成史志目录之鼻祖,郑玄遍注群经等,都反映了两汉文献学的发展与成就。现当代学者对文献学的贡献亦有文章论及,如韦顺莉《试论张舜徽的文献学观》(《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2)、[日]三浦理一郎《王欣夫先生与他的古代文献学》(《复旦学报》1999/2)、王华宝《徐复先生对古文献学的贡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6)、王锦贵《刘乃和先生和历史文献学》(《史学史研究》2001/1)等。 柯平《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流派》(《郑州大学学报》2002/2),认为中国古典文献学有校雔文献学、目录文献学、广校雔文献学三大流派,前者注重文献的甄别与整理,以校勘为中心;后者重视文献的阐释与整理、编纂,以学科为中心,目录、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目录文献学则注重收集与整理、揭示与利用,以目录为中心。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体是文献整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文献学的精华。 四、文献学理论研究 谢灼华等《20年来我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综述(1978-1998)》(《晋图学刊》1999/3),就我国文献学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主要代表人物的不同学术观点作了介绍,并就文献学的定义、属性和文献学学科体系、范围及内容等方面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和评述,分析揭示了此一时期文献学研究的特点与进展动态。据《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1978-1998.11)G256文献学类目统计,文献学理论研究的论文527篇,图书学、版本学、校勘学的论文为3680篇,仅95年文献学理论研究的论文就高达116篇。王余光等《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百年概述》(《图书与情报》1999/3),也对古典文献学有代表性的论著和观点作了评析。 文献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包括文献的定义、属性、发展规律和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学科体系、发展趋势等内容。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首创在“文献学”框架内专设“理论编”,与“形体编”、“方法编”、“历史编”并列,可见文献学理论研究具有与其他本体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文献学理论形成于宋而渐盛于清,郑樵《校雠略》是文献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洪氏还对文献学理论研究应作的基础工作做了初步设想,即编辑《文献学论著目录》、《文献学理论索引》、《文献学专门词语汇释》、《文献学论著资料汇编》、《文献学理论辑注》、《文献学理论论文选辑》等。在此基础之上,再编纂《中国文献学理论发展史》,作全面的总结。 早在80年代,张舜徽编《文献学论著辑要》(陕西人民1985),是一部文献学理论的辑编,或直接启发了洪湛侯对文献学理论研究基础工作的设想。洪氏《中国文献学要籍解题》(杭州大学1997),对文献学的重要论著作了解说,是其文献学理论基础研究之一。赵国璋潘树广主编《文献学辞典》(江西教育1991),是文献学的第一部工具书,收有正条词目4400余条, 附目1600余条,所列分类词表,包括文献学一般、文献载体、文献整理、文献聚散与流通、重要文献、文献阅读和人物7部分,其中“文献整理”细分为版本、校勘、目录、考证辨伪、辑佚、编纂笺注翻译等,“既反映了文献学各门类当时的研究水平,同时也体现了编者对文献学研究范围的看法”[8]。 有关文献学理论的单篇文章,如曾凡英《论郑樵的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四川师大学报》1991/4)及《郑樵文献学理论探析》(《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对郑樵的文献学理论和方法作了较为全面的论析。柯平《关于文献学体系的来源——文献学理论研究之一》(《河南图书馆学刊》1995/1)、《关于文献学体系的研究法——文献学理论研究之二》(同前1996/1)、《科学体系中的文献学——文献学理论研究之三》(同前1997/1),认为文献学体系来源于丰富的文献工作实践和文献理论研究,影响文献学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研究方法,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文献学需要考虑文献学形成怎样的内在联系及其在科学体系中文献学发生了怎样的外部联系。高俊宽《从校雠学到文献学:中国文献学理论认知的轨迹探讨》(《图书情报工作》2002/1),通过介绍历代学者对文献学的认识,把先秦至现代文献学理论认知的轨迹分为三个阶段,并对一些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主要观点逐一进行了述评。 文献学理论研究,已引起学界重视,2004年11月6日至8日在郑州大学举行“21世纪文献学理论与实践”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文献学基础理论与方法、专科文献学的进展、文献载体演变与文献数字化、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文献学研究与图书馆社会职能、图书馆文献资源开发与知识产权保护、文献计量方法的应用、文献工作中的经济问题、地方文献工作、国外文献学和文献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档案学通讯》2005/1)。 五、对学科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中国文献学的学科体系构建,也是新时期重点讨论的课题之一。邓广铭《谈古文献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黄永年《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的概念和文史分合问题》(均载《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2),提出了“古文献学”的学科名称。洪湛侯《中国文献学的重要课题——兼论建立中国文献学的完整体系》(《杭州大学学报》1987/2),是80年代后期关于建立文献学体系的一篇重要论文,后来作者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中国文献学新编》。 对于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思考。王余光《再论文献学》(《图书情报知识》1997/1)认为:“在称谓上,有‘文献学’、‘古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传统文献学’等。我以为,可将民国以前的文献学称为‘古典文献学’,将民国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献学称为‘文献学’或‘现代文献学’,现代文献学应包括民国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在古典文献学领域的研究。在内容上,中国历代学者所做的工作有文献研究和文献整理,研究包括文献源流、积聚、散佚及典籍体式等方面的研究,整理包括辨伪、版本、校勘、辑佚、类纂、目录、注释等。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是古典文献学的主要内容,这也是我们研究文献学史的主要内容。” 潘树广《大文献学散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3)及《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苏州大学学报》2000/4),认为现代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相异相通,从时间上分,有古典文献学、近代文献学、现代文献学,从地域分则有中国文献学、外国文献学,从内容分有普通文献学、专科文献学。按其划分,历史文献学属专科文献学。并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两支学术队伍处于划疆而治的状态,他们有各自的研究机构和出版物,缺少沟通。在学科归属上,则长期处于分割与游移的状态”,应建立“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融为一体的广义的文献学。它以古今文献和文献工作为对象,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传播、利用及其一般规律。它的研究内容,有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历史研究三个方面。 于鸣镝《试论大文献学》及《再论大文献学》(《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1、6),主张与传统“文献学”相区别,“大文献学”体系包括文献生产学、文献流通学、文献整序学和文献利用学。其学科结构,从时间上划分有古典文献学、近代文献学、现代文献学;从地域上划分有中国文献学、外国文献学;从内容上划分有普通文献学、专科文献学(文献类型学、文献信息学、文献传播学、文献分类学、文献编目学、文献计量学、文献流通学、科技文献学、社科文献学);从过程上划分有文献生产学、文献流通学、文献整序学、文献利用学等。 冯浩非《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学术界》2000/4)指出,应将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与哲学、法学、历史学、文学并列,作为一级学科,学科名称叫“文献学”,英译名为philology。下属中国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介绍中国传统的文献学知识,可包括8个三级学科,即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辨伪学、辑佚学、古籍整理体式学、传统经学,认为“原有的历史文献学虽然在历史学科中的二级学科地位不变,但其内含和任务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再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献学,——这个任务已历史地落在中国古典文献学肩上,仅仅代表狭义的历史文献学”。在《试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造》(《文史哲》2002/1)一文中,冯氏重申:“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目前共有三类文献学专业,即中文学科所属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学科所属历史文献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所属文献学,都是二级学科,但是互不相涉,各自发展,致使学科体系比较落后、杂乱,存在不少问题,不利于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亟需加以改革。文献学是一门具有边缘性、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应该将现行的分属于三个不同学科门类的三类文献学学科归拢在一起,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对待,下属综合文献学与单一文献学两个一级学科;前者包括中国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后者包括专科文献学、专题文献学、专书文献学三个二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下设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辨伪学、辑佚学、古籍整理体式学等。 王鑫义《〈我国文献学的分级分类表解〉平议》(《学术界》2005/3),特别就冯浩非《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一文设计的“我国文献学的分级分类表解”作评析讨论,认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改革势在必行。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应与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水平相适应”,指出冯氏“《表解》颇有新意,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以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为对象的学科称‘古典文献学’不能完全涵盖其研究对象,叫‘历史文献学’又容易产生歧义,叫‘古代古献学’比较好。古代文献学应该设置古代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出上文献整理与研究和古代文献学史4个下位学科”。 骆伟《文献学综论》(《图书馆学论坛》2003/6)讨论了文献学的产生发展、基木理论及学科体系结构等问题。冯淑静《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成就与发展构想》(《理论学刊》2004/11)认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建设已有70多年历史,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逐步得到完善,现代文献学学科体系初步建立,文献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理论探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进一步完善中国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应充分考虑在单一文献学下面增设专群文献学等二级学科,在文献学的第三级学科之下根据需要设立第四级学科,明确文献学史之类的著作在文献学学科体系中的相对独立地位,重视并加强小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设。 周少川陈晓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2辑,华中师大2003),亦就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设想。张子侠《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基木理论的几点认识》(《安徽大学学报》2005/4),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面临着加强学科理论建设、实现研究手段现代化等多重任务和发展趋向”。 有关中国文献学科体系,其实上世纪以来,随着文献学的理论构建,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时空视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陈光华《关于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研究综述》(《图书馆学研究》2006/1),分阶段对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研究流派做了简介,重点论述了20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体系化后的古典文献学、现代文献学、大文献学及专科文献学的各种代表性学科体系,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这些问题已经提出,通过深入讨论,对于促进文献学科学完备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作者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 ②柯平《科学体系中的文献学——文献学理论研究之三》(《河南图书馆学刊》1997年1期)认为:“文献学与其它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有些学科作为文献学的理论基础也属于文献学的相关学科,特别是由于专科文献学的不断发展,文献学将与每一个学科发生关系,这就意味着文献学体系与科学大体系的交互影响与作用。”冯浩非《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学术界》2000年4期)说:“几乎文理各学科都可以有自己的文献学,如哲学文献学、法学文献学、数学文献学、中医学文献学、佛教文献学、道教文献学等等。” ③北京图书馆编,文物出版社1961年增订本,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善本书影汇编,共收录古籍善本550种,图版724幅,分刻版、活字版和版画三大类。 参考文献: [1] 冯浩非.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J].学术界,2000,(4):115. [2] 谢灼华,石宝军.中国文献学研究发展述略[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3):45. [3] 柯平.关于文献学体系的研究法――文献学理论研究之二[J].河南图书馆学刊,1996,(1):19. [4] 王余光等.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百年概述[J].图书与情报,1999,(3):16. [5] 曹书杰.中国辑佚学研究百年[J].东南学术,2001,(5). [6] 曹之司,马朝军.20世纪版本学研究综述[J].图书与情报,1999,(3):4-5. [7] 刘重来.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J].历史研究,1999,(6):143. [8] 王余光等.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百年概述[J].图书与情服,1999,(3):17. 收稿日期: 2006-5-21 作者简介:蒋宗福(1957-),男,四川梓潼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汉语史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项目。 An Overview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Research in the Lately Period (1978-2005) JIANG Zong-f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Abstract: From first Qin the period cultural heritage ancient works creation of from day,the sorting,classification,ancient books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also immediately and creation,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learn of some contents and method is also continuously abundant with develop,but real is generalize by the concrete cultural heritage sorting work abstraction but rises to the Chinese bibliography of the theories system to learn,just appear then for 20 centuries of,so the bibliography is a since the thou is old but again young academics. Be close to 30s in the last years,the Chinese bibliography and its research had substantial progress,obtaining a plenteous result. Key words: lately period;The Chinese bibliography;Development;Result http://xb.mnu.cn/zhuanye/2006122093235.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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