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是世界观，《三联》是方法论
2009-06-06 18:25:41 来自: 白色马头(旷野)
《新周刊》是世界观，《三联》是方法论
文：冬十三
对于喜欢看杂志的人来说，对《三联生活周刊》和《新周刊》的感情始终都是爱恨交织的，爱之越深，恨之越切！
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永远要比我们感知到的要多，要广大，有时候我们的爱恨是那么的不能让自己信服，我们看杂志，试图找到更多真实，我们看杂志，也许只是为了找到与自己相似的态度，从而不再是一个人的喜悦、挣扎、愤怒和无奈。
早年
2009年儿童节，《新周刊》推出了自己的第300期特大号《中国怎么想？》，语出惊人，我在新浪网上看到过这样一条评论，大意是说不再轻易就被《新周刊》煽呼了，看过瘾之后还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被《新周刊》的新概念给弄蒙了。这位网友的思考大致代表了许多《新周刊》铁杆粉丝如今的态度，对于《新周刊》的早期作品，如《中国不踢球》、《第四城》、《我爱你》、《飘一代》，大家真的是可以从专题开篇开始，一字不漏的看完整个专题，而后深呼一口气，抽根烟，感觉如此之爽。
情况似乎在2004年前后发生了变化，天涯、猫扑、百度贴吧，特别是博客的兴起，网络内容以爆炸式的方式增长，民间观点变得异常丰富起来，而《新周刊》单一封面专题式的内容就显得有些轻薄了，此时的《新周刊》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200期之后，增加了头条，以及重点文章的封面导读，增加了封面所传达的信息量，在选题操作上也确定了社会学的视角。
2004年前后显然也是《三联》面临的一个转折点，早期类似《中国新闻周刊》和《瞭望东方周刊》的社会新闻以及深度负面报道开始淡出杂志版面，随着巫昂等人的离开，《三联》的报道主体开始转向生活方式，让人吃惊的是，2004年之前的《三联》竟然没有摄影记者的编制。
2004年之后，《三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明星记者队伍，李箐的历史报道，王小峰的文化，朱文轶的时政，李鸿谷的政经报道等，各自开始形成影响力和固定读者群，在2009年6月1日出版的最新一期《三联》里，唯一能让我们感受到它早年印记的文章是《邓玉娇杀人事件》，当然还有前面的《生活圆桌》，有人说《圆桌》是如今《三联》最轻松好看的栏目。
混战
转型之后的《三联生活周刊》与《新周刊》的报道领域进一步重合，许三多、王朔、张艺谋与陈凯歌曾经同时出现在当期的两本杂志封面上，而在奥运、512地震、香港大学内地招生、西藏等重大事件的报道上，更是短兵相接。在《新周刊》对512地震的特别报道《伟大的透明和国家的成人礼》出来之后，《三联》记者土摩托一度在自己搏客上表示出不满和不屑，因为在这期提前出版的杂志中，评论文章的数量远远大于现场报道，《这是一次生命教育》、《这是一次爱国教育》、《这是一次传媒教育》、《我们都是人类自我膨胀的灾民》、《我们都是物化生活方式的灾民》，在土摩托看来，这六篇社论相比《三联》记者的前方辛苦采访，来得有些过于容易。
2006年之后，《三联》加大了摄影团队的建设，蔡小川等一批80后摄影师开始崭露头角，与《第一财经周刊》的肖南和新华社的扶庆等摄影师一起展现出一股新的影象势力，这其中少不了任悦和她的1416教室在背后的推动。
而《新周刊》的摄影风格依然停留在张海儿的影响之下，我们几乎不能想象没有张海儿的《新周刊》是什么样子，马岭的离开，赵钢的加入，摄影师队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之前的摄影师马岭也许是在影象风格上与海儿老师差异最大的一个。
2004年前后胡赳赳的加入，加强了《新周刊》在北京地区的影响力，之后正赶上当代艺术热，《当代艺术的“谎言共同体”》等一系列艺术批评文章引起极大反响，《新周刊》逐渐形成在艺术领域的发言权，而《三联》依然热衷于收藏背后故事的讲述，曾焱在传统收藏领域的报道开始被收藏界关注。
2006年左右的《三联生活周刊》一度与《新周刊》十分接近，如2006年1月23日的封面专题《你为什么不笑》，而这显然不是《三联》所擅长的，玩新概念显然玩不过《新周刊》。之后在一系列大事件的报道中，如《奥运专刊》系列，《512地震》系列报道，《三联》以扎实的现场采访逐渐建立了在政府报道领域的老大地位，如在讲述奥运开幕式的专题《礼之用 和为贵》中，《三联》记者几乎采访到了参与开幕式的所有重量级人物，包括何振粱、张艺谋等人，我们脑子里似乎只有CCTV才可以完成的事让《三联》做到了。
中产
而之后《三联》在各个行业的封面报道中，不惜版面，采访之细让人印象深刻，在2007年《茅台的特权》出来之后，2009年又推出了《酒的中国地理》，除此之外，《绿茶之道》，医学领域的《糖尿病第二大国的逆转试验》、《宣战乙肝》、《中医体系中的甲型H5H1疑题》，这些选题几乎都选择了大家最关心的领域一一解答。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想要在各个领域里不失时机抓紧成为专家的《三联》，至少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积累，而《新周刊》的行业报道却屈指可数，又限的几次如《手机人》、《房地产语文》，更多的时候《新周刊》继续在它新锐的路上一路狂奔。
我曾经在一辆大奔的后坐上见到过一本《三联》，也许是细心的车主为大家旅途休闲时准备的，而《新周刊》更多是被放在前方的挡风玻璃下，如今的《三联》更像是为中国未来中产阶级定做的一本杂志，它让读者感到舒服，产生身份认同，让读者有一种大局观。
而《新周刊》却更多的不是让你舒坦，它的不确定性注定使它成为都市中产阶级身上的牛虻（张颐武语），它的每个专题就像是在给社会扎针，一扎就一跳！（王志纲语）
《三联》习惯于提出问题，然后通过扎实的采访一步步解决问题，《新周刊》从来都不屑于解决问题，它更习惯于给你点穴，让你痛或者爽，它迅速提出某段历史时期内的主要矛盾，比如《飘一代》、《狗日的户口》、《有一种毒药叫成功》，这个2007年出版的关于成功学的专题，如今还在网络里被不断转载。我的一位同学告诉我，《新周刊》改变了他的世界观，当年在宿舍里我们常常轮流传阅着看，如今他成了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个性
《新周刊》被人诟病最多的是它的形式大于内容，而《三联》往往由于内容过去枯燥而变得不那么好读，这也许是两本杂志在一个历史阶段里都会存在的问题，除非两本杂志联姻，当然这要看封新城和朱伟同志同不同意了。
记得朱伟曾经像个老学究一样，在杂志上开过一段《有关品质》的专栏，而封新城的文字你几乎在《新周刊》里看不着，他更习惯于当个背后的黑手，隐没在文字中，他的风格体现在专题名称、文章标题、导读和图片说明里，《都是农民》、《第四城》这样的名字似乎只有诗人才想得出来，忘了从谁那里听过封新城早年的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翻白眼。
而《三联》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话语体系，虽然主笔、主任记者们已经拥有了一批忠实粉丝读者，《三联》还不习惯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它更习惯于摆出问题，如2008年11月10出版的《中产阶级的自救与他救》，而《新周刊》早早就给自己定位为“观点提供商”，此外它还是“视觉开发商”、“资讯整合商”和“传媒运营商”。
封新城乐于掀起一场又一场的嘴上风暴，而朱伟更愿意体会研究事物过程中那种深沉的快乐，我不知道哪一种更好，我的每一期《新周刊》都被整齐的摆放在书柜上，有时候看它们就像是在看一件艺术品，有很多次我想把它的封面印在T恤上，而每当遇到感兴趣或者困惑的领域，我定会买本《三联》翻翻。
硬要评说两本杂志谁更高一筹显然是困难的，如同两个不同性格的人，各有可爱之处，我突然想起了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手稿》里的一段论述：
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假如没有个性，我们也不会在这里讨论《三联》和《新周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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