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亮：知識迷宮裡的衝撞

2009-06-01 09:05:06 来自: 黄棘(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知識迷宮裡的衝撞

　　　　　　－一個知識與時代的個人記憶－

　來到北京讀書三年，總有很多大陸朋友會問關於台灣的很多事情，從政治、社會到學術發展；最有意思的一個問題是，有朋友問我：「台灣槍枝是不是很好買？」當時我的回答其實也頗有意思，「如果你問台灣黑道，他一定說很好買；但是問我，我一定說不知道。」

　我要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台灣人來大陸短期交流或長期居住，三六九等人形形色色都有，有優秀的學者，但也有或長期認真經營、或找尋短線商機的生意人；大陸人很難在台灣人身上看到台灣的全貌。

　「台灣某方面如何？」這種全稱式的問題，特別難以回答，因為每個在台灣成長的人或因年代、所處社會位置等不同的因素之下自有不同的看法；有點懷舊思緒，想起那精采的80年代末以及90初的動盪政治社會情境，也懷念那一段在知識迷宮裡衝撞、思索與徘徊的日子；每個人當然都有自己的侷限，這段回憶自然有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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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社會學者蕭新煌曾說，百年來台灣，有兩個民間社會力最為充沛的兩段時期；一是日據時期的20年代，二是社會轉型的80年代；20年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在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日本大正民主、朝鮮三一運動、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大陸的五四運動等思潮之下激蕩著，各種不同的思潮與行動路線在島上豐富地呈現著，20年代末期關於中國改造論（主要針對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不同政路線）的論辯也在台灣人所辦的報紙激烈辯論著。自此之後，在日本進行戰爭動員的情形之下，這些多元豐富的討論被戰爭號角一掃而空。而戰後在國民黨高壓統治之下，即便全球風起雲湧的反叛的60年代，台灣仍在萬山不許一溪奔的高壓統治之下，島內知識份子無緣感受甚至參與那紅色的60年代。

　直到80年代，台灣的一切開始不一樣了。那是個眾聲喧嘩的年代，聲聲來自不同領域對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期待，有人起草台灣新電影宣言、有人為台灣應走向內閣制大聲疾呼、有人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環保運動大聲疾呼、也有人將消費者權益運動組織化、有人為勞工運動而奔走、熱血沸騰的學生當然也不會自外於改革的潮流之外；聲聲來自不同的理想、聲聲之間在行動實踐之中也經常彼此支援，當然，也會包括一些運動中的矛盾。

　用台灣流行的話來說，我屬於「五年級末段生」（民國五十年代出生者稱為「五年級生」）；幾年級生的提法，其實反映了不同時待在台灣不同的歷史階段與政治經濟之下的共同記憶；不管如何，就讓我開啟我的大學到研究生知識迷宮裡的衝撞過程吧。

　1989年的夏天，我進入輔仁大學法律系，從科系來說，那是我的第一志願；而從當時的科系排行來看，法律系屬於一個逐漸往前的科系，以輔大來說，在法律系之前是大眾傳播系；儘管是第一志願，但我很快對法律系的課程與師資失望。當時，每個星期一是一星期當中知識上最充實的一天，從輔大跑到台大聽憲法是一趟愉快的知識之旅；台大法律系是台灣可說是大學法律系當中師資最為完備的，光是憲法就有四個教授，而彼時最讓學生感到新鮮的是許宗力與林子儀兩位年輕歸國學者的課程；許宗力從德國回來，德國公法學界所說的「比例原則」成為法律系學生口耳相傳的新鮮語彙，而他日後出版的《法與國家權力》，更是對公法學感興趣的學生人手一本；林子儀則是美國回來，他的考試題目當中都是實例分析，這讓學生從當時死背法條的法律系教育裡得到一種解放的快感，而林子儀發表於《台大法學論叢》一篇關於言論自由的哲學基礎一文，更是被視為經典之作。因為台灣過去長期戒嚴的政治關係，公法學乏人問津；然而，一連串的法律事實，卻不得不逼使法律系學生產生立基於社會現象的憲法思考，例如當時為數眾多的群眾運動裡，警方所採取驅逐群眾的手段變成為討論焦點，彼時保守的論調認為警方會了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一些過度的手段是必須的，但是，公法學者則搬出「不能以大炮打小鳥」的「比例原則」說明法治社會當中公權力的行使必須受到節制；學者署名發表譴責警方濫用公權力的文章，是當時知識份子表達抗議的一種常用形式；而歷史悠久的《自立晚報》與後來的《自立早報》是必須一提的，因為這些連署多在自立報系的報紙刊登，自立報系創辦人是無黨無派的耆老吳三連，無黨無派的自立報系成為知識份子重要的發言管道，這對之後筆者將要提到的文化研究、科學研究與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的奠基與延續都有重要的關聯。在例如「憲法對第三人效力」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因為日益蓬勃的消費者權益運動，曾到麥當勞門口抗議並發表拒買麥當勞的聲明，如果麥當勞控告消費者運動人士，那消費者權益運動人士能否以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作為己身的權利保障？課堂上，西方公法學「市民不服從」這個聽來很激進的概念也被提出。這兩位年輕學者的學術表現，加上現實問題引發的憲法思考，許多法律學子因此步上公法之路（主要到德國）。

　當時，法律系學界當中，留德派為數眾多，彷彿主流派；不過，當時有個現象卻讓我思索許久，就是當時的老師當中，有兩、三位分別拜師於不同的兩位德國學者們下，這兩位德國學者在德國學界就是宿敵，因為學說見解的不同；有趣的是，這兩三位老師回台灣之後，也延續德國老師見解的不同而成為宿敵。當時，想到留學的意義就是如此嗎？

　台大法律系另一位必需要提到的教授是專攻民法的王澤鑑，王澤鑑是德國慕尼黑大學的博士，他的著作甚多，而其封面設計與慕尼黑大學出版出系的風格一至，就是上下留白；他的請求權基礎論述，開啟台灣法學界新的分析方法，對過去主流的文字解釋產生了革命的效果。對大陸攻讀法學的朋友來說，王澤鑑並不陌生，因為他的著作都已在大陸出版簡體版，也曾到北大演講過。

輔大法律系其實也有有趣的老師，例如從日本東京大學回來的劉志鵬，他專攻當時在台灣尚屬邊緣而且實際上受黨國控制甚深的勞動法（一種說法是國民黨當年因學生與勞工而敗給共產黨，因此遷台之後對這兩類人及其組織嚴加看管）；劉志鵬同時也是律師，他對從未幫過資方打官司而自豪。

　對法律系的失望，大概來自一種僵硬與絕對的感覺。台灣政府體制應該走向內閣制，幾乎是法學界的通說，而學生也奉此理念不渝，法律系支持內閣制成為一堵厚實的圍牆；但是，法律人支持內閣制的論述，卻極少放在政治、經濟、社會等脈絡之下進行分析，也因此，感覺像是一種來自學院的絕對真理一般，不能接受挑戰。

　令一種對法律系失望的感覺，是一種封閉的感覺；在我進入大學之前，台灣的政治社會就開始處於激烈變化當中，立法院尚未全面改選，當時立法委員朱高正不時在立法院以肢體衝撞體制，與沒有民意基礎的老代表以及國民黨青壯輩委員們爭搶麥克風的戲碼，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另一方面，社會運動也開始不斷發生，「自力救濟」成為80年代的時代語言，這個語彙意味著民眾關心的問題（如勞資糾紛、環保等問題）政府既然無視民意，那只有靠民眾自己走上街頭逼迫政府重視進而解決。就在激盪的轉型陣痛期，有兩種聲音出現，一種大聲疾呼社會穩定的論調，一種是對台灣的混亂情形進行批判；前者以當時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語言學專家丁邦新在《中國時報》所連載的＜一個中國人的心聲＞為代表，這篇文章在社會上引起廣大迴響（「沉默多數」此一語彙似乎也是在那時出現），連國文老師上課也都給大家該篇文章的影印版本，作為補充教材，不過，該篇文章也引起一些批判，批判的論點主要是既然社會有如此之多的問題，就應該正視問題的來源，偏安心理只是逃避問題；也有批判者認為，這篇文章是＜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再版，＜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是70年代的產物，時值國民黨遭逢一連串政權正當性危機－政治上有退出聯合國、具有政治與社會關懷的大學生又有保釣（保衛釣魚台）運動，在此情形之下，一篇署名孤影的作者刊登於《中央日報》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於是出現，該文同樣呼籲團結與穩定，這個呼籲當然是針對「具有野心的少數人」。該怎麼看待＜一個中國人的心聲＞？其實該篇文章有相當程度的保守性，但從一些高中老師的討論來看，其實這些老師並不一定認同該篇文章的論點；相反地，這些老師其實都支持改革，但是改革幅度應該如何邁開？幅度應該多大？目標是什麼？這種不確定性心理或許是當時台灣社會多庶人的心聲。

　當時，另一種批判聲音主要源自於柏楊《醜陋的中國人》當中所說的「醬缸文化」以及龍應台的《野火集》與陸續的《野火集外集》；除此之外，對封閉教育體制的批判也是另一種批判觀點，李筱峰與林玉體的文章，是當時這種觀點的代表之一，大致在那個年代，是普遍台灣學生想要掙脫「標準答案」找尋自我答案的開始。除此之外，大陸文學也在台灣掀起一陣熱潮，當時主要是張賢亮、馮驥才一代的作品在台灣出版並引起台灣讀者的關注。

　另一種聲音靜悄悄地生根、但另一方面來看卻也如同櫻花花開落地一般為時短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鄉土文學論戰結束之後，一批新的臉孔以不同的形式參與並構造了這一階段的文化生態；在紛擾的政治社會裡，台灣新電影運動相較顯得沉靜，沉靜並不意味著沒有批判的聲音；台灣新電影的運動者以不同以往的敘事方式、對現實生活與成長經驗的關懷呈現銀幕之際，引起傳統習慣品評商業片影評人士的批判，「看不懂的電影」、「叫好不叫座」成了當時台灣新電影的代名詞；台灣新電影運動者及支持者曾發表一篇宣言，但是多年之後，法國電影筆記為電影一百年所出版的一本書《電光幻影一百年》（這本書的中譯本由遠流出版社的電影館出版）中曾簡短地評價了台灣新電影運動，這段文字讓人有些感慨，台灣新電影宣言發表之際，也正是台灣新電影運動結束之際；那樣的感覺，大約就像侯孝賢日後「悲情城市」裡櫻花墜落的意像。不過，走過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之後，台灣電影後來有了新的發展。

　這些大致是高中時期對台灣社會的一些印象，但初進法律系之際，儘管有些少師的理論精采，但看到文言文夾雜的法律教科書、法院判決，都讓我有時空錯亂的感覺；另一種法律系封閉的感覺，來自台北的變化。

　國民黨遷台之後，一直是重北輕南；這樣的政策之下，使得台北成為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城市；然而，台北之所以成為一個城市似乎並不因她的繁華，而在她的多元變化。記得是初到台北那幾年，許多事情開始發生，讓台灣開始具有城市的意涵，而不只是大量移民前往工作、也不只是一個經濟繁榮的城市（事實上，80年代末期，台灣已結束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發生的事情太多，有點分不清時序先後；先是90年的三月學運，為抗議國會長期不全面改選、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中正紀念堂成為學生的抗議所在，三月學運大概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這個運動與之後的民主改革有一定程度的連結；台北從80年代末期以來，一直是政治社會運動眾聲喧嘩的空間。90年職業棒球開打，棒球在台灣的發展，是從日據時期開始，戰後台灣棒球的發展，與民族主義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台灣三級棒球（少棒、青少棒與青棒）每年參加世界盃棒球賽之際，一定會有電視直播，半夜起床看比賽是一種共同的集體記憶；職業化之後，棒球場成為人山人海的宣洩空間，或許因為棒球運動在台灣發展尤其草根性，因此有人說棒球場像是街頭運動的再現。

　《中國時報》在那時也開始有了「開卷版」，每年會選出十大好書；記得90年初期有幾本標誌當時城市氣氛的書，一是詹宏志的《城市觀察》、《城市人》等趨勢觀察的書，基本上從趨勢與潮流討論分眾的文化現象，儘管詹宏志的作品有人批評學自日本的趨勢學，但詹宏志的作品在當時仍算是新鮮的；即便十多年之後，詹宏志討論如何行銷台北的看法，在網路上被流傳，他認為應以文化行銷台北－台北有二十四小時的誠品書店、代表本土的牛肉麵文化、國際化的永康街小吃等，作為出版人的詹宏志，其敏銳的觀察頗有可供討論之處。二是突然間冒出的關於後現代的書籍出版，其中，唐小兵所翻譯的詹明信對後現代的看法成了之世界的暢銷書；理論的需求往往有其嘗試對現實的詮釋有關，那時台北有一些不同的空間出現－例如誠品書店、敦化南路圓環附近標榜後現代建築的咖啡館等。

台大附近的唐山出版社也是一個重要據點，在那裡可以買到一些翻版的原文書之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島嶼邊緣》、《當代》等雜誌都可以在哪裡看得到；而且唐山也出版了許多另類的書籍，例如那時就有「戰爭機器」系列的書，如《新電影之死》（迷走與梁新華）等。

　大眾與另類的文化也在此時開展。流行音樂在80年代原本就創造了一些出名的歌手，但是，這些出名的歌手其形象塑造與音樂形式，從日本翻版的不少，早期出名的就是模仿了松田聖子等著名日本青春玉女形象的歌星，之後，一批創作型歌手曾經開拓一片天空，但是，之後的陳淑樺的「夢醒時分」成為流行音樂一個新指標，一方面，她的歌詞以城市女子的角度出發，扣合了當時開始出現的城市感，另一方面，流行音樂工作者有了新方向，翻版的情形開始陸續減少。台語流行歌曲大致也是如此，過去台語歌詞總是不脫海邊、港口、離別，而曲調形式也是直接仿自日本；林強的「向前走」專輯一反過去的悲情，以暢快的旋律唱出了年輕人到台北打拼的心情寫照。另類音樂值得一提的是「抓狂歌」與水晶唱片，「抓狂」在台與的意思就是發瘋，這個專輯以戲虐的方式唱出小人物的心聲，頗為有趣；其中一位創作歌手陳明章後來成為活要台語歌壇的製作人與歌手。水晶唱片專門製作發行另類音樂，猶記伍百當年活躍於酒吧（現場演唱），但一開始並未被流行音樂所接受，他的第一張專輯就是由水晶唱片發行。就音樂來說，80年末期與90年初期，大陸的音樂也曾吸引台灣的音樂迷，最受到重視的是崔健，他音樂的調性極切合當時台灣變動中的情境，事實上，即便迄今，我的朋友還有一些崔健迷；如果沒寄錯，大陸流行音樂接下來流行的是來自北京的艾敬的「我的一九九七」，至於搖滾樂則是唐朝、黑豹。

　另外，那幾年當中，大眾消費行為也開始出現了一些改變，ＫＴＶ與啤酒屋開始成為大眾消費的空間；有一種說是，ＫＴＶ是台灣將日本的卡拉ＯＫ轉化之後的空間，屬於台灣所自創的，至於啤酒屋，在台北安和路上處處可見，曾有一度移到稍微偏遠的忠誠路，不過，不知何故，啤酒屋生命歷程較短，但是愛喝也善喝的台灣人喝酒並沒有因此而減少。ＰＵＢ在那時候也開始更為大量而精緻的出現，ＰＵＢ在台灣的歷史其實頗為長遠，但不見得跟台灣（男）人有直接關係；ＰＵＢ在台灣的出現與美軍駐台的美國文化有關，就有點如同日本（男）人喜歡的台北中山北路的酒店（台灣的酒店只的是有女陪侍喝酒的地方）或是北投的溫泉一樣；在台灣當時經濟不發達的情形與在台美國、日本男人需求之下，於是產生為謀生的情色行業的女性（印象中有些電視電影情節就是以此為主，身為長女的姐姐為了弟弟的學費，不惜出賣身體下海，但是卻引起弟弟的不屑這一類的家庭悲情劇）。ＭＴＶ也成為另一種觀影空間，ＭＴＶ其實有些像是ＫＴＶ的空間結構，只是這個空間以觀影為主；印象中最強烈的是，許多新的舊的電影在ＫＴＶ都能找到，ＫＴＶ也成為電影青年流連忘返的空間，只是，後來台灣經濟逐漸富裕之後，美國開始追究版權問題；於是，1965年以前的片子可以放映，於是直接造成ＫＴＶ的逐漸關閉。

　也在那幾年之中，產生了一個大約可以名之為文化報導的文體，《中國時報》則是這類文體主要產生的空間，而蔡珠兒是主要的撰稿者；這類文體有一種特色，就是行文深度介於學院與大眾媒體之間，而且議題直指不同社會階層的不同記憶；印象中最深刻的一篇是在分析台北不同的兩個老人群體截然不同的生活經驗－一個是台北龍山寺的老人，他們都是本省籍，政治立場上因為二二八事件等歷史經驗強烈反對國民黨；而就在龍山寺附近有個開往榮民總醫院的公車站牌，所謂的榮民，就是跟隨國民黨來台灣的老兵，他們之中許多晚景有些悽涼，不過，仍享受國民黨的一些照顧；該文就在分析不同的老人群體的不同歷史記憶乃至生活方式。

　除此之外，台灣的有線電視與廣播電台也開始挑戰台灣既有禁忌的天空，因為住學校宿舍，有線電視的出現感受並沒有特別深；倒是之後出現的地下廣播電台，也有自己參與的份（那時我已是研究生），因為地下電台其實也為數眾多，如果從時間來算，假設深夜不播放，從清晨到深夜也需要很多人幫忙主持，於是學生就是很好的對象，記得第一次去電台，電台是在一個簡陋的巷子裡，是個早上到中午的節目，帶著幾瓶啤酒和兩三個朋友就進去錄音間主持了；地下電台的錄音間是很簡陋的，正要進去之前，前一個節目的主持人群正好出來，他們沒帶酒可是有檳榔，我們有酒沒檳榔，一群人以相互羨慕的眼神看了一眼之後，有點大家都是兄弟的感覺。其實，地下之所以為地下，並不因為只是地下電台是違法的所以是地下的，還包括主持的人都是非專業的，沒有字正腔圓的腔調，甚至主題也是地下的，從政治到因為都是跟官方或者說主流的是完全不一樣的；行為模式也是一樣，穿拖鞋、嚼檳榔長期是學校教育中低下人的形象，可是我們樂於如此，一種反叛的快感；事實上，這種吃檳榔低下的形象也是長期省籍歧視之下的結果。地下電台某種程度來說，是一種特殊時刻的產物，在媒體天空尚未完全解放之際，因為還帶有禁忌的關係，所以能夠吸引特定族群；然而，在之後媒體空間幾乎完全開放之後，一向沒有廣告的地下電台馬上面臨一個抉擇，是要堅持沒有商業色彩的社會運動精神？還是商業化？據自己的觀察，選擇商業化的地下電台消逝得極快，因為欠缺資金和傳播技術的專業化限制。

　面對如雨後春筍一般的眾多現象，自己似乎很難在嚴謹的法律系課程裡好好專心讀書，想到法律人的宿命－律師與司法官考試，擔心自己的生命耗費在各種繁雜的學說理論當中。依舊是現實問題所產生的問題意識，在法律系找不到答案，於是轉向政治系；輔大很有意思，因為輔大是天主教學校，基於宗教不干預政治原則，輔大因此沒有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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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政治系於是成為一個新的天空，大三大四那段時間經常從輔大跑到台大旁聽。當時台大政治系的年輕老師其實不多，這或許與政治系「政治」這個敏感的辭彙有關，日據時期，日本殖民政府鼓勵台灣子弟攻讀醫學與法律，因為這兩個學科都可以幫助台灣子弟一方面有好的經濟與社會地位，更重要的是，防止台灣人對政治有興趣；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政治系也有著濃厚的控制色彩，這些因素導致政治系長期以來有一種無形的保守氣氛。朱雲漢與陳思賢大概是唯二的例外，這兩位老師同樣畢業於美國名校。朱雲漢專攻政治經濟學、比較政治，儘管被認為是國民黨的智囊，但他的治學嚴謹、心胸開闊，仍贏得學生的尊重；記得有一次旁聽時，時逢彭明敏返台的第一場演講－地點就在與上課地點相同的台大法學院，而時間與朱雲漢的上課時間衝突，朱雲漢大方地跟學生說，想聽彭明敏演講的，可以隨時過去，因為這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演講。朱雲漢經常在主流媒體發表對時政的建議，與過去的社論不同的是，他文章當中的形容詞不多，這與過去「團結」、「安定」之類的抽象語彙的社會截然不同；朱雲漢的文章經常以新的概念作為分析基礎，例如90年代初期他便透過總統制／內閣制在其他國家的具體分析，指出台灣應該走向得以整合政治經濟資源的內閣制（加上統合主義），跨朝野對立；讀朱雲漢的社論，猶如上了一堂理論與實際艱鉅的政治課。

　陳思賢的專攻是西方政思想史，在過去，中國政治思想史與西方政治思想使這兩門課對政治系學生來說，屬於一種類似國父思想、三民主義之類的課程，反正考前背一背，老師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沒有營養又好過關。陳思賢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確實打開台灣對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道門窗，他的課經常爆滿；印象深刻的是，記得一個陰冷的雨天沒有佔到座位，只有站在門口聽課，那堂課陳說得挺精采的，馬基維利的《君王論》其實有一個重要企圖，過去的政治體制都宣告失敗，馬基維利嘗試超越過去歷史失敗的模式，建立一個新的嘗試…；他的論述特色是將不同政治思想家的看法還原歷史脈絡，並進而進行概念比較，他初期的作品都發表在《台大政治學論叢》。在陳思賢之後，也有優秀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老師回到台灣，例如同是耶魯大學專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蕭高彦與江宜樺。

　在台灣，一般身心健康的男性都要當兵，但如果一直保持求學狀態的話，可以以在學證明延緩當兵；雖然大四那年都在台大政治系聽課，往返輔大與台大法學院之間，但我還是平均差一分落榜。當兵對那時的男性大學畢業生來說，確實會讓人陷入長考，台灣政治社會正在轉型期當中，這麼珍貴的歷史時刻，難道自己要面對那麼僵硬而封閉的體制嗎？

　於是我故意當了大四的一門必修課，那門課是國際公法，老師是當時工黨主席王義雄老師的課，王是法國巴黎大學的博士，對學生甚好（有點超越溫情主義的好）；我擔心不去考試還讓我過關，還特別打了一通電話跟他說明我的抉擇。

這樣的人在我們班上還不少，而我們班被法律系同級班別戲稱為「博士班」，因為我們班有人放棄法律的不少，有人要考中文研究所、有人想考社會學研究所、有人想考政治學研究所…。

　那時，跟一位要考清華大學社會人類所的同學不錯，大家平常就一起看電影之類的，考研究所前也不時串門聊天。記得那時候，他所讀的書印象中有《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杭之）、《島嶼邊緣》等，當然也包括古典社會學三大家－馬克思、韋伯、涂爾幹的書，只是，杭之的《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成為考試必讀書目讓我覺得新鮮；而據後來想進攻清華但煞羽而歸的同學告訴我清華出的題目都是足供自由發揮的實例題，清華的考題是想了解學生活用社會學概念的能力而不是追求傳統的標準答案。

　那時的清華，是一個新的活力的來源，也是一個有趣議題的來源；科學研究的傅大為跟文化研究的陳光興都在新竹清華，他們一起在自立報系寫些新的東西，所謂的新，是指當時反黨國體制的論述主流，主要集中在以理論攻擊當國體制，例如台大經濟系教授陳師孟等人合著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陳明通的地方派系研究等；但陳光興與傅大為的論述在當時統獨爭議、主要集中在以政治力與論述對抗黨國體制的年代裡，提供了另一種聲音。陳光興在當時曾引發一件引起知識界普遍關注的一件事情，就是「Ａ片事件」；那時的清華校園顯得很另類的一點在於，當台大精英（當然包括其他學校如東海、輔大，台灣學運圈有派別之分，經過三月學運之後，台大成為一派、其他學校又共組一派）集中在對抗黨國體制之際，清華老師與學生則集中在其他面向的反抗，記得就在「Ａ片事件」前後，清華大學因為有無學分但是必修的勞動打掃課程，於是一張大字報於是寫是「抗議清華帝國」之類的口號。除了科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在那個年代被帶進台灣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媒體研究，媒體研究的推動者主要是政治大學新聞系的馮建三；他也與傅大為、陳光興等人在自立報系等「戰鬥場域」發揮戰鬥力；此外，他也翻譯了如《文化帝國主義》（該書大陸也有譯本，但未註明譯者姓名）等諸多媒體研究的重要作品，著作也頗為豐富。馮建三對於文化研究領域在台灣逐漸興起的一段談話，極為深刻，他認為文化研究興起或許是因為社會現勢（social being）所產生的政治經濟議題讓人產生嘗試去回答找尋答案的動機；事實上，不僅文化研究如此，對於科學研究或是媒體研究也是如此；尤其對年輕學子來說，許多人因此投入這些領域，為這些領域進行深化的工作。

　儘管知道一些新鮮的東西出現，但我還是照自己既有的路線走，我還是關心如何對抗黨國體制，因為擔心兵役問題，我決定隔年報考相對比較好考的「三民主義研究所」，我想找以研究台灣地方派系聞名的陳明通當我的老師；在行動上，當時「理想青年」有一種說法，就是如果對政治有興趣優該去幹兩種事，一是當立法院助理，因為有權力向行政院調資料，這些資料可以對黨國體制有更身的了解；二是當記者，因為可以了解更多的政治黑幕；總而言之，就是可以透過實際操作，超越理論地認識黨國體制。

　我選擇了助理工作。邊讀書邊工作幾個月之後，正逢鄉鎮市長選舉，我老闆希望我去幫的朋友助選，負責的是文宣工作；當然，每個候選人都希望有最成熟善戰的班底，文宣工作當然不可能只放在我這個初出茅廬小子的身上，於是他們找來鄭文堂。就在那時，鄭文堂（我們都叫阿堂）出現，也在那時候開始，跟阿堂開始了仍在持續當中的將近十年的友誼；阿堂是「綠色小組」出身的，他放棄了外商廣告公司的優渥工作，只因為看到80年代頻頻發生的煤礦災難，決定放棄每天早晨起來喝咖啡吃土司麵包那種所謂穩定的的日子，借了攝影機開啟了他以鏡頭觀察社會的日子；他拍了台灣第一部關於工人罷工的紀錄片－「用方向盤寫歷史」，也因為一直參與勞工運動，延緩了他真正拍電影的機會，不過，也因此他有更多透過鏡頭觀察台灣社會變化的機會；他後來成了台灣最老的新銳導演（這是一個戲稱），2002年，他終於光芒開展，以「夢幻部落」得到威尼斯影展國際影評人週最佳電影，而且還被譽為「今年度最好看的電影」。

　那個選舉因為候選人太晚起步失敗了，但我幸好進入台大「三民主義研究所」，暫時免於軍隊體制之苦。這個研究所很有意思，事實上，在那個年代裡，三民主義已經沒有什麼人研究了，而且這個所基本上也不幹這個事情，這個研究所之所以吸引很多年輕人報考；只要是因為它代表了當時台灣學術界部份人所倡議的「科際整合」，也就是跨既有學術領域的研究；而從學術與權力之間的辯証來看，這個研究所也提供了一個好的分析案例，既然他標榜科際整合卻又不願意自我標榜是研究三民主義的，因此，改名勢在必行，但是改什麼名字呢？有教授主張亞太所、更有人主張其他名稱，但是投票過程卻面臨阻力，為什麼？少數依靠三民主義為生的老教授該當為何？儘管他們也願意改名，但在改名會影響既有生計的情況之下，他們選擇抗拒改革。學術與權力之間的辯証聽來抽象，不過，他確實有具體而微。現在，這個研究所稱為「國家發展研究所」，與三研所時期一樣；共有五組－政治、法律、經濟、社會與中國大陸等五組。

　進入研究所之後，我開始為自己碩士論文進行思考，90年代，台灣研究基本上分成兩個層面，一種是時間點其實是要擺在當今的研究，一種是遙指日據時期的研究；這兩個層面各有不同故事可說。就前一部分來說，80年代中期除了一些有批判立的學者歸國之外，一些學運世代的學生也展現功力（學運世代的出路是很兩極的，一極是立志從根做起，以投入基層選舉改變政治生態為職志，另一級則是繼續讀書深造，當然，有有一些人不選擇亮眼的社會角色，而選擇記者、編輯等工作持續扮演一種葛蘭西所說的有機知識份子的角色）。當時，　地方派系研究是一門台灣研究的顯學；台灣地方派系的研究，必須追溯到吳乃德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他的論文當中開啟了台灣地方派系的研究，吳乃德透過幾組不同統治方式分析為什麼國民黨採取恩疪／依持主義來統治台灣？最重要的一點是統治成本最低，特別是對從來沒有統治過台灣的國民黨來說。吳乃德論文的重要性在於之後的延續，例如吳乃德與陳明通在中央研究院所發表的＜政權轉移和菁英流動：臺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歷史形成＞，而陳明通與朱雲漢所發表的＜區域性聯合獨占經濟、地方派系與省議員選舉：一項省議員背景資料的分析＞更是成為派系研究的經典之作，這篇文章分析了國民黨如何透過壟斷性經濟利益的給予，得以跟地方派系構築恩疪／依持關係；威權依持理論是地方派系研究的關鍵理論，而地方派系成型之後，更是開啟了年輕學子對地方派系的研究，保守估計，在此之後，以台灣地方派系為題的碩士論文至少有三十篇以上。事實上，陳明通與朱雲漢同為胡佛子弟，胡佛主持了一個關於台灣選舉的中心，每年廣泛地進行問卷調查；根據這些實證資料，陳明通與朱雲和發展出「威權依持主義」的本土理論；胡佛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美麗島事件發生之際，胡佛跟被逮捕的人似無淵源，但他上書蔣經國並願以死薦的方式讓這些被逮捕者免於一死，胡佛的作法贏得知識界的高度尊重；胡佛有三大弟子，俗稱「佛門子弟」－朱雲漢、陳明通與游盈隆。游盈隆對台灣學術的貢獻在於以從美國帶回民意調查的方法論，分析台灣選民的投票意向。繼地方派系研究之後，政治學另一個興起的研究領域是選舉研究，主要是分析不同的族群、性別的投票傾向與政黨認同。

　地方派系研究像是一個觀察台灣政治問題的起點，因為之後，有些學者的著作就是以此為起點出發的，例如台大社會系的陳東升所寫的《金權城市》與王振寰的《誰統治台灣》兩本書，這兩本書各有不同論述，但其中有相同的一點；就是延續地方派系的理論，進一步分析地方派系的權力運作與城市空間形成之間的關聯。空間之所以成為一個關注焦點，台大城鄉所特別是夏鑄九功不可沒，夏鑄九不僅翻譯介紹了Manuel Castells的理論（夏鑄九等翻譯的《網絡社會的崛起》等書大陸也有譯本），更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解釋了台灣空間的型構；更重要的是這套分析方式不僅於學院內的倡議，台大城鄉所的學生也以理論與行動並進著稱，而城鄉所學生的論文選提也相當活潑，例如分析李登輝如何透過「社區總體營造」進行民粹動員等。

　至於80年代崛起的學運世代，其中有些人的論文集之後的學術表現是值得注意的。有幾個人是值得一提的，一個是林佳龍，他的傳奇第一個是以比台大政治系最低錄取分高一百分的成績進入台大政治系，他在胡佛與朱雲漢的指導下，完成關於民進黨支持群眾之研究的碩士論文，之後，他到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拜師於Linz門下，Linz以研究民主轉型著名，林佳龍的博士論文也是以台灣民主化過程為主題；林佳龍的文章特色是巨細靡遺，為了一個論証可以列舉相當多的具體例證。另一個人是郭正亮，郭正亮在《南方》雜誌時期便以江迅的筆名為文為民間社會大聲疾呼而嶄露頭角，而他的碩士論文《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轉化》更是廣被引註，記得在台大讀書時，想要借閱他的論文並不容易，因為界閱率頗高，借來之後已是一本被翻閱得紙張都以有些破爛的論文；郭正亮的求學路有些不同，他原本是台大機械系的學生，之後轉到社會系；之後到耶魯大學攻讀博士並專攻比較政治，他博士論文的題目是比較台灣國民黨、日本自民黨以及義大利基民黨三個舉世聞名的金權政黨的比較研究。他的碩士論文在方法論上直接批判日前過世的默頓的結構功能主義，然後以歷史／結構的面向進行分析，在台灣社會學界還是以結構功能為主流的年代裡，他的作法引起很多人的議論與佩服。

　同一世代的傑出人物還包括吳介民、范雲、吳叡人等，吳介民的碩士論文以資源動員理論分析當時台灣的社會理論，吳介民日後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期間，因為對電影感興趣，還曾經旁聽了電影課程；他曾於90年代初期到大陸以紀錄片形式拍攝廣東的盲流。范雲，有點曾被台灣媒體是為三月學運得指標性人物，之後也到耶魯攻讀社會學博士，專攻社會學。吳叡人則在芝加哥大學，他以傑出的文筆翻譯了《想像的共同體》，大陸最近出現的譯本，就是吳叡人所翻譯的。

　至於當時的日據時期研究，日據時期台灣研究之所以得以成型，台大是一個重要的空間；因為日據時期，台灣大學就是台北帝國大學，就連校園設計也很日化；記得有一次看東京大學校園的相片，竟跟台大有很大的類似（其實該說台大像東大）。在80年代的政治經濟社會轉型期當中，一股力量是本土化力量；大約在80年代中期，發現過去的台灣，成為當時知識界的課題之一，過去的台灣歷史長期屬於禁忌，直到威權政體逐漸弱化之際，當時，《人間》出版社的幾本書都成為經典，《人間》書系有一個共通特色，就是從左派的政治經濟學詮釋台灣的歷史，其中比較引起注意的是涂照彦的《日本帝國主義之下的台灣》，另外，30年代日本右翼當道之際，當時以人道主義立場、東京帝大校長矢內原忠雄所寫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也幾乎是必讀之書，另外，史明厚厚的兩本《台灣人四百年史》也勢必讀之書；至於戰後世代的台灣研究，也在80年代慢慢崛起，例如周婉瑶的關於日據時期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碩士論文，開啟了一道門窗，之後還有博士論文修改之後出版的《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對台大人來說，台大有更好研究的原因之一，正因為台大前身是台北帝國大學，那時候，「台灣問題研究社」的成員開始自願擔任整理的工作，位在台大法學院圖書館地下室塵封已久的日據時期書籍作整理，陳俐甫是一個新生代日據時期研究的代表之一；他日後曾到日本攻讀博士。

　　　　　　　　　　　　　　　　３

　曲終人不散，97年我終於入伍當兵，部隊分發之後，我在台東（台東，就是張惠妹的故鄉）當兵；「過去的事不是忘了，只是想不起來。」台北有一個懷舊電台以這句話作為標榜，用一種懷舊情懷來說，當電台一播放起屬於共同記憶的老歌時，確實會有一種自己漸老去的滄桑感以及過去總是美好的生命感；但用另一種不那麼溫情主義的話來說，沒有問題意識，過去的當然想不起來。在偏僻東部當兵時，專門想些軍營之外的東西，放假時也會買一些書帶回軍營看；那時台灣出版界翻譯了一些書，其中之一是探討為什麼日本經濟始終一蹶不振？一種解釋方式回到文化的解釋，那時我想到高中時期的《中國論壇》雜誌，那時亞洲四小龍成功的原因也一直是西方嘗試解釋的現象，但是到最後，有些人發現無法以西方理論解釋，於是以文化論或是威權政府作為解釋；《中國論壇》當時是知識份子的論壇，80年代期間也經常進行台灣與大陸知識份子的對談，印象中幾個專輯就曾經以長文追隨文化論或威權論的解釋模式進行討論。

　那時候，有點想起過去的問題，然後利用放假時到圖書館翻資料，看以前的人是怎麼討論的？想起東海社會系，以過去的社會系來說，東海社會系一直有「北台大，南東海」的架式，現今其實應該在加上清大社會人類學所；台大社會系一直人才輩出，不過東海社會系也不惶多讓，東海一直有韋伯學派的傳統，除此之外，也做台灣中小企業的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王振寰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文章也引起重視，當時剛回到台灣的學者都以批判的角度來回應台灣經濟奇蹟是「大有為政府」的說法，那時主要是以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王振寰的文章是代表之一，大約與此同時，吳乃德的文章也批判了許多學者以「自己喜歡的理論」來解釋台灣的發展；王振寰另一篇引起重視的文章是重新檢視韋伯正當性概念的概念並且進行修正，然後以美國政治學者Robert Dahl鎮壓成本／容忍成本的概念進行國民黨之於兩次政治事件的不同反應。

　其實，東海是有很多故事的大學；東海與輔大都是教會學校，不過東海似乎更為開放一些，而且過去似乎有些人因為東海有外國老師，校風都較為自由的關係，放棄台北（甚至是台大）選擇台中的東海；東海有她獨特人文特質的原因之一，因為台灣文學重要前輩楊逵就住在附近名之為「東海花園」的地方，楊逵是台灣日劇時期的作家，以「送報伕」、「鵝媽媽要出嫁」等短篇小說在日本以及台灣聞名，他的小說關注日本政權之下的弱勢族群的尊嚴與處境；他在行動上也在日據時期也加入農工組合等左翼組織；許多「文藝青年」也會到那裡跟文學前輩聊天。

　東海大學是中部的運動重鎮，讀研究所時，有一個大學在東海待過的朋友；他跟我說，平常都在地下電台待著，有一天，因為要考試不得已到學校，因為擔心電台的機器被抄走，只有抱著機器到學校考試；他告訴我的話，大有共同回憶的感覺，原來北部與中部都一樣。

　當兵時，開始了真正比較靜下心利用空閒讀書和寫作，在那樣環境之下寫作的感覺極像阿唐寄給我的一張明信片，他在上面想像我當兵的情境，寫著，「像是荷索的電影，幾個士兵，在海邊寂寥地過著…」；其實當兵也不那麼無聊，因為我是研究所畢業才去當兵，跟一般士兵都有年齡上的差距，而且這些士兵來自社會不同層面，有的是未來的老師，但也有殺人前科的，有點像是社會的縮影，跟這些不同的人一起半夜聊天喝酒是很愉快的經驗。

　當兵時，寫了一本讓出版社賠錢的文化評論集；這些文字只所以得以成型，有些跟那些士兵有關。舉例來說，當兵時正逢日本偶像劇熱潮，我和這些年輕士兵一樣喜歡看日劇，但我卻發現其中有世代差異；在自己的成長過程當中會輕易發現，許多長輩都有日本名字，而且習慣上都以日本名字互稱，而他們所喜歡或認同的日本文化產品是早期日本的家庭倫理劇、演歌、豬木與馬場的摔角、宮本武藏與佐佐木小次郎的武士劇，他們對日本年輕人所喜歡的日本偶像劇根本不感興趣；年輕人對這些根本不感興趣，甚至日本年輕人對此也興趣缺缺，台灣年輕人喜歡的是日本偶像那種個性化的形象。

　來大陸之後，很多人認為台灣還是很日本化；結果來說，似乎是如此，但是不同世代所認同的日本卻是完全不同的，這跟日本文化產品本身的轉型應有直接關係。

　　　　　　　　　　　　　　　４

　退伍之後，跟一些比較不錯的大學碰面；會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就是大家從侯孝賢電影裡那種叛逆少年轉型到楊德昌電影中的都會人物；大學同學大部分都已在工作。

　有一種感覺，那個激烈的年代已經過去，某些東西把過去的某些東西無情地吸納了，並且成為現今正在運作的體制；例如那個年代有個夏夜，上萬人睡在台灣最貴的忠孝東路四段上，因為大家要抗議財團炒作地價，導致一般人在台北買不起房子；財團，那個年代多麼負面的字眼，但幾年之後，工作的同學開始在討論誰在哪個財團工作、待遇福利如何？大家都說，沒辦法，總要養家活口吧？

　台灣有一句俗語：「讀冊（讀書）、作兵（當兵）、娶某生子（娶妻生子）」；我比較好的一些大學同學許多按此人生公式進行，大學畢業之後就當兵找工作，當然很多也結婚了；記得他們慶祝我退伍的喝酒之後，一個人走路回家，燈光有些昏暗，有點像是小津安二郎電影結尾的鏡頭；我曾想到兵時喜歡的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的結尾，「我在哪裡？」一種既虛幻有真實的感覺，想找尋自我真實存在的感覺。

　懷舊是起點，但沒有問題意識的懷舊是虛幻。

　我想過，我曾和阿堂一起在地下電台主持節目；但是相較政治性節目，我們的節目始終不叫好，直到確定節目要下檔，才有一些人Call-in近來表示喜歡文化的節目；為什麼台灣社會對文化始終漠視？或者說，我們並非名牌所以沒有聽眾？為什麼地下電台面對商業化就沒辦法跨過關卡？資金與專業，聽來很簡單的東西，他是如何影響了電台的經營？過去，台灣有一句話，叫作「民意如流水」；那既有地下電台的閱聽人卻又為何很快地轉向呢？

　在我退伍那幾年，科技新貴一詞突然成為時髦的語彙，新竹科學園區更是被視為聖地；新竹科學園區在1980年初期完成，而且初期成績不佳，我在那個園區被稱為貴族學校的地方完成高中學業，對那裡的生態還算熟悉，之後很多朋友在那裡擔任工程師之類的工作；但為什麼我的朋友告訴我，那裡其實像一個大工廠，每天你得很早起床上班，然後花很多時間加班；也有人告訴我，雖然大家把台灣高科技能力捧得過高，其實，他們只是像另一個廉價的加工區一樣；但也有與園區大老闆熟悉的記者朋友告訴我，誰又賺了多少錢（他們說錢的單位是代表「全球化」的美金）；我的朋友如此辛苦，而為什麼媒體始終把科技當作一種最時髦最緊隨國際時尚如同米蘭的時裝展覽一般？

　總有很多東西不明白。

　有大陸朋友問我，台灣的文化研究與科學研究是如何發展的？從學院的角度可以說，那其實包含某一種偶然成分，當時，一些在國外學成歸國的學者恰好躬逢其盛，他（她）們之中部分在國外攻讀在台灣尚屬於邊緣位置的學科，激蕩的年代裡讓他們所攻讀的學科有發揮的餘地。

　但，或許更重要的是，那個年代不正提供許多的問題意識嗎？

　正因為有這些問題意識，許多學生投入於這些領域；也正因為這些問題意識，我想換個場域作比較研究，2000年初訪大陸之際，酷熱的北京讓我下了這個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