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翻译】《和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一道的学校》
来自: 何许人(找人中……)
副标题::教育中欲望的角色 豆瓣条目:http://book.douban.com/subject/6986768/ 前言 (Fernado Oury前言暂时未译,下面为分别为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及其女儿Catherine Dolto-Tolitch所作的前言) 讷维尔学校……其对待孩子的方式是从给予他一些责任感、一个在教育氛围中的主动角色和一些日常生活中(并且尤其是在书中后面能看到的,由孩子和成人组成的理事会中的)的主动和决定权开始的。他们不仅仅是被征询意见,其批评与建议被听取,也参与了决策。这就是重新找到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被重新发现的人类尊严。 很快地,这些孩子们承担了那些他们自愿承担的责任,与成人们一道合作来构筑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框架:清洁、做饭、收拾餐桌、维系与村庄里的供应商们的关系、修理花园。对他们来说,有动机的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变成是自然而然的。 从村庄、市镇和家庭(他们每个周末回家)中开始的对周围世界的开放和对他人的关注,与他人的合作精神,对每个人所遇到的困难的容忍,在没有哗众取宠的情况下,这些就是讷维尔学校这一鲜活而民主类型的教育的结果。 简而言之,这就是在几个星期中,我们在每个孩子身上看到的成熟的变化。 相应地,是通过接受一个生活的规则来对自己负责,其中,每个人轮流负责扮演生活中不同的角色,负责大多数的工作岗位。这一行动的自由和多种多样的工作任务在孩子身上发展出了对别人的尊重,因为他们也受到了别人的尊重。 确实,这一正在进展中的教育工作应当更多地被了解,并给其他的一些受到感召的教育工作者们带来帮助,并向他们展示一些在几年以前还显得是乌托邦式的(不可能的)成就。 对那些在类似于讷维尔学校框架下,由衷地探索着教学法并努力地服务于儿童的人们,Michel Amram和Fabienne d’Ortolie的这本书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于我这个精神分析家来说,在和一些早期受到影响的(特别是其中最敏感的)孩子们工作过(很长时间)以后,我明白,在家庭外最重要的领域就是学校,它可能加重一个紊乱孩子的情感和心理社会障碍;但是同样,如果孩子感到在其中作为一个人(除了作为“学生”之外)受到尊重的话,这个学校的环境也将能支撑并给予他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的快乐,带领他超越其无能感。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 讷维尔,这个模糊的形象长久以来飘荡在多尔多的家庭中。电话响了:是“讷维尔”(打来的);星期六下午的几小时里,弗朗索瓦兹忙于一些事情:这是为了“讷维尔”。慢慢地,事情变得明确起来,讷维尔摆脱了这个迷途少女的状态,慢慢成形:它是一所学校!在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讷维尔学校”对她而言始终是一个引起关注的主题,她始终准备为之贡献自己的时间,而我们,她的孩子们,始终担心她的休息时间。以一种几乎是野蛮的和无法回避的方式,她始终坚持这些(与学校的)约会,我们才明白了这个“讷维尔”在她心目中的重要性。(几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她都始终在关注那里发生的事情,并对每个孩子和发生的每件事情感兴趣。 在她去世以后,在对本书收集的文章的编辑工作中,我发现了讷维尔学校这个世界。伴随着Michel Amram、Fabienne d’Ortolie,我开始了解这个集体的工作。 因此,我明白了为何这个地方和这些人让弗朗索瓦兹感到如此激动,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就希望成为一个“教育医生”。我想,在这所学校里,她找到一个这样的团队,他们带着自身的天资,具有每天工作的勇气以及最重要的独创性,来实现一个在所有人眼中都看来是乌托邦式的计划,对此,她很确定这是可行的,并且这也是所有那些参与这一计划的孩子和教育者们的生活源泉。 (这是)一所支撑并允许每个人通过学习而获得充分发展的学校,一所预防后来的人格障碍并有时治愈它们的学校:得益于讷维尔学校,她看到自己童年的梦得以实现。 对我而言,这是理解她对这个地方的激情的关键。对她而言,这首先像是一个在其中检验了她的一些确信和疑问的实验室,更是一个在其中孩子们首先而且始终是受到尊重的地方。 从头至尾,她的生命都围绕着一个基本的忧虑:如何在人类生命轨迹的每一时刻预防心理障碍的发生。有些事情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她很清楚这一点,人们也不停地对她这样说。正是因为她,也是因为他们(讷维尔的教师们),不可能的东西成为了日常的现实。他们一起表明,尊重孩子的欲望,是一个成人可以给一个孩子的最美的礼物。通过为了让这样一个计划延续下去而如此努力工作,计划的实现赋予了那些所有参与了这一奋斗的人们意义,这也同样是她给我们上的一课。 这本书讲述了一场奇遇,其中,一些不同年龄的人们共同承担了一项超出他们每个人单独可以承受的任务。因此,这也让那个很早就已经开始询问周围世界的小女孩的梦想得以成形。 Catherine Dolto-Tolitch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的女儿,也是其遗著的继承者) 一所学校诞生了 基础 Ø 与Fernand Oury和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的相遇 那是在1975年11月,我们三个人刚刚二十多岁,几个月以来,在没有启动资金的情况下,我们寻找一个地方居住,并创立一个生活场所。我们在那个时候并不把它叫做学校。我们最终在诺曼底一个叫做Neuville-du-Bosc的小村庄里找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一到讷维尔村,就写了一篇文章,以便让人们知道,我们准备好迎接一些孩子和成人来充实这一事业。我们的文章的题目是:“一所学校诞生了”。 这篇文章既是告知性的又是广告性的。这个通告催促着我们的朋友们和潜在客户先生亮相,他们似乎看起来有很多。 这封信之后是沉默,这个和诺曼底农村显得很和谐的沉默的反应让我们的事情进行得并不太顺利。因此必须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从未有一个时刻,我们考虑过收拾行李离开。 Fernand Oury邀请我们去他巴黎郊区的家中(吃饭)。我们读过这位教师的书,他的“理论”对于我们去讷维尔确实有一些影响。一见面,他就严肃地提醒我们:“你们不是要建一个新的夏山学校吧?”他认为尼尔的书《夏山学校的自由孩子》是有其历史的背景的,并通过支持了一种所谓的“非指导性的”教学法而带来了足够多的损害。 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太理解…… 但是我们能够长时间地向他阐述我们的计划。我们谈到那些我们知道做的事情,以及那些我们想做的事情。Oury主要谈到他的教学改进班级,也同样谈到他在孩子集体班级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只讲那些我们做过的事情就好了。” “在今天,除了通常的威权主义和所谓的梦想的学校之外,另外的一些东西变得可能了。这个东西一定不要在这两者之间。” 除了班级,学校更加让我们感兴趣。带着他尖锐的表达方式,用他关于军营学校(Fernand Oury的一个术语,即那些像军营一样的纪律严格的学校,简称军营学校——译者注)的玩笑,Fernand Oury给我们的谈话赋予了韵律: “人们不再认真坚持那些‘已经经过检验的’方法,这种学校除了制造出一些生产-消费者和标准化的恭敬公民外,它现在更多制造的是学业上的残疾人。” “当这种看管(管教)孩子的必要性比久远以来的教育的忧虑占上风的时候,学校就变成军营学校。” “通过这样,十九世纪的美梦变成了二十世纪的噩梦。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在庞大的学校中,教师首先是孩子们的看守……一条狗溜进了学校,一个小家伙对我说:‘应当留住它,先生,它做你们的工作比你们做得还要好呢。’” 带着法国中部的口音,他引用费雷内[1]的话:“最大的丑闻,就是没有丑闻。”由于它们的准确性和力度,这些话让我们很开心,但这并不让我们发笑:难道我们也将在讷维尔走上歧途吗? “因此,改变这个行业还是换个职业?对于教育,我感兴趣的是其实践领域,在其中,比起在其他地方,我们生活得更充实、更美好。我们怎样才能布置、平衡、修复并改变这一领域呢……创办新的教育机构,按照实际情况来建立一所新的学校,在那里面重新找到欲望,让每个人按照其节奏和能力,在自身的水平上工作,这不是一个白日梦:这样一些教育场所,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也令人吃惊地受到忽略,但是它们却在一些班级中存在着。” 在这一餐结束的时候,Fernand Oury帮助我们重新草拟了一份信息通报。他也同样向我们建议,在他的引荐下,去和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碰面。 对于多尔多女士,我们仅仅知道她的大名,她给我们约定了一个早晨很早的约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约会前的一夜抵达巴黎。当天晚上,这位精神分析家参加了一个关于幼儿的研讨会。作为听众,我们也到场参与,并为她的发言所强烈吸引。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们来到圣雅克街(她的住所)。 通常而言,对于我们的计划,我们无法短时间内很容易地表达清楚,我们总是通过省略,或者通过我们说的“讲一半”,剩下的就让别人去猜。面对多尔多这样一个对话者,这一任务让我们变得更加不自在。结果证明,我们错了。事实上,我们轮换讲述,每个人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同样也是共同的一些东西,让其他人的想法得以推进。因此,从这一天起,一个基本的形象诞生了:讷维尔,它既是一个法人也是自然人,是我们三个人的协会,也就是这个计划。 [1] Célestin Freinet,法国教育家,参见J.Pain的著作《讷维尔,教学史中的一个时刻》第369页。 “有一天,在没有任何人教他的情况下,这个所谓的完全无知的人会写字了……” F.多尔多:您是Fabienne d’Ortoli? 讷维尔:是,您好…… F.多尔多:我是弗朗索瓦兹•多尔多……,而您,您是…… 讷维尔:Michel Amram……Pascal Lemaître F.多尔多:请进……我可以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讷维尔:Fernand Oury给您打过电话提到我们…… F.多尔多:是的,但是我不太清楚你们要见的为什么是我……也不明白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这就是我那天在电话里和你们说过的……肯定有些人比我更有能力回应你们的请求…… 讷维尔:正是Fernand Oury建议我们来见您……他认为我们的计划可能让您感兴趣…… F.多尔多:我知道Fernand Oury的工作:他在他的班级里做的事情让我很感兴趣……你们将和他一起工作吗? 讷维尔:不,没有直接和他一起工作……但这是一个从他的方法中吸取了灵感的计划……此外,我们很想向您讲述这个计划…… F.多尔多:嗯,既然你们来了,那就向我讲讲你们的计划…… 讷维尔:它和我们刚到诺曼底时考虑的计划不是完全一样的…… F.多尔多:在哪儿呢? 讷维尔:在一个小村庄里,位于Evreux和Louviers之间,这个村庄叫做Neuville-du-Bosc……这是一个有着四百个居民、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村庄。有一所小小的乡村小学……离巴黎大约有一百公里多一点远。 F.多尔多:对于一个教育计划来说,农村是非常重要的。你们有些多大年纪的孩子呢? 讷维尔:我们想着办个小学……但这取决于(家长们)的入学请求…… F.多尔多:你们现在有多少个学生了? 讷维尔:一个也没有……事实上,我们有一个,但这是Pascal和Fabienne的儿子。 F.多尔多:他几岁了? 讷维尔:四岁…… F.多尔多:事实上,这个计划完全涉及到他了。 讷维尔:要开始并不简单;我们曾经花了很大力气才找到这个(办学的)地方。事实上,我们试着在一个村子里找几栋房子,但在大巴黎地区,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一直跑到诺曼底地区才找到这个不完全是我们所设想的场所。 F.多尔多:为什么是大巴黎地区? 讷维尔:因为我们都是巴黎人,我们不想完全切断与亲朋好友的联系,以及我们的各种活动……接待孩子只是我们的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的想法是,创建一个地方让孩子和成人们生活在一起,让每个人在其水平上工作,此外,并不一定是以传统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考虑建一所寄宿学校……其中所有的成年人并不一定是常驻的,也并不一定要是老师…… F.多尔多:目前而言,只有你们三个? 讷维尔:是的……人数应该会更多。为了招生我们发了通告:这个计划似乎让很多家长感兴趣,但是当要具体入学的时候,每个人都找到一个好的理由……总之……没有后文……“当有其他的孩子入学的时候,通知我们,我们始终有兴趣……”(等等这样的话) F.多尔多:……因为这是一所“新式的”学校。一切都有可能到来。就是这种新奇性让家长们焦虑。他们对传统学校的方法感到更安心。 你们向家长们和孩子们讲过你们的意图吗? 讷维尔:比起那些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能说得更清楚的是那些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所学校涉及到的不是彻底摧毁那些现存的东西,而是相反……我们想要移居到小巴黎之外,换一种方式生活,创建一个地方,让成人们感到甚至在问孩子们将在学校里做什么之前,就能很高兴来我们那里……甚至学校这个词也让我们感到不自在,它比我们想做的事情要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个词…… 我们希望自己下厨,和孩子们一起去市场买菜,让孩子参与所有的活动,同时,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不是被迫的。不是要人为地区分运动、游戏、表演和课程,把它们变成截然不同的东西。 F.多尔多:你们曾经教过书吗? 讷维尔:没有,没有真的教过。我们在一些“新式”学校里做过实习。这让我们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常常有这样一种印象,即教学仅仅满足于浮于表面。相对于传统的学校而言,主动的教学法可能代表着一种进步。但是实践这些方法的学校,由于它们仅仅只在一些班级中采用这一方法,变成了奇怪的学校,类似于某种足够封闭的俱乐部。我们感到,实际上,是一些父母利用一些老师,来让他们的孩子来做父母们自己认为有用的事情…… 那些我们(在实习中)参与的活动进行得很好,它们也很容易地唤起了孩子们的兴趣……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在学校的空余休闲时间里进行的……学校的其他活动保持了传统的构造,在教师权力的“操纵”下……孩子不能做决定,不能表达,他们有时被咨询意见,以这样一种方式:“你想要做纸花还是去游泳?”而不是做真正的决定…… (有一次),对于一个非常棒的(师生共同种植的)花园,我们曾问到:“是孩子们打理成这样的吗?”学校校长看着我们,感到这个问题很好笑,似乎在说:“我们一眼就看明白了,你们缺乏经验……”,他当然有道理,但是我们认为,肯定有方法,在给孩子们赋予责任方面走得更远…… F.多尔多:你们说的让我想到,在我行医之初,一位母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因为战争,一些家庭不得不移居乡下。在移居到一个小村庄之后,这位母亲提醒学校里唯一的班级中的这位老师,她的儿子既不知道读,也不知道写,别人曾给她建议过一些特殊的教育方法。比内-西蒙智力测验表明他的智商低下。 由于这个孩子寻找同伴(一起玩耍),老师提议他到自己的班上来:“我班上有些小孩子,如果他在课堂里听不了课,他还可以去操场上玩,结交一些伙伴。” 为了分分心,孩子就(每天)自愿地决定去不去学校。就是这样,他最终重拾学业。 他和年纪最小的孩子们一起玩,参与他们的活动,有的时候回答一些他知道答案的问题,选择一些课堂的练习来做。就是这样,直到有一天,在没有任何人教他的情况下,这个所谓的无能的人会写字、阅读了。通过三年的乡村生活,通过和一些平常的孩子和老师的接触,他重新达到了和他年纪一样大的孩子的认知水平。 我向你们讲述这个我经常讲的轶事,是因为它让我意识到学校可能具有的作用。你们的乡村小学的计划让我很感兴趣,特别是在今天,它们变得越来越少。 讷维尔:正是如此,我们感到一个这样的故事不可能发生在通常的学校中,因为学校系统的负责人在不做出适应孩子的努力的情况下,强求孩子适应学校。 F.多尔多:是的,悲剧在于教师和父母对于驯化孩子这一成功感到满意,然而,传统学校提出的(学业)任务可能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导致他退行的因素,如果后者带着热忱被动地执行它们的话。他的俄狄浦斯期的和社会意义上的演变可能因一种学习上的强迫症而堵塞不前,即使他外表上看上去没有问题,他的欲望就被掏空了,他喜欢学习胜过玩耍,他的有责任感的人格雏形就被暂时地或是永久地被摧毁了。就是这些被强制灌输的老实、听话和有纪律的行为让父母和老师们满意,并成为我们看待好学生的标准。 讷维尔: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做点什么改变这一切呢? F.多尔多:因为重复具有一种让人放心的价值。我们鼓励了一个让一些学生获得好的考试成绩的学业系统,以便让他们能成为社会精英。那些有创造力的人是无与伦比和冒风险的,那些不是一直重复的人是无法评估的、无法被编码的(即不合常轨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教师的迫使下,一些学生咽下他们的课程并按照要求来重构,而从未考虑其中涉及到的内容。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允许孩子们自己在教科书中探索并和他们的同学交流,向老师们提出问题。……学生们,希望被老师们看重,就明白应该重复那些书上讲的东西,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得出答案…… 讷维尔:为什么这个学校的体制不允许孩子们,同样也不允许成人们生活、学习,并采取一种考虑到年龄、季节等因素的更灵活的日程安排?如果我们正在做的是很有趣的,我们应该能够连续两周学习数学,然后接下来再通过戏剧、班级刊物和通信等形式来学习语文…… 难道学校没有责任同样让孩子的身体的四肢也像他们的头脑一样来工作吗? F.多尔多:是的,当然有责任……学校也应该很好地起到其他的作用,我相信这是你们的教学意图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的教育系统在强加给学生和教师的日程安排中,没有给求知欲和文化上的探索留下空间。没有时间用来提问、闲逛、集体外出散步、和老师讨论其个人经验…… 只有真正的人类的焦虑才能封闭文化上的创造力。学校和班级应该是像这样的:用正确而有条理的方式来让学生们表达自己,不管是通过话语、绘画、音乐、运动还是其他自由的表达形式。 讷维尔:在您的描述下,传统学校显得还要更加让人生畏…… F.多尔多:在我刚才提到的乡村班级中,学习的情境完全不同。班级同时把大孩子和小孩子们聚集到老师身边,每个孩子都很不一样。他们拥有一个几乎无限的空间(村庄和大自然)去探索。在面对身边的现实时,他们被赋予了主动性。这些孩子们是有创造力和有趣的,如果没有人阻碍他们的天性的话,他们将探索一切。成人的角色就是提醒孩子一些他们自身还意识不到的危险。这仅仅是在他们的身体经验还不足够的情况下。 然而,成人们常常以他们的身体比孩子们更有经验为借口,来认为孩子们是无能的。他们不知道孩子通常有一种生活的直觉,一种智慧,一种比成人更大的潜在能力。 通常,老师和家长们认为他们是小心谨慎的,而事实上,他们不过是一些监狱看守罢了。他们确信自己知道哪些东西对孩子有益,就让孩子成为他们权力的奴隶,甚至禁止孩子们的想象和欲望的产生,而不是给他们留下完全的自由来探索。 可是,孩子自由行动时所做的无数的发现给他提供了一种用来自我保存的经验,这比这些禁止更加有用。特别是对那些相信他的成人们,当他感到信任他们,能说出自己在探索过程中体验到的恐惧,而并不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有负罪感,并因此掉入这一(负罪感的)陷阱中的时候。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在依赖一些我们自身没有经历过的观念。因此我们要求助于其他人的经验……但是,正因为如此,应该要说出来。特别是在一些诸如学校、家庭等日常的学习情境中。 如果我们画世界地图的话,更恰当的是,首先说说那些发现了这些国度的人,讲讲这些探险家们所做的旅行。孩子们将明白我们教授的东西的起源,他们也将明白画一张地图意味着什么。如果老师和家长没有描绘过如何追溯一条河流的源头、如何攀登一座山峰的话,如果他们没有讲这些人类历史中的探索(给城市命名、探索未知的边远地区)的必要性的话,仅仅是画图和描绘地形、知道地名和面积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没有一些人曾经为了对其经历和探索的东西赋予意义而留下一些见证的话,我们就什么也不能知道,无论在什么学科中,所有的知识只有通过留下见证的那些人才有意义……只有话语才是人类的奠基者,我相信,我们精神分析学家们,作为如此多的无益的痛苦的见证者,不待在象牙塔中,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些话要讲,把这一人类经验仅仅留给我们自己,这是毫无理由的。相反,我认为,我们应当做见证,并且帮助那些照料孩子的人们,以便让他们不是盲目地继承前人的工作方式。那些和我一样工作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人类的痛苦。这是一个实践那些因为和遭受痛苦的人一起工作而理解了的东西的机会,并让这些理解为教育工作者们所利用,并通过他们帮助到孩子们。 讷维尔:确实,我们从未考虑过在国立教育系统中从教。对我们来说,似乎在那里,我们找不到一种必要的自由来从事这个我们想要进行的工作。同样,我们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土壤来拍一些我们希望拍的电影。但是我们并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来试着拍一些电影;我们做了一些让我们感兴趣的事情,特别是在近几年里,我们发现了如何开展团队工作。对我们而言,解决之道不在于每个人在其角落里做他自己的事情。由于我们想要的并不存在,为什么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呢?我们就是这样来到讷维尔的。 F.多尔多:正是如此,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讷维尔:我们来找您,是想知道您是否可以帮我们找些学生…… F.多尔多:事实上,常常有些父母来向我征询意见,因为当他们的孩子对学校不感冒时,他们感到非常为难。同样,有的时候,在我的咨询中,我会觉得,让某个孩子暂时与他的家庭分离是有必要的。你们希望的是我给他们你们的地址吗? 讷维尔:是的,这样就最好不过了…… F.多尔多:嗯,好的,听着,这对我来说完全可以做到……你们给我留下一些这样的印象,你们是一些很有才干的人……对于你们进行的这个困难的工作,我祝愿你们好运……我现在开始有点出名了,如果说这对你们有所帮助的话……你们可以用我的名字来扩大你们的声誉。 Ø 事后 我们从这一令人欣喜的会面中走出来,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对我们的接待以及她所讲的话充满了鼓励。是的,这一计划是可能的、可行的。我们完全能够很好地开展工作,同时我们也具备成功的条件,这一方面在于我们既具备欲望,也有能力,同时也在于我们的乌托邦式的计划回应了一个迫切的需要。 我们不希望做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教育计划,从事小学教师或者教育者的工作。几天前,在与Fernand Oury的碰面中,这一点清晰地凸显了出来。在没有充分显示他通常对于教学法的“抽象思辨”的担心的情况下,他接纳了我们的这种精神。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不是教育专家,也没有进行过具体的教学实践;我们的这个“另类的”尝试对她而言是充满希望的,并能带来一些朝向积极的精神状态的转变。 在这次面谈中,她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表达我们进行这一计划的欲望。我们从未被像这样,作为有资格的对话者,而被别人接待过。她向我们指出这个我们曾对自己肯定并希望成为的人的样子,并把我们置于一个可能的而且确实充满希望的世界中,在这一世界中,她自己也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对于一些如此充满怀疑精神的年轻人(即我们),只有通过一种宽容的信任,又对他们的想法不做任何奉承,才能让他们觉得是可信的。与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的首次会面让讷维尔学校得以诞生,并对这一新建之初的工地,勾勒了它的草图和范围。这一小时的会晤不仅建立了讷维尔学校与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的联系,同样也建立了讷维尔学校本身——在我们说的一座房子奠基的意义上。 (未完待续) (更多内容陆续连载中,请移步至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小组http://www.douban.com/group/47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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