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四次大觉醒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福格尔的《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在中国出版了。然而这本集作者数十年研究成果写成的学术著作，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不能不说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运动是指美国的宗教复兴运动，通常被视为延续了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精神。福格尔总结并提出将人们经常区别对待的一些问题——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文化危机、宗教危机和政治危机等给予整合后思考，提出一个崭新的理论：美国历史上的宗教意识的四次大觉醒这一宗教变化周期以及由这些变化周期引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运动，影响着现行的政治和道德趋势以及将来的社会发展。认识其意义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国人民都是重要的。书中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与理念，例如关于美国基督教与欧洲一些国家的教会不同的特征：
欧洲的主要教会都是受国家控制的：它们的首领经过正式批准的，它们的牧师由政府支付工资，它们的学校从政府获得资助。从本质上看，这些教会都是以上下垂直分工的形式而存在的。宗教教义由宗教首领（罗马天主教皇、红衣大主教和主教等）确定，牧师的职责是向教会民众灌输这些教义。尽管在历史、教义及管理上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异。但欧洲的安立甘教（Anglican）、天主教（Catholic）、路德教（Lutheran）和东正教（Orthodox Churches）一般都承认政府的合法性，并且在战争、立法和其他重大时刻，它们都会动员民众支持政府。
美国的福音教不仅独立于国家而代表大多数新教徒的利益，而且还时常会批评政府并倡导个人权利。它们在消除美国贵族式特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以它们为主要渠道，美国民众加入到了塑造美国社会的行列中。福音教倡导大众民主的部分原因在于它是建立在下述原则基础之上的：教会管理的核心在于教会民众而不在于教会的上层阶级。因此，地方牧师由民众推选，而不是由上层选派。这一原则还意味着下述事实的存在：全国教会组织对某一教会民众的影响只有在民众自愿接受这一影响时才有作用。此外，福音教还强调，为了洗清罪恶，获得“新生”，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学习和解读《圣经》，它们并不认为只有教会首领才能够对《圣经》作出解释。大众化的民主也是由福音教复兴运动（起始于第一次大觉醒时代：1730年—1760年）所推动的，因为复兴运动时期的大多数牧师都鼓励其信徒把拯救自身放在对宗教权威的忠诚之上。

相对之下，我们许多基督徒把“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句话理解错了。它的由来，即关于圣殿税的故事的叙述。这就和我们现在教堂每个月到了时候就要交水电费是相类似的。因此这句话仅仅只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一种具体处理办法，不能视为任何情况下基督徒都必须遵循的人生守则。但后来有人竟将其意思随意扩展了衍生了，实在是一种误读又误导。看上去很公允，个管个的，政教分离。但是仔细想一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凯撒岂不是因此而取得了资格与上帝分庭抗礼——上帝只能管管彼岸的事，但是此岸的事情归凯撒管？耶稣从来就坚持世界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决不可能说容忍凯撒来与神分享属于神的主权。从世界本质来说，连凯撒自己都不属于凯撒的，哪里还有什么物是归他的？
这就是耶稣对国家政权的态度。让我们能全面领悟之。

这让我想起来孙中山先生的一则关于掌权者的绝妙比喻：掌权者是车夫，他虽然有驾驭车子的本领，但是他不是车子的主人，他不能随心所欲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我因此想，凯撒也只是一个车夫，车的所有权归上帝。车夫必须按车主的旨意行事。车夫要爱护这车子，尽心尽责地维护保养好，要排除干扰和诱惑集中精力稳妥地掌握方向盘。这些活归车夫，车主不干这些，但是决定车子到哪里去归车主拿主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真正意思，也是对“政教分离”的正确理解——政治事务性工作归凯撒，政治核心（如价值观、世界观）归上帝。而且车夫必须具备车夫所应有的品质，例如不能用这车子干私活捞外快或者让自己的亲朋好友搭顺风车等等。车夫如果不称职，车主当然要炒他的“鱿鱼”。《圣经》中多处有讲到对地上的执权者的要求，若有人愿意作领导的，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用人。耶稣批判那种由君主、大臣操权统治人民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马太20：26、27），这是关于“人民公仆”这一概念的最早的教导，对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其他还有（箴16：12-15）（诗72：3-4）（箴20：28）等等。由此，我们知道如何使掌权者成为“人民的公仆”，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认识之一。政教分离是教权与政权的分离，不是基督徒与政治的分离。“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一句话不能来作为基督徒不关心社会政治的托词。

莫尔特曼指出：在当代世界的状况中，基督教不再可能是坐而论道的纯理论，而必须成为务实的理论。按照福音精神对人类社会活动的思考——在争取社会公正的事业中，信仰正变得务实起来。“基督教神学是一种公众神学，它介入社会的公众事物中，它在基督带来的上帝国盼望的光照下来反省‘共同福祉’”。我们看到过历史上“鸵鸟”政策的危害性。由于错误理解“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句话，导致人们将世界拱手让给凯撒们恣意妄为，结果连同世上的基督徒也深受其害。例如当初罗马教会顺从人（凯撒）而不顺从神，对希特勒的崇拜与纵容，以及许多基督教团体的跟风屈从……其后果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最后包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也倒在法西斯的枪口之下。

美国幸免于此劫难，并且最终扭转了二战的局势，显然得益于对《圣经》精神的正确理解，得益于宗教大觉醒对社会改革的积极影响（例如基督教倡导的一种新的伦理道德“条件平等”，使占美国家庭总数五分之一的最富有家庭将其收入的大约20%转移给了低收入者。老百姓当然愿意保卫这样的国家，爱国热情与战斗士气是不用政治动员的）。今天，当中国处于改革开放转型的历史时刻，美国的四次大觉醒运动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