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激进主义与追寻自由主义

2009-03-24 16:58:57 来自: 胡适传人

反思激进主义与追寻自由主义
——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研究过程中的两个思路
林建刚《中国图书评论》

近年来，民国知识分子研究呈现一种非常热闹的景象，不论是作者群，还是读者群，在这方面，都呈现日益扩展的趋势。从思想倾向上来看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大群体：以鲁迅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和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这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近年的研究中，其内在思路是不同的。纵观这十几年来的知识分子研究，这些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学者，其问题意识大都在反思激进主义与找寻自由主义传统这两个层面展开。
反思激进主义，这里指向的对象是左翼的知识分子，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挖掘清理极左的思想根源，开始反思左翼思想的精神资源，因此对左翼知识分子多采取反思的视角。而找寻自由主义传统，指向的则是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1950年代开始，不论是批判胡适思想、还是反右运动，在思想上基本清除了民国时期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而随着社会的开放，这种思想传统开始被学者重新认识，于是开始接续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因此，在有关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侧重于着重挖掘逝去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也成为学者的一个内在思路。值得指出的是：反思激进主义与挖掘自由主义传统，这两个层面互相支持，相互论证，成为现时代学者切入知识分子研究的主要视角。因此，有必要从这两方面来审视当下的民国知识分子研究，并从中看出在研究过程中的利弊得失。
一：反思激进主义传统：以张中晓、顾准、王元化为例
在反思激进主义这一层面，首先对激进主义进行反思的是海外的华裔学者。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余英时与张灏。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个名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挑起了关于反思激进主义的序幕，在这篇演讲中，余英时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走向激进的过程，在中国近代思想的演变中，保守主义或者坚持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中都背上了落伍的名声进而被历史所抛弃，由于没有了抵御与制衡激进主义的思潮，激进主义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并最终酿成了国家与民族的灾难。张灏则把反思激进主义进一步推进到对五四乃是梁启超的反思，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解放放弃了个人自由这一核心价值观，并由此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如果说海外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多限于学理上的批判与分析的话，那么大陆知识分子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则多带上了个人的体验，因为历经“反右”与“文革”的大陆知识分子在人生过程中都曾深受激进主义之害，在这方面，大陆知识分子最典型的代表是张中晓、顾准、王元化。
先说张中晓。张中晓在五十年代因为与胡风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而成了胡风分子。在当时，这样的称号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在艰苦的环境中，张中晓却开始了对激进主义的反思。他的这种反思，其具体体现在他写下的读书札记上，这札记在九十年代曾以《无梦楼随笔》的书名出版。在这部记录张中晓思想札记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中晓对于历史必然性的反思，在《无梦楼随笔》中，张中晓写到“历史不是某种特殊的人格”、”必然性可以休矣”，在这些闪现着思想光芒的吉光片羽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中晓已经开始试图对乌托邦世界的告别。而更耐人寻味的则是张中晓把他写作地方的命名为无梦楼。这个无梦，恰恰表明张中晓对于乌托邦世界已经不饱幻想。对此，王元化在给张中晓写得的《无梦楼随笔》的序言中曾说到：中晓把他的下榻一隅叫做"无梦楼”，《无梦楼随笔》也因此得名，这使我想起不久前出版的顾准的着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们都命运坎坷，并不是为了立言传世而着书立说，只是由于不泯的良知写出自己的内心独白。中晓的无梦"，我想大概也含有抛弃梦想，向乌托邦告别的意思吧。张中晓对于理想主义的告别，对于乌托邦世界的警惕，极具思想史的意味。但是张中晓在批判理想主义之后，似乎并没有重新建立新的认识论基础，英年早逝的肉身早早的抛弃了那些在时代的萧瑟暗影中熠熠闪光的思想。而在这方面，比张中晓走的更远的则是顾准。
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思想焚书年代的思想奇迹，在与世隔绝的偏狭一隅，执着的思考着看似遥远却极其致命的思想命题。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顾准写到：“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顾准已经抛弃了一劳永逸的革命乌托邦，进而认同了建立在渐进基础上的一点一滴的改良。抛弃了理想主义的顾准开始走向经验主义，而经验主义，恰恰是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不仅如此，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顾准还写到：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这段话不仅让人想起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引用的荷尔德林的那句诗：“常常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正好是人们试图把国家变成天堂的东西。”而且，顾准的这段话还隐含着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理想主义发展到极端，就会不择手段，就会为了平等与正义，不惜牺牲一切，这种”为了实现正义，哪怕毁灭世界”的做法导致了目的与手段的不统一，为了实现善的目的而使用恶的手段导致了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的背离，而甘地在《论非暴力》中早已经说过：手段的不纯洁必然导致目的的不纯洁。由此，顾准发现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为了实现解放的目的，即使不自由，也要强迫使其自由，而强迫自由已经不是自由，而是奴役了。
继承顾准的思路，进一步反思激进主义的是学者王元化。促使王元化反思激进的因素，一来是海外学者反思激进主义的思想激发，二来则是他在帮助朱学勤博士论文的答辩过程中，从朱学勤的博士论文中接触到英美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而这些迥异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卢梭的政治哲学。因此，王元化的反思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延续海外学者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二是仅仅抓住卢梭这个思想线索，展开对于卢梭民主观的批判。
王元化反思五四的激进主义，提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四种缺陷：第一种缺陷是庸俗进化的观点，这种观点转化为凡新的必胜旧的这一思维模式，这可以从考察现代人对于词语的词性中窥见一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保守这样的词汇直到现在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依然是一个极具贬义色彩的词汇。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在论战中经常使用庸俗进化论的思维模式，打击对手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说对手的思想落伍了，而自己的思想则是最新的最时髦的，不论是谩骂鲁迅是封建余孽与二重反革命，还是控诉胡适是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都或多或少的蕴含着这样的思维模式。
第二种缺陷是激进主义，这是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趋极端倾向，这种种的体现，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身上可以看出来。在文学革命最初讨论中，胡适在美国看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认为陈独秀绝对主义的话语方式欠妥，曾致信陈独秀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对此，陈独秀的回信是：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的这种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方式，这种正义在手真理在握的专断，正是思想专制的一种表现，而思想的专制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引起行动上的专制。
第三种缺陷是功利主义，即文学和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而将它作为为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这种表现形式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回忆说：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典型的看出当时鲁迅做文学的目的，这里没有重视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而是从拯救国家民族的角度来提倡新文艺的，因此，在新文化一开始的文学运动中，文学就从属于救国这一目的，走向了周作人所谓载道的路子。
第四种缺陷是意图伦理，这种意图伦理认为为了一种善与好的目的可以不惜牺牲一切别的价值，造成了目的与手段的背离，从而形成了一种唯动机论的思维定势，只要动机是好的，哪怕带来的后果是灾难，也在所不惜。
除了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王元化还对卢梭这一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法国思想家展开反思与批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是一种直接民主的倾向，其思想要害在于“公意”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导致了集体意志压倒了个人意志，并最终导致了一种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个人自由的判断。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多数变成抽象物的时候，当多数变成一个集体领袖的时候，卢梭的这一思想很容易转化为极权主义思想。因为集体是抽象的，而个人是具体的，为了抽象的集体而牺牲具体的个人，正是对个人自由的背离与叛变，这种做法被赫尔岑讥笑为现代形式下的“活体献祭”，针对这种做法，以赛亚•伯林曾讲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人类的审问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拷问说：如果杀害了一个刚出生也是无辜的，没有选择能力的孩子，就可以拯救一万个或者十万个人的性命，那么谁有权利去牺牲这个孩子？对此，伯林的回答是除了这个孩子本身，没有人有权利去牺牲这个孩子，任何时候，牺牲的要求只有来源于自己的个人选择，不论是以未来的名义，还是以多数人的利益，为多数而牺牲个人的结局，必然是通往奴役之路。
二：找寻自由主义传统：以谢泳、傅国涌、邵建为例
与反思激进主义相对应的则是对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梳理与发掘，在这方面，如果以地域审视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学者，我一直以山西太原、浙江杭州、江苏南京这几个地方的民间学者最具有代表性。太原以谢泳、智效民为代表。杭州以傅国涌、散木为代表。南京以邵建、范泓为代表，正是有了他们的存在，历史尘烟中的被封闭了的人物重新走向了历史前台，跟我们这个时代接上了地气。他们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充满了对历史的理解之同情，并对当下的社会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而在挖掘自由主义传统这一方面，以谢泳、傅国涌、邵建最为典型。
谢泳的研究，切入点很小，而辐射出来的东西则很大，给人的启发性也很强，是典型的以小见大。他的研究以一个人（储安平）、一本杂志（《观察》杂志）、一所大学（西南联大）为切入点，从这个视角来追寻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些视角极有示范意义，影响了一些学者从这些视角进一步的切入。于是，在追寻自由主义的传统中，以人物、杂志、大学为切入点的研究成为一种常态。也正因此，在自由主义的谱系上，以代表人物为中心，严复—胡适—储安平—殷海光的精神谱系真正确立起来，以杂志为线索，《新青年》—《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观察》—《自由中国》这条思想史的线索才浮出水面，以大学为象征，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梅贻琦执掌的清华大学——以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常委执掌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光辉也展现在教育思想史的视野中。也正是这个缘故，近些年来，对于民国时期的杂志和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现研究的热潮，并受到读者的青睐，当然，那一声声的追怀与感叹都或多或少的投下了对于当下现实的痛心疾首。
与谢泳在切入视角上稍微不同，傅国涌的研究则侧重在民国时期的三者（学者、记者、商者）上面。首先说学者，在追寻民国逝去的传统中，傅国涌注意到了“文人论政”的学者传统。不论是左翼的鲁迅，还是自由主义的胡适，在批判专制独裁方面，在为自由而战方面，都曾有精彩的表现，在这文人论政一传统背后，则是民国知识分子对于公共事务的热心和对民主宪章的执着追求。这些先辈的努力曾经因为历史的尘封而被遮蔽，在傅国涌富于感情的笔端，重新从历史的尘烟中绽放出思想的光彩。
除了学者，傅国涌还把目光涉及到民国时期的记者身上。通过追寻百年言论史的方式，傅国涌用一个个具体的记者个案展现了在20世纪上半页中国那些有些的记者为了捍卫言论与思想的自由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不论是为此留学牺牲的邵飘萍、林白水、还是为此坐监的费巩、羊枣，都曾为言论自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需要指出的是：书名虽然是追寻百年言论史，但更多追寻的则是20世纪上半页的言论史，傅国涌对20世纪下半页言论史并没有多少触及。这证明了储安平对国共两党“自由多少论”与“自由有无论”的判断，没有自由，就没有言论史。因此考察20世纪下半页的言论史，知识分子大多处于沉默的尴尬境地。在沉默的失语中，20世纪下半页的言论史未免显得苍白无力。
除了研究民国时期的学者与记者，傅国涌还把研究的视野转到了民国时期的商人身上。开始追寻民国时期工商业的传统，这些商人，不论是张謇、穆藕初，还是卢作孚，在经商之外，更多的还有理想下的家国情怀，不论是张謇的宪政梦，还是穆藕初慷慨资助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等五大臣留洋，抑或者是卢作孚抗战时期组织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及他对公民教育的关注等等，都对国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在对资本主义的丑诋中，我们的历史中刻意遮蔽了他们的身影，傅国涌对商人的追寻，将被可以遗忘的历史人物从幕后的历史暗影中推向历史的前台。
与谢泳、傅国涌多侧重于历史不同，邵建更喜欢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展现民国知识分子。而在他的切入视角中，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是鲁迅与胡适。因此邵建切入的视角则是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知识分子这两大群体，具体来说也就是胡适与鲁迅的比较研究。一开始研究文艺理论的邵建，在研究知识分子的过程中，着重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中来看胡适与鲁迅之争，在九十年代末，曾有学者认为鲁迅也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对此邵建进行了辨认，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在《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中，邵建着重考察了留学美国时期的胡适，尤其针对胡适在汲取欧美精神资源方面的剖析，最有思想的深度，例如他在《模拟大选中的“激进”与“保守”》中剖析中国保守主义的缺少，从《新青年》编辑部的人员构成中提出英美留学生与留日学生的对比是1：3，进而反思《新青年》的精神气质与思想转向的原因，充满了思想的洞见，读起来让人豁然开朗。当然，有时候我觉得他对胡适的反思有些过头，例如他对胡适不注重保护私人财产一则苛责甚严，当然，这个话题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常识了，因为没有私人财产权，自由就失去了其最基本的保障，但是在胡适那个时代的中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这种觉悟的，我们对于私人财产权的重视，是随着哈耶克的思想传到中国之后才有了切身的体会，因此，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认知去判断几十年钱胡适的认知，似乎缺少一些同情的理解。邵建在胡适的研究中，充满了思想性而似乎缺少一种历史感，有些地方似稍显苛刻。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追寻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学者，随着研究的深入，在价值选择上，都曾有一个从鲁迅到胡适的转移过程。这些学者多出生与1960年代，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下，只有鲁迅与苏联的书籍可看，因此在精神资源上大多是也是左翼的，到了新时期，随着国家的开放，在读书上也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在这种选择中，他们显示出对胡适更多的价值认同，这在张耀杰、邵建的身上都有明显的痕迹，张耀杰在《我的家史与思想史》中曾回忆说：
2000年夏天，由于投稿的关系认识了《黄河》杂志的谢泳。我当时还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崇拜者，在一次争论中，我坚持认为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比胡适要深刻得多也高明得多。谢泳以他特有的诚恳宽厚告诉我：“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还是应该多读一些胡适。”
谢泳的话语并没有说服我，他的诚恳宽厚反而深深打动了我。随后我集中时间阅读胡适，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终于找到足以点亮自己的不惑之思。
自从被胡适的不惑之思点亮之后，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去点亮现代中国的历史盲区和社会盲点，进而点亮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读者，使他们能够从鲜活生动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中“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从张耀杰的这些回忆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从鲁迅到胡适的价值转向。
与张耀杰的思想历程相似的还有邵建。邵建在《让“胡适”重返历史前台》中也曾回忆说：
就我本人而言，接触胡适很晚，就像接触鲁迅很早一样。在我读中学的1970年代，只能读到鲁迅而无从读到胡适。吃着鲁迅的奶长大，又从鲁迅的文章里看胡适，胡适纯然是一个反面形象。打个比喻，如果鲁迅是“战士”，伟岸的战士，那么，“走狗”两个字庶几便是我脑海中对胡适形象最早的勾勒。多年后，等到我自己系统地读胡时，胡适在中国的命运已经走了个大大的“之”字。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大陆中国逐步对胡适重开评价，这是一个“去妖魔化”的过程。胡适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逐步从学术领域过渡到文化领域和思想领域。随着人们对胡适和胡适思想的深入，胡适的形象再度走向历史前台。以致一个我很尊敬的老人在他去世前这样语重心长：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句话意味着一种时代精神的变迁。从文革结束后的1976，到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2006，三十年来，我们的精神历程缓慢地然而是不可阻挡地发生着变化，比如，很简单，这种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概括为从“鲁迅”到“胡适”。当然，这里的“胡鲁”都不仅是他们自己，而是某种精神的象征，他们原本就代表着不同的时代精神。
这些从鲁迅到胡适的价值选择是耐人寻味的，而在思想史上这种价值选择的转向最有思想标本意义的是李慎之，作为一个老牌革命党人，左翼革命青年，到了其晚年，在思想取向上竟然转向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胡适，并认为：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更是耐人寻味而又引人沉思的。
从鲁迅到胡适的价值选择中，在方法论上，这些学者在澄清历史事件中也更侧重胡适的方法，他们更侧重胡适的名言：“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有八分证据不说就九分话。”而在历史研究中，则更加侧重史料的作用，他们更侧重傅斯年所说的：“史学即史料学”，因此研究历史的一个方法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因此，研究历史时间的基本前提就是充分全面的掌握各种不同的信息。首先要把事实搞清楚，在事实没有搞清楚之前不能提前做价值判断。基于对事实的重视，谢泳曾有一句话说：摆事实就是讲道理。波普尔曾有一名言说：“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乃是讨论和评价社会问题、历史问题的基础。”其实，价值判断的前提是事实判断，在事实没有搞清楚之前，一定要避免做价值判断。因为这些价值判断倘使没有事实判断做基础，极有可能出现偏差。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反思激进主义与追寻自由主义是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体两面，反思激进主义导致许多知识分子走向了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而准寻自由主义的过程，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内部知识结构的调整，毕竟，在早年的求学期间，用袁伟时先生的话来说，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