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艺术史课程
2009-02-24 20:30:20 来自: JX
春季学期在珠海校区开设中国艺术史课程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安排。如果从第一次讲授东方艺术史开始,迄今已经有八年了,期间我讲授了大约五次,从2007年的课程开始,我就计划改革这个课程,但是由于时间和精力原因,一直未能如愿。2008年秋季的艺术史课程,我仍然是按照2005年确定的讲义讲授的,所做修改极其有限。我原计划利用春季学期好好准备一下,2009年秋季更换全新的内容。但是,承蒙学校美意,将这个课程列入通识教育课程,但附带条件就是必须在2009年春季在珠海校区讲授。
2001年春季,在潮湿迷离的广州校园里,在两面墙壁上还悬挂了多个盛放飞机、军舰模型的教室里,我开始了我的最初的艺术史课程。我知道,也让选课的同学知道,我们在做个伟大的尝试,中国大学中有艺术鉴赏,有名画欣赏,有画家画史,但是却没有艺术史。我们在小心地开创一个传统。首先面临的是教材问题。虽然这只是一个公选课,但是我希望能为那些有兴趣更多地了解中国艺术史的同学提供一个可靠的读本。我对于中国艺术史课程的教材的想法到2005年前后最终定形了,以Michael Sullivan的The Arts of China为起始,继之以Craig Clunas的Art in China,最后形成自己的教案。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Sullivan一书长于均衡概论,而Clunas则率先提出艺术的类型学问题,而我希望我的教案能走得更远。按照这个计划,就有了2006年出版的《艺术中国》和Sullivan的短暂来访。但是,出版Clunas著作的中文本却遭遇了一些问题,只能放弃。但是,Clunas一书近年来屡屡作为我的课程的阅读和讨论材料,在不断的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中,我想我可能已经找到走得更远的方式了。
这就是我在春季课程里将尝试的。我希望将今年的主题确定为“中国艺术史的物质性”。自从有了基于里格尔和沃夫林传统的艺术史研究之后,大部分画传在研究中的重要性让位于物质性材料。但是,中国艺术史中的“物质”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考量。传统的画史研究作出的文人和工匠之分,早期的西方研究中提出的fine arts和minor arts之分,以及二十世纪之后在中文语境中形成的“纯美术”和“工艺美术”之分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误导的作用。首先,“工艺美术”是个需要纠正的概念。作为这个观念的基础的实用功能和装饰价值的二元关系也是人为强行建构的。历史上,不带有任何价值观念和文化倾向的纯粹实用器具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追求超阶级超文化的纯粹美感的纯艺术创作也是有限的。工艺美术不是“蕴含着艺术价值的日用品和欣赏品”,而是艺术表达本身;工艺美术和纯美术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工艺美术不是专为证明先民的勤劳和智慧而存在的。因此,对于丝绸、陶瓷、玉石、金属、漆木和竹牙角玻璃的整理应该通盘重新考虑。上述物质的“日用”性质基于现代生活经验,而有可能和历史上这些物质的地位和功用具有显著差异,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玉石器,还是清代鼻烟壶,都不能在“基于实用目的的美感提升”的尺度下进行观察。其次,在对“纯美术”的分析中,物质常常被视为可以忽略的背景和介质,而这也是需要重新厘定的。至少,某些物质的出现改变了艺术门类以及创作的比例关系,比如扇的类型变化引起扇面画的改变。某些物质限定或者夸大了特定的艺术表现,比如北碑南帖的对比。第三,以往的艺术史研究常常有个误解,以现时所见的物质材料当成讨论一时一地艺术的“典型”材料,也有以目前可见,尤其是在一些完整的考古学单位中所见的物质材料当成“完整”案例。这个倾向提醒我注意到艺术史上的物质的改变和消失。改变不仅包括某些物质的物理属性的改变,如青铜器颜色和秦始皇兵马俑颜色的改变,也包括器物的分解和组合问题,如在考古遗址中常常见到的金牌饰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消失的物质。只有那些罕见的例外,如马王堆汉墓的发现,才能准确地提醒我们曾经存在过的物质。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考量,我希望在新的课程中讨论艺术史的物质性问题。
我希望这个学期能够保证每周花上一天专门考虑这个课程,并且将教案写完整,形成一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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