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上海書評》的超英趕美夢想

2009-02-17 21:13:36 来自: oddflower

中國期刊﹕《上海書評》的超英趕美夢想
　　(明報)1月18日 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編按：去年中，中國出現了一份《上海 書評》，以歐美第一流的書評周刊作為超越目標，欲在文化上「超英趕美」。半年了，書評雜誌仍在辦，並且愈辦愈出色，它到底如何產生，又有何去向，且讓我們聽個清楚明白。
　　
　　回想起來，《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的出生地應該在柳葉公子的客廳裏。還是在幾年前，陳冠中在柳家客廳的聊天中突發一念，上海為什麽不能也有一份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一樣的書評？陳柳二人此時應該體會到了「上海為什麽不能也有一條華爾街」之於上海市府的失落。
　　
　　怎能沒有Shanghai Review of Books
　　
　　時隔數年，怨念方消。時間場景還是得拉回到二○○八年初的柳葉公子客廳裏，客居於柳宅的東方早報主編邱兵面對坐擁書城的此情此景，或是靈光一現，或是蓄謀已久的問計於柳葉：「《東方早報》辦一份書評刊物成不？」這一問就是乾柴烈火，話到投機處，《上海書評》的名字也擬好了，以酬當年陳柳二人的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念想。據說，在《上海書評》的編輯部內，「紐約 有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倫敦 有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海怎能沒有Shanghai Review of Books？」日後也成為自勉之語。
　　
　　幾經「接生婆」柳葉張羅，今年5月25日，《上海書評》試刊一亮相便是大家氣象。在該報當期附上的一份特約撰稿人名單中，兩岸三地及海外的大牌文人雲集於此，包括余英時、阿城、北島、馮象、梁小民、汪丁丁、林行止、董橋、劉紹銘、梁文道、張大春、朱天文、傅月庵等等。「書評」前既冠以「上海」，《上海書評》的上海本地文脈情根深重，陸谷孫、孫甘露、沈宏非、小寶、毛尖、葛劍雄、朱維錚等一大批海上文化「聞人」也加盟其中。不誇張的說，看到《上海書評》的豪華撰稿人名單，不禁復有唐太宗「天下士子盡入彀中」之嘆。
　　
　　難得的是，《上海書評》的豪華軍團並非如曹操的八十三萬大軍一般浮誇，「百人團」如今已基本陸續登場。事實上，就在試刊當期，林行止、梁文道、陸谷孫、黃裳及張大春等名家已然亮相。
　　
　　試刊之後，按下數場座談會及飯局不表，《上海書評》於七月六日正式出刊，作為《東方早報》的周日特刊。此後周日看《東方早報•上海書評》也漸成上海讀書界風尚。此時，《上海書評》的體例也已基本定型，在洋洋灑灑十六版之中，書評稿自是頭號主力，訪談、特稿、隨筆、筆記等欄目也各有其固定版面。《上海書評》的訪談似有可說之處，創刊號推出的一篇余英時訪談便已是技驚四座。每期一整版的訪談一向秉承「說事而不說生平」的編輯方針，「某某談某某」成為固有之標題，以「戴逸談光緒之死」、「梁文道談《沉思錄》」如此的訪談方向避免了淪為「泛泛之談」，而林行止、查建英、陳冠中、許倬雲、何兆武、朱天文等訪談對象也自然不是「泛泛之輩」。
　　
　　《上海書評》的封面和封底用滬語來說可謂是「賣相好」。封面的主體一直是訪談對象的手繪人物畫，風格或詼諧，或嚴肅，或抽象，成為了《上海書評》的一大看點。不少畫中人在看過報紙之後，紛紛來電至編輯部索要肖像原稿收藏，梁文道有一次還特地將「自己」從上海背回了香港。《上海書評》的封底也是少字多圖，冠以「海上書房」的版面巡閱與搜索着上海讀書人的特色書齋，而書房的主人更是背景各異，既有江曉原、周振鶴、張軍和沙葉新等滬上知名學者，也有主持人曹可凡、連環畫大家賀有直等「圈外人」，更有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民間愛書人。據說，有讀者在裝修書房時將「海上書房」作為藍本，先學個讀書人的「形似」再說。
　　
　　說回《上海書評》的最核心內容——書評。雖說國內此前在書評周刊方面，北有《新京報書評周刊》，南有《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但在書評體例上多走「短平快」路線，與國際上傳統書評刊物的「長書評」總是有些差異，據說是為了適應國內都市讀者的速食化閱讀需求。這樣說來，《上海書評》卻是有些不合時宜，一出手便都是整版整版的大部頭書評文章，大打「長書評」路線。一開始，編輯部心中不無忐忑，非議聲也的確四面八方而來，但堅持個半年下來，風聲漸而轉向，「長書評」漸為讀者所接受。在書評體例這個問題上，也是有「普世價值」的。
　　
　　不講和諧評書如直諫
　　
　　《上海書評》不是一份講求「和諧」的刊物，在這裏，關於書的爭鬥可以常年不息。在國內書評愈來愈多採取如暗示朋友「你有口臭」的委婉方式之時，《上海書評》更像是選擇了魏徵式的「直諫」。八月三十一日的上海書評曾刊登了高山杉的《一部坐標不明的觀念史》，對嚴耀中的《佛教戒律與中國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七年十一月第一版）作了一番應當算是嚴厲的批評，這也立即引得了嚴耀中的反彈。《泰晤士文學增刊》（TLS）曾說他們也「供受傷害的作家大叫發泄」，《上海書評》在九月份某期也給了嚴耀中這樣的機會，刊出了一篇《令人困惑的坐標——答高山杉先生》的四千字長文，也算是「攻守平衡」了。
　　
　　對於具體的一本書或者出版社而言，負面書評或許就是不可忍受的「毒舌書評」。十九世紀的詩人托馬斯•穆爾（Thomas Moore）在盛怒中曾向一位苛刻的評論家發出決鬥挑戰，但嘴仗終究沒有上升為槍戰，他和評論家後來竟還成為了朋友。或許在某一天，受傷害的嚴耀中發泄完之後，他和高山杉也會成為酒酣耳熱的朋友。在書評的世界裏，每一次進攻與反擊都是對文化的滋養，讀者才是最終的裁判者。
　　
　　要呵護的文化
　　
　　《上海書評》創刊後沒多久，台灣《中國時報》曾以「《上海書評》創刊，擲地有聲不畏寒」為題報道，指出當前正值出版業低迷時代，國際上書評類刊物紛紛遭遇停刊威脅。《上海書評》為什麽「不畏寒」，除讀者捧場之外，多半要感謝《東方早報》的文化雄心。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如「養士」一樣，文化是需要被「包養」和呵護的，對於一個剛剛創刊的書評類刊物來說尤為如此。正如沒有翡冷翠的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文藝復興將舉步為艱，米高安哲奴可能就淪為販夫走卒；沒有《東方早報》作為文化贊助者的角色，上海乃至中國的文化人還在發出「上海為什麽不能也有一份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一聲嘆息？
　　
　　同樣，《上海書評》也有志成為另外一個層面的「文化贊助者」。在《二十世紀的書：紐約時報書評百年精選》一書中有一個很窩心的欄目：初步印象，收錄了很多世紀巨作的「處女書評」，如雷蒙德•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沉睡》（The Big Sleep），或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那時，巨作和他們的作者們可能還是寂寂無名，《紐約時報書評》發現了他們。在道阻且長的前方，也有無數本寂寞的原創文學、無名的作者和無書可讀的人在等待《上海書評》，祝福他們能夠互相發現！
　　
　　文 嘯 冬
　　
　　編輯 曾祥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