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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06-07-02 00:55:35



康德黑格尔启蒙观的差异与文化批判



作者：张政文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月刊)2005年第12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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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是近代西方最宏大、最深刻的文化主题，它引领、建构了西方近现代主流价值并渗透于西方的社会制度之中，成为当代最为显著的文化标志之一。正因为此，启蒙倍受现代思想的严厉追问和认真反思。在西方思想史的视域中透视启蒙的现代困境，可以发现，启蒙的危机不只出现在当下的现代性生活之中：早在启蒙之初，启蒙的内部就已埋下了产生危机的根脉，康德黑格尔对启蒙的不同理解已经意味着启蒙日后的困苦和危机。对康德黑格尔启蒙观的差异进行描述和批判，也许能为当下思想界准确而深入地领悟、评价启蒙的现代性内涵和启蒙的历史命运，提供一种文化批判的资源。

一、康德：理性启蒙的确立

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康德，第22页）可见，在康德内心深处，人类虽历经千载却依然幼稚无知、尚未成熟。人类的未成熟既不是大自然的宿命所致，也非人类的天性如此，而是由于人类自身的“懒惰和怯懦”（同上）。要使人类摆脱幼稚无知而走向成熟，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同上），要“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同上，第24页）。这是康德启蒙的真正内涵。换句话说，康德的启蒙就是运用人类的理性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使人类在理性中面对世界、面对自我，用理性指引人类生活并走向成熟。康德所说的理性不是别的，正是人类拥有的自觉、自为、自主的自由能力。康德批判哲学充分展示出理性通过实现认识自觉、道德自律、审美自由从而达成启蒙的图景。

1.认识自觉康德的理性启蒙要求人们用理性去思考，表达着一种强劲的怀疑精神。康德对认识的无限性始终有着审慎的态度。康德发现，无论是感性的客观世界还是知性的主观世界，其存在的合理性限度都在于可感知、可认识的经验世界。一旦人类的认识进入诸如信仰、道德、幸福、责任等超感知领域时，认识就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两个结果，如认识可以证明上帝不存在，同样也可以得出上帝存在的结论，此时关于上帝的知识就失去了真理的统一性，康德称之为“认识的二律背反”。据此，康德断言：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认识不能解决存在的所有问题；认识只能在经验世界为人类找寻真理，为人类带来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康德启蒙思想的重大成果就在于对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范围的理性态度和规范。认识可以解决一切经验领域中的科学问题，却不能解决人类本体领域中的人文问题。康德的启蒙思想让人理性地懂得，当人类充分运用人类认识能力去享受科技成果时，人类还有责任使自己生存与发展在人文精神的本体世界中，免遭科技异化所带来的危机、困境。这就是康德理性启蒙中的认识自觉。

2.道德自律在康德看来，人类在懂得能够认识什么的同时，还要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认识不能告诉人类应该做什么，只有实践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康德心目中的实践即是道德实践。康德认为，个人的日常生活无法为人类提供道德，只有普遍的信仰才能为人类产生道德。道德是人所以为人的基本依据，是人不同于物的本质所在。人因为有了道德才不受自然天性和本能的驱使、奴役，所以道德是自由的，道德是真正的理性，道德是人之存在的本体。正因此，康德在高度重视人类的认识活动时，更关注人类的道德实践。康德相信，道德实现需要绝对的自律，康德将之称为“意志自律”。人类要做到道德自律就必须有坚定的信仰：“我把道德上的信仰理解为对神助的无条件信仰。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一天向道德上的信仰敞开自身，就会不需要历史上的辅助手段，自动地相信道德上的信仰的正确性和必然性”（《康德书信百封》，第44页）。在这里，康德从道德自律出发设定了上帝的存在。这个上帝是道德的上帝，它为人类提供了理性生存的终极价值。通过道德上帝的设立，理性自由将人类引向一个从未有过的生存维度，巨大而崇高的神圣从此将召唤着人类，使人类在道德实践中，以道德自律的方式明白人类应该做什么。在康德那里，人类似乎总处于某种等待而又焦虑的状态中，常常深感危机逼近。摆脱这种处境需要政治法律、科学认识等各方面努力，更需要遵从人性、道德向善。康德坚决否定传统基督教对上帝的诠释：传统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一个高高在上、压迫人的神，它无法使人获得良知、道德、自由，只能给人以恐惧和畏怕。只有坚信道德上帝之在，才能真正获得“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的崇高境界。

3.审美自由康德之前，西方思想不是将审美视为认识的某种方式或结果，就是将审美解释为快感、本能的特定形式。审美在传统思想中始终处于边缘化、附属性的境况中。康德理性启蒙的贡献之一就在于确立了审美的自由性质。在康德的启蒙思想中，主体理性以一种理念的方式规范着审美的本质，使审美对形式的直观不超脱情感的界域。审美中有认识的成分，但理念使认识的概念、范畴渗透在理念的个体内容之中，在理念的协调下，想象与知性和谐一致并推动着认识超越逻辑抽象性而以感性、直观的方式转入理念的内容，从而把握对象的自由形式。同时，理念又使审美回避了自然本性的欲望，使审美主体的愉快不同于生理的快感。道德信仰的理性因其从实践领域的意志转变为审美过程中的情感，理念的自由本质也就溶化于情感的观照中，所以审美具有的是无目的的目的性。由此，康德认为，审美活动不是认识活动、不是实践活动，而是包含着认识、道德等因素的情感活动。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审美以人的主体情感为核心，构成人与世界的情感观照关系，以个体的方式表达人类普遍的自由本质。审美自由与认识自觉、道德自律一道，构成了人的基本生存、发展方式。

上述可见，康德的认识自觉、道德自律、审美自由确立了欧洲近代理性启蒙的基本内核，为西方近代思想在认识、实践、审美三个维度上构建人的主体性奠定了基本尺度和意蕴。

二、黑格尔：理性启蒙的反思

黑格尔对启蒙的探究显示出他对康德理性启蒙思想的深刻反思。在康德的观念中，理性实现了人类的启蒙。而黑格尔则相反，认为启蒙达成了某种理性。有着紧密承继关系的两位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对启蒙的理解有着如此大的分歧，根源在于对理性的不同理解。康德的理性是人类的主体能力，具有先验性、普遍性、终极性。而黑格尔的“理性就是意识确知它自己即是一切实在这个确实性”（黑格尔，第155页），理性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自我意识自身发展演进的一个阶段。黑格尔断言，启蒙不是人类的最终目标，人类的终极在于理性自由地把握、拥有理性自身。启蒙既不是理性的结果，也不是理性的目的，相反，启蒙只不过是理性自身展开过程中的人类特定意识和现实历史的有限阶段。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黑格尔从信仰否定、功利人生、绝对自由三个方面表述了他对康德理性启蒙的反思。

1.信仰否定黑格尔认为启蒙的贡献之一就是对传统宗教信仰的颠覆。在黑格尔看来，“宗教固然已经不复是意识的无实体的运动，可是仍然有着对立规定性，它既一般地与作为这个现实的现实相对立，又特殊地与自我意识的现实相对立；它因而本质上说来只是一种信仰”。（黑格尔，第72页）启蒙深刻地发现了传统宗教信仰的内在谬误。但是，黑格尔在赞扬启蒙的贡献的同时，指出启蒙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否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批判，启蒙自身存在着弊端。在黑格尔看来，“启蒙尽管自以为是在向信仰讲述些新的智慧，但在它这样做时它所说的完全不是什么新东西” （同上，第87页），因为启蒙实质上是用另外一种被称为“理性”的信仰来反对传统宗教信仰，所以“启蒙是这样一种言论，它完全不知道它所说的是什么”（同上） 。黑格尔不无讥讽地说：“启蒙在这里完全是一个傻子”（同上，第89页）。由于启蒙对理性的误判，启蒙对传统宗教信仰的批评就显得肤浅。在启蒙思想中，传统宗教被简单地理解为拜物教，所以启蒙对传统宗教信仰也就十分轻视、傲慢：“信仰的绝对本质是什么一块石头，一块木头，虽有眼睛而看不见东西，或者说是什么一块馒头，一块面团，本来生长在田里，经人加工改变了形象之后又被扔回田里去”（同上，第91页）。启蒙没有看到传统宗教信仰是人类认识世界、把握真理的必经过程，是人类理解自我的必然阶段。传统宗教信仰有其存在的历史因果根据，而在启蒙那里，“这种根据就成了一种关于偶然事件的偶然知识”。（同上，第92页）

2.功利人生黑格尔在冷静审视启蒙时还发现了启蒙的一个不为人注意的隐秘，就是启蒙对传统宗教信仰的批判具有极大的物质功利性。启蒙的人生是一种功利人生，在黑格尔心目中，启蒙视“舍弃享受和牺牲财产是既不公正而又不合目的”（同上，第103页）。启蒙在物质占有、物质享受方面与传统宗教信仰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在这方面启蒙比传统宗教信仰更隐蔽、更虚伪罢了。所以，黑格尔说道：“启蒙认为，抛弃一笔财产以便让自己感觉到并向别人显示出自己一概摆脱了财产，戒绝一种享受以便让自己感觉到并向别人表现出自己一概超脱了享受，这乃是笨拙的、不合目的做法”。（同上，第103-104页）

启蒙的功利人生观，使得启蒙所倡导的理性价值令人生疑。第一，对功利的追求使得启蒙将世界最大程度地确定为可被感觉、利用的物质存在。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可以被物质所解释，一切都可以用来满足人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宗教信仰必定要被颠覆、消灭，因为它根本无法实现启蒙的功利人生目的。第二，功利人生观使启蒙高度评价“有用性”，“有用性”被作为价值判断的尺度。所以，启蒙的道德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善不依据良知和人的进步来判定，善与恶的唯一标准就是依照其后果是否满足人的功利目的而定。黑格尔认为，启蒙的这种功利人生观所导致的价值观将善、道德、良知等内在主体规范变成了一种有用性的外在行动判据，在这一过程中，理性被启蒙真正而彻底地抛弃了。理性启蒙，在黑格尔看来最缺乏的就是理性自身，所以，黑格尔相信，启蒙不具有精神超越性，启蒙注定要被超越。

3.绝对自由理性启蒙追求绝对的自由。康德认为，自由指的是人的无限制性，自由必然通过意志的普遍有效来实现。黑格尔也看到了绝对自由与意志的关系，他说绝对自由“这种意识，对于它自己的纯粹人格以及其中的一切精神实在，是有所意识的，而一切实在都只是精神性的东西；对它而言，世界纯然是它的意志，而它的意志就是普遍的意志”。（同上，第115页）与康德不同的是，黑格尔认为绝对自由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导致个人的自由成为其他人的不自由。在绝对的自由中，一切个人的意志转变为全社会的意志，这就意味着一切属于个人的都消失了，一切属于不同阶层的也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一种意志成为完全普遍而又唯一的自由，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它的目的就是普遍的目的，它的语言就是普遍的法律，它的事业就是普遍的事业”（同上，第116页）。当绝对自由想要通过普遍的意志来实现自身时，绝对自由便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绝对专制，这是康德决没有想到的。更有甚者，当绝对自由的渴望无法得到肯定性的实现时，绝对自由运用普遍意志所采取的行动就是摧毁和消灭：“普遍的自由，既不能产生任何肯定性事业，也不能作出任何肯定性行动；它所能做的只是否定性行动；它只是制造毁灭的狂暴”（黑格尔，第118-119页） 。在黑格尔看来，法国启蒙运动导致法国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最终引起社会大恐怖，正是绝对自由走向绝对不自由的历史写照。所以，“绝对自由是它自己的对象，死亡的恐怖就是绝对自由这种否定性本质的直观”（同上，第120页）。

可见，黑格尔对理性启蒙是失望的、批判的。黑格尔对启蒙的反思就在于在历史的现实维度中评估启蒙的思想价值和现实作用，改造理性内涵，为其重建理性精神体系做理论的准备和铺路工作。

三、两种启蒙观内在矛盾的文化批判

康德黑格尔启蒙观的差异意味着启蒙内部的危机。近代的启蒙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重建人类自我理解的追求下而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历史上的各种关于人的观念渗入其中，而且当时各种背景之下的不同的人的启蒙立场、观念和追求也大相径庭。在启蒙运动的早期，英国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人权的观念，法国启蒙哲学家笛卡尔从数学、物理学中提取的理性认识方法，以及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人的社会历史观念，对德意志启蒙文化影响极大。托马西乌斯、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巩特尔、施纳贝尔、戈特雷特在文学中表现的古典主义，巴赫、亨德尔为代表的巴洛克音乐及盛行当时的巴罗克建筑风格，这些因素奇怪地合为一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德意志早期启蒙文化情致。这种文化情致又与马丁·路德发起的新教改革运动互动互促，进而引发了18世纪之后德国启蒙思想开启的一场极为复杂的创建主体性的启蒙思想运动。德国启蒙思想运动是人类精神史上超越古希腊以来任何一次关于人类价值、意义定位的思想建设工作。这场运动从康德开始，最终由马克思建立唯物史观完成。而在这期间，康德、黑格尔正处于构建人类主体性的启蒙运动的关键位置和关键时期。他们对理性等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以及对人类主体性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他们的启蒙观在许多方面的不同、碰撞，这种不同和碰撞表明了启蒙内部的矛盾以及潜伏的危机。现代化后期启蒙所产生的许多问题以及当代对启蒙的现代性批判，与此有着直接的关联。

康德黑格尔启蒙观差异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

1.类人与市民的失调在西方思想史上，向来就有大写的类人与小写的历史人之分，直到马克思才最终在其劳动实践理论中将大写的类人与小写的历史人统一起来。就康德与黑格尔而言，康德基本上在大写的类人观念中理解人类，而黑格尔则总是在具体的历史人中把握人类。

康德的启蒙决不是针对某类人或某种人的。启蒙是对全人类所有人的启蒙，也可以说，启蒙就是全体人类在理性的指引下，面对世界去思考、去行动。在康德的理论体系中，人类拥有着同样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有着共同的存在形式、共同的意义本质、共同的生活愿望和共同的历史命运。而理性的普遍性、必然性也就在于它是全人类中的每一个人都先天具有的、完全同一的本质。正因此，启蒙才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启蒙才必然能够实现。所以，康德坚信，启蒙既是现实的，又是终极的。启蒙是人类对自身的要求，同时启蒙也是人类的宿命。而黑格尔则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有始有终、不断发展的自我否定、扬弃的理性意识。在黑格尔看来，所谓普遍的类人只是思维逻辑中的形式存在。人的本质规定性在于人的存在的内容而不在于其抽象的、普遍的形式。然而，具有内容规定性的人从来就是具体的定在。不同的规定性产生了具体内容和具体形式完全不同的人。不同的规定性是在理性不断自我否定、发展中逐渐产生又不断展开，最后被新的规定性扬弃的历史过程。所以，黑格尔的哲学中没有绝对的、普遍的、不变的人。人从来就是不断自我否定和发展变化的、有着具体内在规定性的历史人。就启蒙而言，黑格尔从未将启蒙视为贯穿人类历史全程的事件或活动。黑格尔否认启蒙具有终极性。在他的历史视野中，启蒙不过是近代市民阶层反对传统宗教信仰、争取现实功利人生和表达绝对自由愿望的历史事件。换言之，启蒙中的人不是抽象的普遍类人，而是具体的、有着复杂历史境遇的、由近代第三等级发展而来的市民。而这种具有反对宗教信仰、争取功利人生和表达绝对自由愿望的市民规定性的人，终究由于追求绝对自由而导致极度的强权、专制，走向自己的反面。法国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使启蒙被扬弃，并使历史中的市民在理性的辩证运动中走向精神的新高度，成为新的历史境遇中有着新的规定性的具体人。

2.义务与历史的隔绝康德黑格尔启蒙观的差异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康德黑格尔对启蒙的不同考量。在康德那里，启蒙是人类自觉自由、实现解放的义务：人类必须启蒙；而在黑格尔心中，启蒙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人类走向自觉自由、实现解放的必经之路：人类必然启蒙。

人类必须启蒙是康德的坚定信念。在他看来，人类的生存、发展决不是一个宿命的自然过程，人类的生存、发展被康德理解为通过道德自律、意志自由的主体选择并完成的以人为最终目的的自主活动。在康德批判哲学中，历史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它是人类自己努力、自我奋斗、自主建构的合目的过程，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进步史，具有深刻的伦理维度。对人而言，践行道德自律、选择理性的思想和理性的生活是人类进步的最基本方式和保障。因而人类有义务、有责任践行道德自律、选择理性的思想与理性的生活去实现以人为最终目的的进步。否则，人类必定倒退，甚至形同野兽。康德一生至暮年，始终在呼吁这种充满人道精神和人性尊严的义务与责任，这正是康德启蒙观文化底蕴的最深处，也表达了近代人类思想对终极关怀的渴望与敬畏。

黑格尔相信人类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客观力量的决定性，认为启蒙只不过是历史所必经而且也必被超越的历史环节。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必然启蒙，这是由绝对理念必然发展变动、否定扬弃的历史必然性所注定。不论人是否愿意，不论责任是否承担，不论义务是否实行，启蒙都会到来。启蒙以其客观的力量改变着人类的精神，改造着社会面貌，因为启蒙是客观历史进程。启蒙的进步性本身又包含着否定性，它在反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同时追求着庸俗的功利人生，它试图实现绝对自由，但绝对自由本身就蕴含恐怖专制。所以，道德无法全面估量启蒙。无论世人对启蒙双手称赞还是切齿痛恨，启蒙都会不以世人的主观意愿为依据而必然出现，并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在其内在否定性矛盾的辩证运动中，在新的历史阶段到来之际，不可挽回地扬弃在人类历史进程之中而成为过去。

康德黑格尔启蒙观的差异及对其根源的文化探究表明，启蒙的现代性断裂不仅是当下文化语境中的历史事件，也是自启蒙开始后就一直存在着的历史过程。今天，当人们对启蒙造成的生活极度理性化、权利化、技术化进行批评和改造时，更应在历史的界域中领悟、把握和批判理性启蒙的得与失，或许这是评判启蒙最有效的文化态度与立场。



参考文献

黑格尔，1979年：《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

康德，1990年：《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

《康德书信百封》，199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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