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新潮派”音乐

+++++ 文出《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2009年1月刊。转载请注明出处 +++++

作者简介：

赫苏斯·奥尔多瓦斯（Jesús Ordovás）

曾于2000年被《世界报》评选为西班牙最有影响力的音乐评论家，赫苏斯·奥尔多瓦斯也在西班牙国家电台（RNE）担任“流行日记”节目主编达20年之久，同时也为西班牙国家电视台（TVE）多个音乐栏目撰写脚本：《西班牙流行音乐史》、《流行革命》，还撰写了多位音乐人的传记及关于年轻一代及文化的文论（鲍勃·迪伦、吉米·亨德里克斯、鲍勃·马利、加州迷幻摇滚）。


马德里“新潮派”音乐

文/ 赫苏斯· 奥尔多瓦斯 翻译/ 王戟

马德里浪潮的萌芽来自于朋克，这是个再合适不过的试验田。1975年佛朗哥的去世以及民主的到来，以前对于开音乐酒吧，举办音乐会和音乐节，出版爱好者杂志，书籍和报刊，制作广播电视节目等这些行为的处罚正在慢慢消失。在同一年，在马德里出现了第一批没有版权的爱好者杂志（《Mmmua》, 《卡斯高罗工厂》, 《垃圾》）漫画和其他杂志。

赫苏斯·戈麦斯（Jesús Gómez）在双电子录音室完成了他最初的录制工作。科技协会以前是个佛朗哥独裁时期的干部学院，现在则是演出场所，在那里排练的很大一部分独立乐团，后来都在双电子录音实录过音。在马拉萨那地区离Onda Dos FM电台很近的地方开设了五线谱中心，这里聚集着正在为《纽约的拉蒙》谱曲的音乐家们。而在M&M演出中心、圣保电影院、在玛拉维亚以及在学校的很多宿舍区里都开始举办音乐会和音乐节活动。甚至还在画廊里：在戈兰画廊、埃杜阿尔多·阿罗·伊巴斯（Eduardo Haro Ibars）在赫拉蒂娜·杜拉乐队（el grupo Gelatina Dura）的伴奏下呈现着他的诗句。该乐队成员后来组成了好斗的执行官Ejecutivos Agresivos）和内阁卡利加里（Gabinete Caligari）两支乐队。

Features 注目在皇家马德里大楼举办了伊比利亚六小时摇滚活动，参加者包括燃烧乐队（Burning）、格拉纳达（Granada）、德里阿纳（Triana）、阿迪拉（Atila）和冰山乐队（Iceberg）。在同一地点还举办了加泰罗尼亚摇滚节，参加的有马克思·苏涅（Max Suñé）、博纳（Borne）和巴布罗·瑞巴（Pau Riba），结果闹进了警察局。

由胡安·巴布罗·希尔贝司莱（Juan Pablo Silvestre）作主编的皮卡达出版社开始出版《……咋回事？》丛书。第一本书试图总结《西班牙咋回事》。这在以前被认为是地下的和反文化的。该书由赫苏斯·奥尔多巴斯（Jesús Ordovás）（我自己）撰写，我也负责在《碟片快递》周报中就马德里以及西班牙其他地方的音乐盛事进行报道。

1977年豪华大便乐队（Kaka de Luxe）在人民酒吧演，Lacochu团体成立，他们编辑漫画，设计卡片并组织龙舌兰（Tequila）、勺（Cucharada）、印第安纳（Indiana）以及其他乐队的演出。西班牙电视台开设了一个新的音乐节目《流行信息》，由卡洛斯·戴纳（Carlos Tena）、安海尔·卡萨斯（Angel Casas）、迪艾格·A·曼瑞盖（Diego A. Manrique）、梦秋·阿尔布恩德（Moncho Alpuente）、弗朗西斯科·德拉·夫恩德（Francisco de la Fuente）、拉蒙·苔赛
特（Ramón Trecet）、蒙斯·多蒙奈（Montse Domenech）和巴高·索里阿诺（Paco Soriano）制作并主持。

西班牙Onda Dos FM广播成为了一个把新浪潮中的所有新乐队介绍跟人们的地方，这些节目的主持人随着时间更替着，他们是：从路易斯·马里奥·信达那（Luis Mario Quintana）（离开节目是因为在关于西班牙国家广播的神圣的新闻直播中发笑）到迪艾格·A·曼瑞盖（Diego A. Manrique），中间还包括阿德兰·博海尔（Adrián Vogel）、马里奥·阿尔麦罗（Mario Armero）、胡安·德·巴布罗斯（Juan de Pablos）、希夫（Cifu）、拉·切里多（la Chelito）、何塞·马努埃尔·高斯达（Jose Manuel Costa）、拉法埃尔·阿比保（Rafael Abitbol）、阿尔贝尔多·阿斯凯塔（Alberto Azqueta），切玛·马丁内兹（Chema Martinez）和我自己。还有广播的负责人荷尔赫·德·安东（Jorge de Antón）。1978年燃烧乐队（Burning）出了第一张黑胶唱片，这个来自于马德里艾利巴地区的摇滚乐团以一首叫做《像你这样的女孩在这种地方干什么？》（Que hace una chica como tú en un sitio como éste）的歌在费尔南多·克罗莫（Fernando Colomo）的同名电影中大获全胜，在电影中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和卡门·毛拉作为观众去看了燃烧乐队的音乐会。

在这一年，UCD政党支持举办了第一届马德里摇滚比赛。歌手达尼埃尔·维拉斯盖兹（Daniel Velazquez）负责布景和演出。后来变成了电视文化节目表演者和主持人的伟大的怀俄明（El Gran Wyoming）乐队和豪华大便（Kaka de Luxe）乐队赢得了这次比赛。

“豪华大便”是一个混乱但很有创造力的组合。他们出版了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由四首歌组成的单曲黑胶唱片，当时情况很混乱。根据主唱兼作曲作词者左撇子的费尔南多·马尔克斯（Fernando Marquez El Zurdo）说，他利用了当时的混乱，“我们的独奏吉他为了插手《地铁万岁》（Viva el Metro）
的混音，作出了马德里摇滚史上最脏的独奏。而我则唱到破音，然后拉蒙辛（Ramoncín）的灵魂又仿佛附身在我的声带上。”

在服军役使得纳邱（Nacho），马诺罗（Manolo）和希尔·汉芮（Sir
Henry）不得不离开乐队之前，在1978年5月15日由市政府支持在马德里田园之家举办了第一届马德里冠军杯摇滚乐比赛的决赛。乐手们在公证员的监督下演奏，并通过广播直播。我和数百名音乐朋友们参加了这次比赛，他们包括：马乐队（Caballo）、绿豆酱（Mermelada de Lentejas）、克里蒂斯·瓦希罗纳（Colitis Vacilona）、马德里20（Madrid 20）和豪华大便等等。帕拉赛尔索（Paracelso）乐队夺得第一名，该乐队由伟大的怀俄明领军，成员还包括牧师乐队（El Reverendo）。“豪华大便”在摇滚史上最铁杆的摇滚迷的哄叫声和尖叫声中在取得第二名。然而，据费尔南多·马尔克斯讲，最糟糕的是当时的马德里市长何塞·路易斯·阿尔瓦莱斯（Jose Luis Alvarez）“在颁发了第二名的可怕奖杯给奥尔维多（Olvido）的同时还吻了她。其他的乐队都想要对公证员，市长和得奖者处以私刑啊，然后我们就带着奖金奖杯和市长的吻全速回到了市里，万一他们一会儿会后悔。”后来又参加了一些演出，其中一个是糟糕透顶的PTE音乐节，另一个是在莫拉达拉斯的让人全身湿透的音乐节，以及在M&M和刚出道的僵尸乐队（Zombies）一起举行的三次晚会活动，这三次活动都很受欢迎。乐队第一次离开马德里去卡斯戴尔黛菲尔斯（Castelldefells）参加一个露营音乐节，一起参加演出的还有音乐剧乐队（Melodrama）、唐氏综合征手淫者（Masturbadores Mongólicos）、停尸间（La Morgue）以及其他朋克乐队。所有的音乐杂志如《碟片特快》、《白蒜》和《星》都开始谈论他们，而乐队内部却产生了不合。哈比埃尔好像变成了乐队领导，卡洛斯和费尔南多离开了乐队，“问题发生于8月号的《碟片特快》，其中有一篇四页篇幅的奥尔维多（阿拉斯加）的访问，上面的奥尔维多得意洋洋，充满微笑，这和那
个时候真实的她相差甚远”。

在“豪华大便”的灰烬中出现了第一个明星：阿拉斯加（Alaska）。《卡斯高罗工厂》杂志在那时由记者阿尔贝托·加西亚-阿历克斯（Alberto García-Alix）对她做了一个图片专访，同期被访的还有塞斯佩（Ceesepe）和“果农”（El Hortelano）。另外还在雷帝诺公园的池塘边做了一个访问，她作为杂志当月的夏日《碟片特快》特刊的特邀明星，参加访问的还有马利斯卡尔（Mariscal）、卡亚尔多（Gallardo）、梅地亚比亚（Mediavilla）、马尔蒂（Martí）、蒙戴索尔（Montesol）。阿拉斯加上了那个时期的大部分音乐报刊
的访问，还包括《自动心脏》杂志，并赢得了巨星的名誉。

我对奥尔维多很熟，如果没有她那样的修养，幽默感以及聪明才智，任何一个其他的歌手都会对一个类型的问题拒绝回答的。不过，她很配合地说自己叫呕吐纱，声称自己是同性恋，并介绍说跟他一起来的男孩是“豪华大便”的“完全的同性恋”。并且也承认用罐头瓶杀了自己的父亲，就像马诺罗·坎伯阿莫（Manolo Campoamor）的歌里唱到的那样。另外她还喜欢喝醉，过得愉快和弹吉他。并且还没有下定决心去唱歌。然而不久以后她就开始了歌唱事业并且同人造革乐队（Los Pegamoides）合作并取得巨大成功。

1979年1月阿拉斯加和人造革乐队以及流行娜嘉（Nacha Pop）第一次一起在一所学院做演出。2月阿拉斯加同费尔南多·马尔克斯的新乐队天堂乐队（Paraíso）一起在阿杜切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几天之后又回到巴尔塞洛剧院（el teatro Barceló）同多普（Topo）等摇滚乐队一起演奏。2月28日，
天堂乐队同咳嗽乐队（Tos）还有阿拉斯加一起正式在马丁剧院同台演出。一个叫波驰（Poch）的圣塞巴斯蒂安人，他后来成了好斗的执行官（Ejecutivos Agresivos）和阿里亚斯拆房公司乐队（Derribos Arias）主唱以及领导人物，他谈起吉他来就像是另一个人造革乐队一样。如果你读费尔南多·马尔克斯在1981年写的《当代音乐》一书，你会发现在那个流行音乐时期，音乐人，歌手，经纪人和出品人一直处在持续的变化中。而那是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多产而刺激的年代。参与创造那个时代的不仅包括乐队、作曲者、歌手和乐手，还包括爱好者杂志的创作者们、摄影师、记者，像佩德罗·阿尔莫多瓦那样的电影导演或如奥斯卡·玛丽奈（Oscar Mariné）那样的设计者们。

奥斯卡，当今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设计师，在当时是《马德里杀了我》杂志的合作主编，回忆当时说，“那个时代就像一口新鲜空气带来了生命的希望。拉蒙乐队（los Ramones）在马德里表演的那天，你发现一些巨大的快乐和亲切让你觉得年轻又幸福，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那是一个魔法时刻。

后来这些和马德里浪潮结合了起来，在民主到来的时刻里，这座城市的巨大的幸福的根源，其实来自于朋克运动。人们做着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充满欢愉的计划着新生活方案：悲伤的西班牙时代已经结束。这些则成为了阿尔莫多瓦的专利，当他讲述这些的时候，我们高兴得笑起来。”


阿尔莫多瓦和《佩比、露西、伯姆和其他不出众的姑娘们》

在那时，阿尔莫多瓦邀请我们参加在阿尔法比耶电影酒吧举办的他的短片的“世界性”推介会。当他在圣安娜广场的小酒馆里面给我们介绍他自己存钱拍摄的短片剧本的时候，他还在西班牙电信公司工作。

阿拉斯加、人造革乐队和法比奥·德·米盖尔（Fabio de Miguel）（也就是法比奥·麦克纳马拉）的参演促使阿尔莫多瓦完成了最为现代和现实的剧本筹备工作：《佩比、露西、伯姆和其他不出众的姑娘们》。《像你这种女孩在这样的地方干嘛》中的一些情况，环境、语言和角色都已经有阿尔莫多瓦电影的
影子。但由开放的阿拉斯加主演的阿尔莫多瓦电影将会走得更远。拍摄持续了两年（1979-1980），并因为缺乏资金而停拍多次。阿拉斯加初次登台饰演了一名朋克歌手（伯姆（Bom））并演唱了《穆西亚女孩》（《Murciana》）（歌词：我喜欢你因为你脏脏的……）。

电影的首映成为了一个大事件而评论家们则分成两派。《国家报》的迪埃格·格兰（Diego Galán）说：“西班牙电影历史上很少有像这部电影一样的电影，讽刺，自由，富有想象力，清新而幽默。也很少有电影能够如此聪明的描画出一副衰退了的生活方式的漫画，并对新的关系的概念提出意见。”而来《自
瓦伦西亚杜立亚电影特刊》则持反对意见：“又一次马德里电影用他的进步主张来惹怒其他省份的人们。相比之下，科洛莫（colomo）和特鲁埃巴（Trueba）的电影才是大师之作。剧本写得很假而且影片拍摄的十分粗俗。”

阿尔莫多瓦的第二部电影《激情迷宫》涉及了马德里的整个流行音乐界：未来电台乐队（Radio Futura）的圣地亚哥·奥塞伦（Santiago Auserón）和哈比埃尔·P·格鲁埃索（Javier P.Grueso），阿利亚斯拆房公司（Derribos Arias）乐队的博驰（Poch），僵尸乐队的贝尔纳尔多·博奈兹（Bernardo
Bonezzi）等。当然还不能不提到法比奥·麦克纳马拉（Fabio McNamara），他和阿尔莫多瓦组成了著名的二人组，还有安娜·库拉（Ana Curra）和永久瘫痪（Parálisis Permamente）乐队的艾都尔多·贝纳本德（Eduardo Benavente），阿拉斯加和人造革乐队的卡洛斯·贝尔兰加（Carlos Berlanga）和纳丘·卡努特（Nacho Canut）。

对于我，我想对于所有人也是一样，会因为得知阿尔莫多瓦决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唱歌而感到惊讶。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他将要把一个录了两首歌的小样传给我听听。那两首歌分别是《替我吸允它》和《大沙鸡》，后来作为了电影的配乐出现。

1982年9月30日，《16日报》在马德里公布了电影首映的消息：“他从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踏着令人争议的步伐来到马德里跟公众见面。这是又一部“马德里式的”电影，那些去摇滚浪潮和波比亚剧院的人们已经在阿尔法维亚电影院定了位子，热烈迎接佩德罗·阿尔莫多瓦。”

各地亚哥和路易斯·奥塞伦（Santiago y Luis Auserón），还有安德利盖·希埃拉（Enrique Sierra），他们已经离开了未来电台乐队的赫米尼诺·莫莱罗（Herminio Molero）和哈比埃尔·P·格鲁埃索（Javier P. Grueso），独自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未来电台乐队知道电影和电视对于推广流行音乐产品是多么的重要。


黄金时代

西班牙电视也处在一个变化的时期，而有着5年制作各种文化节目（《画廊》，《第二文化》）的帕洛玛·加莫罗（Paloma Chamorro）希望开创一种新的节目形式：“我提交了一个节目方案但是出了一些问题。某领导说要做文化节目就得交给他，而台里的条件就是我得参与节目制作。他同意了，但是在工作中一直为难我。然而，在《文学和艺术汇总》这个我从编辑一直做到主持人的节目里，我学到了一切。这些事情是能看出来的，台里知道我完成了节目制作的一大把部分内容。于是他们就给了《线条》让我做。我做了《线条》一年半，在这个节目里我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采访机会：访问著名画家米罗，这是唯一一个有深度的访谈。那之后他们就砍掉了这个节目。但是砍掉节目的事情弄得谣言四起，为了平息此事，他们给了我《影像》让我负责，这是一个便宜又好做的节目。在那里我一直干到1981年10月。”
后来开始了另一个阶段：“在这一切结束前我退出了。我说我已经厌烦了整个星期都在谈论绘画，而我想要做的是那种能够把绘画，音乐和其他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节目。但是他们说不行，只能做绘画节目。直到我终于得到了肯定。然后我就提交了我的关于《黄金时代》的节目方案，它最初起名为《当代艺术》。”

这个名字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黄金时代的叫法刚好重合。马德里也是一次复兴而且感受得到变革的春风：出现了有着新鲜思想和态度的流行和摇滚乐团，酒吧和音乐表演场所相继开放，调频电台的播音员们播放着令人惊讶的信息，而电视也不能落后。在电视方面，有安海儿·卡萨斯（Angel Casas）、伊万·祖鲁埃塔（Iván Zulueta）、伍戈·斯图文（Hugo Stuven）、冈萨罗·加尔西亚佩拉尤（Gonzalo Garcíapelayo）、孟秋·阿尔
布恩特（Moncho Alpuente）、卡洛斯·戴纳（Carlos Tena）、迪埃歌·A·曼丽盖（Diego A. Manrique）、弗朗西斯科·德拉·芙恩特（Francisco de la Fuente）、拉蒙·德莱赛特（Ramón Trecet）、蒙塞·多麦奈驰（Montse
Domenech），以及其他其他想要把西班牙电视台（TVE）带入这个令人激动的时代的人们。在这个时代里，关于新生艺术家辈出的富有创造力的想像将会用一种永不停止且无序的方式向世界传达。

帕洛玛·加莫罗回忆起自己在西班牙电视台的走廊里申请设备去录制斯班多芭蕾乐队在摇滚浪潮的第一次演出的情景时说：“我们用了三台摄像机来拍摄，而且我自己得亲自安装。除此之外我们任何别的设备都没有，但那次拍摄还是棒极了。我们三年后在《黄金年代》的前几期节目里播出了那次实况。从制作节目到播出经过了那么长时间，是因为来了某位先生，他一直在推迟播出这个节目直到终于等到了变革的时机。”

卡尔比纽（Calviño）一上任，就为帕洛玛·加莫罗的《黄金年代》开了绿灯，“克拉拉·伊莎贝尔·弗朗西亚（Clara Isabel Francia）向我投来了橄榄枝。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和技术人员干了起来。”

《黄金年代》的前几期节目是关于豪华大便乐队、未来电台、阿拉斯加和人造革乐队以及那些在马德里浪潮中顶尖的乐队的，“那真的非常精彩，沸腾一片，简直那就是一切。而且我特别注意到这是一次自发性的运动：因为发生了什么而推动着一大批人在前进。而我认为意志是高于一切的。并且，如你所知，最初我们就是这四十几个人在一样的地方，重复做着一样的事情直至极限，直到有一天我们打碎一切重新来过。比如说我吧，直到七十年代我一次演唱会都没去看过。我第一次看演出就看了燃烧乐队的表演，后来我就开始看了豪华大便乐队、僵尸还有未来电台乐队的演出。”

很多当时当红的乐队成员，比如赫尔米尼奥·莫莱罗（Herminio Molero）、奥塞伦兄弟（los hermanos Auserón）、阿拉斯加、卡洛斯·贝尔兰加、贝尔纳尔多·保奈兹（Bernardo Bonezzi）、阿尔莫多瓦与麦克纳马拉等都成了帕洛玛·加莫罗的朋友，并参与了《黄金年代》的录制。我自己也在节目中出现过几次并谈了关于我在电台的工作：关于如何在电台播放这些音乐小样，参加演唱会，并对于我有幸经历的那些时刻提出我的意见，“总是积极的，从没有消极意见”，正如路易斯·范·加尔（Louis Van Gaal）这样说过的。做音乐，电影，爱好者杂志，绘画和摄影的人们，还有像我们这些做广播电视节
目的人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就和帕洛玛·加莫罗成为了朋友，而这些让很多人以为只要和她交朋友就可以上《黄金时代》了。她手里握着五张纸，那上面有着在全世界都有名的画家、摄影家、导演、设计师和音乐人的名字，“我的朋友花名册：马利斯卡尔、阿尔贝托·加尔西亚-阿历克斯、塞斯佩、“果农”、阿尔莫多瓦、奥乌卡·莱蕾、米盖尔·巴塞罗等。

这些都是对我非常有意义的朋友们。首先，你不可能一周工作一百个小时，如果你不是从始至终非常喜欢这个工作的话。你不能工作一百个小时以后，去听麦卡诺（Mecano）的试唱带。我可做不到这样。我能做到的是在工作了一百个小时以后，去听蒂娜拉玛（Dinarama）或者迷幻皮毛（los Psychedelic Furs）。我得像我喜欢这些事情那样去工作，如果不的话，我可能不会做这么
多疯狂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无法感动我，我也不能让它们去感动其他人，如果我自己不认为有意思，我也没办法让其他人觉得有趣。虽然有些事情我还是要勉强去做的，这是没办法的。

“当你发电报给国外公司，看看谁敢不要钱来这儿看看怪物们在做什么，结果愤怒兄弟（Bollock Brothers）就来了。但是你注意就会发现，一百多个乐队里面就只有愤怒兄弟来了。其实，标准跟在《影像》节目的时候是一样的：赌那些最新的会赢。许多我在《影像》节目里面赌过的画家现在都不怎么火了。而在音乐方面，你知道吗，低拳乐队（Golpes Bajos）在来上《黄金时代》的时候，就只演奏过一次。我能让文化俱乐部乐队（Culture Club）直播表演，是因为我跟他们商量上节目的时候，他们的火爆程度连前十名都排不上。你看，就是这样。”

阿拉斯加还记得她在就西班牙流行音乐的内容给《黄金时代》做主持的时候，“那是一个完美总结了我们的思想的节目，哪些是我们的兴趣，而且并不只局限在音乐方面。一期节目里既有乐队的表演又有一个对麦托豪尔贝（Mattlehorpe）或者一个画家的专访。之后就开始播短片：阿尔贝托·加西亚-阿历克斯和塞斯佩的短片，还有阿尔莫多瓦《被禁止的情人》的预告片。把西班牙电视台一号演播厅弄成摇滚浪潮夜里12点的样子，并且直播是帕洛玛的苦差事，但是对于从外面看到我们的人来说可是个大礼物。另外，我们有西班牙进入现代化的感觉，因为像《黄金时代》这样的节目都是在英国电视上才看得到。那时候他们有《管道》那个节目，我觉得现在也还在播。我说这些是想要说，在西班牙我们能够那样子生活几年，然后一切就消失了。而在国外，这些东西出现了并且延续了下来。


《水晶球》

阿拉斯加也参加了《水晶球》的制作，这是另一个在那个时代西班牙电视台标志性的节目。尽管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每周六早上播出的少儿节目。而节目负责人罗罗·里克（Lolo Rico）则评论说这是个大家都感兴趣的节目，“本节目的理念在于不止步于少儿栏目，而是要让所有观众都喜欢。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不要做成传统意义上的少儿节目。”除了阿拉斯加外，罗基约和穴居人（Loquillo y Los Trogloditas）、吉克·贝乃诺（Kiko Veneno）、圣地亚哥·奥塞伦（Santiago Auserón）和他的“未
来电台”，帕勃罗·卡尔波奈尔（Pablo Carbonell）和死亡斗牛士（los Toreros Muertos）、哈比埃尔·古拉加卡和他的蒙德拉恭乐团（Javier Gurruchaga y la Orquesta Mondragón）、蒂娜拉玛（Dinarama）、麦卡诺（Mecano）和电子鬼（los Electroduendes）都参加过《水晶球》的录制。

根据罗罗·里克介绍，“电子鬼这个节目内容有几层含义：声音，能够毁灭一切的大嗓门，他的魔棒，他们头上的天线。电子鬼会讲童话故事，然后还会大喊恶魔万岁，资本万岁，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符合《水晶球》的哲学。这个节目完全是马德里浪潮美学式的，它在那场运动中很重要，同时在意识形态上也符合我的准则和态度。那是一个用准则和态度说话的时代。”迭戈·A
·曼瑞盖（Diego A. Manrique）和卡洛斯·戴纳（Carlos Tena），还有当时很多好的音乐节目的导演，主持人和编剧，如《流行信息》、《韵律盒》、《流行-什么》、《Aunbabuluba》和《FM-2》，他们都在遵循着准则和态度。

在70年代末，《流行信息》去到塞维利亚、巴塞罗那或马德里等各地将流行音乐呈现在西班牙电视台的屏幕上。而当这个节目一消失，迪埃格·A·曼瑞盖和卡洛斯·戴纳，就开始主持另一个更符合那个时代的节目：“《韵律盒》是我和迪埃格一起想出来的主意”，已经不在西班牙电视台工作的卡洛斯·戴纳回忆道。“由于早期的马德里浪潮已经开始出现在整个西班牙，我们尽量想要实现那些我们在做《流行信息》栏目时就有的想法，但是由于已经有了录像技术并且注资丰厚，以及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认
识了一位卢森堡电视台（RTL）的出品人，在卢森堡电视台可以编辑视频并可以使用一种叫Skynimator的技术将图片亮化，编辑图片以及在上面加入各种特技。”

“他们在那些年收很多钱。我记得大概有一百万比塞塔。而现在我可以都说出来了：RTL的制片主任给我们的价格简直就是白给。一周一百万比塞塔。因为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们才能拍摄到马德里浪潮的最初几个乐队的表演，并处理出最好的影像来。直到后来发生了伍尔贝斯乐队（Las Vulpes）事件，而这给《韵律盒》带来了大灾难。”

“问题并不在于伍尔贝斯乐队上了节目，而是因为路易斯·玛丽亚·安森（Luis María Ansón）一派的一个学者允许《ABC》报纸出版了歌词，我认为这是一个清晰的意向，这导致了那个时候的西班牙电视台的决定。那是一首伊吉流行乐（Iggy Pop）《我想做你的狗》的翻唱版本。在那个时期，一个女子乐队唱《我喜欢做妓女》并不算什么丑闻。但是，国家检察院也介入了。从
逻辑上讲，在刑法上有一条，第261条，是关于公众丑闻的。他们威胁要将我逐出媒体，甚至说要把我关起来。而我知道这项条款其实会在宪法修改的时候被替代，所以最后什么都没发生。不过这个丑闻实在是很傻的一件事。”

“伍尔贝斯乐队事件以后，可想而知，西班牙电视台的领导在每期节目之前，都提前要我申报节目内容。我跟总裁卡尔比诺先生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歌曲，比如大灾难乐队（Siniestro Total）的《坏性》或者《我的睾丸痒》，都比现在流行的歌曲天真无邪得多。”

国家广播电台针对广播1台的《你听见我的夜晚》的主持人兼节目负责人马诺罗·费莱纳斯（Manolo Ferreras）也加强了监管措施，因为这个节目曾播出了伍尔贝斯乐队在马德里摇滚浪潮的演唱会。

然而，伍尔贝斯乐队上过我在广播3台的《每日流行》节目，但是并没有因此针对她们或我实行任何特殊控制措施。肯定是因为在广播3台，我们已经习惯了从1979年开始推荐朋克乐队，国家广播电台三频道就是面向年轻人的文化并将其最大限度的扩展，而在那个时候，就是：马德里“新潮派”。

从豪华大便乐队开始，在西班牙各地都出现了朋克乐队，比如“去他妈的达尔森在阿尔科文达斯找房子”、“恶心的人类”、“空棺材”、“弗里奥·米格莱西亚斯和他被绑架的父亲”、“圣栎树”或“该死的唱片公司”。他们中的一些乐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并一直活跃着，比如大灾难乐队或埃斯特雷莫杜罗乐队（Extremoduro），尽管另外一些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只留
下了一些好歌，比如永久瘫痪乐队的《自给自足》或阿利亚斯拆房公司乐队（Derribos Arias）的《水下的鱼鳃》。

1982年的夏天，《这不是夏威夷》爱好者杂志做了一个“你喜欢就免费送给你”的在我的节目里播放过的歌曲的最佳歌曲票选活动。得票最多的乐队有阿尔莫多瓦&麦克纳马拉、大灾难乐队、阿利亚斯拆房公司、飞行员德罗（Aviador Dro）、耶耶味精（Glutamato Yeyé）、永久瘫痪、波兰斯基和阿尔多尔（Polanski y el Ardor）、阿拉斯加和人造革乐队等近百支乐队。

在这期杂志的其他几页，我用复印机和打字机整理记下了每个乐队寄给我的节目的K7卡带或是唱片灌录的印章上面的地址和名字，以便所有人都能得到唱片，卡带或者爱好者杂志。乐队名单从阿里坎特（Alicante，意思指按字母顺序从A开始）的二人组“一切，一切”乐队（Todo Todo）开始， 他们提
供大加那利群岛、巴斯克地区、格拉纳达、哈安、马尔加、拉科鲁纳、马约尔加，卡斯蒂翁、卡尔达赫纳的乐队联系人的电话地址，以及其他近百个在巴塞罗那，马德里和每个西班牙的城市和乡村的乐队的联系人信息。

很多人效仿马德里独立厂牌如德罗、卡萨、三颗意大利柏树、潘考卡等，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分销机构和商店。比如说马拉加的韵律碟片就是BV公司的总部，还有圣塞巴斯蒂安的杉迪·伍加尔蒂，可鲁那省的波尔多贝罗或者穆尔西亚省的双碟片。用这种方式就逐渐建立起了一个生产和分销的网络，这样当乐队制作出一张唱片，就可以在自己的城市中找到出版，分销并推广他
们的歌曲的人，比如说在巴亚多里省的DDT公司，吉宏省的阿莱巴托唱片公司，或将荷尔海·马丁内兹领军的非法乐队（los Ilegales）推广出去的奥比埃多省的留声机公司。

另外，爱好者杂志还会提供各城市的舞台演出第一手信息。巴塞罗那的《打浪》杂志提供过一份详尽的乐队名单，按字母顺序从阿卡罗地亚（Akerontia）到赛科龙（Zyclón），其中还包括卡曼波特（Camembert）、莱莫（Lemo）、终点站（Terminal）或最后的弹性乐队（Ultimo Resorte）和Zeppo-con等乐队的电话号码。

在节目播出的一年中所播放过的乐队名单里，通过我们的筛选，观众最喜欢的六支乐队获得了“金模型”奖。象征性的奖杯是我做的，用喷雾剂把一个磁带收音机的线圈涂成黄色，象征着金唱片。解决了转播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后，全西班牙都可以直播收听大灾难乐队、飞行员德罗和他的技术工人（Aviador Dro y Sus Obreros Especializados）、阿拉斯加和人造革乐队（已
解散，但为了直播而重聚）、阿利亚斯拆房公司、第十个牺牲者（Décima Víctima）和未来电台乐队在马德里摇滚浪潮的表演，在这以前，国家广播电台从未做过类似的节目。

在那个有历史意义的日期（1983年3月1日）起，广播3台的《流行日报》节目每年都会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最好的演出场所举办它的已经是传奇性的庆祝活动，会邀请他们认为最具创作力和流行性的乐队和艺术家。

未来电台乐队也被选入了《流行日报》的问卷调查和音乐杂志《勒克斯摇滚》的读者投票评选的“八十年代最佳乐队”行列。为此，姗蒂·卡里尤（Santi Carrillo）主编出版了一期在1990年夏季巡演结束后同圣地亚哥·奥塞伦、路易斯·奥塞伦和恩里克·希耶拉（Enrique Sierra）的访谈。访谈间，圣地亚哥·奥塞伦就乐队成为西班牙八十年代流行音乐十年的入选乐队一事做了评价：“就广泛上来说，在这十年里，市场对于西班牙摇滚的需求很明显。因此才会出现西班牙摇滚乐。也就是说，我们的童年在七十年代，那时候我们有西班牙独立摇滚，那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根基，但是是一个比较脆弱的根基，在某种意义上讲。因为这个根基并没有凝结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时间的步伐中许多乐队都解散了，公司选了那些独唱歌手，最后有点变得一切都没成功了。七十年代只是出现过跟摇滚沾边儿的乐队而已。”

“八十年代是一个摇滚的市场需要和事实相符的年代，这时候的摇滚乐更加够格儿，西班牙社会各行业对摇滚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另一方面，摇滚乐已经真正建立起来，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循环。但是，我们想要引起注意的一点是，已经建立起来的摇滚圈并不足够强大，仍然非常虚弱。

因为社会的需求，西班牙摇滚乐已经在加速发展中。但是这些政治和社会的需求变得比乐队的自然的艺术进化还要重要。所以我们就遇到了这个矛盾的现象，诞生了许多并不专业的乐团，因为有社会需求，但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摇滚。而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批判性并令人遗憾的情况下，在很多意义上来讲，一个乐队要不能占满整个斗牛场，要不根本没有演出。没有中间阶段。有的乐队一出现就是令人扫兴的，要不就是太过厚颜无耻的犬儒主义并有着太过明显的贩卖自己的倾向。”

“所以，所有这些，从一个创作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危险的前景。我们处在一个棘手的条件下。这种坏情况正在以一种人工的方式膨胀。西班牙摇滚正在那些大范围的计谋下一点点肿胀：政治、社会、文化和行业的计谋。尽管所有这些都曾是一种需求，现在我们必须要弄清楚我们在哪儿，并计划我们应该怎么让西班牙摇滚乐有一个全新的稳定的属于自己的自主的未来。而并不依赖于市场的起伏。因为如此下去的话，摇滚会消失。我说的消失是指这些赞助、豪华装扮、大型演唱会、榜单上的第一名，所有这些都会消失。因为这种摇滚非常脆弱。今年是非常值得批评的，大制作的水平就是中等偏下吧。总体来说是处在停滞状态的：商业占统治地位而缺乏创造力。这是一个我们得承担的社会后果，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以前什么也没有。而现在是时候用理智的方式计划起来了，要清扫阵地并坐下来面对一个新的十
年。要继续做音乐的话，对我们来说，这都是首要的，对那些要跟我们分享这十年的人来说，不管他们的年纪是多大，也是一样。但是要恢复自然，找回创作源泉。”

“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们习惯了成绩，并且记录下来销量的增长，如果我们不严格一点要求自己去恢复自然的，丰富的创作根基，那么，未来电台乐队会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在这次对成就的反思的两年后，未来电台决定解散以便恢复圣地亚哥·奥塞伦所说的创作源泉。而并非出于巧合，这正好跟奇科·贝内诺（KikoVeneno）的新专辑《放一点民歌》的出版时间重合，这对于奇科来说，对于圣地亚哥·奥塞伦来说，以及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这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事件。

奇科·贝内诺很长一段时间每周四都在塞维利亚跳蚤市场卖卖东西，开酒吧，做小买卖，在不同的地方唱歌等来营生，直到碰到了圣地亚哥·奥塞伦：“我从圣地亚哥第一张唱片《当代音乐》的时候就知道他了，我们一直相处的很好，如同朋友和兄弟。我一直崇拜未来电台乐队，对我来说它是第一个西班牙真正意义上的乐队。他们的音乐，歌词和演唱方式把西班牙摇滚文化带给人们，并且是高质量的，有力量的，准确的并意义非凡。不用再寻找，毫无疑问，绝对是西班牙高质量摇滚乐，并讲述着我们的生活。”

“圣地亚哥，他很相信我，他对我说：你不认为现在应该停止寻找了吗？而我恰好也在这么想，我说：我决定下一张专辑要做点成绩出来。我不再寻找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工作了两年。在那两年里，他保护我，给我很多信心。我给他发歌词，他帮我评判，直到我慢慢和他一起找到那些坚固的强大的歌词，正好契合我的音乐想要传达的信息。

在各自组过乐队（贝内诺和未来电台）后走上单飞道路的，奇科·贝内诺和胡安·贝多并不是唯一的两个人。贝尔纳尔多·保奈兹（Bernardo Bonezzi）离开了僵尸乐队之后，出了两张专辑，并和黑人歌手迪迪·圣路易斯（Didi St.Louis）一起上了《黄金时代》节目（1984），很多歌手和音乐人都在离开乐
队之后继续独立发展着他们的音乐事业。有一些人比较幸运：博驰（Poch）（前五前途乐队（La Banda Sin Futuro）/好斗执行官（Ejecutivos Agresivos）/阿利亚斯拆房公司）就是在保奈兹之后最初离队发展的几个人之一，因为发现了华丽的国际公司合同也可以变成一把双刃剑。所以一点也不傻的博驰在1985年在CBS公司发行了他的个人大碟，并用了夸张的名字《博驰又错了》。

不过还有人运气更好。卡洛斯·高尼（前天鹅委员会）用自己的名字灌录唱片之后，销量前所未有得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许多人身上。“生活是有很多迂回的”，也有很多人在其他朋友们的帮助下开始单飞发展：安娜·库拉（前人造革/永久瘫痪/空缺）、维克多·考尤戴（前考尤戴）、安海儿·贝蒂斯麦（前再见米歇尔/什么是乐观主义）、卡洛斯·托莱罗（前奔驰费列罗/未来电台/痉挛等乐队）恩瑞盖·希埃拉（前豪华大便/未来电台）、路易斯·奥塞伦（前未来电台）、圣地亚哥·奥塞伦（前未来电台/胡安·贝罗）、奇奇·达齐（前中国女孩乐队）、费尔南多·马尔盖茨（前豪华大便/天堂/莫德/德靠流行等乐队）、考尔考巴多（前又一次的海/你眼里的魔鬼/血腥卖废钢者和天空等乐队）、麦克纳马拉（前阿尔莫多瓦&麦克纳马拉）等等。

实际上，几乎所有八十年代有成绩的乐队都在马德里，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大灾难乐队、低拳（Golpes Bajos）和愤怒的人（Os Resentidos）在比格斯省，隐形之舞（Danza Invisible）在马拉加省，顿坎·杜（Duncan Dhu）在圣塞巴斯蒂安。当然，还有来自巴塞罗那的乐队如洛奇洛和穴居人、叛逆者（Los
Rebeldes）和“全排最后一名”乐队（El Ultimo de la Fila）。在八十年代初同快速乐队出道的马诺罗·加西亚回忆，当时最难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出名：“我们，快速乐队，是一支当时在这个马德里新浪潮里出现的众多乐队中的一支。那是一个乐团群起的时代，国内发生重大的政治变革，人们想要丢掉
旧的，创作新东西。”

在马德里，有阿拉斯加和一些能说会道的欢快的乐队，这些音乐人有时候过于实验性，但是的确很有创作力并致力于除旧创新。而我们也在那个时代里。我们当时是一个有很多向往的乐队，我们从巴塞罗那进入这个浪潮，在这里我们认识了很好的人，比如塞尔奇奥·玛卡洛夫（Sergio Makaro）。实际上，我们是作为塞尔奇奥·玛卡洛夫乐队（grupo de Sergio Makaro）出道
的。在他的第一章唱片里我负责敲鼓。后来我们就独立发展了。”

马诺罗·加尔西亚和快速乐队把马德里看作是第一位的：“对，我们在摇滚浪潮给服务员和53个观众演奏，我们那晚是售票演出，我记得是个周二。我还留着快速乐队的海报，上面有很多看起来跑得很快的字母。对我们来说那是个经验。我们带着小样在马德里跑，找各种演出。实际上很困难，因为我们并不是马德里人，也没有钱。我们随遇而安。幸好膳宿公寓对我们非常好，还给我们做鹰嘴豆汤。”

就这样他们用了几年走遍全西班牙。开始作为快速乐队，后来改名驴乐队（Los Burros），那时候奇米·博泰特（Quimi Portet）已经加入乐队，后来改名“全排最后一名”乐队，他们用这个名字最终赢得了观众和评论的广泛认可和商业成功，卖出了百万张唱片。

安赫尔·卡萨斯（Angel Casas）是一个音乐方面杰出的记者，有着广泛而繁盛的阅历。他做过《新结构》(1969-1979)、《加泰罗尼亚邮报》（1970-1979）和《世界日报》《1974-1976》的音乐评论家，并支持加泰罗尼亚新潮唱作人风潮，前卫摇滚（巴乌·瑞巴，机器，纵酒狂欢，西莎）、拉耶达尼亚摇滚（达尔马，戈多·佩雷斯，米拉索尔·考罗赖斯）以及一些在巴塞罗那和卡奈特举办的音乐节。1974年创办了《振动》杂志，担任主编至1977年，同时跟《电视特快》、《先锋者》、《国家报》、《世界日报》、《麦瑞·卡莱尔》和《耳房》等杂志合作。制作并主持过多个广播节目，如巴塞罗那青年广播的《从一千到一千》和《国际巴塞罗那》（1967-1970），《慢跑唱片》，《伟大的音乐家》，《摇滚一代》及其他节目。

然而让他在西班牙其他地方被熟知的工作是加入西班牙电视台《流行信息》节目组。尽管他也曾为被加泰罗尼亚国家电视台支持的《音乐特快》的一员，很多乐队和艺术家参加过这个节目，做过很多当时最好的乐团的直播。现在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西班牙电视台档案中还保留着洛奇洛和不能碰的人、快速乐队或驴乐队的早期为《音乐特快》做的现场演出的资料。

在巴塞罗那那时候是一个很丰富的演出舞台。在朋克黑社会表现突出的有河边收废品的人（La Banda Trapera del Río）在Oi，分贝乐队（Los Decibelios）在比利车库，一次性乐队（Los Desechables）在mod，光明64（Brighton 64）在最有号召力的上帝剧场，在最经典摇滚剧场有叛逆者、洛奇洛和穴居人、快速或驴和全排最后一名乐队，他们是都兴盛了很长时间并持续性的在发展他们的事业。

之后，在九十年代在格拉纳达，萨拉戈萨，阿尔贝塞泰和基隆有过一次新的乐队新兴的风潮，并创造出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希克松潮流。

“佩内罗佩旅行”乐队（Penélope Trip）的蒂托·宾达多-安提（Tito Pintado-Anti）从1998年在爱莱芬特唱片公司除了一张迷你黑胶之后，就变成了希克松潮流的主要代表人物，这是一个来自基隆的乐队，同来自同一个城市的“非法者”和“疯子”乐队不同，他们用英文演唱并用噪音流行为他们的旗号。流行永久进化的新篇章在八十年代末开始了，“我们的确对于那个时代的乐队有点厌烦了”蒂托承认。“那么结论就是要做一些完全不一
样的东西。我们被当时的乐队被如我的血腥情人节（My Bloody Valentine）或音速青年（Sonic Youth）等当代乐队所影响。而在阿斯杜立亚斯我们被当成火星人。尽管在几个月里我们曾是很多乐队。基隆是一个小城市而且事实上所有在乐队里演奏的人我们都认识，我们去同样的酒吧，特别是纳秋·阿尔巴莱斯（Nacho Alvarez）和曼达·瑞（Manta Ray）的广场酒吧，甚至
我们都在同一个场地排练。有三个月我们的排练场里挤满了乐队。大概就这样开始了。”

在格拉纳达，阿尔巴塞泰，萨拉戈萨，马约卡，巴塞罗那和马德里都发生这一样的事情。那已经不是正式意义上的马德里浪潮了，但仍旧算作一次好的变革。

很多当时的乐队现在还活跃着：行星乐队（Los Planet as）、多弗（Dover）、性感性虐待狂（Sexy Sadie）、诺莎德拉史（Nosotrash）等，并且很多乐队都进行过国内或国际的巡演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