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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24 13:38:14 来自: 伸伸胳膊腿

案：张君劢与钱穆皆为现代儒学大家。这一争论非常有典型意义。我们在下结论之前，不妨先看看前人的看法。特别是本文作者结尾一段犹可注意：

“时隔十多年后,张君劢才去翻一篇文章的旧案,其中源由,大可注意,或与海外新儒学的发展流变不无关系.随着海外新儒学一派的声势日益壮大,内部不同的意见也日益明显.虽然同样以新儒学为帜志,但一些学者倾向于以儒学建立民主的道德基础而接续西方的制度文明,另一些学者则对传统政治抱流连的态度.张君劢不希望新儒学由对传统文化的衷情演变成对传统政治的辩护.显然张已经意识到,不可因民族的,传统的感情,而对中国传统政治作美化与理想化,故意贬低现代文明的进步性.

如今,当代新儒家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引发出民主的要求,政治儒学成为一种口号.有的学者进而申言儒家的贡献不仅仅在意义领域,价值层面,仅把儒家当作价值资源而不参与制度建设是不能接受的,应有儒家式的宪政主义,"儒家尤其要对中国的制度安排采取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制度建设的过程,使儒家理念呈现于制度架构之中".[] (p.49)但传统政治中的皇权,相权,考试制,文官制如何完成创造性转化,而为现代中国吸收,他们却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对于力图从传统中直接开出民主制度的新儒学传人而言,不知将如何看待两位新儒学大师之间论争的文字遗产.”


【原文】


儒教民主,抑或宪政民主
——试析张君劢与钱穆关于中国传统政治之论争
Confucial Democracy Or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On The Deba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y between Carsun Chang and Qian Mu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邓丽兰

摘要:
史学大家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旨在为其辩护,其不足两万字的文章却引发张君劢数十万字的商榷文字.这场新儒学内部的文字论争反映了新儒家阵营内的政治价值趋向与学术理路的重大差异.张君劢之批评钱穆,就学术史而论是如何对待西方学术理论与规范,就思想史而论是以现代宪政理念批评制度层面的"儒教民主", 现代新儒家的分化与内在困境也由此显示.
关键词:君主专制;儒教民主;宪政民主.
儒教民主已经成为当代新儒家反复申论的主题,不仅关涉价值理念,且及于制度构建.有关这个问题的论争却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君劢与钱穆之间曾就此有过一场笔墨论争.张君劢,钱穆皆系新儒学一派的大师.张氏活跃于政,学两界,且常成为思想论争的中心人物,从科学与玄学的争论,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到《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现代思想史若缺了张君劢恐会凭添几分寂寞.钱穆幼孤失学而执教中国名牌高等学府,其治学得史料学派之精华,作品饮誉中外.钱,张之间一段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文字论争却鲜见专文论及.本文叙述这场文字论争的背景,内容及经过,冀以展示争论在学术史,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一
《中国传统政治》是钱穆作于1950年的一篇不足两万字的文章,12月5日,20日在香港《民主评论》第2卷11,12两期发表.《民主评论》系现代新儒家一派学者的言论阵地,徐复观等1949年5月在香港创办.文章写作的原委,如钱先生自己所言:"这几十年的国内学术界,几乎无一人不说秦以后的政治是君主专制,但作者仍将不惮反覆对此问题作辩护.本文所论中国传统政治,亦仅在这一点上作发挥".[](p.83)因此,钱作的是一篇专门替中国传统政治作辩护的翻案文字.

在这篇文章当中,钱穆使用一套独特话语对中国传统政治做了重新描述.钱先生不同意用西方术语来描绘中国状态,认为中国社会不能归于西方社会的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的三个范畴当中.钱氏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注重政治职分,即选贤与能,设官分职;中国古代已有君权与相权之对立,君权与臣权之划分,政府与王室之区别;有宰相负实际职务及责任,有三省制分权,有公开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形成"士人政府";古代监察弹劾机关也由专门的独立机关承担,唐代有御史台, 下至明代有都察院,故不能名之曰君主专制.除只承认元,清两代是专制社会,钱先生拒绝承认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特色.当然,钱氏也谈到中国传统政治的若干缺点,如职权分配之细密化,法制之凝固性与同一性等,但他仍坚持中国传统政治比较富有合理性,毛病多出在人事上,与整个制度无关.
钱穆还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对中西政治作了一番比较.中西政治的不同特色来源于不同的政治心理与政治理论.西方人的政治心理是外倾型,中国人的政治心理是内倾型,由此导致西方政治理论为政治主权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为政治责任论.与此相应地,西方政权是契约的,民众对政府常抱对立与监视的态度;中国传统政权是信托的,民众常对政府抱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西方为两体对立的政治,政府与民众互为敌体;中国为政民一体的政治,政府与民众上下一体.西方政治是富人政权,其政治观念重在强力与财富;中国传统政治是士人政权,故政治观念重在知识与学养.西方的代议政府是民众代表中的多数党掌权,是间接民权;中国的士人政府对所有贤才开放,是直接民权.

钱文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赞美,与其对近代中国政治的批评相联系.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移植的失败,使钱先生深感失望.在他看来,中国近代政治之积弊,一是只求制度化而不求人事努力,"仍在纸面文字上用力,一切要求制度化,认为制度可以移植,不必从活的人事上栽根.又认为制度可用来束缚限制人. 不知一切政治上的变化,正是活的人要求从死制度中解放."[1](p.111)二是企图割裂传统,彻底改革,这是违反人性的奇迹,"若真要彻底改革,实无异要把历史一刀切断,此种奇迹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1](p.113)三是向外国套板印刷,"始终是用外国的理论,来打破自己的现实.现实重重破坏,而外国理论则始终安放不妥贴".[1](p.119)至于中国政治的前途,钱氏认为应是一套中国本位的制度,必须有像孙中山式的人物为本国而创设的一套政治理想与政治意见出现.

《中国传统政治》一文,就方法论上,是对西学东渐以来新名词笼罩下的历史叙述不满,反对"西洋现成名词硬装进中国", 而试图"把自己历史归纳出自己的恰当名称,来为自己政治传统划分它演进的阶段";[1](p.81)就内容而言,是为中国传统政治辩论,否认中国传统政治的专制主义性质,而"必要替中国传统政治装上'专制'二字,正如必要为中国社会安上'封建'二字一般,这只是近代中国人的偏见与固执,决不能说这是中国以往历史之真相."[1](p.87)上述观点,已非首次提出.早在1945年3月,钱穆在《东方杂志》第41卷6号发表《中国传统政制与五权宪法——政学私言》,即已提出其主要观点,《中国传统政治》只在原有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发挥.从新儒家思想史的角度看,钱穆的这篇文字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除力图光复心性儒学外还力图光复政治儒学,除重构心性文明外还要重构制度文明的一种先声.
不过,钱穆这篇为中国传统政治翻案的文字,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
二
因钱穆一篇不足两万字的《中国传统政治》,张君劢在香港《自由钟》杂志发表了44篇文字进行"商榷",文章发表时间从1965年3月1日至1969年2月23日,有感而发的相关文字达30余万字.上述文字是张君劢生平最后的遗作,生前尚未整理为成熟的书稿,在他去世后以《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为名出版,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钱著〈中国传统政治〉商榷》,其次是为前书所作之绪论,理论篇,以《民主政治之开始》为题辑入,再次是张氏前番研究的副产品,即附录所辑的多篇文字.《自由钟》是张君劢1965年在香港创办的一份政论性刊物.

张君劢在解释其撰文商榷的原因时,赞扬钱氏的学术著作脍炙人口的同时批评其研究涉及中西比较时未登西方堂奥而好作长短比较,虽不打算"挟其所知以攻钱先生",但"其《中国传统政治》一文,系乎今后国人政治之是非思想者甚大,有不易默尔而息者".[](p.1)至于何以在钱文首发十多年以后才倾力反驳,张没有明言.

张君劢的批评既涉及方法论,也针对具体观点.张的批评,首从方法论入手,且多次论及方法论问题.

张君劢在方法论上的批评之一, 是批评钱穆文章中的逻辑错误,即回避主题,以成见判断政治理论,忽视逻辑定义,混淆同名概念的不同含义等.钱穆以宰相,三省制,文官制,九卿制等的演变,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并非建立在王权专制上的见证.张君劢认为,"既论传统政治,不先明辨主题之君主之性质,乃以宰相等制充塞其间,此乃忽略主题之重要性,不合于逻辑者方法者一也."[2] (p.5) 西方政治学研究从权力入手,现代之法西斯,共产极权都不可能在其之外,"以自己成见来判断现代政治理论","其所谓西方政治制度定义不能范围法西斯主义云云,不合于逻辑方法者二也";[2](p.6)钱先生既不知西方逻辑中定义之意义,更不知政治学中政府之主要原素何在,"乃自出心撰,创为新说以代之,此其不合于逻辑方法者三也."[2](p.8)稍后,张君劢还批评钱穆混淆同名概念的不同意义的错误,混淆了中西"分权与法治"的不同内涵,"此迥然各异之两者牵混而为一事,此则在此东西文化系统对立状态下,各人教育不同,思想方法各异,语文意义各人自为解释之所致也."[2](p.208)上述批评,与张本人的治学方法与学术训练分不开.张君劢常强调,学问的成立需要逻辑上的自洽,中国思想界历来重视伦理原则而轻理性原则,知识与道德合一的结果是难以形成有概念有定义的思想系统,当代学者应将逻辑上的正名,立论作为一切学问的基础.
张在方法论多处提出批评的一点,是钱氏拒绝西方学术方法而自创新说,以中国政治社会的特殊性而拒绝西方科学方法.钱穆多次强调自己的研究是要把自己本国历史归纳出自己的恰当名称来.张君劢则指出,在中西交通后,与其求彼此之特殊,不如求彼此之会通,应以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西政治同,异之处,而不能以相异之处来拒绝使用现代学术方法而自处世界潮流之外,"钱氏诚爱护中国文化,应将中国政治,中国社会推到世界一般政治学,一般社会学之大炉中,示人以所以共同者何在,然后吾国政治与社会,乃能为世界所共晓得;而所以异者之出于中国特别情形者,亦可随之而大明"[2](p.8).他进而强调,在东西文化密切交流的时代,以自身的特殊传统推翻现代学科概念方法,"振起学术与人对抗",既不可行,也不可能,也有违名实相符的传统治学之道.现代西方学科自有概念与定义,"决非吾人本其传统所能推翻者也","现代人治学,须各谨守范围,共遵定义,其有特创之知者,亦必提出一连串事实以为根据.倘但曰中国如此不如彼,而其立论经不起考验.此非所以振起学术与人对抗之法,且大反乎循名责实之道.

"[2](p.219)学术各有分科,治学各有专门,张将此称为学者之间相处应遵的逻辑,"如曰此为我所独,非人之所能,或更进一步曰,此为人之所有,我之所当拒,则东西之间,将有一道鸿沟,或一道长城成为障壁."[2](p.534).张君劢当然不希望这样的文化鸿沟或文化长城存在.

张君劢批评钱穆方法论的错误还在于,钱氏的研究因内心自卑感而比附西方,至于名实不符.将中国两千年的古制与西方民主制度强相比附是不适宜的,"吾读钱著深入有所感者,其书名曰'传统政治',意在探讨旧历史之真相,然其衷心所崇拜者,实为现代西方政治.其称宰相为副皇帝者,以西方责任内阁总理为背景者也.其称士人政府为平民政府者,以现代人民参政为背景者也,其所以重六部而轻九卿者,以现代西方内阁中各部为背景者也." [2](p.163)张君劢确是准确地抓到了钱穆在治学方法上的某些缺陷与矛盾之处.钱氏为了证明中国传统政治非君主专制,处处以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若干特征来比附传统政治机构,这显示出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即使欲图自设标准,超越西方标准,也不得不以西方原标准作为"标准的标准",真可谓离开西学难以进行学术言说.
张氏还认为在具体学科研究方法上,钱文也未必妥当."钱著之传统政治,非历史学也,乃政治学也"[2](p.218),且为政治学之制度问题.政治以权力为本抑或以道德为本,君主专制与君权有限,宰相副署负责,平民政治或贵族政治,文官考试与人民参政,都是政治学上的问题.钱以为中国的政治理论不以主权为重点,张则认为中国是缺乏政治理论的,"中国所谓政治理论,除孔子政者正也与孟子仁政之大原则外,绝少政府纲目之细论",[2] (p.517)而在西方,古希腊即有君主,贵族,民主的不同政体存在,权力的结构不同,有可比较之处,因而有政治学之产生.显然,张君劢认为不可能有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政治学存在,而钱的研究不属于历史学范畴,应该用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框架加以解释.

张君劢还批评钱氏因民族感情在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中先有成见,以自设的标准来取舍史实.以"表彰传统政治"为"成见"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导致"钱氏胸中先有成见,乃采其合于己者,作为历史之真相". [2](p.9)张在多处史实叙述中指出钱氏为将传统政治理想化而有违实事求是原则之处.

张对钱文在学术方法上的批评,表现出学术问题上建立中国本位的范式抑或接受西方学术规范的差异.虽然总的来说,这场论争中张君劢的观点是正确的,不过,钱穆所言也非一无是处.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初建期,学者多是盲目照搬西方理论与概念.仅就中国古史,思想史研究而言,30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即有食洋不化,削足适履的痕迹,难怪钱先生对"专制"盈目,"封建"满纸表示了自己的反感.张氏主要观点虽所言不差,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批评多用"无国会","无内阁","无宪法"的评判标准,失之以现代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钱,张研究中国传统政治,观点各执一端,但其方法却是一致的,即以西方政治作为立论标准.钱氏一一比比较的结果是,别人有的我也有,且更早更好;而张比较后的结论是,别人有的我皆无,固当应进行制度移植.至于中国传统政治自身演变的逻辑,他们均缺乏深入的探讨.就政治制度研究本身,钱,张两人在贡献有解释力的方法论这一点上,都没有新的突破.

三
除方法论外,对于钱文各主要观点,张氏做了逐条反驳.

首要问题即中国传统政治是否是君主专制的问题.张君劢对钱先生的观点一一作了反驳.首先,钱氏回避主题是因为君主制度本身无可辩护,"钱先生所称许者为君主以下所设之宰相,三省制及文官制等.钱先生何以不首及君主制之本身此由于其深知君主制之无可辩护也"[2](p.18).其次,宰相,三省,文官等制,皆由君主制衍生而出,非西方制度可以比拟,"其制度之忽此忽彼,其人之忽黜忽陟(如萧何之入狱),皆由君主一人之好恶为之,不能与今日西方国家之内阁总理与文官制相提并论"[2](p.18).再次,钱氏忽略了皇室乱政的表现,王位继承,后妃,外戚,宦官问题都因为王室而影响全国政治.九卿之职也非家务官而兼掌政府之事,并不能表明王室与政府之间已经分了家.在张氏看来, 君主制之弊端,根本在于君主的产生无一定规则,君主作为最高权力及其他权力的源泉而无约束.总之,君主制缺少宪法作为准则,缺少国会作为民意机关,这是中国一切动乱的根源.

不同的观点还表现在对具体的宰相制,三省制,监察制的不同认识.张君劢认为,钱著对于历史上宰相制度的叙述沿革有不实之处, 且"多'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之辞"[2](p.43),民主国家的总理与中国传统的宰相是不同的,"一为君主之私人,一为一党与全国之公仆;一则其地位根据于宪法与民意,一则凭君主一人之好恶;一则以领袖资格独立行使其权力,一则国事之最后决定,听命于君主,"[2](p.60)两者不可相提并论.而古代三省制"一司取旨,一司封驳,一司执行,只可谓为分职,不可视同民主政治下之三权分立"[2](p.71),三省之制只是分职而非分权,在承平及干练君主执政时尚可收一时之效,但"此帝皇时代三省制之所以不适于今日,非另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制代之不可矣."[2](p.73).张君劢认为,古代的谏诤制度也无法与西方的民意监督制相提并论,是软弱无力附属于君权之下的.

钱穆尤其称赞了科举制及由此而来的"士人政府",并肯定士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认为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最值得注意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开放的政治结构维护了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战国时代游士得势,西汉已成士人政府,"所谓士人政府者,即整个政府由全国各地之知识分子即读书人所组成",[1](p.98)以德性学问为标准的士人政权是人民参政的唯一正途,使政民一体.钱穆十分称赞中国古代士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孔孟作为儒家思想主干,成为士人政府的精神领导.张君劢认为,钱文混淆了考试铨选与人民参政.中国由考试选拔之文官造成的不过是官僚政治,而西方文官制度与政党政治相辅相成,其政府行政受议会监督.人民的参政权也不仅仅是文官录用,而是建立民意机关,参与立法过程."无民意监督机关之国,虽有考试制之文官,而文官黜陟,不受法律保障.如是文官制,可以视同人民参政乎 可以代替民意机关乎 "[2] (p.93)张君劢对于"士人政府"并不恭维:"吾欲问钱先生者,所谓士人政府之政策之预备,事先有何调查 有何报告书乎政策之决定,既由君主裁决可,而何以立朝者各有主张乎 究竟谁有权赞成,谁有权反对,其准绳安在 如此一国三公我谁适从之局中,何制度可言乎何种传统可为后人遵守者乎",[2](p.110)总之士人政府不如代议政府.张君劢对传统士人也作了否定性的评价,所谓士类或曰文人,其出身由于科举, 挟文章为长技,其本领不过在向君主尽言,草拟万言章奏而已,"处此国际竞争剧烈之世,谓因仍吾国士类之旧习,可以致国家于治安康乐之境者,吾不信也." [2](p.104)张君劢相信,中国考试制度的某些优点,现代西方宪政体制当中的文官制已经具备,无须刻意仿古而求得.

钱穆还对西方政党政治表示了不屑.在近代中国,投身政党争夺攫取政权的人,都是受传统文化陶冶比较浅的人.钱先生尤其反对"革命与组党","组党为的是要革命,革命后仍还只重在组党……而中国近代政党的构成,显然不由社会下层的真正民众,而仍是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在活动,在主持.他们只想把民众投归党,没有想把党来回向民众,于是变成了由党来革民众的命.这样的组党革命,将永不会有成功之前途".[1](p.118)张则论述士人之所学与责任,朋党与政党,认为现代政党政治原则正可以救治中国历史上的朋党,党锢之害,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正途.
在中西"分权与法治"问题上,钱认为,西方政治重在分权与法治,中国传统政治之病也在过于注重分权与法治,中国本已过多,因此不必用西方分权法治来挽救传统政治.张君劢认为,钱氏言中,好似西方之分权,法治即中国传统之分权,法治,其实二者名同而实异.西方之分权乃孟德斯鸠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之意,钱先生所谓分权即宰相,御史大夫,与各部分之分权;西方所谓法治是法律至上的朝野共守宪法,而钱先生所谓法治系指唐六典之类的历代规制,"内容不同,意义不同,即令所用文字相同,其无当于彼此了解或达到彼此同意之结论,可以断言矣".[2](p.207)
在其他史实论述上,张也作了大量考证,兹不一一例举.

钱,张之争,实质是制度建设问题上"儒教民主"与"宪政民主"之间的分歧与论争,反映出新儒学内部如何看待政治传统的不同认识,即自创体用还是移植制度的差异.
到底批判传统,放弃传统才是中国政治民主化道路的唯一出路,还是返本开新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所提供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新儒家希望从传统政治中开出民主来.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来自于其希腊罗马时代的传统,而一个文明的复兴不能只靠移植制度来实现,而需要接续自己的民主传统.但是,传统儒学的遗产,到底是仅在价值层面,还是要扩展到制度层面,张君劢与部分新儒家观点是不一样的,张的观点很明确,儒学的价值主要是在心性文明,而不在制度文明.依照传统制度来设计中国的民主政治出路不可能,只有西方宪政民主才是中国政治之出路. 张坚持传统政治与现代民主制度的不相容性,"此一方为君主制,彼一方为民主制,君主制中如何而能有关民主之启示乎 "[2](p.16)在已非闭关自守的时代,"今东西各国,无一不设内阁,国会与独立法庭,与夫制定宪法,实行选举,吾国宁能独异,而不与世界同一轨乎 "[2](p.17)张的这种诘问,是发人深省的.

钱穆曾批评主张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独裁的人们,不肯细心研究中国历史上明白记载的制度与事迹, 张君劢的厚重之作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反驳.凭心而论,史学并非张氏的长项.张氏为了回应一位史学名家的作品,看了大量古典文献典籍资料,并由此生发兴趣而写成商榷文字,尽管其在引用史料上有不少错漏之处,表述也未必完善,但他严谨治学的精神是令人感佩的.

四
钱,张这一场文字交锋,在学术史, 思想史上都具重要意义.以十多倍原文的规模作书评,这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罕见的.张原只想写一书评式文字,但一翻正史,十通,兴致所至,处处有可商榷之处,有意见可发,已不复是针对钱文,而是凭自己哲学,政治学,宪法学功底,以史实张扬自己的一整套政治主张.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文字分量之重,张君劢对于所论问题是何等看重,可见一斑.

钱,张观点不同,与他们各自人生际遇,学术道路有关.钱氏国学功底深厚,对史学研究的执着也夹杂着文化自恋与自怜.他早在《国史大纲》中即对读者提出"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希望[](p1),反对于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反对一切推委于古人的文化自谴.这种文化上的民族情感诚然值得理解与钦佩,但感情膨胀扩展到政治领域,使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也抱一种偏爱的态度.这就从文化保守主义走向了政治复古主义.反之,张君劢的文化政治主张,则表现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之间的调和.从早年留学日本起,张氏就积极参与晚清立宪运动,一生参与草拟多部宪法或宪法草案,宪政是他毕生的追求,他当然不能容忍钱穆式的"儒教民主" 取代他的西化宪政方案.且张氏长期与国外学术界保持密切接触,较早接受西方学科理论与学术规范,认为没有必要自创中国本位的理论与规范.这是他在方法与观点上都与钱穆生发抵牾的主要原因.

时隔十多年后,张君劢才去翻一篇文章的旧案,其中源由,大可注意,或与海外新儒学的发展流变不无关系.随着海外新儒学一派的声势日益壮大,内部不同的意见也日益明显.虽然同样以新儒学为帜志,但一些学者倾向于以儒学建立民主的道德基础而接续西方的制度文明,另一些学者则对传统政治抱流连的态度.张君劢不希望新儒学由对传统文化的衷情演变成对传统政治的辩护.显然张已经意识到,不可因民族的,传统的感情,而对中国传统政治作美化与理想化,故意贬低现代文明的进步性.

如今,当代新儒家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引发出民主的要求,政治儒学成为一种口号.有的学者进而申言儒家的贡献不仅仅在意义领域,价值层面,仅把儒家当作价值资源而不参与制度建设是不能接受的,应有儒家式的宪政主义,"儒家尤其要对中国的制度安排采取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制度建设的过程,使儒家理念呈现于制度架构之中".[] (p.49)但传统政治中的皇权,相权,考试制,文官制如何完成创造性转化,而为现代中国吸收,他们却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对于力图从传统中直接开出民主制度的新儒学传人而言,不知将如何看待两位新儒学大师之间论争的文字遗产.

原载《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版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国史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01.
[]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
[]钱穆.国史大纲(上). 北京:商务因数印书馆,1996.
[]儒家与自由主义——与杜维护明教授的对话.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