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守谦谈四十年来台湾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工作（一）

2009-01-08 14:39:52 来自: 热带北极熊(温室中心 冰盖边缘)

面对挑战的美术史研究
—谈四十年来台湾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工作
石守谦

美术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既古老，而又新鲜的工作。说它古老，那是因为早在唐宋时代，中国人便已经相当有系统地在对古代的美术品协事研究，并且也有了当时其它文明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成绩;然而它也是现代一般国人所陌生的学科,因为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其领城内的前提、理论以及讨论方式，都与传统所使用者有相当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的根源则又与我国学人受西方美术史研究的影响有关。因为美术史的研究在中国具有如此的性格，民国初年以来从事此种研究工作的学者便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出于传统的、以及来自西方的两种同时的压力。对于这两种压力的反应，读者早在抗战前出版的美术史著作中，如膝固的《唐宋绘画史》，已经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台海近四十年来的美术史研究基本上便是这个情况的延续，但是在深度及广度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以中国现代文化的演进脉络来看，这个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所呈现的面对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双向挑战之情境，实在又可以说是此时期整体文化现象的缩影。

北沟故宫的奠基工作
民初及民初以前的中国，虽然不乏有才华、有见解的美术史工作者，但其成长与活动，基本上是零星而个人的，并没有产生集体的力量，在对年轻后继者的培养上，也缺乏规划。此时个人只能就其机缘，对所能掌握的有限的古代美术品，或以传统的赏鉴修养为羞础，或以学自西方的方法为借镜，分别就中国美术史提出些初步的看法。这个状况到了19 25年故宫博物院在北平成立之后，本来有个极好的转机，可借又因为国家的动乱，清宫收藏的重要美术品虽然名义上是公开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能在良好的环瑰里，得到仔细的研究。

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经由台中的北沟移至台北士林的外双溪，它才逐渐由一个收藏保管的单位，转变成一个典藏与研究并重的机构。故宫博物院在台中北沟的阶段，虽然在物质条件上受到许多的限制，如以展览来说，至1957年才在库房旁成立了一间陈列室，比起当年在北平的规模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但在研究发展上，却对后来台湾的美术史工作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此时的北沟故宫，不仅继续以往将清宫原迹公诸于世的任务，也尽其可能地提供了中外学者研究之方便;当今国际上中国美术史学界的领导人物，彼时多半都曾在北沟作过访问研究。北沟这时的设备虽然简陋，但在中国大陆封闭自守，台湾又想尽速建立形象的情势下，自然地努力扮演一个“国际性”的研究中心的角色，而在这种气氛之中，北沟故宫遂与美国方面合作进行了1961至1962年的文物赴美五大城展览。这个展览比19 35年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所产生的影响力更大，对美国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上的蓬勃局面确有相当程度的贡献。

然而，假如要细究北沟故宫对台湾的美术史研究发展的贡献的话，赴美展览因只在国内展示了十数日，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反而是在院内的编辑出版工作显得更为紧要。故宫作为一个研究机构，除了提供藏品供学者探讨之外，一个详实的藏品目录，对不论院内或院外的研究者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北沟故宫的此类工作以《故宫书画录》最为重要，早在19 56年便编辑了初版发行，后来又经多年的整理、研究，于1965
年完成了增订本，原来叫作北宋朱锐的《赤壁图》改订为金朝武元直所绘，便是在增订本中修正的。这个《故宫书画录》的增订本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台湾的中国美术史工作者重要的工具书;而各种研究成果也返过头来促进此目录的修订工作，第三次修订的《故宫书画录》据了解将于这一、两年内刊行问世，届时那又将意味着台湾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除了如《故宫书画录》的藏品目录之编辑外，北沟故宫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在美术品资料的流传上。1959年的《故宫名画三百种》系与日本的大琢巧艺社合作，以坷罗版精印三百幅画作，这个出版远比大陆时代所出者要清晰准确得多，给研究者极大的方更。《故宫名画三百种》之后，北沟故宫又陆续印行了《故宫藏瓷》、《故宫法书》、《故宫铜器图录》等，使流传文物资料的涵盖面更为完整。这种研究资料的印刷流
传，固然是推动研究工作进行的必要条件.但是其所起作用的大小，还有赖其中几个要件的配合，例如选件数量的多寡，图片印刷品质的高低，都与其效果有成正比的关系。由这个角度来衡量，北沟故宫的这些
出版虽然重要，但在选件及印刷所有的失真度的考虑下，仍嫌不够理想。在纯粹的研究需要的立场上说，1984年完成的文物照片档案，因为规模大，照片的失真度较低，也就更有意义。这个拍摄故宫文物照片的
工作，主要由当时任职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的高居翰(James Cahill)所主持，经费也未自美国，共拍摄了3222件文物，有5395张照片,底片作两套，一套存故宫，另套则存美国密歇根大学。假使不去斤斤计较这批档案照片的权益问题，光以其所产生的研究效益来说，这批档案资料实在对两地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帮助极大，光以台湾来说，后来许多学者及年轻的研究生便都曾在故宫的那个照片档案室中度过一段岁月。

台湾一地本无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传统，以资料来说.五十与六十年代的台湾境内，虽也有私家收藏，但无论在质与量上都不免有所局限，迁台之后的故宫博物院之丰富收藏，在此状况之下.自然就成为日后在台湾之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主要根据，因此，北沟故宫在这段期间内所进行的编辑、出版、建档等工作，可以说是大致上奠定了日后台湾一地研究以此收藏为代表的中国美术史的基础。就象许多其他的文化活动一样，北沟故宫的这个奠基工作也不是一个完全自发的行为，而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纠缠的关系;至于推动工作所需之资源与力量，也不完全是内部的自给自足，国际上，尤其是美国方面文化及学术界的支援，实是不应忽略的要素。可是，如果将这些环境因素视为外界对故宫之成为一个有规模的研究机构的要求的话，北沟时代的故宫博物院对之所作的反应，由现在来看，并没有消极地敷衍，而确实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外双溪故宫与大学中的研究发展
如果说北沟故宫所完成的大部分为奠基工作的话，在台湾的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到了1965年在台北士林的外双溪故宫建立之后才算真正有所开展。以故宫本身来说，原来做了的编辑、出版与照片档案也继续地进行，尤其是后者，还扩充到海外重要美术馆之收藏品的建档，使比较研究更为方便。除此之外，1966年《故宫季刊》的创刊则值得特别注意。这是一份分四季发行的学术性刊物，虽然偶也刊载文字学、版本学、清宫档案文献等方面的研究，但墓本上仍以中国之铜器、玉器、陶瓷及书画方面的美术史专沦为主。初期的《故宫季刊》除了由博物院人员撰稿外，也邀集了一些国际上知名学者参与.日本的梅原末治、美国的方闻、李铸晋等人都陆赎地将他们的论文以中文在此刊物上发表。他们的参与，无形中也刺激了台湾本地年轻一辈学者，以较为严密的方法去分析艺术风格，并对风格的形成与流变进行详细的比较，因此也使得论文之表达大异于传统论艺文字的简约与先验这种新的研究成果大极可}}t}李对u然的研究、江兆申刘’ j1}寅文征明的研究为代表;江、傅两人再加上抄羊长一辈的李霖灿.谭旦同、那志良等.即构成了六十及少十平代故宫研究群的主体、这个研究群的成员们可以说是在充满外来学者刺激的新的研究气氛中，各自以其方式对之作了反应，并且尝试经由《故官季刊》这个媒介，为外双溪故官争取原来所无的学术地位。
七十年代尤其是外双溪故宫在研究上的黄金时期。光以中国绘画史研究的情况来说，此时故宫因刚在1970年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国际性的古画讨论会，带起了蓬勃的研究气氛。便接着有1973至1974年举办《吴派画九十年展》与1975年的《元四大家展》这两个大展分别是江兆申与张光宾两位积数年研究、准备之功而推出的，也有水准很高的研究性图录出版.研究与展览相提并携，得到了最好的见证。《吴派画九十年展》的推出，也还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因为当时美国也正在进行两项文征明的展览，一为Wilson与黄君实稍后开幕的“Friends of Wen Cheng-ming".另一则为在1976年由Edwards所推出的“The Art of Wen Cheng-ming"，三个展览的研究准备工作同时进行，相互间虽有建设性的支援关系，但无形中实在也有学术研究竞争的气压存在。江兆申对这个竟争所作的回应即为其《文征明与苏州画坛》的研究，以传统的“长编”式编年来呈现吴派各画家间之相互关系及活动，提供了美国学者未及的贡献后来张光宾作《元四大家》，也是循此途径，费了极深的考订功夫，编出了元末文人艺术家的活动编年表在展览过后.这十几年来张光宾仍不断增补、修订.使之更加详实，此新年表如能早日付印，必对此段时期绘画史研究有进一步的贡献。
外双溪故宫在七十年代的研究气氛，不仅造成吴派画及元四大家的两个成绩.而且推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展，其时间大约是在1975至1976年间。这研究展既在空间规棋上不褥谓大，展览中也没有赫赫名迹，倒全是由“简目”(《故宫书画录》里将故宫收成书西中之重要者编为“正目”，余则纳入“简目”)中检出来的“问题画”，展览时也没有厚重或精美的图录发行，表面上看来似乎毫不起眼;但是，研究展能积极地由一堆不太受人注意的作品中，勇敢而不忌讳地将问翅提出，并公开陈示，希望全体有心研究人士参与贡献意见，却正代表了当时故宫博物院研究精神的极至表现。这在台湾的美术史研究历程中，应当视为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虽然没有能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也没有能在故宫博物院本身形成某种传统而延续下来，但其对当时年轻一辈的研究生与外界关心研究之人士，确实有精神上的震憾与鼓舞。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