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形监狱到苏托邦：狱卒和囚徒的角色重迭

从圆形监狱到苏托邦：狱卒和囚徒的角色重迭
FROM PANOPTICON TO SOVIETOPIA
The Superposition Of Gaoler And Prisoner

一：圆形监狱和受监视恐惧
　　圆形监狱（Panopticon）被认为是“心理学建筑”的典范之一，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建筑形式的设计始由十八世纪英国法学家杰里米 • 边沁提出，词根采自他所擅长的希腊文，意为“监视（-opticon）一切（pan-）的地方”。建筑呈圆形，由位于圆周的牢房和位于圆心的监视塔构成，监视塔中的狱卒可全盘知晓牢房中囚徒的一举一动。契约论和心理学的技巧被运用在设计中，使得无意识的砖石可以解决复杂的人际关系：囚徒明白自己随时可能受到监视，虽然并不能确定自己此刻是否正受到监视，但对于“正受到监视”的想象以及托生于此类想象的焦虑感和恐惧感最终蜕变为这样一种自我囚禁，甚至“监视”的事实造成的结果也远有不及。
　　虽然囚徒完全不能确定任一时刻狱卒的监视对象，甚至不能确知狱卒是否正在工作，但其意识中有三条规则是明晰的，即：一，狱卒完全有能力监视自己；二，狱卒可能正在监视自己；三，一旦自己不符合规范的行为被狱卒发现，自己必然受到惩罚。福柯在《规训与惩戒》一书中从这三条最基本的规则出发勾勒出了一个比边沁的砖石结构建筑更加幅员辽阔更加无懈可击的监狱，也即当代社会；而乔治 • 奥威尔则运用他新闻记者的冷静目光和小说家的犀利笔法将那座监狱极端化的图景描绘出来，便是著名的政治寓言《一九八四》。
　　作为反乌托邦小说的鼻祖，扎米亚京（Замя́тин）的《我们》直白地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生活中所有器物甚至寓所都是由透明材料制成的，个体的一切行为都处在整个外界的监视下，从而便消泯了一切行为的可能性。而《一九八四》所描述的圆形监狱则在其基础上加以深化：在《我们》中狱卒尚且需要可供窥测的透光处，而《一九八四》有一句名言“老大哥正看着你”，这个“老大哥”是一个抽象程度更高的狱卒象征，它所代表的恐怖和它所带来的恐惧隐现在小说的每一处细节中。
　　事实上我们可以认定，圆形监狱里的狱卒并不是必需的。为了达到维持秩序这一目的，需要的祗是一座视野内的监视塔，藉以时刻强化囚徒对“狱卒”的印象。可以作为现实中显例的是，在波尔布特1977年发表那场广播演讲之前，柬埔寨国民乃至红色高棉政权的许多中高级干部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领袖的名字，而统治者的形象被虚化为一个以“安卡”——即柬埔寨语“组织”一词——为名的抽象符号，因其抽象而无所不在亦无所不能。
二：自我审判和自我逮捕
　　笔者学力也浅，关于弗洛伊德的文本阅读仅止于《论自恋》和《梦的解析》，对著名的《超越惟乐原则（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一文的了解不过耳食。这位永远绕不过去的医生认为，驱动个体行为的是人的两种欲望或本能（Drive / Instinct），即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简单地说，前者驱向餍食、休息、安全和繁殖这四大基本欲望，而后者旨在消除四大欲望乃至一切行为对外界的影响，甚至渴求回到无存的状态。
　　就笔者拙见，生存本能的一切要素都扎根于对外界事物的剥夺之上，无论这事物属于精神抑或物质范畴，都在生存本能的驱动下掠为己用进而纳为己身的组成部分；而这一过程的进行同时消泯了自我之于外界的独立性，死亡本能即是要求割离外界的本能，而绝对割离外界的方式惟祗死亡而已，而死亡在消泯了外界干扰的同时也消泯了对自我的认知，这当然不可取。这两种本能互相牵制，因而都无法完全满足，其中的产物之一便是自罪感，也即对自我不能完满产生的不满。
　　许多宗教都存在着象征死而复生的仪式符号，譬如基督教的洗礼，便是以水平面代指地平面，象征在土中埋葬而重生的过程。《新约》更是明明白白地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罗马书6:3）而藉由洗礼，人们便以一种假想的死亡满足了自我审判、自我惩戒和自我凈化的欲求。
　　亚美尼亚解放前的电台广播中多有对苏联残暴统治的辛辣讽刺，其中一则转摘如下：
　　——“共产主义实现时警察还存在吗？”
　　——“当然不。那时候所有公民都已经学会自己逮捕自己。”
　　即使《我们》所刻画的世界也没有剪除将个体思想保密的可能。对于个体而言，完全了解完整个体的仅有个体本身，而对个体具有绝对制约能力的亦仅有个体自身。《自我与本我》中，弗洛伊德或者便是基于自我审判的欲求而自混一的人格中剥离出“超我”（Über-Ich），以完成对“本我”（Es）的监视与裁处。
三：狱卒与囚徒的角色重迭
　　做一个假设。在一个圆形监狱中，狱卒的不在场会带来什么？可想而知的是，在惯性的作用下囚徒将成为圆形监狱体系的维持者。即使偶然作出了超脱规范的行为，囚徒首先感到的将是庆幸而非怀疑，并将显然地愈加遵从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庆幸”带来了愉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内化的优越感，即自身不但免于“违规”这一行为事实指向的、来自外界（狱卒）的“惩戒”，而且通过低烈度的自我惩戒规避了之后因违规受到的惩戒，即使那些惩戒祗发生在囚徒的想象中，但囚徒仍然从中获得了满足感。
　　——在生活中，当人们感觉到极大的“美”或者“快乐”的时候，常用的修辞是“颤栗感”。就笔者的看法，审美过程事实上便是外界对自我的侵入过程，而这种颤栗感可以认为是对愉悦感自我惩戒的表现，最终又增进了愉悦感。
　　返回到刚才的假设，这样一个狱卒缺席的监狱中会不会产生怀疑？当然会，虽然囚徒之间牢房的隔离可以使这种怀疑出现的时间近乎无限的延后（防火长城便是出于此种考虑而建立的），但维持秩序的惯性终会消失：在狱卒缺席的前提下，囚徒长久保持秩序的惟一方法便是驱使囚徒自发成为内心的狱卒，以一种愉悦的良好态度自我审判和自我逮捕——囚徒心中对狱卒的假设在事实上取消了狱卒并使自身成为了不眠不休的狱卒。
　　这篇文章大抵上是议而不论的，手头上没什么数据可查，逻辑上似也站不住脚；而且为了响应我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笔者决定在此打住，最后引用奥威尔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或是开篇：
　　“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