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性变态与教育体制的淫荡性

2008-12-20 09:37:22 来自: withinbeyond(a very white Christmas)

发信人: Satanael (Warden of Essence|Licht der Zukunft), 信区: Alex_To
标 题: 中学时代的班主任（一）：性变态与教育体制的淫荡性
发信站: 燕曦BBS (2008年10月03日18:31:24 星期五), 转信


虽然见过很多老师，但毫无疑问对我影响最大的肯定还是初中和高中的两个班主任，而且我相信，对我中学时期的同班同学来说，也一样。这两个人，几乎就是中学教育弊病的经典范例，也是时代变化的缩影，而这段时期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从中学毕业以后，每次和老同学说起他们都是长篇大论，但说到底也无非就是些牢骚，并没有什么批判性的认识。真正说来，在老师身上表现出的东西，远比时代性之类的东西深刻，也远不像我们当时理解的那样。

I.性变态

初中的班主任老沈是一个快要退休的教师，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已经退居二线，改行贩卖官方指定的fx-82型计算器了。关于他的事情，知道的人不用多说，不知道的人也不必再知道了。显然，在学生的眼里，把班级当作文革时期的中国进行管理，并把自己居于毛主席位置的人，恐怕除他以外这辈子也很难再有幸碰上第二个了。虽然那时同学们并不非常清楚在班级这样的一个小圈子里搞什么互相监督制、工作汇报制、贴四人帮标签等等，究竟有什么意义，但大家依然通过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人是如何在极权社会里生活下去的。记得有人说过，从那个班级里混四年出来的人，都比别人更成熟更能适应社会。尽管我对这个看法并不同意， 但显然同学们对于师生之间的关系从此有了些认识和把握。老沈的教育理念基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坚持先红后专，反对白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勿要资本主义的苗。只有阶级立场和政治觉悟过关了，才可以谈别的。

反对这种理念的老生常谈是：这种教育方式必然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一味强调遵守纪律的灵魂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学生实际上只会是一群政治正确的笨蛋、一切只是班主任的一场无聊游戏等等。这种说法我听很多人都讲过，似乎很有道理也很显然，但在最关键的地方，这种意见并没有抓住点：试图通过教育来帮助“坏学生”改正缺点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个不可能性不仅仅在于心理学上的原因（比如说，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从来就不可能在心理层面改变一个孩子的习惯，无论怎么教育，大部分孩子并没有足够的自我意识来吸收并改进自我，他们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改变），换句话讲，根本问题完全不在于教育理念引起的效果上，而是在于教育者本人的潜意识里：老师本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真正想要改变学生，甚至当它把这当作一场实验游戏时他也从没想过要打通关！不论老师如何承认他的教育本意（我是为学生好，如果学生遵守纪律的话，我不也可以轻松吗……），但在潜意识里面，他从来只秘密地希望保持现状。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有的班主任几乎都有这种经验：刚才还是乱轰轰的教室，突然之间安静下来了，因为老师进来了。这种经验的一个反思结果就是：学生的真实状态和在老师面前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学生来说，自然和真实的状态恰恰就在那种混乱吵闹的氛围里，一个打破大家自然状态的人必然是大家的不速之客，是不受欢迎和不必要的存在者。所以在这里，作为主体的班主任遭遇到了自身的空虚：作为班主任的他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学生中，在于他和学生的关系，但恰恰在这里，他被排斥了，因此沦落为一个其实什么都不是的主体（我的身份要通过学生确定，但这个身份下的主体却正好不被学生接受，那我算什么呢？）。这个僵局是导致主体开始行动的原因，但这正是齐泽克所谓的“虚假主动性”的例子：通过虚假的积极行动（对班级的过度管理，没完没了地找学生训话，在办公室罚学生写检查弄到大家都很晚才回去……）来回避一个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去掩盖这个真相：主体事实上是缺席和无能的（学生的正常生活事实上根本不需要老师来多管闲事，班主任老师“教育”几乎都是多余的，以至于班主任最终几乎被视为多余的存在）。总而言之，正因为发现自己的身份是空虚的“假东西”，就必须拼命行动以显示这个身份仿佛是实实在在的一样。

换言之，如果一切真的就像老沈同志希望的那样，同学们个个都遵守纪律，他没有把柄可抓，真的“轻松”了，那他就要被迫面对自己的空虚和无能的真实情景，也就是拉康意义上的“真实界”(the Real)，那将是难以忍受的。因此，为了避免与创伤性真实遭遇，老沈唯一的选择就是迫使这个现状维持下去（班级里总有好学生和坏学生，坏学生总是不听话，老是违反纪律，他不得不来监管），这是他作为班主任行动的唯一条件，同时也是他不停地向学生显示自己存在和权力并且享受快感的条件。班级里总有不遵守纪律的学生，这仅仅是因为，不得不有一些学生必须要被指定为“不守纪律”。这个必要性的大小取决于教师本人对于权力快感的享用要求：当一个老师在教室后面偷窥并“发现”那些违反纪律的学生时，他就是在享受快感，这种快感尤其在学生发现他在看着自己的时候达到最大：无论学生是否在违反纪律，当他发现老师在看着自己时，必然会恐慌（按照拉康和齐泽克，正是在这一点上，偷偷监视自己学生行为的老师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窥阴癖，也是虐待）。

作为虐待狂的老师，实际上只是一种更普遍的意识形态的例子之一（这种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极权主义体系中）。老师对于学生的过度训诫的伦理姿态是：我是为了他好，我知道罚他站，罚他写检讨，他也很痛苦，但我有什么办法，还不是为了他好吗？这是我的责任……。拉康主义对这种极权主义伦理姿态的理论批评这里就不详述了，但结论可归结为一句话：以责任本身为借口履行责任，这本身就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做法。

这个结论的深刻之处可以多说几句。而当学生受到训斥，把引起自己不安的罪责怪到老师头上时，老师的托辞是：这不是我的错，没有办法，这是我的责任……。这个借口实际上把责任的担当者（本应完全是自己）转交给了“他者”(the Other)，也就是转移给了那个不是任何人的纯粹空洞无物的“责任”自身。现在把那个抽象的“责任”当作靠山，自己本人作为它的代理人，老师就可以在避免责任感（也就是罪恶感）的同时，把他者（本来应该是纯粹的、空的东西：“责任”）变为一个淫荡的对象，在那里产生快感。另外，必须要注意的是，他者成为了淫荡快感的制造者以后，主体必须还要通过某种行为才能真正享受到那种快感。该行为的实施过程就是训斥的场面。当老师在以“教育学生是自己的责任”为理由坚持训斥学生时，绝不能理解为“老师不顾学生感受，仍坚持训斥学生”。在这里要点恰恰在于：老师是充分顾及学生感受的。正是因为充分顾及了学生的感受，他在训斥学生时，可以不
断观察学生负面的情绪和反应：不安、羞愧、恐慌。这种引起对象惧怕的表现正是训斥者充分获得快感的源泉。显然，不断被教师折磨而又依然如故屡教不改的“坏学生”，不就和萨德伯爵笔下那些经过无数折磨却依然青春美丽的受害者一样吗？对象必须受到惊吓与折磨，对象也必须完好，这就是理想化的虐待对象的两个条件——不断地过度监管并训斥学生、希望他们都能遵守纪律、有着美好愿望的人民教师，不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虐待狂吗？（进一步的论述参见尾注）

很多同学都认为，老沈同志从60年代末就开始教书了，也就是说，他的教育生涯是以文革为起点的，一定是受到过文革带来的根本影响，受到过冲击，使得他终身就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正确为指导方针。这种看法的确有些道理，但不够彻底。如果说文革带来的精神创伤使得他成为一个性变态的教育者，那只是因为在文革时期，他正面遭遇了自己的无能和无意义（文革时期教师和学生的权力地位正好是颠倒的），这种创伤迫使他掩盖一个事实：在现下的中国教育体制里面——无论是70年代还是90年代都一样，不同在于真相被压抑和被表现的方式——以“灵魂工程师”自居的班主任在本质上是令人反感的、多余的存在。老沈所害怕的真理恰恰在文革时通过学生公开说出来了：老师需要被打倒。对于如今的学生采取文革式高压，正反映了老沈的歇斯底里症状：以为自己的人格和主体地位被文革剥夺了，迫害他的学生从剥夺中找到了快感（这也的确没错），因此，主体的复仇就是以模仿当初环境的方式建立一个新的迫害情景，但这次居于虐待狂地位的是自己，自己要从当初的迫害者（作为符号对象的无差别的学生）身上窃回快感。这个报复的逻辑是潜意识的，未必会被主体意识到，但必然会通过行为表现出结果。

II.中学教育体制中的淫荡结构

很明显，对这位初中班主任的分析结果也必然可以一般化，因为很多老师——如果不是“大部分”老师的话——尤其是担任班主任的、有一定教育理念的人，多少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性变态。难道我们没有经历过受到不公正训斥和监视时的种种奇特心理体验吗？难道我们不在某种程度上都无法真正理解老师的所作所为吗？进一步说，难道大多数喜欢教训学生的老师不都是无法真正理解心里的“教育冲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吗？我只不过是有幸遇到了一个纯粹的范例：老沈这位班主任在享用快感的表现上过于明显了，他从不真正在乎任何其他事情，因此才能更好地成为一个彻底的纯粹的受快感支配的主体——或者说，通过他才更好地表现出了中学教育体制本身的淫荡结构。

显然在中学教育的环节里，德育和智育是核心。但同样显然的是，真正有用的只是智育：成绩是一切，其他皆狗屁。但是，就在成绩以外的狗屁世界里，诞生了快感结构。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学习成绩和其他所有方面都存在一个根本的断裂，绝不是像官方口号里讲得那样互相促进全面发展，事实上成绩好坏和其他表现彻底无关。这句话的消极理解就是，无论在促进学生学习以外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影响：读书好的还是读书好的，读不好书的再怎么教还是笨蛋一个。真正影响成绩变化的除了任课老师就是课外环境，但无论如何总归没班主任啥事。老师当然都心知肚明，尽管形式上都会坚持另一套。也就是说，对于成绩以外的东西的操作很自由，不会真正影响到什么；但也正是因为这个空间是自由的，它于是必然转化为一个空虚乏味的无聊场所（既然我什么都能做，不用担心什么，也就意味着做什么都一样，我的行为其实没有多少意义……）。教育结构的简单化和单一化造成了实质上的空虚，这种空虚引起的焦虑四处弥漫，波及到了所有当事人。大部分学生们在失去学校生活意义的情况下——真正以追求成绩为人生意义的孩子还是很少的——都在退而求其次寻找别的意义：打球，打游戏，谈恋爱等等。相比之下，其实老师的处境更艰难，因为中学教育是他的工作所在，尤其是做班主任的，他们更无处可逃了。为了抵抗主体的匮乏和无意义，虚假的、维持快感的行动就会出现：枯燥无聊的工作突然摇身一变成为充满乐趣的事情，人生的意义（尽管是虚假的）就“重新找到”了。像老沈这样的尽管是少数极端分子，但更多的老师在某部分上也依赖于相同的快感享受和意义填补，否则他们忍受不下去。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个层面上的淫荡性和快感，因为它们所支持的“幻想”(fantasy)结构是必要的，不能指望老师们都通过精神分析治疗来“穿越幻想”，彻底抛弃虚假的意义和动力。问题在于，如此一来就把矛头简单地指向体制本身也是错误的：我们长久以来就喜欢通过一大通论述以后，得出一个看上去很深刻的结论“根本问题在于体制（或者社会、资本、现代性……）”，从而直接错过了关键问题和自身的责任感。教育部门不也早就认识到了体制的问题吗？他们不也一直在搞形形色色的体制改革吗？说他们太蠢，“应该改的地方老是改不了，没必要的地方乱改”，那也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教育部门的行动也是虚假主动性的表现，但他们通过“改革总是改错地方”首先要掩盖的第一个事实是：其实不存在任何需要改的地方，教育体制是个彻底错误的东西，不存在改进的可能。而这个事实揭示出来的正是大众对教育体制的幻觉。

因此，在更深层次上，虚假改革的行为掩盖了一个根本幻想，一个双重的幻想：它使得人们误认为在个别教师的淫荡性背后有一种抽象的“体制本身”存在着，这个抽象体制才是万恶之源——以此将作为个体的老师们同作为背景的教育体制分离开来，使得他者（教育体制）能够在“根源上”承担我的过错。换言之，体制的淫荡性恰恰在于它故意表现出自己装模作样的一面（只关心成绩和升学率、假装改革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没用），以此来分离体制与体制内的个体，从而为体制内的人（傻逼一样的高层官员、淫荡的班主任、老师都收学生贿赂的潜规则……）真正开脱罪责。淫荡的教师因此陷入的正是这双重幻想，在表面一层被揭露出来以后，仍然可以在更深层次上摆脱困境：“无论如何，错不在我。”

教育体制通过假装分离人与事来掩盖两者实质上是一回事的真相，为老师的快感找到深层次的辩护词，这才是它最淫荡之处。写这些东西绝非是要因此提出什么正面的建议，因为人人都知道并不存在什么有建设意义的方案。我的意图很简单，仅仅是要说明，在既定的教育制度下，淫荡的快感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掩人耳目的。


尾注：

这里必须说明，我的论述基本引用了齐泽克的理论，但我认为，齐泽克在把极权主义者（包括像老沈这样的教师）仅仅与虐待狂联系起来的时候，忽略了变态性的另一面：极权主义者只有对他人实行惩罚的时候他才是一个虐待狂，而当他对自己行为进行反思和辩护时，则是一个完全的受虐狂。也就是说，主体对于客体的关系是虐待狂式的，主体对于自身的反思性关系则是受虐狂式的。当主体为自己行为（屠杀人民、虐待学生……）开脱辩解时，在反复强调这是自己的责任时，他不也会感到自己同样很痛苦吗：“难道杀那么多人我不痛苦吗？但还不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事业……；难道把学生骂哭以后我不痛苦吗？但还不是为了孩子好……”。如果以为这是主体虚情假意的伪装，那诚然是有可能的，但并未把最重要的东西说出来：在最核心的地方，施虐者的态度恰恰可能是真诚的，而正是他真诚的感到痛苦才暴露了他是个彻底的受虐狂，而对他实行“虐待”身份恰恰是他自己的反思意识。

这点反过来更精确地定位了性行为中的受虐狂的本质。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在性行为中，趴在地上被性虐待（鞭子抽、滴蜡烛油、灌肠、放尿……）的“奴隶”是个受虐狂(masochist)，而虐待他的人（往往是“女王”）是个虐待狂(sadist)。但真相是，在这
样一个场景中，“女王”是一个纯粹的被性幻想构造出来的客体，是为“奴隶”服务的：主人其实是奴隶，奴隶才是主人。受虐狂真正支配着女王，只有他才是实在的主体，女王真实存在与否根本无关紧要，她的必要性只在幻想中，受虐仪式中真正和自己发生性关系的只有自己（的幻想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福柯和拉康都说过“不存在性关系”，任何一种性交都只是手淫的变体。奴隶享受快感是通过幻想自己处于无能的地位受到任意的支配来实现，而对于执鞭刑的女王来讲，她则需要通过反转的受虐幻想来享受快感：幻想自己在支配奴隶，同时投射自己到无能的主体身上，同时体验他的无能感。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在受虐作品（A片或者动画）里发现，一会是奴隶被女王虐待，一会女王又变为受虐者。正是受虐地位仅仅通过一个幻想结构来倒转揭露了真相：其实无论是奴隶还是女王，都是受虐狂——存在的不过是两个受虐狂而已。在两种受虐场景中，也只有后者暴露了真相：真正需要虐待的其实是女王，当奴隶趴在女王面前受虐时，他不过是在不断延迟真正的欲望，通过一个幻想来抵御欲望并榨取快感，一旦欲望实现了（奴隶转而虐待女王成功），巨大的快感也就消失了（受虐电影变为了一部普通描写性交场面的A片，也就那么回事了）。以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拉康坚持认为“欲望”和“快感”是互不相容的：实现欲望就等于消除快感，享受快感就意味着要不断推迟真正欲望的实现。

问题是，一个极权主义者（或教师），如何既是虐待狂又是受虐狂呢？显然，我前面说的正是两者绝不能同时存在，不可能存在一个受虐狂和一个虐待狂合作的场景（受虐狂仅仅通过让对象恐惧而获得快感）。因此，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极权主义者如何成为一个分裂的主体：他必须通过一个时间上的间断，通过事后的反思来过渡到另一种变态类型，而在两种情况下他都不曾想过自己和真实(the Real)遭遇，他除了成为快感的奴隶，并没有期待更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