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能力与中国改革的内在追求

学习能力与中国改革的内在追求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8年12月9日

学习能力与中国改革的内在追求
（发表时有删节，下文为原稿全文）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座教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学者



六十年的一致追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积极变化，实乃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历史的大视野出发，今天这个时刻，把这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连起来看，就变得尤为重要。前后三十年尽管存在差异，但都是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一条富强、平等、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道路，用西方语言说是在探索另一种现代性，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共和国六十年来最大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不管最近三十年某个具体时段中国怎么走，不管中国的探索走了多少弯路，探索的过程如何艰辛、曲折，这个前进的大方向没有变化。最近几年，这个方向越来越清晰。最高层领导是这么讲的，政府新近出台的政策带有这种指向性，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即也不想复辟封建专制，也不甘永远一穷二白，更不愿一头扎入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



想把这两个时期隔断，把前三十年描绘得一团漆黑，把后三十年写得光明灿烂，这在逻辑上是解释不通的。在时间上，前后三十年紧紧接在一起。在政治体制上，它有一脉相承的地方。批评者说它一成不变，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但它确实有高度的连续性；赞成者讲这个连续性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上，更加难以把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割裂开来。没有改革前三十年修建的八万多个水库，包产到户就基础不牢。后三十年水库数量并未增加、而且很多水库已经颓败。因此，最近讨论刺激经济，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建议，投资首先要投到农村基础设施。用她的话说"我们现在病险水库太多了，农业吃的都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老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有很多欠账"。靠一家一户包产到户能兴修这么多水利设施吗？没有水利设施，中国的农业会是什么局面？同样，没有前三十年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后三十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没有前三十年人民健康指标的大幅度改善，大多数人摆脱文盲状态，就没有后三十年在就业人口在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没有前三十年一直坚持的土地平均分配，就会像拥有40%失地农民的印度那样面临一系列社会冲突和矛盾，也就没有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所需要的社会稳定。



更重要的是，两个时期的基本理念也有很多地方是一脉相承的。从构建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出发，塑造、改造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是前三十年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大国道路的初衷。大跃进这样的激进方式失败了，但并不能就此认定这个探索本身是错误的、没有价值的。后三十年的改革还是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初期，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要大力发展经济。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党的十二大文件开始批判平均主义；十三大文件讲"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十四大文件开始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并延续大十五大。但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忽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显然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所以到十六大开始纠偏，说"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十七大的提法在十六大的基层上更进一步，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要实现初次分配的平等，就需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分布上做文章，在生产关系上要做文章，如何实现财产共有、社会分红都是值得大力探索的。由此可见，"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这在前后三十年是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理念一直在不断演化，现在也没有人能像马克思那样说出一套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在反对什么的问题上，社会主义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避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那种非常不公平的社会。



社会主义要实现的目标可以做优先排序。首先是要解决人类的基本安全问题，尽量消除人们对自己人生和未来中种种不确定性，使人免于因失业、患病、没有住房、子女得不到好的教育、工伤难以生存以及残疾子女没有前途等等恐惧，使我们的社会安全体制覆盖最大多数人。第二步是在消除绝大多数人的恐惧基础上，实现收入、资产或者其他资源上尽量公平，不是说完全一模一样，而是要使之符合社会中大多数人关于公正的概念。公正的概念是动态的，在不同的时空，内涵未必相同，没有单一的标准。最后，如果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还要满足人类一些基本需求，对这些基本需求，要逐步做到按需分配。我们中国现在做的当然主要是在第一层，老百姓对第二层目标也有很强的期待，因为觉得收入和财富分配太不公平。



中国模式的几种讲法

1988年，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国内因通货膨胀，危机重重，气氛高度紧张，老百姓怨言也非常多。国际上美国的里根誓言埋葬共产主义，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新思维，通过民主化的政治道路，把苏联从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苏联的前景为全世界所看好，没有任何人讲中国模式。要讲也是说中国体制是注定要垮掉的，不少人甚至断言，中国的体制会在几个月内崩溃，没想到又过了二十年中国体制还是没有垮。



再往后十年，1998年，尽管还有很多人指责中国政治不开放、制度不民主，但经济增长程度让在改革道路上遭遇严重衰退与社会问题的前苏东地区望尘莫及，中国为什么比前苏东国家做得好？当时人们解释无非有两种。一种强调转型的速度，说中国是"渐进主义"，而苏东国家是"振荡疗法"。另一种强调转型的顺序，说，型种法理念也八万多个水库，后三十年（suo说中国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而苏东改革都是反着来的。这种承认中国做的还不错的讨论在当时很热闹，但谈中国模式的还不多。



只是到改革30年前后，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才多起来。前几年媒体很关注雷默（Joshua Cooper Ramo）讲的北京共识。一些本来对中国带有很强敌意、不看好中国制度、主张中国随时可能垮掉的西方学者，现在也突然开始讲中国是个"有活力的"（Resilient）、"有适应力的"（adaptive）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威权主义这顶帽子还是要先给中国带上，但不再说你随时可能垮掉，不再说你是垂死挣扎的威权主义（Dying authoritarianism）。还有人为了给资本主义脸上贴金，把中国的体制称之为威权的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这些西方学者担心的是，这个体制非但不垮，而且非常有活力，还能持续下去。最令他们恐惧的是，这种非西方的体制可能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模式，从而影响全球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影响全球政治版图。



中国也有很多人讨论中国模式，可以归纳为几种说法。一是自然禀赋说（natural endowment），不讲体制，而是强调中国自然、人文方面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国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好，比如讲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人口在年龄、素质、健康程度、受教育程度、工作态度上优于其他国家，讲中华民族是勤劳而且非常有才干的民族，讲中国市场非常大，回报率高，比小国更能刺激新产品的发明和技术传播等等。



二是政策、发展战略说，概括而言是指改革和开发，认为这两方面的政策或发展战略是中国成功的秘密。如发展外向型经济与国际接轨是比较好的发展战略，中国因此经济增长比较快。具体而言如林毅夫的比较优势论：哪个国家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比较成功。三是体制说，认为中国统分结合体制，既有利于各地进行不同的政策实验，又有利于先进经验的普及。但是，为什么中国会采取比较好的政策和体制呢？每个国家都有比较优势，为什么有些国家不能加以利用？这就引出了第四种说法，反映在林毅夫今年的马歇尔演讲中，他认为思想、认识、社会思潮（Idea）是决定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因为政府的政策决定经济中其他政策安排的质量，而政府是由政治领导人来管理来运作的，政策是由政治领导人自己决定的，政治领导人自己的理念因此尤为重要。如果我没有误读的话，他的潜台词是，后30年领导人的理念决定中国了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这个解释很新颖、很有意思，它强调领导者或者整个社会有意识的选择，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视野局限。但如何解释前30年呢？因为前3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也达到7.2%，这种增长速度无论放在那个年代都是让人羡慕的。 最后一种说法是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最近提出的，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不会像彻底掠夺性的政府那样为了私利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也不会像被特殊利益集团捕获的政府那样只为特殊利益服务。



从动态机制出发观察政治现象 把握学习能力

查尔斯 梯利（Charles Tilly）有篇文章分析了解释政治现象的最佳策略，强调研究政治现象要注重机制，机制研究优于怀疑主义、教条主义、行为主义和体制主义。怀疑主义主张中国发展这么好，解释变量太多，也许完全是偶然的，没办法提出一个解释模式。教条主义认为只要按某种教条办事就无往而不胜，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比如，有人强调产权明晰，有人强调放开市场，似乎发展的秘诀就如此简单。行为主义注重行为人的动机等个体因素，比如分析政策制定者有没有内部矛盾、派别、如何互相斗争或打交道，最后如何形成政策和机制。体制主义注重的体制，说中国是威权体制、统分结合的体制。但制度其实有两个层面，一是体制，二是机制，后者也许比前者更重要。体制是静态的，是制度演化到某个特定地点、某个特定时段的结果，而用静态的东西解释动态的东西很困难。机制则是动态性的东西，是制度变迁的动因，可以解释长期而不是某个具体时段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体制实际上是机制运作的后果，机制就是制度的动态部分。



我们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功不成功，中国六十年成功不成功，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怎么结合，都要注重机制。在某个时段，体制也许发生变化，但运作的机制可能没有变化，要在纷纷扰扰的不同政治现象中，找出机制的共同性来，这是解释中国问题的一个很好、很重要的切入点。机制使体制有能力去学习，有能力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这样切入给出的解释也就是动态的，不会是静态的。比如中国长期的仁爱、博爱传统、毛泽东时期以来的平等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传统，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为社会动态发展和转型提供了可能性，但它们更多还是属于自然禀赋性范畴。各种各样的解释都是有用的，但它们通常只能解释一部分政治现象，只能解释静态的现象，未必能解释动态的。我现在想得更多的不是偏重自然禀赋的东西，而是更偏向机制方面的东西。



从实践、实验中学习 不断根据新的形势适应新的环境

体制不断根据新的形势来适应新的环境，这很重要。但到底哪些因素决定体制的适应能力，学理上、研究上还没有很好的解释，只有一条是清楚的，就是学习。中国体制要学习如何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如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如何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这整个过程需要更为具体的分析。



从逻辑上区分，学习有两大来源，也叫做学习源，一是实践，一是实验。实践比较宽泛，既包括过去的，也包括现在的；既包括地方性的，也包括全国性的；既包括中国的，也包括外国的；既包括发达国家的，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实验是指在小范围进行的、旨在发现解决问题有效工具的、干预性实验。一般而言，由于人类社会太复杂、太不确定、太多价值与利益的冲突、太多特殊境遇，进行类似实验室那样的实验是几乎不可能的。然而，在有些具体政策领域，对不同观察点、或对相同观察点在不同时段进行干预性实验（抓试点）还是可行的。这类控制关键政策或制度参数的实验有利于发现哪些政策和制度选项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从实验中学习是更精细的学习方式，对学习推动者的要求较高，比如要做好抽样、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分析两组不同的实验结果如何。五十年代搞农业合作化就是通过实验：有些地方农民还在单干，有些地方在搞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看哪一种实验结果更好。中国政府早期的学习很多都是实践，不一定是实验，后来慢慢二者兼备。改革时期很多比较难摸索的基本模式是向国外学习，比如股市，但拿来了以后就根据中国环境去调整，让它适应中国的环境。这样的例子很多。



还有一种可能的学习源，我觉得是不对的，就是从自己认为正确的外国理论、宣传、潮流和教科书中学习，最坏的例子就是美国人给前苏联搞的五百天改革计划，不是按照苏联的实际情况设计的，而是按照在五百天之内从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这个目标进行的，变化的过程则是按照产权明晰、市场化和反垄断等等教科书做法。当时戈尔巴乔夫还真信了，苏联的那些精英分子还真信了，就按这个计划去改，结果改得一塌糊涂。俄罗斯的"民主政治"也是这样，当年我也参与耶鲁大学的宣讲团去俄罗斯，教导人家如何搞"民主"，结果把整个国家最终弄得乱七八糟。如今想起来还觉得荒唐。



中国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冲动，总有一些人觉得西方的东西都是不错的，我们拿来用就可以了。所以我十分反对一个词，叫做"接轨"，就是人家那里已经有轨了，跟它接上就完了，也不管人家那个轨是宽的还是窄的。这种接轨不是真正的学习，没有真正去思考本国的实际情况，而是盲目照搬，胡乱学习。



比较好的学习是从实践和实验中学习，不管哪里来的经验，一定要想办法去了解它的各种变量，看它是否适合本地情况。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尤其不能一刀切，哪怕是推广成熟的措施也要非常谨慎，各地的情况可能完全不同，这样才有比较强的适应能力。比如，不能用一种方式在全国强制推行土地流转，否则就可能产生很大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几乎每个领域的立法都是这么走的：基本变量保持大致相同，保障最低限的东西不被破坏，比如九年义务教育、农村新合作医疗等等，但不在这些具体领域设定上限，各地可以分头探索。探索好了以后，中央再出台能够适用范围更广的政策。中国的体制几乎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允许各地有不同的执行方式，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没有真正一刀切。如农村合作医疗的最高潮是在1976年，全国有92%的社队实行，也还有8%的社队没有实行。



因地制宜的学习模式：重新解读摸着石头过河

一些流行的说法可能并不对，比如说这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战略机遇期，其实前三十年也是战略机遇期。又比如说容易改革的改完了，就剩下难的了。事实上改革的每个阶段都是非常困难的。还比如说以前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不行了。比如说政治完全没有改革，现在不能再拖了。这些流行的说法都没有太多依据，更多是一些人把自己的主观愿望投射到未来而产生的。



我们需要重新解读"摸着石头过河"。以前，人们通常把它解释成渐进、不要跑太快，好像慢就一定能过河。中国的改革从速度上来讲，有些比较快的，也有比较慢的。快的未必都失败，慢的也不一定都成功。关键不在于快慢，而在于是不是在改革过程中想法设法进行学习，去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环境。把学习这个因素揉进对摸着石头过河的重新解读中，就变得非常重要。中国推行几乎任何一项改革，中央文件都会讲，要因地制宜，勇于探索，抓点带面，今天依然如此，这是很重要的中国特色。我跟很多经济学家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不一样，但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样的，比如周其仁就讲很多政策不是中央决策者拍脑瓜拍出来的，地方先实践，中央看到后进行比较，然后再推广普及，先横向普及，然后再纵向普及，从上往下贯彻，这个概括非常正确。



很多其他国家，通常是中央立法、地方直接执行。如果国家小，各地情况非常一致，这没有问题。但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一刀切的做法造成的问题往往比所要解决的问题还大。以前欧洲各国，每个国家都不大，最大也就几千万人，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省份，所以不用进行实践、实验就可以把政策铺到全国去，问题不大。但今天欧盟的情况就非常不同了，它涵盖２７个国家，总人口超过４.８亿，西班牙、葡萄牙比西欧、北欧不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又与西班牙、葡萄牙不同，情况千差万别。这时，欧盟制定一个法律，然后要求所有国家都遵照执行，已经面临很大困难。所以，他们也变得需要实践、实验式的学习。有研究中国学习模式的德国学者在欧洲介绍中国"中央主导的政策性实验"时，发现欧洲人很有兴趣。



学习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

学习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这表现在很多方面。一是政治局常委的学习会，新一届领导层已经搞了近五十次集体学习。二是中国各级领导非常频繁地下到基层去考察，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做过调研，建国以后的最高领导层也经常分头去做调研。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前胡锦涛就到安徽去调研，最近温家宝到珠三角来调研。最近这几年，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外出做调研的非常多。有人说，领导人下去调研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在事实和逻辑上都无法断言这种调研都毫无效用，如真是这样也就没必要去调研了。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体制性安排，这样大规模的、定期的、制度化的最高领导层到基层调研的安排，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机制，全世界也许独此一家。从书本的、外国的、理论的角度去学习，无非是别人的实践，而他们是去调研中国自己的实践。三是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大学不断培训各级干部。除了最近中央党校对县委书记的大规模轮训，组织部还有井岗山、浦东和延安三大培训中心，各地都有行政学院和党校，也在不断做培训。清华大学帮中央政府培训干部，中山大学有牛津班培训广东干部等等。



我们生活在中国，往往会习以为常，不把这类学习机制当成有意义的中国特色。但是，如果跳出视野限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全世界这样的体制很少，干部要不断培训，把干部的想法往一个方向拉，这有利于在一定框架里面进行实验。各地的做法也不能完全出于私利，否则就会受到老百姓的压力，说你不符合中央政策。跟中央政策完全不一致的，如果对当地老百姓是好的，老百姓可以接受，中央也可能会重视你的实践。如果非常不好，引起当地老百姓非常大的反弹，中央也会老百姓一个说法，有利于纠偏。



这些都是整个学习机制的组成部分，我们对它的了解还非常少，还需要更全面的总结，比如新华社、各大报记者、各地培训班、党校、行政学院具体起什么作用，各种官方和社会各界的讨论、辩论起什么作用，现在我们并不清楚。中央领导不是神，他们也会受到各种思潮、各种利益、各种游说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争论、辩论，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就是非常关键的，比如土地绝对不能向绝对私有化的方向走，这样的社会呼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就可能发挥了作用。我十几年前曾讲要从辩论中学习（Learning By Debating），辩论本身也是学习，对不同的实践、实验进行不同的解读，政策制定者可以从中受益。从学习角度来解释中国的成功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但对这个切入点本身的研究还非常初步，还需要把学习机制研究得更精致些，更清楚些。



最重要的学习是从自己的实践中学习

需要强调的是，最重要的学习是从自己的实践中学习，哪怕是别人的实践经验，也要拿到自己这里来检验一下，看是否适合中国的环境。有些经验在别的国家可能是成功的，放在中国就可能不适用，可能水土不服。无论什么经验都要通过实践和实验来检验，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我们的领导人在这一点上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我们有些学者却未必能弄得清楚，他们老是强调所谓"普世"的东西，忽略本土实践，我希望我们的学者跟领导人一样清醒。没人能从别人经验中真正学到东西，都只能从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中学到东西。



中国必须向外国学习，但是必须把外国经验拿到中国来重新实验，恰当调整，适应中国的形势，这就是我老是与"普世论者"看法不一样的地方。他们认为不仅有些价值是"普世"的，方法（如投票选主）也是"普世"的，这就变得非常危险。人类追求的目标也许大致相同，比如平等啊、自由啊，但是这些目标的排序是关键所在，各国的特点就在于此，而不在于追不追求自由、平等。大家都追求，有些国家的排序可能是平等在最上面，这就跟别的国家不一样，这就不"普世"了。方法就更是如此。比如说选举、政党竞争放在哪里都可以用吗？它们是否能促进老百姓当家作主？并不清楚，但很多人就觉得那个东西是"普世"的，但并没有想清楚它们为什么是"普世"的。台湾、香港这些地方先试一下是好事，都是中国人的社会，其他变量都差不多。



体制自觉、体制自信

2004年开始的中国文化论坛有个宗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针对的是中国人文化不自觉、文化不自信。这八个字是费孝通提出来的，他对中国的认识是非常深入的。我想在他的基础上提出八个字叫"体制自觉、体制自信"，就是对中国体制要自觉，看与别的体制到底什么地方相同，什么地方不同。比如我们讲实践和实验式的学习，这是很重要的中国特色，要有体制自觉。其次是要有自信，中国的体制总体而言表现还可以，跟很多地方比并不是太差，我以前的很多研究集中在批评它的缺点，讲它有哪些地方不足，那也都是爱之深、责之切。中国的体制有非常多的问题，但它有特点，也有优点，所以我们要有体制自信。换个角度讲，美国那个体制其实问题也非常多，但并不妨碍它到处去推广所谓美国模式，而且它一点也不在这方面感到羞愧、不安。中国体制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比如领导人经常下去做调查、做考察，这完全可以建立数据库去分析，看有什么效果。但不自觉就没有自信，就不可能做这种研究，不能真正把握中国体制。我们要有体制自觉、体制自信，才能重新认识我们的体制。自觉最重要，我以前也没有这么多自觉，越往后越多一点，这可能也需要经验的积累。不完全了解外国的情况，就不一定能明白中国的独特性到底在哪儿。比较深入地了解过去的实践，了解外国的实践，才能把握中国体制的特点到底在哪里，然后才能把握中国的优势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