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碧雲《無人相認》2008.11.4—7《明報》世紀版連載

編按：李智良與黃碧雲，兩個作家，兩個陌生人。黃碧雲寫李智良的《房間》，寫房間裡的李智良。10 年前黃碧雲在書店找到李智良首作《白瓷》；10 年間讀着李智良博客上的文章、至《房間》，展陳精神病患接受與抗抑「治療」的生活，其濃度其暗黑叫黃碧雲讀得超荷。以為她寫《房間》序文後，自此再難為他提筆，結果又再寫下九千字之《無人相認》；裡面有李智良，有西方的、已死去的精神病患——敏感焦慮的心靈之存活，必然是一次又一次擺盪向生命中各處極端的過程。

無人相認

文╱ 黃碧雲

經歷終結的緣故，我不時想起阿黃： 「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精神病人。」吳說他： 「文革時期，阿黃是阿頭，帶千軍萬馬。」「他思考縝密，文采飛揚。」我沒有見過他的文采飛揚，只記得秘書小姐不停在埋怨， 「吳先生，你叫阿黃不要將煙灰再倒進影印機好不好，影印機已經修理了好多次。」我們倒沒什麼，見到他就叫他，阿黃。吳說他吃了精神科藥物，好臭，行路似機械人。後來我們離開了那間雜誌社，我在報館上班，阿黃有一次打電話給我，說，我的人生不可以如此下去。我說，這好。他又問我，你是不是要結婚，我說，沒有啊。當時也的確沒有，我沒有騙他。他說，你不是要跟一個外國人結婚，我笑起來，沒有啊。

其後所有的都不在原來的地方。吳死了，「我們」已經不再是「我們」。

但我不時會想起阿黃。難以總結他在我人生的位置。好像一個永不離開的鄰居的鬼魂。

鬼魂最可怕的是，他從來不做什麼。他只是在。

經歷人生突然或漸漸的失去，在漫長的守哀期，我開始害怕我身旁的那一扇窗。

只是一扇很普通的，香港的高樓大廈的窗。鋁窗，半打開，晚上可以看到我自己坐在電腦前的倒影。

離地面有26層樓高。我知道的高就選擇了這一個結局。

精神科護士時常微笑大笑的朱姑娘，說她的一個病人：「他媽媽推開房門找他，但房內沒有人。窗打開了。她俯身看，下面有很多人。」都一樣，生前都很抑鬱。

抑鬱有很多名字：驚恐、躁狂、思覺失調、解離、厭食、偏執、失智、餘光恐懼、選擇性沉默、變狼妄想、自戀、自閉、強迫、幻覺。還沒有名字的時候，抑鬱不過是「灣仔黃婆」「中環傻婆」，或每一條村都有的，神經佬，小孩都會追着他叫他種種名字，讓神經佬感到十分受傷害，甚至會回趕着小孩，大叫「不要叫我做神經佬」。

還沒有那多精神科醫生，精神科藥物，精神科診所和醫院的時候，我們的純真年代，傻婆和神經佬在街上遊蕩，喜歡做什麼便做什麼。

直至1962年香港才有精神健康條例，條文沿自英國。條例經過多次修訂。現時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31條，醫生可以基於病人個人健康或安全，或保護他人，向法庭申請入院令，將病人羈留於精神病院7天，根據條例第32條，院長可以申請將羈留延長21天。

通常醫生所依據的「病人個人健康或安全」理由，便是被拘留者有自殺傾向。

在香港，自殺不犯法，但如果張揚自殺的企圖，往往會被視作精神病患，被強迫入院，「觀察」。

自殺是最強烈的抑鬱：我活不下去了，生命那麼醜惡，你們每一個還生活著的人是那麼醜惡。

自殺令我們每一個還活着的人羞慚：你說你說，你的生命有何價值，令你可以毫不羞愧的活下去。

我們還可以怎樣回答。

我們無法回答，因此我們同意執法者有這樣的權力，阻止那些願意自殺的人自殺。

抑鬱無利於經濟活動，無利於養育延續，無利於尋歡作樂；我們必須將抑鬱及其種種表現的形態，視為疾病，必須「醫治」即「消滅」。

——但如果我必須悲傷？如果我的靈魂需要抑鬱？

我知道離開便不再來

我知道淚終必不長流

我知道日頭成空月光成疑

一個晚上的盡頭是另一個晚上Prozac開心丸真的可以令我們快樂嗎？我們需要快樂嗎？

我們的沉默如何說。恐懼如何說。

抗抑鬱劑好像那一扇窗，時常都是誘惑。

一旦開始，我們無法知道會走到哪裡。

* * *

「1998 年初，我突然來到台北，有種『若不離開香港必逢災禍』的預感，草草起行，從啟德機場出發，幾天裡遭遇了至今不能明白解釋的狀况，又從澳門乘夜回港……其後就是10 年。」「往後不久，大概是兩三星期以後，我作為『我』的整個社會身分崩塌下來，舉止失常讓母親驚慌害怕。我還記得在被送往醫院之前，我把自己關在房裡，想要不停易服蛻變而成另一個人，好趕快完成這場被安排的人生的各個段落，從孩提到老死，然後就能解脫、或過渡到另一種存活的方式。我關着自己，把燈熄滅，躺在雙層牀的上面，那牀我曾經與我愛戀的人躺過……我的脖子痛得想扭斷它不成，焦急待著一種事情到臨，痛苦著，腦裡有很多想法，可都不得要領，門縫透進的光讓我害怕……當警察與救護員到來，要把我從身處的、快要打開的臨界，帶往某處不明的地方，我把其中的一個錯認作誰，愈感挑釁，我在哭鬧，衣不蔽體的歌著我的悲慟， 我在他們面前把父親給我的Favre Leuba手錶摔個巴爛，和著地上的灰塵吃下它的一個零件。」「精神科醫生追溯我的『抑鬱症』病歷，把我重新診斷為『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I/most recent episode： acute mania without psychosis』」

「由1996年的『中度抑鬱』到『兩極性情緒失調（Ｉ型）』，至今躁鬱反覆超過10年， 服藥自殺3次不遂， 強制留院數次……」

「近10 年間，看望我的六七位醫生，曾先後處方prozac、Cipiram、T3、Lagactil、LithiumCarbonate、Nefazodone、Seroxat、Sulpiride等多種抗抑鬱藥、情緒穩定劑及鎮靜劑之混合雞尾酒治療， 其中Nefazodone（ 品名Serzone）月前因再有報道指出有英國病人服用此藥後因急性腎衰竭而死，終全面回收停用。」「一早，我的性慾消失了，滿身病痛不適……」

「一天喫四次藥，每次相隔至少四句鐘，得飽肚服……每天痾爛屎吐哩吐哩很多水、很多氣那種，糟的時候一天幾次……腰背就總在痛，雙腳乏力，走路如搬動自己向前……」

「許多次我提議減省藥量，爭持的當兒他突然又會說： 『你不是一直吃藥，幾年來也沒有重大的病發麼？』……」「藥物劑量的改變，我重又發現自己『感性』的一面……一個小時裡由想到死，到惜念、到希望，來回不能自處是這樣的，就像吃了安眠藥的人會睡，你不給他安眠藥，他就會失眠。很簡單……所以，這段時間因為藥物劑量的改變，我像『吊癮』的隱君子一樣，touchy、多疑、無精打采、疲倦、容易做出極端的行為……藥物減量不是頭一次，雖然分量是幾個毫克連一顆眼屎也比它碩大沉重……由25 mg減到20 mg，還好，由20mg減到15mg卻會比先前一次減藥量要糟，餘此類推，一次難熬過一次，由10 mg減到最後5mg也還熬到，可是由5mg 減到0，就將會是世界末日一樣。」「重訪台北，隔了這許多年。1998 年我從啟德機場出發，回來的時候循澳門乘船……回來了香港的那個並不是誰，不久以後他給關進病院、並給標上新的記名，與誓言共偕終老的年輕女子分開了。那麼像一齣Melodrama！」

* * *

《白瓷》是李智良第一本書，出版日期為1999年。

9年後他出版他第二本書《房間》。《房間》發生的事情，「因為我底黑漆的欲望。我會因此變成另一個人，一個我所不熟悉的人，我會無法認出自己，他的髮膚模樣，站立的姿勢，與我何其相像。」「兩個黑暗地帶之間，一個我從哪裡來的未知，一個我將會進入。在這裡發生我經歷的謀殺事件。」

《房間》裡面發生的事情，不只是房間的事情。我說「世界不過是房間那麼大」的時候，我得到的指摘是「你們這些作家只想著自己的事情」， 令我沉默起來，不願意解釋。我曾經相信同情，也就是，理解並且承擔他人的痛苦。對我來說，世界就是打開同情之門。起碼我這樣學習善良與良心，像那些抱著貧童拍照的女明星。我走到貧窮和戰爭的地方去表演同情，偷竊苦難作為自己的作品素材。我之走向世界（一集收視率高並且有旅行社和航空公司贊助的電視節目的名字），只因為其實我在房間裡面，無法看見亦無法觸及，無論我坐幾多小時的吉普車、驢車，走幾多小時的山路，無論我住在誰人的家，以那麼溫柔同情的姿態聆聽，（透過翻譯，說英語還可以有多溫柔同情，你連他人語言的基本禮貌都不具備）我都無法觸及；我之所以學習同情與善良只因為我的冷漠與自私，我是一個愛無能者而且從來無法明白愛，「世界」我反覆探索，而當我不止一次在人們口中聽到同一句說話，他們並非想嘲笑或侮辱我，他們只不過是說出事實，一次我看一個得獎的西班牙電視紀錄片，拍伊拉克巴格達的河，撐渡的船夫最後對導演講的也是那同一句說話，那句如同詛咒如同基督於十架所說的「我的神你為何要離棄我」的責難，令我羞於奢言世界，並且奇怪那些苦難不幸觀光客像那些去四川看地震的人為何不會感到羞恥，那一句：「你總可以離開，而我們留下」，他們說的對，練習同情的觀光客總會離開。而且即使你留下，你都是一個「救災」「援助」的外來者，你永遠不會是那一個受傷害和侮辱的，即使你聰明敏感的去理解，但你永遠無法承擔。

「世界不過房間那麼大」就是，世界是你的可能。

可能是你，痛苦的可能是你，瘋狂的是你，謀殺的是你。

你承擔人類的可能。

西方主流媒介、知識分子、政客透過各種紀念活動、作品、演說指摘二次大戰時期的納粹黨。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於他的回憶錄《剝洋葱》透露他少年曾經參加納粹黨衛軍，引起各國知識新聞界的責難和杯葛，甚至討論要收回頒給他的獎項。那種輕易的指摘是基於一個信念：那不是我。那個殺人的不是我。那個參與歷史屠殺行動的不是我，也不會是我。

但歷史的意思是：如果你在當時當地，你的決定和你的命運，就為當時當地決定。「世界不過房間那麼大」是因為我知道所有世界發生的，都可以在房間發生；李智良就是我，路易．阿爾杜塞爾也就是李智良。

路易．阿爾杜塞爾，法國共產黨員，馬克思主義者，哲學家，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教授。著有《閱讀資本論》、《予馬克思》、《列寧及哲學及其他》等。阿爾杜塞爾於阿爾及利亞出生，1940年他被召入伍，同年被德軍俘虜，戰俘生活維持了5年，直至大戰結束。「其實我很喜歡和世界上其他人，即我父母以外的人生活……保護！是的，我在營中受到保護。」阿爾杜塞爾在他的殺妻自辯書《未來持之甚久》寫：「從1947到1980，我一共起碼有15次情緒低落，除了第一次和最後一次，每一次都很短暫，並沒有任何的『職業後遺症』。」阿爾杜塞爾第一次入院，是當他的《予馬克思》和《讀資本論》出版的時候：「我無法擺脫一種想法，就是這些寫作會將我全然在公眾之前暴露，他們會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人，即是一個騙子、變戲法的人、一個幾乎全不懂哲學史和馬克思的哲學家（雖然我詳讀過他的早期作品，但我只於1964年細讀過他資本論的第一冊而已）……」第一次入院令他「很快平靜下來，全然康復，一個月內出院。」其後他在感到驚恐或需要保護或不想見人的時候就入精神病院。但最後一次卻不那麼圓滿：「接著我寫的，包括所有細節，都是我所記得的，因我受的所有苦楚而永遠銘記在我腦海裡。我會描述事情：兩個黑暗地帶之間，一個我從哪裡來的未知，一個我將會進入。在這裡發生我經歷的謀殺事件。」「突然我發覺我站著，我穿著晨衣，站在我在學院的房子的牀沿。11月早晨的陽光——那是16日星期日早上差不多9時——灰光穿過高高的窗子，照在床的左邊和尾端。窗子掛著陳舊的帝國時期的紅簾子，簾子已經掛在那裡很久了，因歲月和陽光而顯得破破爛爛。

愛倫，穿著睡衣，在我面前背躺着。

她的盤骨在牀邊，雙腳墮地。

我替她的頸按摩……今次我為她的前頸按摩……我將我的手指按著她胸骨頂處的虛位，我按著，左，右，到她的耳朵……我的肌肉開始很疲勞，我每次為她按摩我的肌肉都會很疲勞。

愛倫的臉容很平靜，不動。她的眼睛打開，看著天花板。

突然我十分驚恐。她的眼睛一直張開，不動，並且我發覺她舌尖從她的齒與唇間突出，奇怪地一動不動。

我見過死屍，但我從來沒有見過被人勒死的人的臉孔。但我知道她被人勒死了。但她怎樣被勒死的呢？我站起來尖叫：『我勒死了愛倫！』……我在萬分驚恐之中衝出房子……我猛力敲醫生的門。他最後打開門，穿著晨衣，有點驚異。我不停的尖叫我勒死愛倫了並且扯他晨衣的衣領叫他來看她，如果他不肯我便會放火燒了學院。他不相信，說，不可能。」阿爾杜塞爾被控謀殺。後來他被法庭裁定「不適宜答辯」，並被判入精神病院。

他認為他被剝奪了公開答辯的機會，而且入住精神病院沒有刑期，反而一個正常的審判結果會給他一個固定的刑期。

他很幸運，1983年也就是3年後，他被釋放。不過從此他幾乎隱居，於1990年逝世。

《未來持之甚久》有一個被劃去的副題，《一個謀殺者的簡史》，另一副題是《從黑暗到黎明》。

誠實令人驚恐。李智良說電療「它在我城、本港最先進的醫院還在做著，至今未息……它的『先進』，僅在於病人每次都要全身麻醉，注射肌肉鬆弛劑、插上呼吸機，四肢和頭顱被護墊護帶縛著，免除了肉體痛苦和傷痕，去『電腦』不錯就是在控制的環境下，用一個脈冲波型的電流直接去電擊人腦。一星期兩次，六七次一組，至廿多次才算一個『療程』。」阿爾杜塞爾說電療：「我忍受了約24個電擊，每兩天一次，在那個巨大的公眾房間。一個有鬍子的健碩男子會帶同一個巨大的電盒進來。因為他行路的方式，他那近乎嘲弄的靜默，都和史大林驚人地相似，病人就叫他『史大林』。他冷靜地在床邊設定儀器（我們會有30人接受電療），並且在那些等待他們命運的人面前轉動儀器的把手。病人就開始可怕的抽搐。但更戲劇性的是，當我們見到『史大林』遠遠走來的時候，病人就會一個接一個的開始各種無法控制的動作，前一個病人還在抽搐，他就開始另一個。因為有可能斷骨（尤其腿骨），你要咬着毛巾，以免傷及舌頭，我剛好每次都碰到那條髒臭毛巾。很多年後我還記得那條核突恐怖的毛巾，那種惡臭的氣味，在我的嘴巴裡，預告著『小小的死亡』。我看著前一個，等待著該我了。『史太林』走近，不說一句話，將頭箍箍在我頭上。我咬牙預備要死。我只覺一閃，其後沒有感覺。我很快醒過來，不知我身在何處，做什麼（我失望地發現，我才睡了幾分鐘）……其後我愈來愈怕那種要死的感覺，我想拒絕這行刑儀式，但他們將我結實的縛在牀上。」阿爾杜塞爾為自己辯護，從祖父母到阿爾及利亞開始，很心理分析的，繼而說他的母親，他的名字。

好像他的母親，他的名字，就決定了他其後的謀殺：如果我們嘗試理解每一個當初，如此解釋，亦無不可。

他叫路易，他討厭他叫路易，他覺得他應該叫積克。路易，是一個他母親深愛的男子的名字，路易．阿爾杜塞爾於一次大戰被召入伍戰死。他的兄弟查理士為了承繼他死去兄弟所愛，和現在路易的母親結了婚，生了兒子也就是後來的精神病人、哲學家、殺人者，取名路易，紀念他死去的兄弟。

「我討厭路易這個名字。那尖銳的ee令我不快。而且它的發音有lui，法文的第三身代名詞……lui是我的叔叔，那個在我身後的人，他是louis，路易。我母親愛的是他，不是我。」「我的名字是我母親心裡面還愛著活著的人：（路易）是死人的名字。」因此開始了他作為「騙子」、「變戲法的人」。他不過是一個假路易。

這個假路易，因為母親的潔癖，精神上的潔癖，「27歲才知道自瀆是什麼一回事！」路易認識愛倫時為1946年，他殺死她那一年是1980年。他第一次和愛倫做愛：「我從來未曾吻過一個女子（雖然我已經30歲！），更從來沒有人吻過我。欲望熱烈，我們在床上做愛……她走後我立即陷入極深的不安，並且無法擺脫這種感覺。我第二天打電話給她說，我永遠不會和她再做愛了……日子過去，我陷入更深的情緒低落之中……我入了聖安醫院。」也就是在這裡開始他的電療。

性帶來那麼大的恐懼與抑鬱。李智良寫的性是憤怒的，孤獨的：「在尿臭的浴室洗浴自瀆而往往給白制服者窺視、以淫褻的目光笑意作警戒，他總是突然站於半蔽的、鎖扣拆去了的活門以後，以照顧為名。」雖然我無法理解，男子對於性、父親、母親、名字的渴望與恐懼。對於被侵犯：自瀆被偷窺，阿爾杜塞爾夢遺時被母親檢查他的床：「她帶我入房間，在我面前拉開我的氈子，並指着床單上那一團大、鈍、已乾的污漬。她看著我一會，臉上有一種節制的驕傲神情……並宣稱「現在你是一個男人了，我的兒子！」當時我被羞恥感覺及反抗欲望所淹沒。我母親膽敢探入我的床單，入侵我的私隱，我的裸體最隱密的部分，我的性器官！」這種被入侵的感覺解釋了他對母親的反叛，和確認了父親的不在場。

「事實是最偉大的哲學家都是無父的，並且在他們理論的孤獨國度和世界的不確定裡面生活……哲學上我必須成為自己的父親：只有我在所有情況下決定並控制所有我才能成為父親。所以我跟隨偉大的哲學傳統，認定哲學是包含所有事物之象的古典立場，從柏拉圖到海德格爾……」在阿爾杜塞爾的父親哲學王國裡，女子止步。這樣他首先殺了他母親，報了他被侵犯並且從開始就無法得到她的愛——他不過是一個假路易——的仇，後來他在現實上殺了他的妻，他30年與他爭吵無數的伴侶。

馬克思是那麼的一個父親，他的學說從物質基礎到精神建築，到革命與新世界，幾乎是包羅萬有的。

吳與阿黃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後來的，也無法不受西方馬克思——不是中國當權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那是1989年以前的事情。

歷史事件是：你經歷過和你沒有經歷過，你走的路途會不一樣。

在歷史事件之前，理想主義者總有一個父親，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反帝反殖、關心中國認識社會，如果有一個母親的話，女性主義。1989年共產黨國家一個一個的消失變質，馬克思主義及其他伙伴開始衰落破產。

歷史事件之後，我無法信服那些條件反射式的抗議行動：你不下台我上街，你拆卸我反對，你說16我說12好像猜酒枚。反對，反對，反對。

我相信行動基於信念。主義是前人累積的信念。

我無法在那些游散的抗議行動理出任何可以確信的理念。民主是一個過於粗疏的概念，我們知道美國和歐盟各國是民主國家，印度哥倫比亞伊朗（巴勒斯坦）都是。我們需要對這個已成教條，無從反對的政治制度有更多的懷疑與檢視：蘇格拉底老早已經說民主制度的政客、演說家、律師：「為了能撈到些利益就隨時準備著為任何案件辯護……如果不對公民加以誘惑，如果不諂媚他們的激情，在任何一個公民大會上都不可能贏得選票，沒有人能夠做到不欺騙他們而取得成功……一切歷史都證明，正義的聲音在任何公民大會都是聽不到的……這就像召集一幫小孩組成法庭，要求他們在一個糕點師和一個營養師之間做出選擇。」我聽到很多反對政策的言論，但這些言論並不是信念。

我沒有讀到「思考縝密，文采飛揚」的論述，沒有見到「作為哲學家介入政治，在哲學裡是政治家」，「孤獨，負責任，主決」的論述者。「最重要的是（加入共產黨）我實踐了我的欲望：欲望與所有不同的人參與真實世界，成為那些最被剝削的、最率直的、最純潔誠實的人的兄弟。」阿爾杜塞爾於1948年加入法國共產黨。當時的法國共產黨還是連結理想青年的組織。雖然後來他不滿意黨內黨員的官僚作風，但他並沒有脫離共產黨。「我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文章，沒有公開或私下呼籲任何人留在共產黨，我亦從來沒有公開或私下責備任何人離開或想離開。每個人都要做他自己的決定。」

馬克思和其跟從者建立了完整信念。雖然完整信念都可以死亡。

反對拆卸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保留地標或完整記憶等等對我來說，信念極其薄弱。只不過是一件事件。

我不知道為何要保留一件事物，作為記憶的憑證。我不明白保留的熱情。

我的信念比較抽象。譬如，公義。但後來各種主義衰落破產，「世界不過房間那麼大」。我變成一個沒有信念的人，也就是，虛無主義者，末世戀人。

這樣我不是李智良。

李智良於二○○五年十二 月十七日香港主辦世界貿易會議的現場被催淚彈襲擊「給白煙完全包圍，呼吸受制，窒息」：「從十七日晚起，我沾寒沾凍，在被鋪裏發濕汗，睡得好淺……每天在拉啡黃稀爛的糞……混身乏力，耳鼻堵塞」；他去了台北，來到一個抗爭的現場「我的一些朋友，直接參與守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都是在年前的WTOMC6前後認識的。朋友當中，可還有一大部分是同情但不會直接參與，有些則總是對社會抗爭非常冷淡，甚至蔑視。」當年有人選擇共產黨，有人選擇離開。現在有人「非常冷淡，甚至蔑視」：政治就是這麼一回事，你無法同意不同的選擇。

吳後來被第四國際組織開除。阿黃成了病人。他們都無法完整。

後來阿爾杜塞爾沒有自殺。一九九○年十 月廿二 日，阿爾杜塞爾於一間老人中心心臟病發逝世，享年七十二歲。

他寫的《未來持之甚久》自然是「思考縝密，文采飛揚」。

我同樣喜愛李智良的書寫，雖然原因不一。

誠實，敏感。但因為距離較近的緣故，我總覺得他可以寫得更冷靜。

我們對他地的死人沒有任何期待。

這個「清楚地尋求我自身的毁滅的證明和反證明……我要讓自己看見我已經無法救贖，我已經完完全全的死了……這個自毁欲望以毁滅他人的方式出現， 我最好最親密的朋友，我最愛的女子」的善終者，即使他如何的不停與其他女子混和，讓他「最愛的女子」傷盡了心，最後要求他殺死她，或要脅離開他，他以極為和平的方式離開，可能幾乎是愉快的，因為，言語庸俗論述的方式並不庸俗「我想我知道了愛，並非為了任何浮誇的原因，時常想着好，想着他人，尊重他們的意願、節奏，永不要求但學會每一禮物都是意外並接受，而且能夠以毫不起眼的方式，給予他人……也就是說，自由……是的，未來持之甚久」。李智良還沒有再自殺或殺死他人，我還在這裡寫着，也必是為同樣一個未能述說的理由。我說愛無能他說「自殺是維特可能作的最終聲明，它聲言愛，同時聲言拒絕」但我們都同樣都需要這一個理由；我曾經說這個理由是「一個完整的死亡」或者是「極為微小。」「必。然。還。有。」但我們都無法勇敢堅定的述說：還遠著呢，我們離那個秘密還遠著呢，雖然終結不那麼遠了。

那個愛的秘密。希望的長久。

後來我記起，阿黃有一個很有氣勢的名字，叫做黃望潮。

而且我慢慢明白，他給我打的那個電話的意思。


原文址：http://imchi.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05.html
感謝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