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的信教和信教的王怡（转载）
2008-11-24 21:26:39 来自: 蜗牛阿不思(海南是福地，睡醒就“家咪”)
王怡的信教和信教的王怡
作者：湖人附近 提交日期：2006-9-29 12:26:00
王怡的信教
2006年以前，王怡文章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篇：一是在作弊中慢慢成长，二是步云乡乡长直选调查报告。前者坦诚、犀利，文笔出色，有不服从的精神；后者的调查研究详尽充分，冷静客观，有注重实际的态度。两篇佳作出自同一人，不得不佩服他。同为七十年代人，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计。
最近几年他的文章越来越向法理的高深处走，同时又多参与维权活动。作为思想者和行动者，王怡同时在进步。
2006年初听说王怡信教，惊讶之余深感困惑。然后听说见布什，失望。然后有排郭事件传出，大惊讶、大失望。
白宫炉边会面，布什问了一个我也很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在无神论教育下长大的他们，会选择信教？(假如真经历了超自然的神迹，我也会信神。)
王怡在对多维和开放的访谈中，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回答。
一方面，在理论上，他有对相对主义的恐惧：“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思想启蒙和对自由的渴望，曾经发出过很多声音，但你发现最后往往都走不下去。问题就出在没有信仰，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是有公义的，是有一个创造者、审判者和救赎者的。那么善和恶怎么能分得开呢，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谁有胆子敢说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于是我慢慢感到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只是一个关于价值的个人偏好系统，而不是价值本身。它不能安抚我的内心，甚至不能支撑我长久地走在我所相信的渴望自由民主的道路上。”
另一方面，他害怕出现个人精神上的消沉：“一年来的打压，我虽然没有恐惧害怕，但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疲惫感和虚无感…我有时就会担心，这种个人主义的选择是不稳定的，如果哪一天我的尺度变了，选择忍受了，妥协了，因为是个人主义的就可以免于被质疑吗？”
简而言之，作为思想者的王怡和作为维权行动者的王怡，都已经到了“没有信仰就走不下去”，为了追求完美的理论支点和完美的人格，他必须信教。诗人气质和道德感，是其信仰的基础。从楼梯跌下的事故和面向大海的启发，可以用神迹神谕解释，也可以用自我暗示来解释。
反复比较王怡信教前后的言论，我更欣赏过去的王怡。他曾经：
1． 很羡慕，也很尊敬那些有信仰的人，但始终认为自己终其一生都不可能进到那种“境界”中去
2． 警惕那种士大夫自以为义的自我圣化的情结
3． 强调自己的个人主义立场
这三点是我极其认同的。更进一步，我承认自己的立场是不稳定的，我对事物的判断会根据认识的深入而转变；我会出于虚荣骄傲而努力，也会因为恐惧害怕而停顿，会因为疲惫虚无而消沉。
但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某人一时的软弱，不会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翻翻科学史，没有一个科学家是无所不知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他的定律也只在一定范围内适用；所有的人都是站在别人肩膀上，世界文明，每天进步一点点。美国的国父们，几乎个个有坏毛病。华盛顿有勇无谋，亚当斯虚荣，杰弗逊多变。而美丽岛的囚犯们，差不多都写过悔过书。
这不是说软弱消沉不是缺陷，而是说，人必然有人的弱点和局限，是可以原谅的。进一步说，他们的伟大，是作为人的伟大，而不是神的伟大。“归根结底，上帝既然可以心想事成，也没什么可以夸耀的。” （David McCullough）
“我相信民主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值得中国人在这个世代去追求，也是善和公义的。” 但追求这个公义和善的责任不是个人的，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上帝的，而是所有中国人的。
对于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思考，保持开放的心灵。除非掩起耳朵，没有什么主义可以被人不质疑。“自以为义的自我圣化”，并非士大夫独有。企图把理论绝对化，个人思想纯洁化，这种行为恰恰流行在王怡最深恶痛绝的文革时代。
信教的王怡
信教，毕竟是个人选择。既然都在谈民主自由，只要遵循民主自由的原则，只要言之有理即可。作为个人选择，王怡可以把基督教作为支持自己的精神支柱，问题在于，他不能由此把自己理解的宗教准则凌驾于世俗的规则之上；利用其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实现其政治目标。
在“拯救”一文中，王怡批评“东京审判”幼稚狭隘，而赞许“日本沉没”中的悲情感和人类感。有一个误导的观点。就是把王怡在拯救一文提倡的“法治”当作理性的标准，而把梅法官当成王怡的对立面，把对“拯救”的批评者简约成提倡“东京大屠杀”的愤青；当然，愤青一定对王怡不满；但是对此不满的未必就是愤青。
阅读王怡“拯救”一文的时候，固然要清晰切割与狂人们的界限。但同时，请明白，这种超高标准的人类感才是感性多于理性。连中国人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全人类？如果连战犯都不能惩治，还谈什么公义？慷慨赴死的牧师，其个人品德固然高尚，但是否就此制止杀人了呢？卢旺达暴行的终止，最终是靠维和部队的枪杆子。
在这个话题上，书话的文艺男鹦鹉有个帖子“回想我笔下的日本人和日本国”，他写到：
“记得第一次见导演，我就提出，不要再去刻画那种超民族超国界的亲情友情爱情。我不想病态的体现中华民族的宽大为怀，似乎侵华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痛苦，还要胜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怎么可能呢？——就算各有悼亡，他们的亲人，可是不远万里赶来杀人的，我们的亲人，可是坐在家中屡屡被屠的！”
比人类感和悲情感，我们是追不上王怡了；但基本的是非黑白和常识，不知道王怡能不能追上我们？
还有所谓的“自以为义”，按照王怡的说法，信仰的反面，是（凡人） “自我神化、是智性的骄傲（也包括审美的骄傲）”。但是现实生活中最骄傲、最善于自我神化的，最不能接受不同意见的，恰恰是那些打着上帝旗号的上帝代言人。比如布什，比如余杰。无论面对多少批评，他们都可以在神的庇佑下，心安理得转过身去。假如王怡真的对“自以为义”那么警醒，首先，就该和那些人划清界限。
也许因为是教友，就必须互相支持？这一边倒的选择，也体现在他最近的文章里。网友“皇帝走了”说：王怡批电影没错，批电影人物也没错，偏偏画蛇添足批了不该批地现实历史人物，这就大错特错了。但是，作为教徒的王怡，再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了。显然，文章的角度和材料的选择，都已经被先行的主题所决定。
最近的系列影评，有一根共同主线：非暴力。
“对基督徒来说，非暴力不是策略，而是生命本身的要求，是无条件的。哪怕非暴力会导致专制时代延长一百年，那就延长一百年。基督徒也看自由民主是好的，是值得追求的一种爱邻人的善行。但基督徒不把这世上的结局当作最高的目标。因为一切结局都在上帝手中。所以非暴力是一个绝对的命令，上帝在基督里的命令。”
非暴力自然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王怡的呼吁是单向的。他呼吁的对象是在挣扎反抗的弱者，要他们爱，顺服，消除心中的软弱、苦毒和怨恨。V 之相对于极权，梅法官之相对于最高统帅和战犯，他们的抗争或许是极端狭隘的，但他们的对手们，也许更应该倾听非暴力的声音。
2004年王怡曾和陈永苗讨论伊战的正义性。可惜在白宫，和兄弟般的布什见面的时候，却没提一句战争的暴力。而会面之前，不肯走非暴力路线的郭飞雄刚刚被踢出局。假如说暴力只是强者独有的武器，那么所谓非暴力，恐怕只能是弱者的墓志铭。我更相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可惜，苦毒和怨恨并没有彻底从王怡心中消失。不然，他不会说，“想想大英图书馆那两道恶狠狠的脚印吧。” 从当年作弊中成长的少年，到今天的虔诚教徒，对共产理论的痛恨，一直没有消除过。
我们知道，在横扫一切宗教信仰的文革时代，其实存在着最大的个人崇拜。“自1956年始，毛泽东步步为营，以群众的颠覆性力量摧毁了共产主义居高临下的精英立场，和上帝代理人的身份。事实上使一种妄图统治个人灵魂的意识形态，在文革之后惨遭阉割。” 而在在对“V字仇杀队”的评论中，王怡写到：事实上，二十世纪并未诞生真正的“反乌托邦”精神，因为只有乌托邦才能反乌托邦。
不错，用乌托邦反乌托邦。神学政治、上帝之城不就是一个乌托邦？“而在上帝已死的年代，每个人都可以模仿天使，每一种思想都企图成为新的创世纪。一个崭新的乌托邦，一个重建的伊甸，一个新的千年王国和新的人子。这是多么令人激昂的事业啊。”
出于对一种意识形态垄断的仇恨，而投向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垄断。其行为模式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就像要血洗东京的愤青，本质上和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相同。
毛主席与上帝，红语录与圣经，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宪法和十诫指导下的宪法，区别到底在哪里？“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了这个真理，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
螺旋之后，却回到自己所苦苦逃避抗争的苦境。难道，所谓的领悟，不过是给自己寻找一种安慰的感觉？
Everything has a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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