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
来自: 朵(在一切世俗与偏见之上)
《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第五章第三节 吴承明 作者提供 第三节 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 前节说明,讲中国的实证主义史学,完全是就其考证方法而言,与孔德的实证哲学无关。在欧洲,L.兰克与孔德是同时代人而稍长。兰克史学早就采用实证方法,本来与孔德的实证哲学无关。惟孔德的实证哲学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陆续发表后,震动了西方世界。1859年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H.斯宾塞以“社会有机体”理论发扬孔德学说,对西方史学影响很大。他们力求历史学成为科学,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研究历史,注重史料考据,尤其是考证历史细节,成为风气。 孔德 A.孔德(1798-1957)的实证哲学,常自称实证精神,是一种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同样适用的认识论。他提出,人类的思维或认识是从神学阶段,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发展为今天的实证阶段。实证精神是人们智慧成熟的科学研究方法,它首先要求确定事物的真象,然后是“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而不像神学或形而上学那样去“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因为那是“无法认识的”。(42)规律是为了解释现实,但它也应该适应于过去和预测未来,“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43)孔德认为当时人们是处于社会和思想的“危机”之中,他的实证主义乃是为了建设人类美好的未来,这也是“实证”positive(自信正确)一词的本意。 孔德认为,人们的认识不是绝对的,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改变。但他要求“我们观念的和谐协调”。人是社会的人,各种知识需要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认识一致是人类任何真正结合所必需的基础”,而实证精神“是造成认识广泛一致的实在的唯一源泉”。(44)他承认,现在的归纳和演绎逻辑还不能为一切现象提供一个统一的普遍规律。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应该只寻求从总体上考虑的实证方法的统一,而不是企求真正科学上的统一”。但在人文科学方面,因为所考察的是“人与人或毋宁说与人类”的关系,“这样的知识倒反而明显自发地趋向于科学上与逻辑上的全面系统化。”他曾设想建立“一门单一的科学”,即社会的科学或社会学,它统一领导政治、经济、历史等学术的研究。这样,“我们的实证知识才有可能构成真正的体系,从而显示出令人十分满意的性质。”(45) 孔德盛赞笛卡尔、培根以来欧洲科学的大发展,但也指出发展中的“大危机”,主要是“把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置于本义的科学运动之外,从此这些理论在神学—形而上学精神的徒然控制下”,处于不合理状态。因此他提出用实证主义来改造精神、社会的研究,而把这种改造诉诸人们固有的“良知”。“真正的哲学精神主要是将单纯的良知,系统地延伸到一切真正可及的思辨中去”,他的实证主义,就是要“在哲学精髓与普遍良知之间建立起至今尚未充分存在的和谐一致。”(46) 在社会方面,孔德强调“秩序”与“进步”。“秩序向来是进步的基本条件,而反过来,进步则成为秩序的必然目标。”但当前世界是出于无所适从的状态。神学要求秩序,却否定进步。形而上学强调“单纯革命功能”(指启蒙运动),而不能保持社会稳定。这就要求实证主义。“实证精神总是把目前状态视为先前整个演变的必然结果”,即前面所说“实证”一词的第五个含义:从历史上看问题,“高度重视对过去的合理评价”,“摆脱纯粹的批判倾向”。这样,“实证精神坚持使社会科学与其他全部基础科学协调起来,而不是使社会科学落进空洞无用的孤立状态中”。(47) 可见,孔德的实证精神与中国的儒学、特别是与晚清改良派主张十分接近。孔德在中国很有声望,蔡元培在北平创办孔德学院,教授基础科学、哲学和美学。 不过在西方史学界,孔德的实证主义发表后立即受到批评。首先是德国的狄尔泰。狄尔泰认为历史学是研究过去的有个性的事物,他们没有普遍规律,不能用实证主义方法去研究,而应用“移情”方法,深入古人思想内部去考察。狄尔泰的论点,我在本书第四章第二节讲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时已回顾过,这里从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批判实证主义的哲学家、史学家日多,主要有德国的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意大利的克罗齐,20世纪30年代有英国的柯林伍德,五六十年代有美国的贝克尔、卡尔等。他们批判孔德实证哲学,而更重要的是提出自己的认识论,形成汤因比以后新的历史哲学,被称为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 文德尔班、李凯尔特 W.文德尔班(1848-1915)和H.李凯尔特(1863-1936)都是19世纪晚期兴起的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创建者。他们排除康德“物自体”的概念,而把哲学转注于现象的认识论方面。他们严格区分自然与历史,但要求历史学不仅是艺术,而要成为科学。自然科学是考察常驻不变的东西,要求寻找其普遍规律;历史学是考察“一次如此”的东西,没有普遍规律。但历史学表现为价值判断,而自然界是没有价值的。孔德的实证主义,要求探求规律,并不问价值如何,因而不能用于历史研究。 文德尔班著《历史和自然科学》(1894),同意狄尔泰区分自然与历史的观点,但不同意他区分的方法。文德尔班认为,自然科学是运用特殊到一般的抽象概念和归纳方法,旨在发现规律,是一种“规范的(nomethetisch)科学”。历史学是用记叙方法,摹写事物个别的属性,是一种“表意的(idiographisch)科学”。表意的叙述怎样成为科学呢?这就在于历史学的价值判断。对历史事物的价值判断主要是伦理上的,是否道德以及善恶,但文德尔班把它扩大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所以历史学是属于“文化科学”。 李凯尔特大大发展了文德尔班的观点。他在1896年发表的《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一书中说,所谓科学就是用概念来思维,自然科学关心的是事物的一般性,即“普遍概念”。而“历史上的东西,从最广泛的意义说,就是那种仅仅出现一次的、件件都是个别的、属于经验范围的实际事物,他既带有直观性,又带有个别性,因而是自然科学构成概念的界限。”(48) 然而,历史研究不能仅靠直观,它也用抽象概念来思维,才能成为科学。李凯尔特认为历史学的概念不是从事物中直接抽象,而是经过“有意志的人,把这种历史事物同某种价值联系起来,于是就其独特性而言,这种历史事物同时已成了统一的现实事物”。进一步,这种现实事物,“它由于在纯理论上与某种一般价值发生联系,自相组合成一个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特性的、统一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又分为本质性的和非本质性的成分,于是,历史就可以科学地表述它了。”(49)这里,李凯尔特是利用价值、现实性、本质等这些一般性的东西作为手段,转弯思考,得出历史“个体性”的概念,来论证历史学是科学的。 这些一般性的思考,李凯尔特在1899年出版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作了进一步发挥。本书中,他提出“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原理。现实中,一切占有一定空间的东西也都是在一定时间之内,它们都在历史上是连续的,另方面,每个现实的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特征,彼此都是异质的。科学概念不能同时包括两者,只能形成同质的连续性或异质的间断性。如数学,只注意量,便是同质的连续性。而历史,则是把现实的异质性描述成异质的间断性。 李凯尔特认为自然科学是把事物的一般性作为本质的东西,而将个别的、特殊的东西作为非本质的东西舍弃掉。历史科学是把个别的、一次性的事件作为本质,而将历史重复性的事件作为非本质的,舍弃掉。 历史是文化科学,只有具有文化意义的事件才是研究的对象。判定意义的标准是价值。文化价值不是个人意义的,而是社会意义的,是社会公认为有益于人们的,因而是有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这种普遍性使历史概念的形成排除了个人的主观随意性,因而是历史概念形成的‘客观性’的依据。”(50) 克罗齐 意大利哲学家B.克罗齐(1866-1952)是新黑格尔主义者。新黑格尔主义者力图摆脱黑格尔的精神-物质转化论,认为精神或“直接经验”就是整个世界,除精神外,没有历史,也没有哲学。 1893年,27岁的克罗齐发表《纳入艺术普遍概念之下的历史学》,认为历史学属于艺术,而非科学,因而不能用研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他认为,艺术是一种个体的直观认识,没有普遍规律,历史学之不同于一般艺术作品只在于它要求真实。不过,克罗齐在1919年修订这篇论文和他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1915,修订1923)一书中,改变了看法。他认为,历史学也是借助于概念,并做出判断的,判断总是普遍的东西,但任何普遍性必须体现在个别之中。如“拿破仑是欧洲的征服者”是个历史学的判断。其中拿破仑是个别,“征服者”就是个普遍概念。他说:“历史就是思想,……是关于具体的普遍思想”,“没有一件事实,不管多么微小,能不被认为(被表现为或被形容为)普遍的。历史是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即在其最具体的形式上——用判断,即个别与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综合来表述的。”(51)而这也是哲学的表述方式。所以他说:“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它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它的哲学。”(52)这话的实际意思是:对精神活动的系统的认识就是哲学,而这种活动即认识的形成过程就是历史。 这里。克罗齐并不否定实证主义对历史研究的作用。他说:“幸亏有了实证主义,历史著作才变得不那么幼稚,著作中的事实才变得较丰实。”(53)不过,实证主义是假定历史的意义是本来就存在的,只要发现和证实它。克罗齐则认为,历史的意义即哲学,是经过人们思考,经过概念和判断才得到的。所谓“哲学”,必是“永恒的现在的思想”,历史判断成为哲学,亦只有“历史被提升为关于永恒的现在的知识”才行。(54)这就进入克罗齐著名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写过一篇《历史和编年史理论》(1917),他说编年史是单纯的记述,可以考证事实,但非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不是记述,而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判断。人们认真思考过去的事情,都是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古希腊人已入墓近千年,到文艺复兴时代忽被当作历史研究起来,是因为欧洲人经中世纪的神学统治,精神上产生新的要求,对古希腊发生兴趣。“只有现实生活中的兴趣才能使人研究过去的事实”,研究过去的事实“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按现在的需求去理解它。这就给过去一种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55) 克罗齐写过一篇《作为自由的故事的历史》(1938),说历史是思想,是哲学,是直观的抽象和概念的判断。单纯的抽象、分类、找出规律,它有用,但还不是严格意义的知识;同样的事实,有历史的判断,才是知识。“一切真正的知识都是历史知识”。历史的判断是在生活中,制约于行动。他说:“历史的判断标志着(人们)在行动中站一站,或看一看,其作用是要打破任何妨碍人们看清环境的障碍。”(56)这也是“以史为鉴”的意思。 柯林伍德 B.R.柯林伍德(1885-1943)于45岁后由哲学转入历史学研究,是一位最博学的历史学理论家。他的《历史的观念》(1946)巨著回溯了自希腊罗马以来到20世纪30年代所有的历史学理论,然后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柯林伍德的基本观点是:“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人们)行动的过程”,人们的行动是由思想支配的,“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57)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这不仅是指个人思想,如凯撒远征不列颠时的想法,也指“一个时代的集体心灵”,如一个民族的时代思潮。再有,柯氏认为历史上的过去并未死亡,而是以某种方式溶入其后继者之中。就思想说尤其是这样。所以历史研究就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即过去的经验在“历史学家的心灵里复活”。柯氏说:“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因此,“心灵,它的自我认识就是历史”(58)柯氏“心灵”(mind)完全是黑格尔的“精神”(Geist)一词的含义,包括“思想”。柯林伍德在哲学上是反对新实在论的新黑格尔主义者。 柯氏注意历史思想的研究,以及过去思想溶入现代思想的提示,都很有启发性。但他过于绝对化了。例如,他的时代人们已熟悉了自然界的演进,他也提到怀特海的自然史观,但他仍然认为“不可能有自然界的历史”,因为自然界没有思想。依此,诸如气候变迁,生态恶化等,也都排除于历史研究。其实,最大的人为事件,如人口史,就没什么思想可言。“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接着,他认为传记、日记、回忆录“也不是历史”(59),因为它们是感情的产物。 在方法论上,柯林伍德认为“有必要对于可以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历史概念……进行不断的斗争。”首先,他认为实证主义的先确定事实再探求规律的方法不适用于历史学,因为历史学虽是科学,却是没有规律的。其次,柯氏认为一切文献和档案资料都是“权威”的“证词”,而“依赖权威们的证词”所作的历史不过是“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实指兰克史学)。再则,他认为按照“三段论式”所得的历史结论,以及由归纳法所得到的“由已知到未知”,是一种“逻辑强制”的证明,即使不是强制人们去接受它,也是允许人们去接受它。总之是不可取的。(60) 在方法论上,柯林伍德提出他自己的观点:历史学家,作为一个“自律”(即“自我授权”)的科学家,应当是根据先验的(a priori)想象,推论和构造出历史来。为此,他对想象、推论和构造(重演)都作了专节论述。这样构造出来的历史只受三点约束:一,它“必须在空间和时间中定位”;二,“一切历史都必须与它自己相一致”;三,最重要的,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而更重要的是,“任何成就都不是最终的。可以用来解决任何给定问题的证据,都是随着历史方法的每一个变化和历史学家们的能力的每一种变动而在改变着的。”“所以每个新的一代都必须以其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61) 柯林伍德特别重视历史的证据,并设专节来论述。由于他认为历史的过去并没有死亡,而是溶入于现在之中,所以,“在原则上,任何这种活动(指复活历史)的目的都是要把全部此时此地可知觉的东西用来作为全部过去的证据。”原则上是以现在世界作为历史的证据。但他也知道,“在实践上,则这个目的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62)在实践上,他讲证据时,实际就是考据学。“一切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考据的”。柯氏在他的书中到处都讲“批判的历史学”,此处“批判”即“考据”的意思。例如,柯氏有很长一段话讲“批判的历史学家”如何对古代史资料进行证伪、改错、调换位置等,这实际上就是几年前顾颉刚在《古史辩》中下的功夫。又如柯氏讲“书面资料”要与“非书面资料(有字的陶瓷片等)”互相参证,这实际上就是十几年前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63)博学的柯林伍德恐怕尚未知此。 贝克尔、卡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历史相对主义之风,当然也是针对历史实证主义而来。其实,在克罗齐的著作中早就有了相对主义思想,而五六十年代的兴起,则是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痛定思痛的反思:历史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相对主义思潮可以C.L.贝克尔(1873-1945)和E.H.卡尔为代表。 贝克尔在1926年就宣读一篇《什么是历史事实?》的论文,不过到1955年才正式发表。在这篇论文中,贝克尔认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所有的只是“它们的暗淡的反映和模糊的印象或观念”,因而,“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然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64) 但贝克尔并不是虚无主义者,他是一位积极的历史进步论者。他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1935)一篇演讲中说:“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有肯定的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的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不变的,但“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的。这两系列事件或多或少是相应的。我们的目的便是求这两种相应尽量确切。”他没有讲求这两种相应尽量确切的方法。他接着说,我们“不得不把历史和历史知识等同起来。为了一切实用的宗旨,对我们和对目前一时来说,历史便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65)贝克尔还叮咛说,“从历史来看,作为一种变异过程,我们对人和人的世界的了解,显然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从定义上来说,它是一种仍在进行而尚未完成的东西。”(66)这也是历史认识总是相对的含义。 E.H.卡尔于1961年发表《历史是什么?》,严厉批判前一时期流行的客观主义历史学。这种客观主义历史学认为要“如实的说明历史”,做到“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67)卡尔说:“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68) 然而,卡尔并不否定历史事实,而且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他说:“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又说:“历史学家有双重责任: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它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要小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而抛弃。”(69)这话是很确切的。 值得注意的是卡尔是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的“解释”来看历史学家的任务,来处理历史与事实的关系问题的。他说:“历史就意味着解释”;“作为历史事实身份的关键,就在于解释这个问题上。解释这一因素渗入每一件历史事实之中”。(70)这就使他的方法论接近于第四章所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而具有对西方理性主义反思的性质。卡尔说:“历史是人类过去的经验‘有意义的’叙述”。“历史就是历史学家跟它的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71) 自狄尔泰以来,严格区分自然界与历史一直是西方批判实证主义者的一个重点,其结果是把自然界置于历史学之外,因而也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置于历史学之外。在这一点上,卡尔也有独到的见解。卡尔分析了历史与科学各有不同的特点,但他认为,历史学家也要用概括、概念的方法,对特殊中的一般如“战争”“革命”进行研究。他还认为,历史与科学都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解答人类生存中的各种问题。因而,“历史学家与自然科学在寻找解释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72)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方法论上,两者并非南辕北辙,二是历史学家应当与自然科学家合作,共同回答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在卡尔的历史观中,已含有“究天人之际”的思想。 在自狄尔泰至贝克尔、卡尔一系列的反对下,兼以西方历史学由叙述式向分析式转换,实证主义逐渐淡化了。但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各家批判者主要是反对孔德的认识论,他们并不否定历史事实,也不否定对历史文献的解释和考证。柯林伍德严厉批判“权威”的“证词”,而他是指古代史学家的著作,非指史料,反之,他是很重视对史料的考据的。在风行对历史作理性分析以至数理分析的著作中,也要注意考证他们所用事例或数据的正确性。因此,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并未离弃作为考证方法的实证主义,只是在应用上不像中国史学家那样认真和有效而已。另一方面,各家批判者都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实际上是丰富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如狄尔泰的“移情”论,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的注意思想和思想渗入当代,以及相对论、对话论,历史要一代一代再认识、再创造的观点,都是很实用的。我是用“史无定法”来看待这些见解的。 (42) A.孔德《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页。 (43) 《论实证精神》,同注(42),第12页。 (44) 《论实证精神》,同注(42),第16、19页。 (45) 《论实证精神》,同注(42),第17、18页。 (46) 《论实证精神》,同注(42),第32、35页。 (47) 《论实证精神》,同注(42),第40、41页。 (48) H.李凯尔特《历史上的个体》。该文是李凯尔特《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一书的一章,中译文载张文杰等编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49) 《历史上的个体》,同注(48),第36-37页。 (50) 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4页。 (51) B.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52年版第42页。 (52)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同注(51),第249页。 (53)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同注(51),第244页。 (54)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同注(51),第43页。 (55)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同注(51),第2、4页。 (56) B.克罗齐《作为自由的故事的历史》原名《作为思考与作为行动的历史学》(1938),英译本(1941)改为今名。中译文见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引文见第42页。 (57) R.B.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2-303页。 (58) 《历史的观念》,同注(57),第303、307、318、418页。 (59) 《历史的观念》,同注(57),第415、418页。 (60) 《历史的观念》,同注(57),第319、353-354、357页。 (61) 《历史的观念》,同注(57),第330、343、345页。 (62) 《历史的观念》,同注(57),第345页。 (63) 《历史的观念》,同注(57),第202、341-342、382页;关于“批判”一词的含义见462-463页《译后记》。 (64) 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同注(48),第230、231页。 (65) 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现代西方历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9-260页。 (66)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同注(65),第277页。 (67) 兰克学派的历史学要求“如实的说明历史”,但还不是完全客观主义的,客观主义历史学当以追求“终极的”历史学的J.E.阿克顿爵士为代表。参见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10、12页。 (68)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第1、6页。 (69) 《历史是什么?》,同注(68),第9页。 (70) 《历史是什么?》,同注(68),第7、18页。 (71) 《历史是什么?》,同注(68),第28页。 (72) 《历史是什么?》,同注(69),第92页。
你的回应
回应请先 登录 , 或 注册相关内容推荐
最新讨论 ( 更多 )
- 章诒和:貌似一样怜才曲 句句都是断肠声——《李宗恩先生编年... (朵)
- 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 (朵)
- 英国大学TOP30校训 (朵)
- 费孝通:清华人的一代风骚——汤佩松论文选集序 (朵)
-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智慧——梁永安教授语录 (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