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访问计划之李皖：在武汉，我不会被虚假的热情鼓动

2008-10-01 17:27:47 来自: 知道

武汉访问计划之一
李皖：在武汉，我不会被虚假的热情所鼓动

采访执行：郑梦婕（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见到李皖，是在他的新办公室——五一之后，他被正式调任为《文化报》总编辑，这是一份乐衷于历史人物揭秘的小报，报社里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新老总是中国最好的独立乐评人之一。
跟李皖同期开始写乐评的人，都已经停笔了，只有他仍然笔耕不辍地坚持着。去年刚刚结集出版了《五年顺流而下》，眼下李皖又在着手忙碌一本暂定名为《人间天堂与地狱之歌》的新书，出版社拿去排版后发现，如果要完整地出版，这将是一部1500页的大书。圈内人称他“揭开了中国流行乐坛乐评人的历史”，但是，李皖却告诉我，其实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音乐“连鬼都不会听”。
他曾以 “客人”的身份在很多城市短暂停留过，最终却在武汉落地生根。1998年《新周刊》的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上，是他最先给武汉冠以“市民化”的称号，彼时，他到武汉十年。

我原本极其讨厌这个城市

知道：你是1989年到的《长江日报》，还记得当时到武汉的情景吗？当时的武汉是怎样的？
李皖：武汉在解放之后，尤其是80年代，其实是处于一个没落城市的地位，在江苏，很少有人知道武汉是怎么样的，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潜意识里觉得只是一个小城市。但是，我到武汉的第一印象是武汉好大，这种大是非常庞大的大。我当时拿武汉比较的是上海，我来武汉的第一印象是武汉比上海还要大，地理位置上的大，城市建成区的大，城市中心的大，而且它所具有的那种城市气派也是让你想象不到的，比你所觉得是大城市的很多城市还要有气魄，可以说武汉内蕴着一个大城市的气度。

知道：喜欢这个城市吗？
李皖：我原来是极其地讨厌这个城市，只是近些年开始有点喜欢了。说讨厌都有些说轻了，我原来对这个城市有一种恨，更近似于英语当中的hate，我不喜欢这个城市的原因是，它跟我的价值观是完全冲突的。主要是跟这个地方的人有很大的关系，我到武汉之后，发现武汉人是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群，或者说只信个人私利。武汉人很奇怪，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面没有崇高的东西，所谓崇高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群所共认的一种价值，而且是你不能去伤害的这种价值。比如说我生活在徐州，我觉得它是讲义讲信的，重然诺，说话算数；上海，特别崇洋，骨子里面的等级观念，它也信一个东西，就是等级，高质量的文化、高质量的商业，文化里面媚雅，经济上崇尚有钱人，包括在它的商业规则当中重视信誉；但是武汉人呢，没有任何信奉的东西，没有对伟大的尊敬，而且也特别不讲信誉，什么东西都是狗屁。所以说，有段时间，我特别不喜欢武汉。

知道：但是你却并没有选择离开。
李皖：大概经过了十年之后，我才开始喜欢这座城市。我发现武汉人的可爱之处，也恰恰是在他最糟糕的地方——武汉人真实。尤其是在文化层面上，你发现这个东西是很可贵的，他至少表达了一种真实的东西，他没有虚假，其实我们对某些东西的崇拜里面都是含有某种虚假的，没有认真地追问自己，“这个东西是这样吗？”，就是一种崇拜本身。当你拿他跟上海人相比的时候，你觉得这点上是可贵的，尤其是对文化的认同上，武汉的文化人，由于他没有那种媚雅的成分，他的东西是非常真的，他是真信这个东西才这样做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文化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很假的，做着做着做成真，但是在武汉基本上不存在这种状况。所以说我看武汉的艺人，我觉得非常可贵的就是，他们是真艺人，他们对他的艺术没有那种虚假的成分，包括出现的所有人物，基本上都不是成群结队的，没有什么群，都是个人。因为我一直很认同那种生活当中的真实，也不会被虚假的热情所鼓动，这种赤裸的真实是很能打动我的。

文化的意义在于差别

知道：你刚才提到武汉的真实对于文化人来说十分可贵，那么你觉得武汉是一个适合知识分子或者文人生存的城市吗？
李皖：适合啊，我感觉很多文化人都喜欢这里。我觉得它确实保持了一个文化人的纯洁，这种纯洁就是你搞这个东西，仅仅是你喜欢，你没有任何氛围，没有什么吹捧者，也没有什么人来支持你、鼓励你。

知道：但是如果形成群体或者圈子的氛围，会不会更有利于文化的发展？
李皖：有利有弊，在武汉这个地方，使你更清醒地看到这个利弊。圈子文化的好处在于碰撞，容易使你摆脱那种狭隘，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见识，不同的观点，碰撞了以后发现不同的角度，这样就不容易狭隘。但是，它容易形成一个特别共性的圈子，而这个共性是会矮化你的独立的见解的。人的发展都是从一个苗头产生的，由于圈子文化的产生，它可能就把你的一些苗头打死掉了。
对于没有圈子的文化，最好的一点就是保持独立性，保持每个萌芽的充分发展，这个萌芽可能很糟糕，但由于没有任何人在初期打击它，这个萌芽会越生越大，它可能是一个很恶劣的东西，但只要给它充分的发展，一个谬种也可以是一个值得看待的谬种，这就是文化的意义，文化的意义在于差别。

知道：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武汉这个城市来说呢？会不会给人以缺乏人文气息的印象？
李皖：看你怎么看了，我觉得武汉还是有文化气息的，这个城市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但你一旦深入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很有点什么。这是一个发育的过程，一个城市如果成为圈子，或者它的文化成为大众共认的某一种价值的话，一定是这个城市发生了这类需要才能产生，不能凭空产生。就像法国巴黎的画廊，一定是有一批绘画的爱好者，有了绘画的交易，才会产生。就武汉这个城市而言，它的大众确实对于文化的需求层次很低，而且需要也很小，这个跟一个地方的人民的素质是相关的，很难发育。
但是你要看具体的个人，我们现在说的还是很小的一部分，以大众传媒的角度来看待的个人，你深入之后会发现，其实每个领域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个人，可能有些人并没有太多的名声，或者名声并不是很大，但你接触后你会发现他们很不错，在自己的领域也进展到很深的程度。

知道：他们在武汉的生存空间会不会很狭小，处境尴尬？
李皖：不会，如果是他的本行的话，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行业的而已。比如像学术界的很多人，像邓晓芒，他也许没有生活在武汉这个圈子，而且本地也没有一个适合他生活的土壤和生存的环境，但他在学术上的境界可能一直还是很好的。再像刘洪波这种人，我觉得他有他的圈子，他跟国内的评论圈子是有很紧密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来往、交流很多，通过书信、电话等等。我觉得他们的生存不是建立在武汉的文化圈里，而是全国的各种圈子里的。

武汉没有音乐圈

知道：一般会在武汉哪个地方买CD？
李皖：我买唱片就像买白菜，一次性购买的唱片就是几十张。在90年代之前，我对音乐方面的信息的所有来源都是打口带，而武汉是最早有打口带的城市之一。武汉第一代卖打口带的老板我认识，就住在武汉大学里面，在他没有门面的时候，我就在他家里挑碟了。后来有五六年的时间，我一直到武汉最大的音像批发市场去买东西，在江汉路那边的双菱音像批发店。
但是由于我是一个打口带的消费者，进出口唱片我基本上不买，武汉所有的打口碟小贩我都认识，有段时间，我会定期地去他们家里去买，叫“清铺子”。

知道：容易淘到你所需要的吗？
李皖：90年代之后，大量自制唱片出现了，在武汉都买不到，在北京有，你可以通过与店主联系邮购，我也很少用这种方法，朋友遍天下，真的很想要，让朋友帮你买就行了。到了2000年，确实很多国内的文化前沿，在武汉没有接口或者不在武汉，这个时期来的时候，它的解决方案也就来了，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
其实，我对音乐的所有的认识，都来源于实际地聆听，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价格完全取决于它的时新程度，好的东西不一定是有名的东西，有名的东西往往是被热炒的。凡是最出名的东西，可能都不是最好的东西，都是那种大众化、时尚化，音乐语言不新鲜了。我总是在它还没有成为大众化的东西之前去购买它，我喜欢买那种“烂货”，人家卖不掉的唱片，恰恰是在烂货里面有最好的东西，因为烂货往往是人家不买的，不买的就是不认识的、不知名的。

知道：作为一个乐评人，你是否关注武汉的音乐圈子？
李皖：武汉没有音乐圈，我们说音乐圈的时候，它必须有一批活跃的人，活跃的人要经常地交流，有一个共同的平台。武汉唯一形成圈子的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在校园民谣兴起之后，92年之后，鼓动了民间创作的热情，主要是鼓动了一些在校大学生，有了一些发表会和校园活动，包括胡吗个也是那个时期出来的，当然他的创作跟这个圈子格格不入。
同一个时期，跟这个时期相交错有一个时期，校园民谣创作也直接推动了本地以酒吧歌手为载体的摇滚乐的圈子，以华师的一个音乐老师为核心，网络了一批摇滚音乐歌手，我们知道的一些摇滚音乐，像后来出去的跳房子、漂亮亲戚等，包括达达原来也是它旗下的乐队。那个时期，实际上是武汉音乐圈最有点像圈子的时期。
后来成形的就是朋克圈子了，在朋克热潮当中，武汉的朋克以生命之饼的为中心，形成了几个乐队，这几个朋克乐队之间关系非常密切，但是这个圈子到现在基本上也不太活跃了。

知道：那你在武汉能够找到可以交流音乐的人吗？
李皖：没有，我是一个没有交流的存在，我的写作没有人什么交流，也不会刻意地去看别人的乐评。在我身上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是这个矛盾是因为你不认识它。我也跟一些人有过交流，这个交流是随意的，我不会主动地去交流，但是你跟我交流的时候，我不会拒绝，而且会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同样地，我在写作过程中，不同时期，有过一些书信的伙伴，有外地的，也有武汉本土的，他们有的人成了专业的工作者，有的仅仅是为了乐趣。

做报纸就是对市民文化的妥协

知道：除了和你谈音乐，实际上我也更有兴趣和你谈谈武汉的媒体。在武汉媒体工作了20年，你如何看待现在的工作？
李皖：媒体对我来说只是职业，当媒体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至少不会再把它当作一个对立面来看待。在做媒体的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磨人的工作，它是一个需要耗费你的生命，也需要耗费你的智力的工作。其实，我对媒体最大的心结是，它始终不是我的事业，但是我一直认为媒体是我们的事业，或者他们的事业，我从来没有怠慢过我的工作。

知道：从《阳光周刊》到《新周报》，从《武汉晨报》到《大武汉》，每一个都期待区别于其他媒体，提升报纸品质，但最后却都面临并不太乐观的前景，为什么会是这样？
李皖：那是他们没有被规范，就像市场上来了一个野孩子，一开始他不知道这里居然有那么多陷阱、规则，一旦他进入到这个轨道上，就和大家一样了，这是一个从无规则到有规则的过程，无规则的时候啥事都干，搞的时候他不觉得这是要死的事儿。刚开始的时候，官方也能够容忍他，因为刚创办的时候，力量比较小，影响也不大，所以还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解决，不至于要关门，但是当你的实力越来越壮大，看的人越来越多，就越来越要管你。

知道：我对武汉的媒体很悲观，你呢？
李皖：我对武汉的媒体是一种极度的不认同。武汉报纸的品味极低，内容极其的琐碎和市民化。如果我们说市民化的城市对武汉来说是一种冤枉，那么报纸绝对是一个市民化的报纸，没有多少精神的东西，甚至没有多少高质量的生活，武汉的报纸除了能给你一点信息之外，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知道：武汉的报纸似乎很乐意于宣传这种市民文化，难道不应该给公众一个积极的引导作用吗？
李皖：市民化是由一个城市的氛围决定的，媒体不是原发物，有时候我们夸大了媒体的作用。你可以对它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更高的要求是在不违背大众媒体的规律下提出的，近似于把小说拍成电影，如果这个电影的诉求是大众电影，那么它的改编就是庸俗化的改编，所有的你作为一个小众论者或者文化论者觉得精要的东西可能都是不合适的，你需要的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大家能够理解的一种故事化的操作。
做报纸的、做大众媒体就是对市民文化的妥协，而且我也不是这个报纸的主人，如果说这个报纸是就是我出钱办的，我就可以办成我喜欢的报纸，完全是我的立场、我的观点，但我争取的读者就不是大众，而是跟我有同样觉醒的一批读者。但实际上，我们做一个报纸的总编辑的，不是报纸的主人，管理上对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描述，就是投资人和资产增值人的区别。我们做报纸的完成的也是投资者的愿望，比如投资者主体是一个报业集团或者市委宣传部，从集团角度来讲，你要给集团挣钱，这是一个大众报纸的商业伦理；从市委机关报、党报的要求来讲，你要给它进行宣传，这是一个政治原理。

知道：为什么没有选择做一个专业的乐评人，而是成为了一个媒体人，这两个身份，您更喜欢哪一个？
李皖：我当然更喜欢乐评人的身份，媒体纯粹是养命的工具。我没有面临过这种选择，我一直把写乐评当作业余的东西来看待，对艺术、文化来说，业余的东西是最好的，一旦把业余做成专业，它就变味、异化了。如果把写乐评作为职业的话，那会很可怕，职业你需要用它来挣钱，它的目的就变了，成为了一个赚钱的工具。

李皖，祖籍安徽，1966年生于江苏徐州，1985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为《武汉晨报》副总编辑。业余从事音乐评论写作，著有《回到歌唱》、《听者有心》、《民谣流域》、《摇滚1955―199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