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危舟：圣约下的主权与反抗：读《自由的崛起》

圣约下的主权与反抗：读《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

危舟


思想史的展开，就是思想的生长、传承、演变的过程。显然，加尔文并不是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主义比加尔文个人的神学思想涵盖的范围要广阔得多，但无可否认，加尔文主义的政治观与加尔文神学最核心的思想有着同源性。加尔文主义政治观表现为这样一种观念，即从圣约出发，否定世俗中无约束的单一主权，保留公民反抗暴政的权利，积极追求宪政主义下的自由。凯利此书梳理了加尔文主义政治观如何发轫于日内瓦那位瘦削的神学家，并经一系列发展演变，臻于成熟，深刻影响到近代几个立宪主义政府之形成的过程。

近代世界政治的历史是主权概念的历史，一切政治思想都必须完成对主权的论证。加尔文相信世界上有两种主权，即教会和世俗政府的主权。这信条其实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就是惟有上帝的主权才是完整的，人间的主权始终是残缺的，并受到上帝主权的制约。无论教皇还是国王，如果强调自己是上帝的全权代理人，拥有完整的主权，或者任何对人民主权和国家主义的单一论证，最终落脚点都避不开偶像崇拜。人民主权的论证落实在法国大革命中，国家主义的论证则产生一种神秘主义的国家观，成为德意志思想中久徊不去的幽灵。

圣约较主权更为根本，因为上帝与子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首先体现在圣约中。就圣约而言，所有子民同为立约者，并无权位上的差异，统治者的权柄在圣约之下才可能得以确立。关系的建立在先，权力的委托在后，统治的主权受圣约的约束。

因着人的罪性，良好的世俗秩序离不开统治，但统治者本身也是罪人，故统治的主权不是来自上帝的让渡，仅是委托治理，完整的主权事实上依旧在至高的主手中。除非人不是罪人，那么委托的权力将与上帝的主权同一，但那样也就没有统治的必要了。此观念经过一系列传承，后来在麦迪逊的名言中被表述为“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在离开超验背景的权利式契约论中，比如霍布斯那里，人民的主权被让渡给君主，结论是绝对君主制。在卢梭那里，则是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两者都包含着对完整主权的渴望，却未给自由留有余地。

加尔文承认各类政体均有优缺点，但他还是有着类似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贵族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混合是最佳的政体形式。出于对人的罪性和欠缺的深刻认识，他不相信任何人可以操持单一的完整主权，无论他是一位现实的君主，还是抽象化的民意。

因为不同政体的设立，本出于上帝的安排，加尔文认为，对于身处某一政体中的人来说，本分就是服从上帝设立的治理者，而非改变之。虽然总体上来说，加尔文本人基本上持服从不反抗的立场，但反抗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已经初现端倪。

服从，还是反抗，始终是无可回避的问题。

1554年，苏格兰改教者诺克斯向茨温利在苏黎世的继任者布林格提了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服从一个强制的偶像崇拜并谴责真正宗教的行政长官？”面对此难题，布林格其实明白诺克斯的言外之意，但他显然不愿意给出诺克斯希望得到的答案。他表示对此“很难发表什么意见”，而且就此发表“任何具体意见，也将是非常愚蠢的”。

诺克斯的问题在加尔文那里有一个保守的答案。加尔文承认“低级别官员”可以带领人民反抗违背上帝律法的“高级别官员”。加尔文强调：
纠正暴政，虽是神所施的报应，我们却不能断定说，这是交托给我们了，因为我们除服从和忍受之外，并没有受别的命令。这一个道理是我专对私人而言。因为今日若有公共长官被任命保护百姓来制裁王权……我非但决不禁止他们行使职权来反对的残暴或虐政，我反倒认为他们若纵容君王来压迫人民，乃是极不信不义的，因为他们明知自己是为神派立保障人民自由的，却把它欺诈地出卖了。

这是一种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反抗，也与加尔文的主权观相联系，因为“低级别官员”同样分享部分主权。诺克斯向苏格兰贵族的呼吁就采取了立宪主义的反抗理论。另一方面，在他对玛丽女王说出“如果我预见到一些会损害国家的事，我会像那些贵族一样，全力阻止这样的事发生”时，则暗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私法意义上的反抗。

在私法意义上，加尔文强调消极的不服从，他写道：“当服从那些治理者，但只在主里服从他们。”并以但以理为例，解释了消极不服从的合法性。私法上的反抗理论在诺克斯和法国的胡格诺派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影响了洛克的政治理论，最终落实到北美革命的实践中。同时，也为现代个人主义式的公民不服从与公民反抗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
随着世界的日益世俗化，政治思想从宗教背景中挣脱出来，转化为科学的政治术语，一路狂奔，志得意满，逐渐遗忘其神学之根。然而，遗忘上帝并不能消除对上帝的渴慕。在这转折中，政治科学破茧而出，也在这转折中，政治科学苦苦寻找着它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