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自序

2008-09-13 11:49:09 来自: 东民

（修订稿）

儒学从来被视为文化；从曾国藩、张之洞到熊十力、牟宗三，近代以来认同坚持儒家思想理念的政治家、思想家也一直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这里的文化一词，前者是作为概而言之的共名，后者是指作为与政治、经济或宗教相并列的别名，均不难理解却又似乎都很难经得起推敲追问。而作为本书书名的“文化儒学”的文化则属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是指一个由人创造出来用以解决其生存生活问题、协调其与自然、社会及自己身心关系的符号性、工具性或意义性的系统。这既意味着作者对儒学之知识类型或属性上的定位，也标示出其对儒学本身的立场和态度。由前者，作者与那些将儒学化约成哲学、宗教或者伦理等等的近代以来的儒家学者或非儒家学者相区别；由后者，作者又与那些原教旨主义者或文化虚无主义者（全盘西化论者）相区别。因为在文化人类学的视域里，文化在结构上呈现为一个包含知识、信仰以及艺术、习俗等等的复合体，在存在方式上则表现出遗传和变异或继承和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

文化人类学还有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insider/outsider或emic/etic）的区分。作者自认属于前者，即试图表达一种作为文化承担者对自身文化的认知，而不似后者是表达一种“他者”对“异文化”的分析。这使本书文字对儒学的论述流露出一种文化现象学、阐释学的倾向。如果确实如此，它的直接原因应该首先跟作者早年选择魏晋玄学完成博士论文这一经历联系在一起。跟魏晋一样，今天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儒学内部也必须面对一个如何在变化中传承的问题；它需要属于自己时代的王弼式的思想著述。

文化儒学、内在视角，意味着儒学与生命的内在关联。宋儒讲“变化气质”，牟宗三说儒学是“生命的学问”。他们那里儒学不仅逻辑上是“先在的”，价值上也是“优位的”。而本书作者认为生命与儒学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不预设什么“天”或“理”的逻辑“先在性”。作为意志与环境互动的产物，儒学既是生命的表达者又是生命的塑造者。作为表达者，它是可以选择的；作为塑造者，它是值得敬畏的。

如果“得意忘言”、“即用见体”、“公民宗教”可以视为本书的几大关键词，那么“得意忘言”具有方法论意义，凸显“用心”作为行为的动机及其效用评价者的意义。“用心”即是。一体之仁一以贯之，其显现发用，则因时制宜。“即用见体”就是为了解构宋儒以及新儒家的形上思维旨趣，通过将命题还原于历史情境，在对命题的历史合法性做出论证的同时，打开其向现实开放的可能空间。“公民宗教”则是为了超越以基督教为范型的儒教解读方式，在儒教国教化的所谓上行路线之外探讨某种基于社会心理意识和组织系统复兴的可能途径。

从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的“狠批封资修”再到八十年代的“拥抱蓝色文明”，新世纪国学、儒学之受重视叫人感慨系之。这并不是什么“热”，而不过是社会趋于正常之后文化意识向常态的回归。并且，这个过程同样需要付出努力：一方面传统需要更新自己的话语形态，一方面思想界也有一些心态和认知需要调整纠正。从“思辨与论辩”的副题可以清楚看出，作者的工作实际也是贞定于此。跟学术、抽象的“思辨”紧密相关，国学院、《论语》和施琅诸论辨后面，所涉及的乃是政治重建、文化认同和身心安顿等问题。从那些出场的脸谱可以清晰分辨出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各种流派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以及主张后面的思想资源和价值诉求。作者的观点或许远不足以代表儒家，但绝对属于他自己。读者不妨像数罗汉一样试着对号入座，看看自己的好恶如何作者的论证又怎样？

智慧女神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起飞。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希望产生什么宏大成熟的思想未免有些不切实际。在《儒者之维》出版三五年后推出这样一个论文集，作者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出版社愿意出说明还有人对儒学和传统感兴趣，惧的是三五年过去自己还算努力的成果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只能说差强人意。

但愿下一个三五年能做得稍好一些！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