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周士一先生二、三事 潘启明

回忆周士一先生二、三事

潘启明

2003年9月

　　2003年9月6日，为了准备上《中西哲学思想》课，上了一次网，查我的名字。涉及我的两本书《周易参同契新探》和《周易参同契通析》的居多。其中一条是批评的。来自20年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论文摘要》。原文为：

四、化学史
一本不严肃的书——评《＜周易参同契＞新探》一书
戴念祖　李亚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本文指出，周士一、潘启明两同志合著的《＜周易参同契＞新探》一书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该书认为，《参同契》是对人体生物场能量运动和元气学说在历史上作了第一次严密的数学描述。这种观点既不合《参同契》本意，也不合科技史的基本事实。周、潘二位所理解的"场"与物理学场毫不相关。他们对太极图的来龙去脉未作研究，误解了历史文献，作出了草率结论；在注释《参同契》、翻译李约瑟的信等方面出现了不应有的错误；随意删改《参同契》文句，过份夸大它的意义；不顾该专题的研究状况和历史，一味追赶时髦等。本文认为，该书只是用现代科学的术语、概念、符号代替《参同契》这本古代著作，这样"用现代科学观点"去研究古代科技史的方法是要不得的。
　　对《新探》的批评，是周士一和我早在动笔写书之前就预料到的。当时是1979年，国内“文革”横扫“四旧”和“封资修”残余影响尚在；有些喜欢“拿起笔作刀枪”的人，还没有改变他们的陋习；还有一些为了“即得利益”或为了谋求某种利益的人，也不会错过展示他们“捞稻草”才能的机会。所以当哲学所的王明先生大声疾呼，改变一下学术界不正常局面，使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中国文化，中国学者论文不再了了可数，我们决定回应时，我们不能不回避政治和哲学都很敏感的《周易》，而选取中外认定是中国第一部化学著作的《周易参同契》做突破口。这样做，一则是《周易参同契》保留汉易的许多素材，特别是象刘勰《文心雕龙》所讲的“易惟谈天”的材料，我们可以从天文学（即从纯自然科学）的方面切入去谈易。二则《周易参同契》自古便有“外丹说”和“内丹说”的两种看法，外丹的价值已经被肯定，它在内丹上的价值，也应该让世人有所了解。同时，我们议定不把它写成纯学术论文的格式文体，借以从审美的角度，唤醒炎黄读者的民族意识。

　　我们当时作了坐牢的准备，准备我以我血祭轩辕。我们认为能以我们的牺牲，唤醒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的复兴，是值得的。论文首先在《湘潭师专学报》80年第二期发表。同时发表的还有我的一篇以水生署名的《从史丰收的速算法想到的》。

　　但我们做的最坏准备并没有到来。相反，《中国科技史》作者李约瑟读过湘潭师专学报专为我们印的单行本，立即致信给我们：

Dear Chou Shi-i and Pan Qi-Ming:

　　My collaborators and I wish to thank your warmly for the copy of your joint work on the relation of Wei Po-Yang's Tshan Thung Chi to the Book of Changes (I Ching), We dealt with this subject ourselves up to a certain point in Volume 5 Part 3,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but your treatment is much more extensive and is undoubtedly extremely interesting.

　　We are filing it among the acquisitions of this Library where it will undoubtedly be very useful to future research workers. Thank you again for sending us a copy.

With best wishes,

Yours sincerely,



　　信中有誉美的成分，不过“your treatment is much more extensive and is undoubtedly extremely interesting”和“it will undoubtedly be very useful to future research workers”中几个副词和形容词，绝非客套。我到觉得这是他嘉许和鼓励中国学者敢于冲破“文革”中学术沉闷的真实表露。是一个远离“文革”旋涡，却又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国际朋友，对一种久违了的学术解放感到激奋的内心自白。后来，我们曾经将湖南出版的《周易参同契新探》一书寄了十本给他。他回信说他分发给了关心中国科技史的朋友们。一年后，他特别邀请周士一到他那里做了一年多的访问学者。

　　《新探》出版，在国内的反应更是十分热烈。当湖南省主管文教卫生的副省长王向天看到学报和李约瑟的信之后，立即指示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篇论文的单行本。当时的众多杂志文章，大段引用其中文字。有的连标点都不改一改。在当时的气功和人体科学界，几乎是无人不知。国家的某权威宣传部门，还将它列为爱国主义书目之一种。

　　和《摘要》记载的是历史真实一样，在网上的另一篇叫《无忧子点批养生蠡测二》的文章，可以反应出当时另一类读者的心理感受。

时贤周士一、潘启明合著《周易参同契新探》一书，时值动乱岁月之后，我不禁发生空谷足音之感！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欢跃！
　　当时对我们的批评，出其的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1990年，我在《周易参同契通析·后记》中曾写道：

《新探》发行之后，得到的批评出乎意料的少。我们自知这完全是天功。内耗是我们民族机体的致衰致死因子。当百花只剩一花，百家只剩一家，八风只剩一风，五色只剩一色时，文化与科学的“生态”天平，失去了平衡。民族的经济也就向着下倾的一端，带着加速度滑去，直滑到崩溃的边沿。一百五十年来一直盼望民富国强的民族，在惊愕中顿悟。不仅个人需要返还之道，返根还元，返童还先，民族也需要丢掉内耗，恢复生机。
　　当然批评也不是没有。就是到今天累积起来，包括学术会议的小组即席发言和信件，我们收集到的批评意见，也没有到两位数。最富闹剧色彩的是；当一个世界级的中国科技史专家褒奖它的诞生的时候，二个炎黄子孙，自己不去深入研究中国化学史，努力写一篇让国际朋友高兴，让同胞“兴奋和欢跃”的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却对同胞的工作成果十分恼火，于是“拿起笔做刀枪”，企图将它扼杀，恨不得把它“踏上千万只脚”，并且送进坟墓。我们对这场闹剧是如何反应的呢？记得有一天，周士一和万里，突然拿着科学院一篇批评稿子给我看。他俩心怀“文革”的余悸，担心“科学院”三个字中有蕴含着什么来头、什么杀机。我看完稿子，对他们淡淡地说：“查查作者是什么人。如果有来头，批驳文章我一个人就足可以做了。”过两天他们告诉我，作者是个具有中级职称的。我便说，“批驳文章不必写了。人家还要评研究员的职称呢。他不这样向中国科技史的世界级权威挑战，表示他比李约瑟更知道什么是一本‘严肃的书’，他又能从何处下手写文章表示他有中国科技史的学术水平呢？饶了他，给他保留一个混饭吃的饭碗吧。”

　　上个月，湘潭师院卫生科退休科长汪宗增大夫携夫人来我家作客。谈起老朋友们时，他说周公患了糖尿病，不肯治疗，去世了。我着实感到几分凄凉。糖尿病并不是不能保守治疗的疾病。依周公的功力，他并非不能延续他的生命，然而他不为，竟然撒手而去，留下可怜的孤儿寡母。当然他有他自己的理由。我能理解他。士一先生是湖南人，长我15岁，是我敬重的兄长，我称他为周公。他1948年考进湖南大学。因为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未能完成他的学业。解放后，分配到湖南某县教育局工作，得益于局长的厚爱，有机会足足读了几年古书。他天资聪慧。读过的书，大多记得。写文章是不需要停下来去查资料的。《＜周易参同契＞新探》当然是他的大手笔。至于我，则是他的大度，送我一个署名。他的脾气死怪，在中国气功协会，别人要他讲《周易参同契》，他硬是不讲。于是有人推测，是我的主笔。他们哪里知道，他是不想留片纸只字于人间的。是我多事，把他鼓动出来写书。对于读者的期盼，我作为作者不能置若罔闻。于是才有我的《周易参同契通析》。我解的不好，倘他来写，自然是另一番景象了。

　　二十年的往事，我都淡忘了。不是在网上看到，还真想不起来。“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是我写上面文字的真正原因。二十年前，我曾向周公和万里承诺：批驳文章我一个人做。今天抄下四段引文，三种评论，还有我的一段自白。算我对天下人的一个交代。周公已成故人。我不将这段历史记下，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今天当然还和当年一样，批驳文章是不值当写的。走自己的路，让路傍的狗自己去欣赏它的吠声吧。难道我还要哈下腰来，捡一块石头喂它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