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还是鲁迅？
2008-08-27 19:31:02 来自: waitsince(未来之剑已悬在头上)
一个是谦谦君子，一个是铮铮铁骨；一个海纳百川，一个嫉恶如仇。
一个崇尚民主渐进改良，一个力推激进变化革命；一个以“立”为主，一个以“破”为心。
一个是播种者，一个是医疗者；一个是“饭“，一个是“药”。
二十世纪的历史车轮轰然地倒下，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交合着这一世纪的风云雷电拨开世间的迷雾。重回那个年代，那个没有聚光灯但群星荟萃的年代。而这些群星中，有两颗无疑最为耀眼。这两颗星，一个是胡适，另一个便是鲁迅。
一九一五的胡适和鲁迅，走得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一个在大洋彼岸从师杜威，一个在书斋中抄写古碑聊以度日，但他们心中都有一种难以遏制的热情。这种热情既是对个人价值的估量，更是对民生凋敝的中国的一种自发的责任感。而当时所缺少的，只是热情得以涌动的发酵池。
一九一七年，这个发酵池正在逐步形成。一个不甘心待在海外急迫阐述文学改良方案，一个被挚友说动出山唤醒“一二人”。一场潜伏已久的运动即将撕破平和的面孔，要给世人一场惊天动地的呐喊。旗帜已经绣上鲜花，子弹也已上膛，但是谁来发射呢？
那时的胡适之人微言轻，那时的鲁迅空有一腔热情。所幸，历史不乏有意识的集合。《新青年》的大旗挥舞起来，《文学改革刍议》也以排山倒海地势头席卷华夏，一句句激动人心的口号燃起了那一代人的激情。孔家店的大楼也岌岌可危，德先生和赛先生也不远万里亲赴中国，那个年代正如胡适之所言：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that we are back again.
作为统一战线的队友，蔡元培是一位韬略深远而又知人善用的主将，陈独秀是一位攻城略地摧枯拉朽的主将，而胡适之是一位勇于除旧布新注重建设的主将，而鲁迅则是一位骁勇善战不乏奇谋的大将。蔡元培搭建舞台，陈独秀摇旗呐喊，胡适之运筹帷幄，周树人趋前相应……这样一场配合得如此默契的革命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然而，改革的迫切心理引发的对气势的过多关注和对传统的绝对否定以及对学理的忽视则使这场运动走向一条不必要的岔路。
一九一九的五月，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成品的“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从此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几位志同道合的主将也不再潜心学理的探讨了，暴露出躁动的本质，纷纷投入党派的阵营。对于胡适之来说，文学革命由目的变为了手段，开始其他不同层次的思考，然而五四运动却将一场思想的运动逐步变为政治的运动，打乱了胡适之的思维，恪守着不谈政治的他也不得不走向动机的反面。而鲁迅，始终就像一个旁观者，即使有当时的作为白话文先驱的冲锋者，也难以突破他那传统的中国式批判思维和日俄式的西方民主观念。但作为旁观者，往往更加清醒。与各位共同奋战的盟友分离也是难以抵挡的事情了，当然也包括胡适。
一九二五年，二人正式分道扬镳。一个成了现存政权的诤友，另外一个则是社会和政府的坚定的批判者。一个开始“立”的征程，一个开始“破” 的道路。不论是“立 ”者还是“破”者，都很难在独坐斗室潜心治学，不得不卷入政治的洪流中。立者，需要保证对政权的尊重和对社会的长远考虑，所以不得不采取一种温和的良善的方略；而破者，可以肆无忌惮，依靠满身正气直指其非和痛斥其旧，不必在乎破除后的社会导向，因而采取一种“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策略。
然而，不破不立，更重要的是有破未必有立。胡适了解这点，鲁迅同样也没忽视。一个欲采取渐进的模式用优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从而完成对制度的重新确立；另一个旨在从猛烈的声讨中唤醒人之为人的意识，从而完成对人的重新塑造。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二人是同样的人。虽然政治理念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有一种责任感的驱使，都有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原则上妥协的自信。
在三十年代，统一的政府的形成和巩固给两人提供弥漫着硝烟和迷雾的战场。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以及与左联的接触所巩固出的激进主义更彰显出鲁迅那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范式，他不相信任何人和堂而皇之的理论化的东西，更不相信宪政、民主以及共和等任何一种外在改进方法，对于他来说，唯一有用的就是“ 掮着黑暗的闸门”去改革国民性。而胡适在体制内，对高谈主义者同样不屑一顾，受杜威和赫胥黎影响的胡适更相信要把责任落实在行为和结果上而非行动和意图上。他就像一个传播者，不断地播撒着种子，以待有心人的收获；而鲁迅则是担心幼苗成长的困难，因而不断的施肥加料。
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中国的舞台从此少了一位敢于直言的思想者，少了一位畸形社会的修正者。而胡适，则更加寂寞地面对这个世界，矢志不渝地推行他的改良措施。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尝试集》，以及后来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谈政治的胡适开始卷入政治中，携手《每周评论》，加盟“新月社”，创立《独立评论》，提倡个人主义，发起民主与独裁之争，并不断地为自由呐喊。犹如一只喋喋不休的“乌鸦”，虽然两边不讨好，但一直在告诉人们灾难的降临。思想革命与政治改造齐头并进。胡适总在一次又一次的温和的尝试中开创出新的局面。
从《狂人日记》的发表，到一系列的新诗杂谈的出炉，鲁迅一直在彷徨中呐喊，直到坚定对国民性的批判，犹如苍鹰直扑脱兔，用杂文开创出政论新风气，思想革命一直贯穿前后。鲁迅总是在在具体的事物中用具体的方法发表着不具体的话语。
历史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身后事鲁迅岂会知之？一个终生反对独权和形态化的人却被意识形态异化，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在死后却没有独立的灵魂空间，这是作为动机的最具有讽刺性的反动。至于胡适成了鲁迅的二元对立的反面，鲁迅更是没有想到。
一九六二年，胡适也离开了这个他无限热爱的世界，这个他奋斗一生为之竭尽全力的世界，一个人孤独地离开了。二十世纪的两颗炫目的星也都逐渐地失去其光辉。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很难再找到这两颗星的痕迹，反而在无聊的世间有无聊的人无聊地做出两颗星的模样，用白炽灯刺眼的光点亮。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但没有第一个有能力并且有勇气突破的人，又何来“走的人多了”？鲁迅一直在痛心疾首地警告我们哪条路不可走，犹如医师对疾病的痛恨；而胡适则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们哪条路可走以及如何走，犹如老农对粮食的热爱。
有人说，鲁迅是“药”，胡适是“饭”。对于一个饥饿的民族来说吃饭是最急切的事情；然而对于一个病态的民族，生命业已走向危险的边缘，没有“药”也就预告着他们的死亡。而今日拖沓前行的中国，面对不可知的未来，究竟是胡适还是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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