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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1 18:44:38
小李匪盗
中国的经济制度
张五常
谨以此文献给朗奴•高斯。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并以此祝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三十周年。
第一节：中国的问题
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一九八○。一九七九的秋天，我到离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迹象。北京当局与将来的史学家无疑会选一九七八为改革的起点。这里日期明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定。有了这个日子，朗奴•高斯策划的这个中国研讨会议就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肯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今天刚好是三十周年了。
当年的三中全会决定了两件事。一、中国开放推动经济发展；二、邓小平再获授予权力。那时，相信这两项公布的人不多吧。关于经济，类似的豪言壮语曾经表达过。至于邓的复出，这是第三次了。虽然这一次说明他获授予的是最高的权力，但资历比他高而又反对市场经济的同志，大有人在，而一九七八年的中国，资历辈份重要。有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邓可能再下台。
一九七九的夏天，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要求我写关于中国的前景。他说戴卓尔夫人的办公室对一个学术性的分析有兴趣。那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跟着是愈来愈有兴趣地跟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一九八一年，我察觉到中国的局限在急速转变，于是为该学社写了一篇足以印成小册子的文章。一九八二发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注一）作出了肯定的推断：是的，中国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延迟了一年才出版，因为不同意的批评者无数。在西雅图最亲密的同事巴赛尔，不同意我的推断，但他认为关于理论那一节真好，不发表很可惜。
于今回顾，我当年的准确推断使朋友与同事惊奇，而我自己惊奇的，是跟着的改革发展速度。差不多三十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超越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而发生于一个那么庞大，人口那么多而又是那么复杂的中国，近于不可置信。还有的是，在这奇迹的发展中，中国要面对贪污，面对一个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论与宗教自由，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六万次动乱。除了动乱的统计数字——不知定义为何，不同地区的朋友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他们会认为是动乱的——其它上述的负面事项皆属实。
大约二○○三年，几位熟知中国的朋友向我投诉国家的多种不是。我回应：「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用一个比喻对这些朋友解释困扰了我好几年的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纪绿。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这篇文章要找这问题的答案。长而复杂，因为我有一段历史要叙述，有一个理论要解释。这样，我要专注于中国做对了什么。这里我只能再说，要批评中国我可以写很多本书。
自一九八○起，中国真是个经济奇迹。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高举香港的经济奇迹，因为人口上升了十倍而人均收入还有可观的增长。然而，香港以北的深圳，人均收入的增长比香港还要快，而同样的时间人口上升了四十五倍。举另一个例，我和太太造访绍兴后五年，再回去面目全非。报道说，一些劳工离乡三年，回乡找不到自己的家。有些深在内陆的城市，像三藩市那样，高楼大厦在夜间灯光闪闪。目前，世界上过半的新升降机是在中国装置的。
今天在中国，高速公路每年建造四千多公里，足以横跨整个美国。九十年代中、后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筑起重机集中于上海。那时楼价急跌，但午夜还可见到镕焊工人在高高的钢架上操作，彷佛天上的星星。上海在五年间建成的商业楼宇面积，比发展得快的香港的五十年还要多。二○○二年，上海的策划者突然大幅减低楼宇建筑的容积率，因为发觉高楼大厦的重量使该市下沉。从南京到上海的四线公路，启用时因为车辆稀少而被批评浪费，但五年后交通堵塞，进帐可观，要扩宽为八线了。因为车辆按大小收费，载货超重严重，世界级的公路很快就被压坏了。整个国家的所有港口都要排队落货。二○○五年，地球最长与次长的跨海大桥同时建造，而且是在同一地区。
温州一家造鞋厂雇用十二万员工。该市差不多产出地球上的所有打火机及圣诞灯饰。义乌，十五年前以地摊小贩多而知名，今天每日输出过千个货柜，来自韩国及非洲的购买商人云集该市，使写字楼的租金升穿楼顶。有谁听过几千间店子只卖短袜，不卖其它？这是义乌，那里的批发商场大得我一看就坐下来，因为老人家不容易走那么远。乐从镇有一条马路，两旁满布家具商店，长达十公里。苏州的广大工业园，园艺美观，满是世界级的名牌工厂与世界级的厂房设计，五年间在农地上冒出来。杭州每年游客四千万。该市有一间零销店，出售一个名牌的皮包，每天平均进帐八万美元。
我可以不断地继续叙述类似的现象。没有什么意思吧。需要补加的，是浦东的一个故事，即是上海黄浦江之东。一九九三年我带弗里德曼夫妇到那里，见到的只是一行一层高的店子，据说是建造给邓小平看的。米尔顿当然反对这样做，指出政府的发展策划一般失败收场。然而，八年后，我带一位美国建筑设计师到浦东商业区，他目瞪口呆，说那里密集的摩天商厦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上了一课：一个像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而又发展得那么快的国家，会有很大的空间容许以尝试的方法学习（注二）。
今天，浦东的商业楼宇还在建造不停，空置着的很多。楼价却在上升。这些看来是互相矛盾的现象只有一个解释：人们在等待。他们下注投资而等待，期望着一旦中国解除外汇管制与金融管制，上海浦东会立刻成为一个有领导地位的金融中心。
统计的数字加不起来。一个从事统计的官方朋友，直言无法前后一贯地把数字组合。二○○五年，北京相当大幅地把过往统计的增长率提高，但这调整可没有算进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是戏剧性地改进了。不止此也，大部分的省份统计的增长率，高于北京对整国的统计，有些高很多。二 ○○六年，广州报道该市的人均收入暴升，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用产出总值除以户籍人口，忘记了数百万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的产出贡献。没有疑问，二○○○年起农民的生活直线上升，但官方的统计却说他们的增长率低于城市的。他们一定是用了户籍人口算，因为没有谁知道多少农民「流动」去了。我认为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人口在国内流动。不知道这个陷阱，外间的机构几番报道，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正在危险地上升。这些报道脱离目标要以英里算。
* 感谢高斯、韦尔因、巴赛尔和张滔。他们细读了此文的初稿，提供了意见。
注一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
注二 当一九九七年上海宣布将在浦东建设一个新的国际机场，怀疑的人说旧机场的使用还没有达到饱和点。浦东的新机场一九九九启用，过了不久一条跑道不够。二○○五增加了一条跑道，二○○八再加一条及一个新的候机处。旧机场现正增建另一条跑道。这样看，上海每隔两年半就增加一条国际机场跑道了。收费的公路与桥梁有类同的故事，本来亏蚀的没多久就赚钱。一位朋友惋惜卖掉一段公路，因为不久后满是车辆。一位来自台湾的规模不大的方便面生产商，五年后每天产出三千万包。从二○○○到二○○六这六个年头，在中国投资的人差不多不能出错。可惜好景不常，到了二○○七年底，这乐观的景象不再。
第二节：思想的冲击
罗拔•蒙代尔，北京的荣誉市民，是高斯的仰慕者。听到老人家亲自策划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议，他建议要有一篇颂赞高斯的学术贡献的文章，而我是写这篇文章的适当人选。但高斯已经邀请我写这篇关于中国经改的开场主题，不是写高斯本人。我想，这里起笔说一下高斯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适当的。这样做，我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自己，因为把高斯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同胞的只我一人。
一九七九我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题为《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注三）。这个古怪的题目是回应早一年我读到的、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孙冶方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第一条》（注四）。文革期间，孙先生说了这句话，被困坐牢七年。我当然同情他，但不同意他高举的马克思的价值与价格概念。我的长文只申述一点：资源稀缺，竞争无可避免；决定胜负要有准则，在无数可以采用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注五）。我列举了多个不同的准则，包括排队轮购、论级分配等，指出必会有租值消散的浪费。只有市场价格这个准则没有，而市价的使用是基于有私产的存在（注六）。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该文在北京广泛流传，不少朋友说影响了后来中国差不多什么都收费的习惯。有系统地以中文解释高斯的界定资产权利与交易费用的理念，始于一九八二，见于《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中译（注七）。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开始热心地以中文下笔。《从高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注八）。该文详细地讨论了畜牧与种麦的例子。到今天，我发表了大约一千五百篇中语文章，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经济改革与政策分析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吧。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战期间在广西差不多饿死了，今天作为还活着的老人，我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外人是否同意无所谓，只要他们读我写出来的。我相信任何人读任何人的文章，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高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
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高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注九）。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高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
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著。
在这重要关键上，高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高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今天，在百度，那普及的中文搜索引擎，「高斯定律」的几个译法出现过不止十万次。
同样重要的，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我用上好些例子申述。当时的香港，土地是政府或皇家所有，一幅官地的私人业主只持有一纸长期的租用合约。当我在洛杉矶加大作学生时，借钱购买了一部细小的快意牌汽车。我是注册车主，银行是法定车主，但这两权的分离对我使用该车是没有影响的。高斯对权利界定的分析，在那一九六○的鸿文中用上的多个精彩的实例，我看不到所有权是否私有对资源的使用有何重要（注十）。这话题的出现，是因为当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九八三开始盛行的承包责任合约。我看到在逻辑上推到尽，这合约是准许私人使用资产但没有私人所有权。承包合约是这篇文章的重心所在，我稍后才详论。
让我跳到二○○六年八月于北京。周其仁给我看两本我自己的书：《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与《再论中国》（一九八六）（注十一）。二者皆在香港出版，但被影印复制，扉页盖上一个「内部阅读」的印章。这些书是北京同志的内部或「秘密」读物。我从来没有那样高兴见到自己的书给人盗版（据说每书复印二千册）。在这两本结集中，高斯的影响是清楚而又广泛的。
注三 张五常，《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一九七九年十月《信报财经月刊》。
注四 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九七八年十月《光明日报》。
注五 租值消散是个重要论题，起于公共资源使用的分析：资源的租值，会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使用，引起使用成本增加而消散了。由此引申，我指出只要不用市场价格，或市价被政策压制着，其它的竞争准则一定会出现，而某程度上这些其它准则必会导致租值消散。从租值消散的角度来解释经济行为是一个重要的法门，可惜经济学行内不重视。我的经验是分析交易费用时，采用租值消散这个通道非常有效。
有关读物，见Frank H.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924); 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54); Steven N. S. 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0); Idem,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4).
注六 采用市价是有费用的，但作为一个竞争准则，市价本身不会导致租值消散。关于采用市价的费用，见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ember 1937); George J. Stigler,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61); Steven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83).
注七 张五常，《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九八二，重刊于张五常，《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年八月初版，再版多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树出版。
注八 张五常，《从高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发表于《信报》，转刊于《卖桔者言》，后者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初版，再版无数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树出版。
注九 一九八○年在底特律的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中，高斯催促我回到中国去，因为他听到中国有可能开放改革，而他认为我是向中国人解释经济制度运作的最佳人选。几个月后，我听到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的位置将会空出。一九八二年五月获委此职，十八年后退休。
注十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在早一篇同样重要的文章里，高斯写道：「人们看来不明白的，是联邦传播委员要分配的，或者要在市场出售的，是以一件仪器传达信号的使用权。这样看问题，我们无须想到频率或无线广播的所有权谁属那边去。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59), p. 33.
注十一 张五常，《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二者皆再版多次，目前由花千树出版。
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注十二）
艾智仁提出：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而决定胜者与负者的规则可以阐释为产权制度。作为他的入室弟子，加上后来受到中国经改的启发，我尝试从一个修改了的角度看世界。我的看法，是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这些约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权利结构，界定着经济制度的本质。
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可分四大类，而任何社会通常是四类并存的。第一类是以资产界定权利，也即是私有产权了。第二类是以等级界定权利，也就是昔日中国的干部同志按资历级别的排列（注十三）。第三类约束竞争的法门是通过法例管制。最后，竞争也可以受风俗或宗教的约束。
因为约束竞争含意着互相同意的行为，或暗或明，或自愿或强迫，这就含意着合约的存在。不一定是在市场以市价交易的合约。一九八二我说过，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注十四）。私有产权、等级排列、法例管制、风俗宗教，等等，以我之见，都是不同形式的合约安排。
这里介绍的合约的广泛概念是需要的。原则上，我们可以把为了约束竞争而界定权利视作一类合约，而把交换权利或市场合约视作另一类（虽然市价也是约束竞争的局限）（注十五）。困难是这两类合约好些时不容易分开，而在中国，这两类合约往往是织合为一的。我们稍后将会讨论这后者的有趣安排。
为了理解中国，我以合约的关系来看社会里的人际互动。一九七九在广州，见到不同职业的等级排列的细微划分使我震撼。某级别的同志可以分享一部汽车，或每隔一天可得鸡蛋一只，或有权到市场买鱼但不需要排队。这些现象有启发力。我最初的解释，是天生下来人是不平等的，如果在一个「无产」的社会中每个人平等地「无产」，人权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会的均衡。再过两年，我看到深入一点的真理：中国的等级排列其实是合约的约束，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排列界定来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
这里的重要含意，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的重心所在。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而我将指出，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用上一种刚好坐在上述的两种合约之间的另一种合约。后者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的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
既然在讨论一般性的理论，我要指出约束资源使用的竞争是需要费用的。这些费用被称为交易费用，实在有点误导。多年以来，我强调不同种类的交易费用只能在边际上分开，而验证假说所需要的，是指出这些费用的边际转变。我也曾经强调，交易费用不需要用金钱来量度，需要的是在不同的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我们有本事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低。不容易，但可以做到，我曾经无数次以观察到的现象转变来衡量交易费用的转变，作出准确的推断或解释。你可以不同意我对优质座位票价为何偏低的解释（注十六），但多年以来我对中国将会发生的事的推断，得分之高，不可能是看水晶球的成绩。
除了从边际转变的角度看，不同种类的交易费用无法分开，这逼使我为交易费用下一个广泛的定义：涵盖鲁宾逊一人世界中不存在的所有费用。这样看，交易费用是可以在一个完全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出现的。我认为应该称为制度费用才对，即是只有社会才能出现的费用。我的论点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起因，主要是为约束使用资源的竞争，或者从上文提出的广义合约安排看，起于用合约来约束竞争的需要。结论是：只要竞争存在，交易或制度费用一定存在。换言之，说一个社会没有这些费用是矛盾的说法。
一九八二年，我指出如果交易或制度费用不存在，不会有市场。评论高斯定律时，我写道：
如果广义的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我们要接受消费者的意欲会不费分毫地准确表达；拍卖官与监察者会免费搜集与整理讯息；工作的人与其它生产要素会得到免费的指引，去从事与消费者的意欲完全吻合的产出；每个消费者获得的产品与服务，跟他的意欲会是一致的。仲裁者会免费地决定一个工作者或消费者的总收入：把他的边际产值，加上社会其它所有资源的租值的一个分成，这分成是依照大家不费分毫地同意的任何一种准则而决定的。如此推理，高斯的效果可以没有市价而达致。（注十七）
市场的存在是因为交易或社会费用不是零而起，跟高斯的经典公司分析和我早年的合约选择分析是没有冲突的（注十八）。说市场的出现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是近于定义性的了。然而，要解释座位票价或自助餐的安排，我们只须指出某些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的边际转变，但解释一个复杂的制度，或制度的转变，困难得多。
脑子闭塞，我的困难持续了差不多二十年。我不知道哪种交易或制度费用应该加进去来解释私产及市场的存在。我的广泛定义显示着这些费用无处不在，再没有加进的空间。二○○一年的一个晚上，我看到曙光：我们不是要加，而是要减这些费用，才能得到解答。
我跟着想到一篇只两页纸的文章，A. Bottomley一九六三发表的（注十九）。作者的论点，是的黎波里的草原极宜种植杏仁树，但因为草原公有，于是用作畜牧（注二十）。有价值的资源毫无约束地让公众使用的现象曾否出现过，我历来怀疑，但假设真有其事，租值消散是效果。那么，的黎波里的草原公用畜牧，其交易或制度费用是些什么呢？答案是消散了的租值！在我一九七四发表的关于价格管制的文章里，我指出租值消散是一种交易费用（注二十一）。的黎波里的例子，同样的看法比较困难，但在两方面土地的租值消散真的是交易或制度费用。一方面，租值消散不会在一人世界发生；另一方面，成本（这里指费用）是最高的代价——的黎波里的畜牧代价是种植杏仁树的土地租值。定义说，把草原转作种植杏仁树的用途的总交易或制度费用，一定不会低于租值的消散，否则这用途的转变会出现了。跟着的含意是，如果我们能认定这些费用在哪方面有了转变，制度的转变可以推断。这正是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方法。
上述的观察，明显地说，如果的黎波里的草原是私有而种植了杏仁树，有三个结果。其一，土地的租值会上升而交易或制度费用会下降——这下降是减下去，在我们的例子中是租值代替了交易费用。其二，交易或制度费用的性质或类别是改变了，虽然这些费用永远不会下降至零。其三，从我们的广泛概念看，以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一种合约是取代了另一种。以我之见，后者是制度转变的正确意义。
上述的分析或看法，就是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人也可能不熟识，但对理解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却至关重要。尤其是我在交易或社会费用与合约安排的知识的增长，主要是从中国的经验学习得来的成果。
很不幸，制度的转变或合约安排的转变，不一定是朝减低交易费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史密斯认为土地使用安排的转变是朝改进效率那方向走，不一定对（注二十二）。灾难性的安排单是二十世纪就出现过多次了。有时我想，人类可能有一天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毁灭自己。在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下，人类自取灭亡的理论难以构想，虽然我尝试过好几次（注二十三）。我的老师赫舒拉发曾经以《力量的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作为他出版的一本书名，这本书可能解释博弈理论今天在行内的盛行。我不赞同这个取向，因为我相信经济解释首要的，是辨识可以观察到的局限变动。可幸的是，以中国的经济改革而言，「力量的暗面」还没有大行其道。不管将来如何，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文化终于从深邃的黑洞中走出来了。我说过，这篇文章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究竟做对了些什么才出现了大家见到的壮观表演呢？
注十二 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弗里德曼九十大寿那天，我写了《合约的一般理论》。（张五常，《制度的选择》，第五章，第一节。）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八月九日，我发表了十一篇关于经济学的缺环的文章。（张五常，《经济学的缺环》与《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后者分十篇，《壹周刊》。）这系列是为准备写这篇献给高斯的长文而作的。我认为这里的第三节，与上述的合并起来，会有一个完整的合约一般理论。
注十三 安排有所不同，等级排列也可以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机构见到。然而，在共产制度下的同志等级排列，在一些重点上与一家私营企业的排列不同，前者较为近于政府设立的机构，例如一间公立医院或一间公立大学。单从等级排列看，共产制度与私营企业的主要分别，是前者的市民或员工没有权不参与，而转换工作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自由选择工作会导致同志等级排列制度的瓦解。当一九八二年底见到自由转业在珠江三角洲开始出现时，我立刻为文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走回头路。在北方，工作的自由选择要到一九九二才开始，在邓小平于该年春天南下之后。
注十四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 Section II.
注十五 市价是约束竞争的局限。正如史密斯在《国富论》中写道：「给我那我需要的，你可以获得这你需要的……」(Cannan edition, p. 18). 一个市价存在。
注十六 Steven N. S. Cheung, “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Economic Inquiry (1997), pp. 512-522.
注十七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op. cit., Section III.
注十八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p. cit.; Cheung, “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69), pp. 23-42.
注十九 Bottomley, “The Effects of Common Ownership of Land Upo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ripolitania,” Land Economics (February 1963).
注二十 在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op. cit., 我补充说：「维护在公众土地的植树投资的成本高，因为植在地上的树是固定了的，但蓄牧却可以在晚上驱赶回家。」
注二十一 Cheung,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op. cit.
注二十二 见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p. 32-34.
注二十三 张五常，《从全球暖化说人类灭亡》，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世界末日好文章》，二○○七年三月八日。二文皆于《壹周刊》发表。
第四节：承包责任合约的演进
让我再次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要把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去。这是说，约束竞争的方法要改变。从前文提出的广义的合约概念看，约束竞争的合约安排要改变。这些合约不一定是大家熟知的市场合约，但还是合约，因为规限着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竞争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要怎样才能把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去呢？意识形态与政治考虑不论，八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一个大困难，是这个转移含意着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既得利益份子不会接受。我当时的希望，是制度开始变换时会立刻导致总收入的跳升，以致收入排列位置下降了的人的收入还可以有增长。这收入跳升真的出现了：一九八三年，南中国有几个地区的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虽然如此，制度的变换还是惹来此前的得益份子的反对。一九八五年四月，我为文建议国家出钱把等级权利买断（注二十四）。这建议带点幻想而又明显地困难，出乎意料地得到北京的一些言论支持。可是把等级权利买断终究没有出现。
另一种补偿的方法出现：贪污。一九八四中期，贪污开始盛行。起初我是欣慰的，因为贪污是替代了早些时的后门交易（注二十五）。这清楚地显示着等级排列的制度开始瓦解。但当北京于一九八五公布他们计划把产品分类管制，我立刻大声疾呼，说中国正在走上「印度之路」，指出如果贪污的权利被管制法例界定了，中国的改革会停顿下来（注二十六）。警告之下，北京的支持声浪变得强大了。产品分类管制是放弃了的。
我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管制法例下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中国的经验不支持这观点。贪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向关连，推翻了贪污对经济有贡献的说法。但是，如果一定要说一点贪污的好处，那就是用金钱补偿特权份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我也不同意中国今天的贪污无所不在的观点。仍然普及，但比起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期，贪污下降了不少。我认识不少干部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傲，足以推翻贪污无处不在的说法。自一九九三起肃贪的行动有看头，而我将指出，肃贪是得到地区之间的竞争协助的。我认为比起其它亚洲国家，中国目前的贪污水平是偏低的。
从一种以合约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另一种，过程的初期中国幸运地得到一张有市价的合约协助。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用于农地功效立见。一九八六我写道：
那所谓承包责任合约，从最简单因而最完善的形式看，等于国家通过土地租约授予私有产权。这租约的年期可长可短，原则上是可以永久的。国家没有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但使用权与收入权则为承租人独有。转让或出售可用转租的形式处理。政府的几种征收可以组合起来作为一个固定的租金，而因为这租金交给政府，就变为物业税。如果这土地租约是永久的，西方法律称fee simple，加上租约可以自由转让，则称fee simple absolute，是私产的最完善形式！（注二十七）
追查承包合约的发展，我得到同事蔡俊华慷慨地提供他搜集了多年的详尽资料，让我于一九八四发表一篇关于农业承包的文章（注二十八）。故事从一九五八开始，人民公社在整个国家推行了。广泛的饥荒出现，而这悲伤的回忆持续了二十年。为了减少饥寒交迫，人民公社引进了一连串的修改措施。首先是工分制；跟着是生产大队；跟着大队改为小队；到了一九七八，承包责任合约开始出现。
「承包」在中文的意思，是「你担保完成由我指定的，你可以做你的事」。起初这承包合约只用于生产队，一九八一伸延到农户去，附带着指明的产出目标。到一九八三，合约的条件改为农户担保交出一个定额，余下来的归农户所有。开始时官方的征收有好几项而又复杂，随着时日的消磨逐步简化，到二○○五取消了农业税。有一段时期政府有权以管制的价格购买农产品，这价管在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
承包合约在农业很成功是没有疑问的。不同地区的农地以各区的人口平均分配，主要以人头算，而农地使用的转让过了不久就通过转包的形式出现。但当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时，遇到不少困难。工业的运作，机械资产会变旧，也可能被盗去，而法律上国家职工不可以解雇。为了考查这些困难的底因，深圳选出三个青年协助我。工业承包合约的真实样本，有求必送。他们带我到工厂视察。有这些方便，我获得的却甚少。发展转变得太快，合约的条款不断地更改，使我难以找出有一般性的结论。
在这个时刻，大约一九八五吧，我强烈地建议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希望这样国营的企业能比较容易地私有化（注二十九）。一九八六年，我被邀请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厂去研讨他们的承包合约安排。在他们的宿舍住了几晚，讲了一次话。十六年后——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我被邀请到中共中央党校讲话。该校的商学院院长到机场接我，途中说当我在首钢讲话时，他在座。他说事后每个听众都受到警告，说不要相信我建议的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把界定了的使用权推到尽头。英雄所见略同——中国人这样说——过了不久，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成为邓小平说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驶往党校途中，院长对我说，一九八六年他不可能想象自己有一天可以拥有一部电脑，但现在是隔一年换一部新的。听到这些话，我感触无限。像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知道没多久之前中国的情况，比起对过往知得不多的年轻人，这些年发生的事来得更属奇迹了。从机场到党校是颇长的路程，我意识到这位上了年纪的干部对中国的奇迹感到骄傲，而国家必定有很多像他那样的人，在重要关头站起来准备拼搏。
注二十四 张五常，《官商的天堂》，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发表于《信报》，其后转刊于《中国的前途》。
注二十五 「后门交易」是指偏袒的买卖。这些交易不是贪污，而是基于不同的等级排列有不同的权利。没有犯法。见张五常，《贪污的后患》，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发表于《信报》，其后转刊于《中国的前途》。
注二十六 见Steven N. S. Cheung, “A Simpli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Corruption,”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July 1996).
注二十七 Steven N. S. Cheung, “China in Transition: Where Is She Heading Now?” Contemporary Policy Issues (October 1986).
注二十八 张五常，《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表于《信报》，其后转刊于《中国的前途》。
注二十九 详细的解释可见于张五常，《再论中国》，第二与第三部分，共有九篇文章从一九八六年五月到一九八七年三月发表。
第五节：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兴起
承包合约用于农业是成功的，虽然要好些时日才简化为今天的可以转让的土地租约。在这过程中，执政者逐步减少了他们的操控，偏向于界定土地的使用权利。九十年代初期农产品的价格管制取消了，二○○五年取消了农业税，使农业的承包成为不需要付税的长期租约。形式上还是承包。就是今天，农地的买卖称作「转包」。
把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去有困难。八十年代中期我考查这项目时，主要的困难是工业的资产要折旧。维修保养与再投资的责任谁属，上头政府与下面国企之间常有争吵。我建议过些解决方案，包括发行可以转让的股票（注三十）。九十年代后期，发行股票开始实施，但主要是有垄断保障而有利润的国企。至于那些要亏蚀的无数国企，他们的资产净值早就下降至零。事实上，九十年代，执政的人要把亏蚀的国企免费送出去也不容易。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困难。九十年代初期起，亏蚀的国企的困难再不是资产贬值——他们没有什么还可以折旧的了——而是要吃饭的国家职工没有补偿不能解雇。二十一世纪开始，这些亏蚀的国企成功地近于全面私有化，主要的协助是地价上升了。这点我将会解释。
令人失望的工业承包的经验，到头来却提供了一个有巨大价值的主意。大约一九八四年，那所谓「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在工业出现。并不新奇，外间的工业称作「次承」，或称「分包」。西方称subcontracting，而众所周知，工业或建筑业的「subs」往往是好几层串连起来的。如果一定要在中国经济改革中选出一项关键的发展，我的选择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农业的承包与工业的层层承包组合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成就：这组合不是引用到个别农户或个别国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线划分的地区去。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
一个长期不断地跟进这个制度的发展的人，可能觉得非常复杂，但到后来尘埃渐定，则可以看到这制度是直截了当而又理性的。没有在其它地方出现过。虽然制度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但组合的方法与形式是创新而又有效能。
承包合约的组合引用到地区去的初期，不同地区的安排往往不同，变动频繁，要到大约一九九四这制度整体的共同特征才可以辨识。我开始领略到这制度有超凡之处，是一九九七我到昆山考查那里的发展。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我前所未见的。二○○○年通缩终结，地区竞争的惊人活力使我震撼，但我要到二○○四的年底才能解通这制度运作的密码。
不怀疑执掌政权的人有本领，但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制度不是个别天才想出来的。这制度是被经济的压力逼出来——有那么多人要吃饭，改革的浪潮震耳欲聋。处理当时的风起水涌，指导的原则可不是邓小平说过的名句：「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寡言的邓老曾经说的：「试一试，看一看。」
在细说这地区竞争制度之前，我要澄清一些名词。每个地区当然有它的专有名词，但它们的普通名词——市、镇等——可以有混淆。
有些普通名词不同是因为起名于不同的时间，也有些经特别处理，直接由北京管辖。我喜欢用自己的地区分类，是干部朋友之间一致认同的。
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线划分，下一层必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最后到户。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
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北京中央与次一层的省政府提供关于土地及其它经济政策的指导，有权更改地区的划分界线，有权调动地区的干部或把他们革职，也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税收再分配。
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它皆次要。如果在竞争下土地的租值上升，经济是在增长。科技的改进与资产及知识的积累当然重要——目前中国正迈步向这些方面走：私营的科技研究投资的增长率，今天的中国冠于地球。然而，如果人民吃不饱，科技及投资是没有什么用场的。处理好土地的使用，让广大的群众脱离饥寒交迫之境，经济会因为有储蓄、投资与科技改进的支持而上升。
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竞争，户与户之间竞争，机构与机构之竞争——传统的经济分析，这些是所有的竞争了。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以我之见，多加了一层竞争是回答我说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新意。
「县」往往被翻译为「郡」（county）。这是不对的。在中国，「市」的面积很大。平均一个市有八点六个县。二 ○○六年底，官方的统计，是整个国家有二千八百六十个县（或是同等级别的地区），各有高度的关于土地使用及日常经济决策的自主权。县的平均面积约三千平方公里，但差异很大。人口稀少的西部，县的面积一般是庞大的。人烟稠密的东部，县的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我估计县的平均人口约四十五万，差异也是大的（注三十一）。
问题仍在——中心问题仍在：为什么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呢？其它国家不是也有不同层面的地区划分吗？在中国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中，究竟是哪些基本因素促成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局面，从而出现了大家都见到的近于奇观的经济增长？
注三十 见注二十九的文章，及张五常，《中国的经济革命》（1993），二○○二年四月增订再版（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
注三十一 通过承包合约而把经济权力授予县，这几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议论：中国应该取消城市吗？赞成的认为：经济权力落在县之手，但政权却是城市的干部较高，冲突不容易避免，这会扰乱整个制度的运作。是复杂的话题，我没有跟进。二○○七财政年度起，县直接汇报财务事项到省政府，跳过了市，但其它政权还是市高于县。
第六节：县制度的佃农分成
中国的经济改革可分阶段看。第一阶段大约从一九八○到邓小平退休的一九九二。这阶段的发展，主要是从以前的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深圳拍卖土地（国家首次）为高峰。这拍卖是出售长期的土地使用合约，没有私人所有权。该市的干部说是依照我的建议：早些时，我对他们解释，出售土地差不多是唯一能让他们获取足够资金来发展该市的办法，而他们要让私营的发展商人表演专业的运作（注三十二）。
在这阶段，经济发展集中在中国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开放改革之前，这地区相对上遭到漠视或贬低，庞大的国营企业或政府保护的垄断机构寥寥无几。香港的商人或投资者身先士卒，带进资金、科技与管理知识。相比之下，当时的长江三角洲，有权有势的国企抗拒竞争，与南部只需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可以获得私营的商业牌照相比，是两回事。
在长三角，市场的冲击大约始于一九九三。神奇地，只八、九年，差不多所有重要的经济数字，长三角超越了珠三角。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二阶段，由朱镕基掌管经济。从一九九三至二○○○这七个年头，是中国的困难时刻：开始时通胀如脱缰之马，贪污广泛，人民币崩溃，跟着是严厉控制借贷与消费，重击贪污，再跟着是通缩与房地产市场兵败山倒。然而，就是在这些困扰的情况下，长三角出现了爆炸性的发展，其效应伸延到内陆的中、西部去。我们或可举出好些理由来解释这奇迹的出现，但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县的竞争制度刚好在那时形成，开始发挥效应了。
在情在理，在上述的恶劣经济环境下，长三角要超越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是不可能的，但却发生了（注三十三）。我的解释，是那一九九四形成的县制度在长三角运作得较好。在南方，私营的企业已经在早前的合约安排下落地生根。工厂到处乱放，既不整齐也不清洁，但投资者是下了注的。换言之，南方缺少了土地使用的调整弹性，减少了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效能。不是说南方的县不竞争，而是他们没有北方那种调整土地使用的大弹性。这经验也教训我们，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较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世界级的工业园在长三角一带冒起，美观的园艺与现代化的设施，是例行地由县的干部策划。他们是为市场策划的！他们知道好东西会卖得较好。
他们也知道，如果策划的卖不出去，可能被革职。
在县与上头之间有一条分配收入的方程式，对鼓励竞争重要。简略地说，发展初期，是下面承包的把一个固定的款额交给上头。往往引起争吵，因为发展得好而要交得多的地区认为是被剥削了。分成的安排于是引进，争吵又出现，因为不同的地区要上缴的分成率不同。
这就带来一九九四的一项重要发展。从那时到今天，一个地区或县的工业投资者要付百分之十七的产品增值税，而这个税率是全国一致的。县本身的分成，是此税的四分之一，也即是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另一方面，一间小企业可以选择支付百分之四至六的商业税（视乎企业的性质而定）来代替。利润或所得税是有钱赚才交，这里我们不管。我们的讨论也可以不管商业税——没有利润也要付的。增值税给政府带来最高的收入，县干部最关心此税。我们的分析集中在增值税：产出价值扣除原料与其它一些琐碎费用之后的百分之十七。
问题是增值的百分之十七的抽取究竟是税，还是租呢？我认为是租而不是税。有两个理由。其一是任何投资者，只要用土地或房产从事生产的，都要付此税。其二是只要有产出，不管有没有利润，都要付此税。
一九八六我写道：
在古时的中国，正如中世纪的欧洲，「租」与「税」的意思是相同的。当一个收租的封建地主负上一个「政府」的责任主持正义与提供保护时，收租就称为抽税。（注三十四）
争论是租还是税有点无聊，问题是在经济学的传统中，说争取最高的税收必遭批评，但说争取最高的租金收入则往往被认可。真理是，有经济效率的土地使用，租金一定要算，不管是由地主还是由政府收取。收得的租金要怎样花是另一回事。我的论点，是如果土地全部使用，在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下，争取最高的总租值是与高效率一致的。这不是说投资者会因而无利可图。他们预期的收入，除去要上缴的租（税）之外，要足以弥补利息成本，而如果因为他们的投资而经济增长了，他们的收入可以高于预期。事实上，大部分的投资者在县的制度下收获甚佳，尤其是二○○○年之后。这是说，经济增长带来的土地租值上升，含意着的收入增加会落在投资者、劳工与农民的手上。纵观二○○三开始的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上述的收入增加很有看头。
全国一致的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是多番与不同的地区商讨后才达到的。明显是分成租金，所以明显地是佃农分成制，一方面是投资者与县政府分成，另一方面是县与上头高层分成。这里有一个分析难题困扰了我好几个月。四十年前我发表《佃农理论》，其中偏离传统的一个要点，是我让分成的百分比变动来推出有效率的结论。亚洲的农业资料明确地显示，佃农分成的比率会因为土地的质量与地点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变化。然而，这里提到的增值税，是分成租金，却是全国用上同一的税率。怎可以有经济效率呢？如果没有，中国的经济怎可以在这分成安排下加速增长？
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作研究生时读到的一个马歇尔的注脚，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去找它。马歇尔认为与固定租金相比，分成租金无效率。但他补加了一个注脚：
如果佃农分成的地主能自由地为自己的利益调整资本，并且与佃农协商，指明农作劳力的投入量，几何上可以证明，地主会这样调整来强迫农户的耕耘密度与在英国的固定租金制度一样，而地主的分成收入，会与固定租金相等。（注三十五）
这注脚我当年作出如下的回应：
马歇尔没有提供几何证明，如果试证，他会否更改这个注脚是有趣的猜测。这猜测有趣是因为他想象的效果，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是对的，但一般而言却是错了。错了，因为马歇尔不让分成的百分率变动。（注三十六）
基于马歇尔的注脚与我的回应，假设县政府是地主，我问县的资本投入，要多少才能担保一个不变的分成率会一般地达到有经济效率的情况。二○○四年底我找到的答案，是县向「佃农」分成的投资者收取的地价，可以是负值！把土地视作地主提供的资本，可以用负地价代表地主提供着无限的调整机能，只要分成的百分率落在一个不离谱的范围，在这机能下有效率所需的边际价值相等的条件永远可以达到。
说负地价，我的意思是当一个投资者到一个县考虑投资产出，县政府不仅可以免费提供土地，也可能免费为投资者建造厂房，或把若干年从投资者交出的增值税中的县的分成的一部分，送给投资者。当然，不是所有的县都值得投资，例如设厂于荒山野岭没有意思。
社会利益不论，负地价可以去到的尽头，是县的税收足以填补收回农地与改进为工商业用途的成本利息。这方面，下一节会再分析。
二○○六年北京开始禁止某些县用负地价，显示着他们不明白县的佃农分成制度的运作。也可能不是不明白。一个困难是中国的人口分布可能过于集中在热门地带，而较为长远的发展，略为平均的人口分布可能较上算。这话题我写过，但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案。正如高斯和我在分析公司的本质时提及，有些事情是没有市场价格指引的，错误的决策往往只能事后才知道。
注三十二 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发表了一篇分析卖地有三个好处的文章。深圳的干部喜欢该文，一九八七年的春天请我去商讨。张五常，《出售土地一举三得》，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于《信报》发表，其后转刊于《再论中国》。
注三十三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游览长三角一带。米尔顿见到小贩在烂泥路上经营是高兴的，后来在北京会见总书记时，他对书记说街头小贩要贿赂才能拿得牌照。苏州的干部带我们去参观那里的乡镇企业，是令人尴尬的。晚宴上，苏州的一位副市长与米尔顿争论国营企业的优越性。一九九三年的秋天，我再带弗里德曼夫妇到中国。上海的一条大街灯火通明，当我们的旅游大车经过随行的黎智英的商店时，大家一起鼓掌。弗氏夫妇一九九八再到上海半天，米尔顿不相信自己见到的。
夫妇的中国行有两个插曲这里要存案。其一是我给米尔顿上了一课中国经济学。一九八八在上海，在街上走，肚子饿，见到街上一个小贩卖饺子。我拿出钱包，但发觉单是钱不管用，还要粮票。一个过路的人见我跟小贩争议，送给我一小叠粮票。我大喜，米尔顿问我为何那么高兴，我说：「那位先生免费地给我这些粮票。你可以想象粮票一文不值吗？这个城市将要爆炸！」果然爆炸。第二个插曲是米尔顿输了一次辩论！一九九三年在成都，四川的省长接见我们。米尔顿教该省长怎样改革才对，说要斩掉老鼠的尾巴，不要一寸一寸地斩，为了减少痛苦，要一次过地把整条尾巴斩掉。省长回应：「教授呀，我们这只老鼠有那么多条尾巴，不知要先斩哪条才对。」米尔顿不能回应。伤感的是，那位省长今天不在了。是个勇敢的人，以大胆批评知名，听说后来他得不到北京的支持了。
注三十四 Cheung, “China in Transition……,” op. cit.
注三十五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es (8th ed., 1920: London; Macmillan Co. 1956), p. 536, note 2.
注三十六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op. cit., p. 45.
第七节：分成方程式的效果
二○○五年的一个晚上，一个遥远的县的县长给我电话，说他碰巧到了我家邻近，要来倾谈一下。进门后，他脱掉鞋子，躺在沙发上好一阵，然后问：「教授呀，可否给我一杯葡萄酒？」当然可以。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县干部，全国东奔西跑寻求投资者。当一个招商集会在某城市举行，消息传出，无数的县干部会闻风而至。这些日子一个县干部一个晚上吃几顿晚餐是寻常事。
一个三十万人口的县往往有五百个招商员。二○○五年，安徽某县举办选美比赛，要选出美丽、迷人而又懂得说话的女士作招商队长。舆论破口大骂，县长回应：「美丽是资产，不利用可惜。」
需要一个商业牌照吗？县政府会派人代你奔走。要建筑许可证吗？他们给你担保。不喜欢那不洁的小溪流过你的场地吗？他们可能给你建造一个小湖。他们帮你找设计师，找建筑商，而准备投产时，会协助你聘请员工，收的费用合理。是的，县有招工队，替投资者招工。他们会向你推销他们的廉价电力，推销他们的公园与娱乐，推销他们的方便交通，水电供应，光辉历史，甚至他们的女孩有多漂亮——我没有夸张！
中国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外间没有见过。为什么呢？一个因素是分成的方程式。这里谈此式，其它过后才说。
说过了，投资者要付百分之十七的产品增值税。县取此税的四分之一，即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土地出售的收入，如果是正数，县收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二十五交上头。这百分率不是一致的：地点较佳的县，分帐率会较低。我遇到过的县干部，没有谁管上头层面怎样分他们交上去的。
土地的成本不低。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民交出农地要受到补偿。用百分之五的折现率，我估计二○○六年这补偿是三至五倍农地租值的折现。县政府与农民的争吵有所闻，但不是媒体报道那样普遍。有时县干部从中骗取些私下钱，而缺乏资金的县可能欠农民一段长时日。
把农地改进作工商业用地的开发成本更高。二○○六年，这成本约六万元人民币一亩（六百六十平方米），大约比补偿农民高一倍。这些改进包括建造马路，引进电、水、煤气、排污、电话电视与电脑的线路、路灯、园艺等。这些改进是土地出售之前做好的。今天，就是档次较低的新工业用地，比我熟识的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好。最高档次的，例如苏州工业园，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了。中国的农民是超凡的种植能手——他们往往搬动移植五十年以上的树——而你无法斗得过Arthur Lewis说的「无限」人手供应：园艺工人每一长天的工资五美元（注三十七）。
二○○六年我作过估计，用一个发展略有看头的县的资料，得到如下的结果。假设一块工业用地建上容积率零点八的厂房，投产时用上最常见的劳工密度，县政府每年拿得的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大约是工业用地的总成本的百分之十二。不包括行政费用，但可见一个县可以把工业用地送出，再补贴投资者一小点，还不用亏蚀。
毫无疑问，在同一县内，同样的工业用地同期出售，地价可以很不相同。除了久不久引起非议的偏袒成交，地价不同不代表价格分歧。县的干部要选择投资者。他们要争取的不单是增值税，还要顾及的是投资者带来的声望，要顾及行业是否与县里的其它行业合得来。不难见到，当一个投资者的项目可以引进很多其它好处时，县政府卖地的负地价可以跌到增值税的收入低于填补土地成本的利息。
县的干部可能贪污，但多年来我没有遇到一个愚蠢的。他们知道土地与土地之间的边际社会收益要相等才能为县及为自己取得最高的收入，如果同样的土地售价相同，他们的目的不可能达到。他们也知道准确的判断非常困难，所以常派调查员到有成就的县去考察。
跟县干部的多次倾谈中，他们的常识与他们永远关注着互补性、招徕力、交通水电、娱乐等事项的意识，令我印象难忘。我不是说县干部从来不贪污，但我没有遇到过一个投资者不认为自己有特别的关系可以利用。是的，说服每个投资的他或她有特殊关系，县干部的本领绝对是世界级！
让我再说，虽然增值税率与此税的摊分率是全国一致的，其它的分帐率并不一致。土地出售所得的分帐率不一。不热门的县，此率要高一点才能填补土地的成本。方程式中的分帐奖金也要一提。如果投资者是来自国外的，以他把钱放进指定的银行算，我知道一个县的干部会分得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二。来自国内，奖金是投资的百分之一。这些其实是佣金，由县干部分享。早期条件欠佳的县的奖金高达投资额的百分之五。发展有成逐步减少。有一个热门地区，奖金是投资额的百分之零点零五。这个奖金分帐率可以商议，正如房地产交易的佣金在中国可以商议。我倾谈过的县干部多数认为，奖金率足以鼓励他们东奔西跑。
注三十七 这是二○○四年的数字，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收入增长得最快的时刻。是日工的工资，二○○七年升至八点五美元左右。
这个数字在不同的地区有别，是我到中国农村摄影时的大约平均估计。从二○○三到二○○五年，我摄得的作品让我出版了七本摄影集。因此，虽然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衡量与他家的报告相差很远，其实是基于漫长而又集中的实地调查所得，方法跟一九七二我在华盛顿州调查苹果与蜜蜂时用上的一样。见Steven N. S. Cheung, “The Fable of the Bees: An Economic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3), pp. 11-33.
第八节：县现象的经济解释
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寻常。我认为那是中国在困难的九十年代还有急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大约二○○四年越南把这中国制度抄过去──有人说是得到我的文章的提点──那里的经济也起飞了。这制度不难抄袭，但需要地区没有顽固的利益阶层，也要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来推行。像北韩与古巴那样的国家，要尝试成功机会很不错。
不难抄袭，但解释却非常困难。不容易明白为什么这制度运作得那么好。我只一个晚上就打开了佃农分成之谜，却要三年的长日子才能解通中国的密码。困难所在，是我们面对的是个复杂的合约制度，此前没有见过。演变迅速，过程中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安排，要到尘埃渐定才依稀地见到一个可以理解的图案。要长时日才能看到关键的要素，而当我认为找到了这些，另一些重要的碎片还是缺少了。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学得很多，使我对合约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理解提升到一个新层面，让我能用有一般性的理论去找寻那些缺少了的，然后把碎片组合，砌成一幅看得明白的图画。
让我从一九六九的春天说起吧。当时高斯和我到温哥华参加一个渔业研讨会议。在座有人提出，因为公海的鱼一般游很远，渔业私产化公海要独占，所以要有垄断权；这样，市场的鱼价会是垄断之价。我立刻回应：「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给无数的农户耕耘；农户之间会竞争，所以农产品之价必定是竞争市场的价格。」
名义上，今天北京是地球上最大的地主，拥有中国天下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把土地以五十年长约租出，二○○七年公布租约期满后自动续约，指明政府有特别需要时可支付补偿来收回土地。他们接受了使用权要清楚地界定为私有，也知道要广泛地这样做，于是把有了界定的使用权下放，达到每户每家。为了维护有秩序的权利下放，他们知道承包合约可行，在经济压力下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就出现了。今天一个局外人拿着不同地区层面的文件研究内里的法规条文，很难看得出字里行间含意着的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这些文件其实是早前的承包合约经过了修改而演变出来的。
不同的地区层面是垂直或上下串连，同层或左右不连。这是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由于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一层的竞争最激烈。火上加油，权利的界定的原则无处不用。县的地理界线划分当然清楚，而县干部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来得那么清晰，今天的县无疑是一级的商业机构了。性质类同的商业机构互相竞争，是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另一个理由。
再火上加油，县干部的奖赏按成绩算。政治游戏与贪污无疑存在，但这些行为，就是先进之邦的市场经济中的大商业机构也有。除了前文提到的奖赏方程式，县干部的应酬费用相当慷慨，视乎那个县能赚多少钱。每个干部可以按建筑成本作价购买一间住所，而工作成绩好有机会升职。有一个流行的「五十六岁的假说」：六十退休，到了五十六而积蓄不够，干部贪污的倾向上升。他们也告诉我，能干的县干部不难有外间的商业机构招手，因为管理一个县其实是管理一盘生意。
一九九四全面引进的产品增值税，又再火上加油。那是佃农分成。我早期的论著指出，在佃农制度下，地主关心农户的操作履行比固定租金为甚，因为地主的收入如何要看佃农的工作表现（注三十八）。一个鲜明的例子可以示范县与县之间的热烈竞争。那是购物商场。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比起上述假设的购物商场，县的制度对鼓励竞争犹有过之。这是因为县要对上层作交代或报告。上层不仅鼓励竞争——他们强迫这竞争的出现。说到底，百分之七十五的增值税是上层收的。这是层层承包促长竞争的激烈性的原因。
让我们回到承包责任这个制度去深入一点地理解县与县之间的竞争。这个制度演进时，使用权的界定——因而有私产——是织进了市场合约中。从高斯的定律看，市场的运作分两步。第一步是界定私有产权，我的看法是以合约来约束资源使用的竞争。第二步是市场本身的出现，通过有市价的合约来交换资源的使用或产品的权利。
承包责任制是另一种安排。使用权的界定与市场成交是结合在同一合约中。一个投资于县的人，通常只签一份几页纸的合约，里面说明土地面积、地点与地价，他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双方履行责任的期限。地产证或地契要等投资者的钱汇到指定的银行几个月后才拿得。签好了的合约可以转让，但如果投资者要到银行借钱，有地契在手就比较方便了。
问题是为什么跟高斯的分两步处理相比，把产权织进了市场合约会增加竞争的效应呢？答案是在织合的安排下，投资者要履行责任。付钱之外，投资者要在合约指定的期间履行指定的项目才能获取土地的使用权。这是说，付价之外，承包合约是授予值得的优胜者。
错误的判断当然可能，而取巧的投资者不罕有，例如只建造围墙而不再建什么。地价下跌之际县干部可能忙顾左右，但当经济转热他们会收回不履行合约的土地。当大跌了的地价在二 ○○○年掉头上升时，不少投资者哭出声来，但履行合约的却在偷笑。
上述的织合安排不是中国独有的。正如高斯指出，好些国家的租约或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而我在上文指出了购物商场的合约安排很类似。我也曾指出，中国的县制度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新而重要的是这些部分的组合，通过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使用权的授予是换取履行，而这基本原则到处用。尤其是，在工业发展中，政府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约安排，通过上述的织合、佃农分成与层层承包的串连，是令人敬畏的经济力量带来的效果，在一个有超过十亿贫困人口的时代，领导者既有勇气也有智慧去执行「试一试，看一看」这个原则。
通过串连承包合约而形成的权利结构，使我联想到一个国家的宪法，但在中国，这合约结构中的条件可以商讨，所以安排的弹性比较高，而一般来说，中国的安排的市场倾向，远比我知道的其它国家的宪法明显。二○○四年二月，我发表了《还不是修宪的时候》那篇长文，试图阻止当时正在进行的修宪工作（注三十九）。当时我指出，中国的经济制度既特别而又重要，北京要先研究这制度的性质，指出重要的环节，然后写进宪法去。北京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而他们跟着修改了的宪法，与他们的经济制度的结构是扯不上关系的。北京显然没有充分地赏识他们自己做得对，做得漂亮，做得精彩。
注三十八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op. cit., pp. 72-79.
注三十九 张五常，《还不是修宪的时候》，二○○四年二月十六日，《信报》。
第九节：县际竞争的其它效应
这些日子，读中国媒体报道的经济政策要小心。撰稿的人不是说谎，但往往误导，因为他们一般不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县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自主权，好些时没有执行北京公布的政策。最低工资的引进，不同的县有很大的时间差别，而一些县只说他们有最低工资但不强迫。当北京宣称百分之七十的新建公寓单位要约束在九十平方米以下，一些地区公布有一两个这样的项目，其它地区则置之不理。报章的头条说一个外来的人不能购买超过一个住宅单位，深圳目前执行，上海说没有听过（注四十）。
这不是说北京失控。他们是控制着的，但地区干部知道哪些真的要执行，哪些只是投石问路。他们懂得衡量上头传达下来的文件有多认真。北京征求地区的意见常有，而推了出来的政策可能悄悄地取消但没有公布。有些村落有民主投票，有些没有，而有投票的引进的时间很不相同。
我认为上述的混乱画面可不是真的混乱，而是起自地区的自主权与他们之间对政策的取向有别。一个县是否把一项政策用作粉饰橱窗，考虑的是这政策会否有助他们的竞争。为了增加县的产品增值税收，为了生存，县的干部要引进投资者，他们知道劣政策会把投资者赶走。如果北京坚持要执行一项政策，县会接受，但如果这政策有损地区的利益，他们会投诉。投诉够多往往有效。
发展到今天，县制度的权力结构是不容易拆除的了——这是支持着可以乐观地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还可持续一段长时日的主要原因。
困难在于地区无权过问的事项：货币制度，外汇管制，对外政策，言论与宗教自由，国家操控的教育与医疗，传媒通讯，以及庞大的有垄断性的国企。
我担心北京对这个经济制度的运作理解不足，因为有迹象显示，他们正在尝试改动这个制度（注四十一）。我认为只要把这制度精细地调校一下，就会变得坚固了。正如我在二○○四年二月的长文指出，层层承包以分成合约串连，在最理想的安排下，任何一个单位或份子的界定权利受到侵犯，某程度整个连串的所有份子都要付出这侵犯的代价。
因为地区或县的竞争，中外合资的合约发展成为一种特别的专利使用合约，每件算的使用费可以不受管制地汇到外国的银行。我曾经研究过发明专利的使用合约好几年，知道监管这些合约的履行很困难，但以合资合约从事，有外来的作为董事在场监察，收钱就容易得多了。这是外资蜂拥到中国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周燕奇迹地拿得一批合资合约的真版本，赢得一篇不错的博士论文。我邀请了她为这个会议写一篇摘要，这里不多说。
因为县的竞争，工业类聚的集中发展非常显著。中国的产品今天泛滥地球，但外间的人很少知道工业的地区集中与专业的程度。佛山的陶瓷产出历来有名，我邀请了李俊慧为工业类聚提供一文。
因为县的竞争，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受到压力要加速。世纪转换，地价的上升大大地协助了这私有化的进程。较高的地价让地区政府有钱补偿解散国家职工，拿开了最大的障碍。国企的买家会把原先位于市区的物业出售，搬到地价较低的工业区去。长沙的国企私有化的速度可能破了世界纪录。我安排了那里的副市长刘晓明写有关文章，因为是他主导这发展的。
县的竞争也协助了减少贪污。有同样条件的地区，只有无知的投资者会到一个贪污知名的县下注。有经验的投资者知道贿赂是一项成本，早期在南中国的厂家例行地把这些成本算进产品售价之内。不是所有贪污都消失了，而是与九十年代初期相比，减少了很多。跟我谈过的干部都同意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减少贪污。
最后，我认为过去十至十五年的合约选择的高度自由——除了上文提到的地区承包合约的串连——也是县际竞争的效果。合约选择的弹性够高，使九十年代的中国免于经济衰退。
余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总有一天，农地转作工商业用途的边际价值会下降至均衡点。可能十年之后吧。今天我们见到的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会消失吗？答案是这竞争的转弱会出现。然而，有县制度的存在，竞争会转到其它方向去。最可能的新竞争目标是科技的发展。为此我曾建议北京的朋友要紧握增值税，因为科技的引进是最有效的增值法门。
注四十 二○○七年十一月，上海也引进这规定，但该市的不同地区各自有法避去。可以说，上海没有真的执行这个规定。深圳起初是严厉执行的，过了不久可以用大约四千美元购买另一条通道，后来楼价大跌，政府忙顾左右。
注四十一 二○○七年一月一日，北京给县增加了两项规定。其一是显著地提升了收回农地时给农民的补偿。这是判断性的。其二是出售任何用作建筑的土地，要通过拍卖。原则上，这后者对县制度的运作不利，但有躲避之方。县会把土地的投资项目写得特别，广告若隐若现，通告时间缩短。这样，洽商好了的投资者通常是拍卖的胜出者。
第十节：中国的货币制度与人民币的兴起
朱镕基是个精明的人。虽然职位转来转去，一般的意见，是从一九九三年七月到二○○三年三月，他是中国经济的舵手。表面看他是个计划经济者，是个独裁者，也是个不相信市场的人。一九九五年我批评他处理通胀的方法，后来以文章及在电视公开道歉：他对，我错。
我们不能以一个改革者的言论甚至行动来评价他的政绩。他的成败只能以效果衡量。这样量度，朱先生可以拿满分。看似权力欲强，但在他掌政时中央的权力是大幅地下放了。不相信市场，但他在任时国内的市场变得那样彻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经济学者也会感动。你可以指责市场有假货，但产品质量的急升大可与当年的日本一较高下，而市场的合约，无论产品的或劳工的，显示着的自由其它地方难得一见。
一九九三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加剧，人民币暴跌。我在该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文章，说控制货币量不会有效，因为无法做到（注四十二）。我指出困难所在，是中国的银行乃出粮机构，有权势的人可以随意「借」钱。于是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要负起一间正规中央银行的职责，不提供任何商业借贷。更重要的是：以权力借贷的行为要杜绝。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朱镕基接管人民银行。掌此职仅两年，但他创立了中国货币制度的架构，并一直监控着这制度的运作，直到二○○三年三月从国家总理的职位退休。一九九五年他把人民银行转为正规的中央银行。他控制通胀的方法，是直接地约束借贷与消费，把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我当时对他的约束办法有怀疑，但也认为可能是斩断权力借贷的唯一办法。受到弗里德曼的影响，我反对人民币挂钩而不浮动。
一九八三年香港的财政司考虑港元采用钞票局的制度，让港元与美元挂钩，我参与了讨论。英国的Charles Goodhart建议港元要下一个锚，而弗里德曼支持采用钞票局。人民币怎么办呢？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不少困难，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崩溃。我求教过米尔顿好几次，遇上任何关于中国的事，他的时间是非常慷慨的。
米尔顿之见，是像中国那样庞大的国家，不能采用钞票局制度。他认为我提出的把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挂钩原则上可行，但费用会是高的。他的选择，是中国采用美国的无锚货币制，严谨地控制货币量，让汇率自由浮动。
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不久，一组来自北京的经济学者邀请我到深圳会谈。他们对中国的前景很忧心。在讨论中我突然间乐观起来，因为意识到朱镕基做对了。只三年他把中国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以上调整至零，而当时的产品质量正在急升，通缩一定存在。我于是推论，亚洲的金融风暴是人民币突然而又迅速地转强的结果。当时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都钩着美元，所以当中国的通胀骤然间终结，在国际竞争下钩着美元的亚洲小艇纷纷脱钩，因为他们的币值是偏高了（注四十三）。
一年之后，我更为理解朱镕基的货币制度。他的方法可以理解为把人民币下了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为锚。得到朱的启发，我意识到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用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用不着要有真实物品的储备，条件是央行当局要有些外汇储备，必要时左右一下，而更重要的是不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把货币的用途限于货币现象，将汇率与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挂钩是不难维持的。
是市场合约的自由与弹性协助中国在九十年代幸免于经济衰退的蹂躏。就是不算当时产品质量的急升，通缩率逾百分之三，而房地产的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然而，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增长率约百分之八。分红合约与件工合约当时盛行，协助了真实工资的自动向下调整（注四十四）。再者，为了确保他要达到的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朱镕基把市场全部放开，大力推行国企的私有化，拿开约束劳动人口流动的限制，也加速了经济决策的向下分散。上马时朱可能是个市场怀疑者，下马之际他必定转为信奉市场了。
回头说中国的货币问题。二○○二年在天津南开大学的一次讲话中，我说人民币是世界最强的货币——当时的黑市汇率还低于官价的（注四十五）。到了二○○三年三月，在一篇评论朱退休的文章中，我说人民币那么强劲，两年之内西方的国家会强迫人民币升值——那时黑市与官价汇率大致打平（注四十六）。这样用黑市与官价汇率的互相运作来估计一种货币的强弱，一九九三与米尔顿研讨过，加上我跟进了地下钱庄的非法交易活动。这些活动的存在，北京当然知道。
外国施压要人民币升值来了，不是两年后，而是四个月。我坚决地反对人民币大幅升值。理由是如果要改进农民的生活，他们要被鼓励转到工业去。除非农民的生活提升到城市工人的水平，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说是成功。多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的故事永远是血，是苦，是泪与汗。记忆所及，这是第一次农民看到一丝曙光，而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提升会消灭这希望。
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尔摩，参加高斯获诺贝尔奖的盛会，我对米尔顿说世界将会见到十到二十亿的廉价劳动人口加入国际贸易，二十年后地球的经济结构会有很大的转变。这竞争来临了，而我关心的是虽然中国的工资低廉，比起印度与越南等地还是高出相当多。这些国家也发展得强劲，我当然高兴，理由简单：他们愈富有，跟他们贸易中国赚的钱会愈多。然而，把人民币的国际汇值提升是让赛。很多农民到今天还没有见过真的飞机在天空飞行，人民币升值怎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呢？
目前中国有无数的我称为接单厂家的工厂。他们既没有发明专利也没有注册商标，只靠客户交来样板与设计，有单就接。当一个订购者要求复制样板及开价，这要求通常寄到多处，到几个国家也是常有的。我的观点，有大量的事实支持，是农民尝试工业一般由接单工厂做起，学得点技术与知识然后向上爬。感谢蒙代尔，他也曾多次大声疾呼地反对人民币升值。
要清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困难。与其愚蠢地压制人民币的需求——央行目前正在这样做——他们大可取消外汇管制，让人民币大量地流进国际市场。一种货币的下降与上升的压力是不对称的。有下降压力很头痛，但上升压力绝对不坏。让人民币外流国家赚钱，而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泛滥，有需要时可以容易地把人民币买回来。通货膨胀的担心可以用一篮子物品作为人民币之锚而解决了。
得到朱镕基的启发，二○○三年我建议，也重复过几次，人民币转用一篮子物品为锚，正确一点地说是以这篮子的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央行不需要有这篮子的物品存货。他们只要担保一个币量可以在指定的市场购得这篮子物品。
这个可以成交的指数容易调整，即是说物价的水平可以容易地调整。物品的选择与比重的分配要慎重考虑，做得对通胀再不会是关心的问题。把货币钩着一篮子物品，多年前与米尔顿研讨过，而这思维与蒙代尔的货币观是一致的。朱镕基的经验显示，实践的成本不高，因为货币之锚只是个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央行不需要持有这些物品。
北京考虑了我的建议良久，那其实是朱镕基的货币制度加上一点变化。这变化是向旁站开一步，避去与其它国家争吵，对他们说：「我们是回复到古老的本位制，只是我们用一个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没有真实物品的储备。这是我们选择的确认自己的币值的方法，与所有其它外币的汇率是自由浮动的。」当然，要防止通胀，以一个可以成交的实物价格的指数为锚，远胜一篮子用纸造的货币。
央行没有接受建议我不感到烦扰，但两三年来他们的操作使我担心。上述提到之外，我的感受是他们要尝试美国的无锚货币制。货币政策早晩会大手采用。这会大幅地增加央行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到后来可能把县制度破坏了。
让我重复上文说过的一个重点。互相竞争的县的权利结构不容易瓦解。任何不明智的政策，侵犯了县的利益而县有权说话的，我不担心。例如我不担心价格管制或租金管制，如果这些管制出现，我敢打赌要不是不被执行，就是执行也不会持久。我担心的是县无权过问的政策。这方面，货币政策居于头痛项目之首。
注四十二 张五常，《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壹周刊》，转刊于张五常，《二十一世纪看中国的经济革命》，花千树出版，一七五至一七九页。
注四十三 当时我没有发表这个解释，因为恐怕扰乱外汇市场。当这解释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发表时，一位曾经专注于该金融风暴的北京朋友惊叫，说我的解释一定对。该风暴出现时，他和同事狂热地找解释，但后来回顾所有解释都不对。见张五常，《铁总理的故事》，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发表于《壹周刊》。
注四十四 分红合约有工资自动向下调整的机能。件工合约有同样的弹性，因为有新订单时件工之价往往由劳资双方再洽商。见张五常，《制度的选择》，第四章，第六节，二○○二年花千树出版。
注四十五 张五常，《以中国青年为本位的金融制度》，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发表于《壹周刊》。
注四十六 张五常，《令人羡慕的困境——朱镕基退休有感》，二○○三年三月十一日发表于《苹果日报》。
第十一节：结语
这篇文章我集中于中国做对了什么来解释他们的经济奇迹，想着到结尾时说些负面的话来平衡一下，但写到结尾我不愿意这样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周年。中国的传统教我们，一个人生日之际不要把污泥掷到他或她的脸上。也不只是一个人。是一个曾经那么丰富而又有深度的文化。五千年前这文化产出的陶器与玉雕我们今天还没有本领复制出来。为这传统我感到骄傲，而任何人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会同意那是人类足以为傲的一个源头。今天，这传统是在复兴了。
这些年北京做出来的大可引以为傲。你可以详尽地批评执掌政权的人，但他们减少了那么多的贫困，工程之庞大与迅速，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认为这样的成就不会再重复——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时。
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
一九八三年，第一次与一群老同志在北京会面时，我不客气地直言：「你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要替我把国家修理好。」我们成为好朋友。伤感的是，他们之中多位已经不在了。他们后来做到的，远超我的期望。午夜思回，有时我幻想着要是这些老同志还活着，见到今天的中国，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政党历来有困难，困难多多。党员八千万，要怎样安排党的职责与执行党规才对呢？不可思议。
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拚搏——而还在笑。二○○四年，在国内的荒山野岭摄影，太太与一个在田中操作的妇人闲谈。这妇人说久不久会有一日有受薪工作，雇主会以大车接送她及其它人到工业园去作园艺。天还未亮起程，天黑后才回家，带着面包与一瓶水，一天的工作可获七美元。我见她在笑，问她为何这般开心。
她说生活改进了，有生以来她的植树知识第一次有外间的需求，而女儿刚在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很好的月薪二百美元的工作。是像这个妇人的人，数以千万计的，把国家建设起来了。
一九七九我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热衷地下笔是一九八三的秋天开始的。今天在盛年的干部与企业家，那时是大学生。很多读过我写的，所以这些日子，作为一个老人，在国内所到之处，不愁没有免费饭餐吃。跟他们当餐对酒是乐事，也从这些聚会中获得一手的资料来写这篇文章。这里我要以深深的诚意感谢他们，也要再感谢他们的工作，把国家从漫长的黑洞推出来，见到曙光了。
流行的报道说中国的干部例行地贪污，不可能对。他们之中很多有智慧，对国家有贡献。一种竞争的风气使我想到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作学生时的感受。在一组同学中大家知道或听过谁是谁，对大家的本领互相估计，然后玩那成绩排列的竞争游戏。彷佛没有其它目的，只是要看谁能爬得高一点。
那位到我家来求喝一杯葡萄酒的县长是个例子。他工作拼搏，但工资低——每月约三百美元——使我怀疑是些什么驱使他奔走。是贪污钱吗？是升职吗？是声誉吗？我试图很含蓄地找出他的动力根源。过了好一阵他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说：「教授呀，我只想为国家做点事。」不难想象，气氛环境适当，可以有很多像这位县长的人。
回头说中国奇迹吧。那史无先例的经济制度之外，我选两个现象为奇迹之首。其一是约一九九三开始，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爆炸性的经济发展，伸延到国家的中西部去。这个现象出现的时期，开头有人民币的崩溃，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跟着是百分之三强的通缩，而房地产的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二是大约二○○○年起，通缩终结，农民的收入开始爆炸性地上升。从二○○○至二○○七，我的估计是农民的人均收入的每年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了。只要这趋势继续，十年后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会与城市的中等人家打平。趋势当然不可靠，但如果真的继续，我的估计是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会等于十个日本。
结笔之际，我要对一个我批评过的人致敬。他是朱镕基。老师艾智仁当年屡次提醒我：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热情──来衡量的。上述我排列为首的两项奇迹，都出现于朱先生掌管经济的时期。将来的历史不会忘记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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