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作为公共话语平台的观察家

2008-06-09 21:12:02 来自: jiaon书理乾坤(那些有理想的人)

作为公共话语平台的观察家
——以2005年8月后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为例


第一章 前言

（一）概说
2006年底，在国内媒体界享有较高声誉的《南方周末》，在其年末特刊之年度致敬中，将年度专栏颁给了《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版。《南方周末》在致敬理由中写道：一个社会是否有思想，只要看看这个社会里严肃媒体是否有思想就知道了。作为一家严肃媒体，《经济观察报》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该报的“观察家”版块，在一定意义上，“观察家”的思想深度，代表了中国严肃媒体的思想深度。[1]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在之前的2005年8月，以许知远、于威等人为代表的经济观察报人辞职事件在传媒圈内引起不小的震动。此次辞职事件对于《经济观察报》来说，从目前来看，应该算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因为以该事件为分界点，之前和之后的报纸特色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以许知远等人为标杆性评论者的观察家部来说，更其如此。但是，经历那次“地震”之后，“观察家”并没有进入有人预言的“集体脑死亡”的下滑状态，反而在新任编者的努力下，继承发扬了原有风格，开创了新的局面。时至今日，新的观察家已经在读者圈及业内获得了普遍的好评。
用一种严肃的立场关注涉及到公共性的社会变革的深层次体制问题，在表达出清晰的立场以外，通过学者的探讨给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尝试着将问题的解决纳入良性轨道。这便是观察家的最大特点。
特别是2005年以后，报纸与知名学者的合作愈加密切，“观察家”开始重新定位，关注中国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思潮，致力于为制度变迁提供全球视角，为社会转型提供解决方案。深入新闻事件的核心，寻找问题事件和问题人物，专家学者将典型事件和人物纳入制度分析框架，学者和记者编辑们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与合作，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二）本文研究思路及其可能的局限
从02年初次接触经济观察报迄今，已六年有余，中途从未停辍，兼及06、08年先后两次在该报实习，得以识见观察家的主要负责人仲伟志、殷练等编辑，搜集了该版的一些原始资料和素材，对该版面的内部环境也有所了解。
应该说，这一经历对研究该版是极其有利的。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对该版生产流程的熟悉，和相关资料的搜集的便利和丰富上，更为重要的是，从一定程度上说，笔者实习期间，身处其中，已有“局内人”之感。这种感觉，一方面可以印证新闻传播理论的现实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作者的专业理论水平也可藉此丰富和提升。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正是这个意思。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笔者避免了由于只能从外部进行观察而导致的猜测甚至臆测而进一步形成的一般个案研究通存的盲人摸象和隔鞋瘙痒的不足。
但显然，入乎其内，还要出乎其外，否则，研究者就很可能戴上有色眼镜，结论难以客观。
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内外兼修”。所谓“内”者，是指任何研究都离不开逻辑推理，如何推理？以外人之心度之，还是以“局内人”之心度之，答案是显然的。所谓“外”者，是指研究者必须秉持公道、平静、客观之心，不可先于事实心存偏废。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因为本文的写作时间相对来说并不充裕，这就造成了本文在进行资料收集并研究的时候，只收集了2005年8月之后的相关材料，虽然可能三年的时间也并不短，但因水平所限，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可能仍不免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缺陷。这也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 “观察家”的版面

《经济观察报》是一张创刊于2001年的大型经济类周报，与《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营报》并称为国内“三大经济类报纸”，并被《远东经济评论》杂志誉为：“一家旨在大胆地开拓中国财经新闻报道视野的机构”，英国的《卫报》称其为“今日中国的与众不同的声音”。[1]（观察家内部资料，“观察家论坛”简介）
《经济观察报》的办报理念为：“理性，建设性”。对此口号的涵义，《经济观察报》原首席评论员邵颖波这样阐释该报的办报思路：“在我们看来，‘建设性’的核心是理解、尊重、未来导向和互相承认；主张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事物，以渐进、重过程、可持续并留有余地的技术方法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扩张性、非零和、用增量来解决存量问题的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目标群体的利益最大化。” [2]而作为该报的核心版块之一的“观察家”，更是这一理念的积极实践者。
《经济观察报》常规出版56个版面，“观察家”每周一随主报出版，版面为41至48版，具体由观察家部运作。该部隶属社论委员会，负责编辑观察家版及社论版，是经济观察报的言论平台。
辞职事件后，“观察家”的版面框架可以分为三大核心部分，见表２.１：
表２.１观察家版面框架表
名称 主要内容 版位
头版 专论、事件评析、人物访谈等 第1、2版（报纸版面相应为41、42版）。
专栏 经济、社会问题等深度评论 第3、4、5版（报纸版面相应为43、44、45版）
其他版面 历史视界、全球视角、个人历史、专题等内容 第6、7版（报纸版面相应为46、47版）

注：第48版一般为广告。
（一）头版
2005年8月以来，该版的主要内容，大多为外来学者、官员提供的文章，或者是由该版记者采写的热点人物报道。此版经常是学者、官员就某一问题发言的平台，又是各方辩论的的平台。
头版部分的具体的内容可以进行如下细分：
１专论：观察家的定位之一是“为社会转型提供解决方案”。为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要求媒介为专家提供适时的公共话语平台，头版专论集中刊登的正是关于公共问题的深度分析文章。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发文《从此开启转型进程》，探讨“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秦晖发文《“治水社会论”批判》探讨“从‘朔天运河’讨论看国土整治与技术性重大公共决策机制问题”，等等。作为观察家的主打栏目之一，头版文章大多是重要公共话题的首次公开。
２事件评析：每逢重大事件，观察家常会对其进行探讨。05年8月以来，观察家讨论的问题举其荦荦大者有：苏丹红食品安全事件、矿难频发事件、北京出租车提价事件、中医存废争议事件、三峡水库与重庆高温争议事件、故宫星巴克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山西黑煤窑事件、许霆案事件等。由文题显而易见，观察家讨论的问题折射了中国转型期的所面临的深层次体制问题。与某些媒体选题时避免争议的做法不同的是，观察家不回避问题的争议性。
３人物访谈：如果说每个人身后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的话，公共人物报道折射的就是公共事件中的人与事。最近三年来，走进观察家报道视野的人物有：薛暮桥，薄一波，杜导生，吴敬琏，杜导生，王元化，钱正英……这样一个个读者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代表的中国转型进程中的独特历史视角和历史地位，这样一些历史片段不仅不应该被遗忘，相反应该被记取。
（二）专栏
此版块自创刊以来一直保持着其自身特色，常规为3版左右。观察家的所有8个版面中，一般最后一版即第48 版为整版广告，其余各版有小版面的广告，但不会超过1/3个版面，由此可见其在整个版块中的重要地位（对此版面后文另有介绍，此处从略）。
（三）其他
包括历史视界、全球视角、个人历史、专题等内容，此类版面的文章大多由记者采写，代表的是观察家在内容广度上的积极探索。如“全球视角”栏目，在过去三年中就曾经多次刊登由记者采写的报道，内容大多是外国学者、大使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这给观察家提供了除国内学者本土视角以外的国际视角，拓宽了其关注领域的广度（对此版面后文另有介绍，此处从略）。


第三章 观察家公共话语平台的具体表现

（一）公共话语平台的含义
１基础概念
本文以学者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定义作为阐释观察家作为公共话语平台的基本概念之一。按照哈贝马斯的定义，媒介作为公共领域进行交流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 [1]
图３.１：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图
而在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定义的基础之上，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媒介社会学中心主任汉斯•韦斯特拉滕教授更加重视公共领域理论在当代社会情境下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哈氏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以如下要素为基础的：
（１）公共领域需要这样一个论坛：它对尽可能众多的人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
（２）在公共领域中，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展开交锋。这意味着，只有在公共领域首先对于一个人可能作出的各种选择方案有一种明察的情况下，“理性的”政治选择才有可能。与此同时，传媒应该提供尽可能宽广的解释框架，以便使该公民也能够知晓他没有选择的方案是什么。
（３）系统地和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是这种公众领域的首要任务。[1]
哈贝马斯也曾经对假定的理想的言说情景所应该包括四个原则进行说明：
（１）任何具有言说及行动能力的人都可以参加此对话；
（２）所有人都有平等权利提出任何他想讨论的问题，对别人的论点加以质疑，并表达自己的欲望与需求；
（３）每个人都必须真诚的表达自己的主张，既不可以欺骗别人，也不受外在的权利或意识形态所影响；
（４）对话的进行只在意谁能提出“较好的论证”，我们理性的接受这些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而不是任何别的外在考虑。[2]
由以上引文可见，公共领域的构建必须借助媒介这个“公共话语的平台”进行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其二者存在这紧密的联系，公共领域需要公共话语平台这样的一个论坛，以便各方进行经验交流并进行探讨。
２本文定义
就在这样的互动和交流基础之上，本文认为，所谓公共话语平台，即在公共领域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起到沟通和交流作用的论坛。人们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
本文结合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定义，对观察家作为公共话语平台特点的界定包含四个方面：
（１）讨论话题的公共性：在如何为转型社会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个大的界定框架之内， 具体划分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法律法规、政治政策等等具体的话题领域。本文用“公共新闻”平台来具体分析观察家版讨论问题的公共性。
（２）发言者的身份具备公共性：观察家的作者大多为“公共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专栏版面，发言者大多是有独特专业研究的学者和专家。
（３）报道手段的客观性：公共话语平台的形成不仅有赖于话题内容的公共性，也与报道形式是否客观密切关联。公共话题的重大性、严肃性和复杂性，公共话题的参与者（包括传受双方），都无一例外地必然要求报道形式必须符合客观报道的基本形式。从传播效果看，客观的报道形式也有助于效果的提升。
本章以下部分即尝试以如此解释框架对观察家版的具体实践做一详细说明。
（二）观察家作为公共话语平台的实践
１指导思想
观察家部门主任殷练曾介绍，观察家的编者们经常引述1947年储安平给胡适的约稿信中的一段话，作为观察家的编辑思路：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嫌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要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
而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的报社执行总编辑仲伟志，也曾经就此问题进行论述，“作为拥有所谓‘准公共权力’的机构，我们的确需要检省自身，‘给批评者更多的批评话语权，通过争论才能明辨是非曲直，才能还改革以清晰明朗的话语时空’”。[1]
“无所偏倚，尽心尽智，我们也希望，观察家不仅代表深度，也努力拓展其边界，融合新、老观察家所长，为读者提供观看世界的更多视角。” [２]
以平和、理性的态度，“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非眼看着它被破坏。”为社会公共新闻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寻找解决思路。这便是观察家进行报道时的指导思想所在。
２具体实践
根据对过去三年时间观察家报纸头版的数据统计，可以得出图３.２
图３.２：观察家头版关注领域对比图
　　　　　　　　　　　　　　　　　　　　　　　　上图三便是近3年来观察家关注的所有涉及到公共性新闻的话题领域结构图。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一篇与此类主题无关的文章。观察家关注的全部都是公共社会的体制性深层次问题，这比较清晰的显示出了观察家关注点的严肃性与公共性。
结合对2005年8月至2008年5月这一时期观察家所有文章的统计，本文将观察家头版文章讨论的公共新闻的话题领域区分为如下八类：
表３.１观察家头版话题领域区分表
栏目分类 栏目内容
事件评析 对于有争议或者涉及体制性的问题的讨论
反思改革 2004至2005年，中国进行了有关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议。在这次争议中，观察家刊登了一系列的支持改革的文章，刘国光《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刘吉《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 “原罪”是一个伪问题》的文章，引领了一时的舆论。
观念更新 改革史如何写作、“新知识分子”如何定义、新儒商与新文化的关系为何等等，此类有关历史与文化的话题，也是观察家关注的领域。
人物 在中国转型进程中起到独特历史作用，或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都是观察家关注的人群。
经济形势 当下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如当下的通货膨胀、金融业改革等等。
国际局势 观察家一直致力于为读者提供全球视角。
公共政策 出租车业改革究竟如何进行？信息公开条例究竟如何实施？等等诸如此类涉及到公共问题的政策与法规，都是观察家的关注点。
三农问题 想给当今的中国问题寻找一个总的解决方案的话，三农问题依旧是一个绕不开的领域。而多年来，观察家一直在此领域里进行探讨，展现当下农村局势，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
（三）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
自2004年8月，《南方人物周刊》杂志评选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以来，有关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及定位的讨论逐渐的进入公众的视野。事实上，社会转型带来的公共问题，社会改革步入深水区面临的种种困惑和难题，以及社会分工的日益专门化，推动了公众对公共话题的关注，以人文关怀和专业素养居长的公共知识分子于其中脱颖而出，势在必然。
何谓公共知识分子？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看法是：“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话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 [1]
　　１观察家现状：专家型“公共知识分子”中心制
根据作者对2005年8月至2008年5月间的“观察家”版面进行分类统计，可以得出表３.１及图３.３：

表３．１：2005年8月——2008年5月观察家头版作者分布表
分类 学者文章 记者文章 当事人文章
事件评析 28 17 9
政治体制 11 6 5
经济形势 31 2 0
公共政策 19 4 0
三农问题 19 3 1
国际局势 15 16 0
观念 24 11 5
反思改革 37 10 0
人物 8 12 15
图３.３：观察家头版文章作者来源对比图

其中，学者：192篇（占总数的63%）
记者：81篇（占总数的26%）
当事人：35篇（占总数的11%）
据以上两图表，可以明显看出，在观察家版的作者中，学者型“公共知识分子”的比例为63%，占据绝大多数。观察家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专家中心制”的办报思路。这跟观察家开门办报的思路有关，而这也正是其公共话语平台的一个展现。
（１）公共知识分子发言的原因
①媒介环境
就眼下信息传播的数量来说，对每一类读者可能都是过剩的。所以，不仅提供信息，媒体还必须提供对信息的梳理与整合、分析与判断；不仅给读者“舆”——新闻，还给读者“论”——见识。[1] “我们给读者解释性的东西，经过价值判断的东西：我们努力把个别的、割裂的、分散的事实还原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去。”而这样的解释性工作，便是一般的编辑记者难以完成的了。而这便是观察家逐渐形成公共知识分子发言的“专家中心制”的原因。
②现实原因
2005年8月，因为与《经济观察报》的办报理念发生摩擦，该报原先主笔许知远，观察家编辑于威等数十名该报资深记者辞职。此举直接导致了观察家版面的瘫痪。在一段时间以内，观察家的版面中，大约有3到4个版都是由记者来进行写作。而辞职事件之后，符合条件的记者几乎全部辞职。也许是在无奈之下，观察家走上了这样一条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的“专家中心制”办报思路。
（２）为观察家撰稿的公共知识分子构成
①观察家专栏具体构成
3年来，在观察家的专栏中共出现了39位专栏作家。对其数据进行分类及统计，可以得出图３.４
图３.４：观察家专栏作家构成图

其中：
教授19人（包括经济及金融学教授共9人，历史学及其他学科教10人）。
研究员4人。
经济学家4人。
其他（包括记者及咨询师）7人。
国外视角（来自国外的作者）共4人。
（专栏作家名单及身份简介请见文后附录）
根据这个数据可见，来自经济学历史学及其他学科的教授占据着观察家专栏作家版面的一个很大的份额。而考虑到这些教授所写文章的数量及频率（本表其他数据中，有些作者最少只写过一篇专栏文章），那么这些学者们更是构成观察家版面“观察家”的绝对主力。
②观察家专栏版面的主要撰稿人
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其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关注的领域包括经济体制、医疗改革、三农问题、电信改革等。
周其仁原先在《21世纪经济报道》写作专栏，自2004年之后，他的专栏已经基本只在观察家上出现，之后一些列文章已经集结出版为《挑灯看剑》、《世事如棋局》等书。而自在2007年期，周其仁教授有关医改的系列评论，更是一口气连续刊载了几十篇。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其研究领域为转型社会学。近些年来著有研究转型中国社会问题的《断裂》、《失衡》、《博弈》三部曲。在国内学界获得普遍好评。其分析框架已经多次被采用和借鉴。而这些书中的主要内容大多来自为观察家撰写的专栏文章。
孙立平在该报创刊的第一期观察家版面上就开始为该报撰文，至今已经持续7年。是为观察家撰稿时间最长也最多产的作者之一。孙立平教授曾经回顾其与观察家的合作，认为观察家给他提供了一个学者建言建策的平台。而其学者身份又可以使其少了很多顾虑，单纯从学术思路考虑问题。这样的结合使双方都可以获得益处。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近些年来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激荡三十年》，《大败局》等。而前者更是被认为是“揭开了中国改革三十年回顾热潮”的序幕之作。
吴晓波同时还在《第一财经周刊》、《周末画报》等报刊上刊登专栏，但其最重要的著作《激荡三十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首先在观察家出现的。他最近开始的撰写晚清及民国商业史的内容，也已经开始在观察家刊登。
（３）为观察家撰稿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
通过对上面三位主要撰稿人周其仁、孙立平及吴晓波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为观察家进行撰稿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有其清晰的学科定位。因此，与西方对于公共知识分子那种“就某些有关社会公众利益的话题进行跨越本学科的探讨和发言”的定义有所不同，与前文朱苏力教授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也稍有差异。与观察家合作的撰稿人的写作领域，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之内（具体可见文末专家撰稿目录），并没有越过其各自的研究范围。由此可以保证其对所论说问题的了解的深度，因而保证了文章的水准。而这也保证了观察家不仅给读者以新闻和事实，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新闻和事实又是比较可信的。
专栏作家队伍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而这样可以保持专栏立场的相对稳定和统一。而专栏作家也可以持续的对一个问题进行探讨。长时间的关注一个问题，可以使其对此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
（四）报道手段的客观性
１让当事人说话
图３.５：观察家头版作者比较图

结合图３.５观察家头版文章作者来源对比图可以发现，在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关注改革人物的得失与否的时候，观察家一般是寻找到当事人直接进行访谈，让当事人直接对问题进行阐述而不是通过二手甚至是三手的材料。而观察家又因其平台的高度，故而记者可以直接采访到事件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接接触的人进行采访，而当事人们也愿意接受其采访并积极论述。这样来自第一手的资料，既可以成为阐述事件原委的有力叙述，又为今后历史保留了一份原始的档案。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学者王元化，其生前最后一次接受访问即由记者马国川在数月前完成。而在2006年，在学界较少接受访问的学者李泽厚，归国不久，即接受了该版记者的采访。
另外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故宫星巴克事件”。在进行编辑时，观察家的编辑仲伟志直接将争议的当事人芮成钢请出后台，亲自向读者进行解释。这样不回避争议，甚至勇于探讨争议，希望以一种理性，建设性的观点对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以求得意气之争以外对于问题的真解决，是观察家的特点之一。
２跳出争执之外
观察家进行敏感问题探讨的时候，一般会采取如下的编辑思路：
找到当事人或者立场相对的两方对同一问题进行发言。而在这之外，观察家还会找到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学者，对此问题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中间评论。观察家版面此时希望自身变成一个可以让事件的双方对问题进行理性探讨的平台，在意气之争之外，还能够对那些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真正进行理性的探讨，以便求得一个真解决，而不是让事情变成当事双方自说自话的争执不休。这已经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操作思路。
一个清晰的例子，便是在今年4月14日的一期观察家“再辩许霆案”的讨论中，该报编辑在处理究竟许霆案的二审结果是否公正的时候，就给对此有不同看法的双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和社科院研究员刘仁文一样的发言版面，不仅如此，甚至连他们的发言在排版上都是不分先后，在头版左右均衡呈现的。[1]


第四章 值得商榷的问题
本文认为，成功媒体的定位一般都比较清晰。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符合自身定位特色的稿件选择标准。观察家便是这样一个媒体板块。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它清晰的定位以及风格特征已经获得了认可。但即便是如此，也并不意味着观察家的编辑思路便没有任何值得改进之处。本文认为，观察家可能仍然存在着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记者中心制”还是“专家中心制”？
虽然可以说，观察家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逐渐沉淀，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编辑思路和作者阵容，但观察家因人设事的问题依旧存在。正是发生在2005年的记者辞职事件，使观察家不得不转型到“专家中心制”的编辑思路。而正是这之后学者和编者记者之间的良好合作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但这样的编辑思路是否已经内化成这个版面的精神核心？是否以专家稿件为主已经成为一种实际存在的编辑思路？而如果这一问题不进行仔细考虑，则以后在发生类似05年的事件的时候，可能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而2008年，原先在观察家任职的李翔重新回到观察家。自此以后，整个版面的记者构成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现在观察家拥有三名记者。他们是在国内学界拥有广泛人脉的记者马国川，擅长采写国际问题的刘波，以及对于商业和国际问题均有独特认识的李翔，三者的搭配已经比较合理。但记者的逐渐增多，如何处理记者与专家之间的关系，是值得仔细考虑的。
以2008年5月5日的一期报纸为例：
表４.１：２００８年５月５日观察家头版分类统计
记者写稿 专家写稿
马国川《厉以宁：被耽误的股份制》 文贯中《现行土地制度违背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原则》
李翔《柏杨：愤世嫉俗的作家》 吴晓波《上海调人》
李翔《王的世界》 雷颐《“非锁国”的爱国精神》
李翔《王文京：这二十年我没有犯过大的错误》 大卫《令人沮丧的药方》
刘波《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访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学者纳杨昌达》
共计：五个版面 共计：三个版面
通过上述表格统计可以发现，光是记者写的版面占据了八个版中的五个，其中一个记者的稿件就达到三篇近两个版面。而专家只占了三个。
笔者认为，因为媒体自身的工作特性，记者的流动要远远大于强于学者。而一旦记者发生变动，则现在形成的版面特点又要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而记者采写的过多，又会使得现有的和学者形成比较好的互动模式被打乱。总体来说，观察家到底是要走“记者中心制”还是“专家中心制”，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国际版仍有待加强
观察家版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代表了整个《经济观察报》的国际视野的水平。2002年，观察家对其国际版“全球视角”栏目有如下定位：
“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不断加深的全球化浪潮为一些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会，使它们成为时代弄潮儿，同时又无情的淹没了另一些国家。但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全然抛弃那些不幸的落后者，因为我们已经息息相关。由于彼此紧密相连，同时被难以置信的发展趋势所推动，我们经常无法看清自己，也因此无法避免灾难。寻找希望。我们向当今世界最聪明的人们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如何理解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如何定义我们在历史中的地位？个人和商业组织间是什么关系？商业在今日世界的发展中起的作用是什么？今日亚洲的世界地位是什么？作为一个彼此完全不同的众多国家的组合，以及作为整个世界的奇异的组成部分，亚洲能够达到怎样的地位？为了给读者带来一个更广阔的看待世界的新视角，《经济观察报》于2002年4月开办了“全球视角”系列采访节目。” [1]
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观察家的国际报道视野。可见其主要目的便是跳出国内对于某些问题的惯性思维，积极的寻找外部智慧，以便给问题的解答开拓新思路。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所限，目前观察家的稿件来源依旧比较缺乏。如在过去的三年中，头版的国际文章大多是由金雁一个人写作。而在进行报道的时候，记者刘波仍然只能够在国内进行采访和写作，所采访的对象也大多为来到中国的学者或者官员，而文章也大多局限于访谈体。假如观察家依旧如编者仲伟志所说，“我们也希望，观察家不仅代表深度，也努力拓展其边界，融合新、老观察家所长，为读者提供观看世界的更多视角。”那么，如何拓展作者队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或许可以与以前一些与观察家合作愉快的学者，如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院张国庆等人重新联系，以便充实国际版的作者阵容。
（三）增强专栏作家队伍的稳定性
虽然过去三年中观察家的专栏作家是其最稳定的一只团队，但观察家的专栏作家建立机制可能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问题，例如，如何建立一起一支稳定高水准的专栏作家队伍，其筛选机制，维系机制，仍然并不健全。
在访谈中本文作者曾经听编辑表示，其实整个工作的流程就是做版，例如找到青年经济学家薛兆丰来写文章其实就是在网上撞到的，编者发邮件问他愿不愿意写，最后这条线就连上了。
而类似的情况可能并不能总是发生。如何建立起一种比较合理的稳定的筛选机制，形成一种更加清晰的作者视野。让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个论坛，而又让进来的学者稳定的在这个平台上发言。仍然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结语

随着观察家的获奖和逐渐的在同行及读者那里获得认同，其所代表的此类公共性话语言论空间的实践，已经成为值得学习的榜样。在诸多媒体的此类实践中，如果说十年前《南方都市报》的时评版面的创建开创了中国媒体时评写作的新局面的话，这种日报类的时评的内容存在着种种不足——内容过于琐碎和重复，写作主体仍以记者、编辑及民间时评家为主所造成的内容深度不足，更多的只是一种各方利益的“原生态声音”而缺乏理性的思考。在媒体自身不断成熟及读者的要求之下，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解决。而“观察家”所开创的“后时评”时代，正是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有益尝试。
之所以要提及这张报纸的市场化背景，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与官方的因政治权威而成为主流声音的另外一种力量，成为了一种 “知识型权威”。观察家以此为平台，提供了另外一种令人信服的声音。它成为一个“瞭望台”，一个争论双方的沟通平台，提供了某种在不同的声音混杂时候的相对清晰的意义。



致 谢

感谢2006年暑假让我有机会进入《经济观察报》实习的该报生活方式部主任叶滢女士。是在她的帮助下，我最终进入“观察家”部门进行实习。
感谢我在“观察家” 板块实习的指导老师，《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仲伟志老师，我依然记得他在06年暑假在百忙之中仍然在我的实习表格上签名做我的实习老师的情景。在此之后，他多次的鼓舞和帮助，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的极其有益的组成部分。同时感谢《经济观察报》首席评论员孟雷老师、“观察家”部门主任殷练老师，以及帮助过我的《经济观察报》及《经济观察网》的诸位老师、同事。正是在与你们的交往中，我逐渐对这张报纸和这个版面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把握，虽然谈不上深刻，但我相信，这是一种努力之下的有益尝试。
感谢我的论文导师蒋海斐副教授。我们之间的交往不仅是始自开始此篇论文的写作，它开始于四年前。而我们的交往也将不仅局限于这短短的四年。正是蒋海斐老师慷慨的使他开放了私人藏书，而这之后他又不厌其烦的多次与我进行的交流，使我不断的获得提高。他在我的智力成长方面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在此郑重致谢。
同时我要感谢湖南工业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们，他们对我的谆谆教诲让我终生受益。感谢我在经济观察网实习时的指导老师郑轶楠女士对本文写作的大力催促。
向所有关心支持作者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衷心感谢！


学生签名：
日 期：


参考文献
[１]经济观察报．观察家创刊号至今．
[２]仲伟志．许知远离开之后的“观察家”．[Ｎ] 南方周末资讯研究•新马后炮,2007，(5)．
[３]许知远．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Ｃ]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４]许知远．后911时代．[Ｃ]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５]经济观察报．2004年的世界．[Ｃ]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６]经济观察报．正在消失的历史．[Ｃ]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７]尧小峰．经济观察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风格解读．新闻记者[J],2003,(11)．
[８]田秋生．传媒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现象．当代传播,2005,(1)．
[９]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类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１０]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J].社会学研究,2003,25(3):52-54．
[１１]孟锦,王逸涛.网络“意见表述”模式与公共话语空间建构[J].新闻记者,2005，12(6)：32-33.
[１２]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传媒[EB/OL].
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2100/41466/41467/3028032.html


附录一《经济观察报》阐述其“理性，建设性”办报理念的三篇社论：
何力《我们为什么不会折衷？》
ＳＡＲＳ正在成为一块试金石。有人沉稳，有人慌张。有人理性，有人疯狂。ＳＡＲＳ还被说成是一场战争。病毒正在扮演敌人，有点像当年的“四害”。其实，无论是“四害”还是ＳＡＲＳ，它们什么都不是，它们只是它们自己。
那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比如只要是北京等疫区来的人一律隔离或变相隔离十四天；有的地方为求自保把路搞断；有一个居委会居然贴出告示强令暂住此地的外地人立刻搬走；最荒唐的是竟有地方搞有奖检举ＳＡＲＳ可疑人员。
从政府到民间，疫情面前人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不仅是制度与能力水平的折射，还涉及到我们的品性。
从对疫情噤若寒蝉谎报瞒报到以邻为壑草木皆兵，表面上相去甚远，本质上却是一致。这种忽左忽右，没有折衷与分寸，仍然将公共决策视之为“搞运动”，凡事简单化、“一刀切”的做法，不仅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率配置，离一个能应付危机的社会体制也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们为什么不会折衷？
我们《经济观察报》报头上方印有“理性、建设性”五个字。所谓理性建设性在我看来核心的东西是理解、尊重，未来导向和互相承认；主张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事物，以渐进、重过程、可持续并留有余地的技术方法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扩张性、非零和、用增量来解决存量问题的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目标群体的利益最大化。
这里面，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是“互相承认”，也可以引申为求同存异、强调共性、双赢。在很大程度上，“互相承认”是向前看、多提建议和解决问题方案的基本前提。有人说，互相承认不就是宽容吗，不尽然。意大利政治和经济研究院院长史乔琶认为，历史上有三种情况可以将个体差异包容在公民社会的统一体中，一是种族隔离，差异在这里得到令人心酸的承认；第二种是同化，差异被消弭了；第三种就是互相承认。它接受和重视差异而不拒之于门外，这要比宽容意义大得多，因为宽容的双方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而互相承认则意味着对称的彼此尊重。
互相承认原则——“不和谐的和谐”——作为相异性的交汇和权力的平衡这样一种后天和谐思想，终于汇集了两个主要的文化成果：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托多洛夫在他对欧洲历史的回顾中清晰地描述了这一传统：“西欧曾经千方百计同化他人，消除外界的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成功了。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我认为在今天，这一欧洲历史阶段已走到了尽头。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将看起来更好的取舍措辞结合起来：我们要平等但不等于相同；我们要差别但不要让它变成高低之分；我们向往找到社会意义但却别忘了个体的优点。”
《出埃及记》中写道：你别压迫异乡人也不要虐待他因为你们自己在埃及时就曾经是外人。看，互相承认历史久远，但是全球化给了它新的意义。互相承认在中国的现实性就是，中国的激进与保守、强调效率的自由派与主张公平的民主派始终存在着敌对性背离而没有形成良性互补。
在很大程度上，“理性、建设性”是一种改良主张。其实，对于ＳＡＲＳ也应以改良的态度而不是以革命的或战斗的态度视之。人与病毒说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战斗的观点、革命的态度并非是一种理性的精神。
印象中，央视一位率先进入隔离病区采访的女记者，面对镜头，义正严词：“我不怕非典，我恨它”。非典只是一种病毒，有什么可恨的呢？该恨什么你不知道吗？我搞不懂。
说到改良，它的名声可能一直不太好，其实，与革命比较，改良也不容易，甚至改良更加复杂，更加艰苦，更需要耐心。比如改良需要更多的知识、技术、经验，要做许多琐碎麻烦的事。改良还需要与自己不喜欢的人交往、对话、谈判、妥协乃至退让。
从历史经验上看，我们有太多的时候表现为从一个学说到另一个学说，一种行动到另一种行动，这种两个极端的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不仅导致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约交流，不可传递增长。甚至在价值观上也是以暴力对暴力，主张与体制的更迭变成殊死的思想搏斗，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方。人与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人与病毒。怎能不拼个你死我活。
于是我称自己是个“中派”。中国不缺左派，也不乏右派，但缺“中派”。
类似的看法我们还可以从弗郎西斯•福山先生的《信任》一书中找到佐证：正如个人主义被公益精神中和后，才会成为自由民主制度实施的最佳地点，同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与个人主义被社群倾向平衡有关。福山认为，最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其实是不完全的现代化。这也是一种“中派”。
亚里士多德也把“出色”定义为过与不足之间的中庸，他强调：“正如智慧是善于推理，适度就是善于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勇敢在懦弱和冒失之间；慷慨在吝啬和浪费之 间；谦逊在无耻和羞涩之间；恰当得体比单纯的责任感和爱心更受推崇。
与我们所拥有的正常生活相比，疫情总是短暂。在这短暂的日子里，对疫区人民的温暖和慰藉更显珍贵。对身体的隔离是必要的，但对精神的冷漠是可怕的。
凡事有度，包括对ＳＡＲＳ，因为就算是真理也不宜再往前一步。

邵颖波《“建设性”是我们的主张》
我一向尊重的评论作者鄢烈山先生本周忽然发了火，在一家门户网站上发表文章，跟“影响力、主流和建设性”这几个词较上了劲。原因是另一家门户网站举办了一项关于优秀时评作品的评选活动，举办者为评选活动树立的标准即是“影响力、主流和建设性”，这几个标准使得性格鲜明的鄢烈山先生十分不快，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尤其“建设性”最倒霉，被说成是一头蠢驴。他的文章题目叫做：时评“建设性”是嘛玩意。
鄢烈山先生声明说，他讨厌“建设性”这个似是而非的口号，但并不反对提出这个口号的媒体。在这里我也声明，我讨厌不具有“建设性”的东西，但并不讨厌鄢烈山先生，不但不讨厌，甚至还很喜欢。不仅因为他写过大量脍炙人口的时评作品，还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让我们阐述的机会，因为我们承认“理性、建设性”的确是我们的主张。
“建设性”到底是什么意思？以鄢先生的猜测，“大概是要时评作者把自己当做政协委员，心平气和地拿出建议性的提案来吧。”这怪不得他，要怪就得首先怪中国文字，有人说中国文字的特点之一是不确定性，一个词、一句话并不总能准确地对应一个含义，“对不起你了”有时表示道歉，有时表示威胁，关键在于语气；其次还得怪口号，中国人有动辄提口号的习惯，而且口号的毛病还太多，它们总在变。即使口号不变，又因为可以被创造条件任意解释，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尽管有这些可以理解的前提，我们还是认为鄢先生为此发火大可不必。每一张报纸都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必须有自己的立世哲学。读者知道了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实在没有必要生气。骂人就更降低身份，不值。
那么，到底什么是“建设性”？在这里我将本报总编辑何力先生做过的阐述复制过来：在我们看来，“建设性”的核心是理解、尊重、未来导向和互相承认；主张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事物，以渐进、重过程、可持续并留有余地的技术方法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扩张性、非零和、用增量来解决存量问题的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目标群体的利益最大化。
这的确是本报同仁一致的思想，虽说这样的阐述理解起来或许存在障碍，但毕竟和“一头蠢驴”还有一些距离。
如此的理念化作实际行动会不会存在问题？比如像政协委员那样提出建议。如果时评作者有这个本事，理所当然是好事，我们看到好些时评文章的建议也就是那些委员提出来的。能提出立场和主张当然好，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更好吗？
那么，“建设性”这个导向会不会使时评作者变成“藏头乌龟”，不敢直面人生，不敢直击邪恶，从此使中国失去可以一针见血的“脊梁”？果真如此，罪莫大焉。幸好这不是事实，“装聋作哑、假痴扮癫、我行我素”的人从来就有，但他们从来都不是因为具有“建设性”思维才变成那样。这一点相信鄢先生也得同意，有魏忠贤、李莲英的时候还没有“建设性”这个词呢。
我们提出“建设性”这个主张，决不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而是出于积极地改良我们所处的问题良多的社会的愿望。在这个主张之下，每个人都必须有勇气面对一切不合人意的东西，这是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必须前提。没有这个勇气，哪来解决问题的提案？只是，具有“建设性”思维的人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他不仅要有胆量直截了当指出某人得了癌症，还要有智慧提出一种治疗方法。没有勇气、没有智慧怎么敢于挺身而出呢？破罐破摔倒是容易，也不需要什么勇气。所谓破与立的辩证关系，鄢烈山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写了三种情况，不管是先破后立还是先立后破，在不同问题上可乱顺序是随机应变的事，没有所谓。问题出在“破即是立”这个环节上。对于只破不立，光是发现问题，不开药方，不是不可以，而且很有贡献，比如首先揭开孙志刚案件的《南方都市报》。但类似事件在中国并不止这一起，它之所以成为今年的重要政治事件，难道不是因为有了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这一“建设性”的行动吗？毕竟，这些人以及之后的法学家们起到了关键作用，运用他们的智慧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改进了国家法规。“破即是立”在孙志刚案件中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但并不表示在所有问题上都如此，例如在清末明初以及文革时期。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才提倡“理性、建设性”，反对一味的破坏、挖苦嘲讽和单纯的攻击与审判。

仲伟志《“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重申“理性，建设性”的价值观》
胡祖六长文《国有银行改革需要引进国际战略投资吗？》在本报发表之后，被认为“不可避免地沾上利益色彩，成为外资投行获利‘计谋’的一部分”，而本报“发表长篇大论大力襄助”，自身利益归属亦受到质疑。有论者认为，本报指名道姓对国资贱卖论的领军人物提出反质疑，有陷入意气之争的危险，“不是一个崇尚‘理性’的媒体评论员该有的心态”。
其实，在发表胡祖六文章之前，本报“再思改革”系列专题已经引起了超出我们预期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本报一直主张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反对将一些“伪市场化”问题当成市场经济本身来指桑骂槐、复辟倒退，于是，在一些人的眼里，本报早已背叛了“大众利益”，成为“改革的设计者、参与者、获益者联盟”的代言人。
至于我们所秉持的“理性，建设性”的价值观，也一并受到了某些论者的批评。有人认为，所谓“理性，建设性”，表达的只是当前最大受益群体对现实与未来的判断和期望，是一种伸缩自如、似是而非的口号——在公众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所谓“理性，建设性”不过是一种“缩头乌龟”式的立世哲学，而当“改革的设计者、参与者、获益者联盟”遭到攻击的时候，所谓“理性，建设性”就变成了“摇尾巴”、“表忠心”，就变成了“揣着明白装糊涂”，甚至对批评者恶言相向。
这让我们想起了两年前本报评论员与杂文作家鄢烈山之间的一场关于“建设性”的争论。在此，不妨温故而知新。
当时，本报评论员曾经重申了本报创建初期对“建设性”的诠释：“在我们看来，‘建设性’的核心是理解、尊重、未来导向和互相承认；主张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事物，以渐进、重过程、可持续并留有余地的技术方法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扩张性、非零和、用增量来解决存量问题的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目标群体的利益最大化。”对此，鄢烈山先生表示“愿以最大的善意来理解其本心”，但仍认为“这个表述极为‘可疑’”。
鄢烈山后来又撰写过一篇《再谈“建设性”》的文章，在评论本报的上述诠释时，他说，“若存心抬杠可以骂它个狗血淋头（比如，不是将暂时回避深层积弊的‘用增量来解决存量问题’，当作一种权宜之计、变通策略，而是视为一种超时空的当下与今后仍需遵循的‘思维方式’；社论作者们为之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奋斗的‘目标群体’，也是一个没有确切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概念，极可能是当今处于中国上层的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联盟，等等）”。
鄢烈山先生定义的“中国上层的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联盟”——亦即所谓“改革的设计者、参与者、获益者联盟”——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应该就是本报服务与“效忠”的对象。于是，在“主子”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自然要跳起来指名道姓对国资贱卖论的领军人物“反质疑”，哪里还顾得上“理性，建设性”。
再次引述一下鄢烈山先生的评述：“一些媒体为什么要提出‘建设性’这样的言论审查标准呢？表面看起来，它们是自我审查，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自律’。媒体是具有双重身份的蝙蝠，它掌握着话语权，这种言论过滤即对于发表的事先审查权，是一种准公共权力……《经济观察报》的社论对‘建设性’的定义，旗帜鲜明地亮出‘导向’二字，俨然是第二官府。尤为可怕的是，它将‘建设性’表述为‘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事物’。那就意味着，背后用手捏着一顶顶‘消极的’或‘反动的’铁帽子，随时可以扣到看不顺眼的论者的头上。”
这样前后呼应对照一下，“理性，建设性”之本来面目，似乎就暴露无疑了。在当前中国之格局下，这样的“无用之物”，这样的不但无用反而迷惑视听的东西，似乎要先被批臭批烂，才能找到一种符合全民利益的、正当的、美好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却以为，这种话里话外的暴力用意，对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是非常有害的。为什么我们在反对一味破坏、挖苦嘲讽和单纯的攻击与审判的时候，就变成了“缩头乌龟”？而当我们力图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对金融业的改革进行深入辨析时，为什么就变成了“意气之争”？为什么我们发表了胡祖六的文章，就变成了“买办资产阶级”的立言人？那么，本期观察家版发表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的专访，又做何解释？
实际上，“理性，建设性”并非本报首创，在刚刚结束的本报观察家年会上发表独立演说的李泽厚先生，早在1980年代就有过这样的说法。最近，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又说，“破坏一个东西不大难，但建设一个东西却不那么容易。而人类社会是靠建设而不是靠破坏来维持其存在的……实际上立比破要难得多，破了不见得立得起来……小到写文章，大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成长，建设是重要的”，“对中国，特别是目前的中国来说，更需要理性的、建设性的东西”。
有人又会说，我们请李泽厚出来，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当年，当本报表达了“积极地改良我们所处的问题良多的社会”的愿望之后，鄢烈山先生就说，“分析提出这个口号（‘建设性’）的心理，我指出了两种动机：一是出于一种生存与经营策略，为的是规避政治风险（同时也是规避商业风险），二是为了挤进‘主流’……我意识到提此主张与口号者，还有第三种人（动机），以胡适为范式的立言者”。
在李泽厚主张“理性的建设性”的1990年代，中国思想界有过一场“要鲁迅还是要胡适”的辩论。所谓“要鲁迅”，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就是鼓吹革命性抗争，而所谓“要胡适”，就是要改良而不要暴力。我们以为，这种两分法并不见得合适。鲁迅先生的诸多批判，谁也不能说是非理性的。同时我们也认为，做一个“以胡适为范式的立言者”其实并无不妥。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鲁迅先生是一个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斗士”，但胡适也同样信奉这些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观。鲁迅与胡适，其实是殊途同归于一种人类终极的价值观。
问题是，在本报想学习胡适——肯定进步，反对破坏，主张改良——的时候，有人就说这是“犬儒主义”，而本报想学习鲁迅——不中庸、不骑墙，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鲜明——的时候，我们居然就被视为非理性、反理性。说到底，其实是社会语境有问题，是一些人士推导问题的方式有问题。这个社会有改善的愿望，但也有一种废弃的愿望。难道只有顺从极端思潮才是当然正义的建设性？难道只有把好的说坏一点、把坏的说好一点才是理性？如果说我们真诚为之努力的理性只是一种局部理性，难道说反掉我们这种局部理性就是整体的理性？
当然，作为拥有所谓“准公共权力”的机构，我们的确需要检省自身，“给批评者更多的批评话语权，通过争论才能明辨是非曲直，才能还改革以清晰明朗的话语时空”。为此，我们愿意引述1947年储安平给胡适的约稿信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掷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

附录二： 2005年8月——2008年5月观察家专栏作家分类统计目录

教授：
经济学
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项兵：长江商学院院长、教授
周春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金融教授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院院长
王一江：长江商学院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赵晓：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教授
梁小民：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李镇华 毛寒松：西南财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其他学科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侯样方：复旦大学历史教授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教授
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顾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经济学家
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屈宏斌：高级经济学家 汇丰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
华生：经济学家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薛兆丰：青年经济学家

研究员
雷颐：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周汉华：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马宇：商务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易宪容：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其他：
吴晓波：著名作家，蓝狮子出版人
仲伟志：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
吴洪森：香港《文汇报》编辑
姜汝祥：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首席顾问
陈东升：泰康人寿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刘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法律处处长
祁斌：证监会研究中心负责人
方舟子：学者，生化学博士

国外视角：
大卫伊格内休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博吾乐：欧洲咨询联盟安博思高级合伙人
伯特•萨缪尔森：著名经济学家。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
史蒂芬•列维特：《魔鬼经济学》作者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附 录 三： 2005年8月——2008年5月观察家头版分类统计目录

理念：
覃里文《孤独的人群》
漏丹 闫婷《失乐园》
戴钦《一个BBS生态者的精神家园》
黄培坚《消失的边界：白银时代的社交》
黄培坚 李翔《新知识分子》
黄培坚《毛向辉：一个大脑连接的网络》
李翔《吴晓波：脚踏三只船》
李翔《崔卫平：专业和业余》
知识时代的财富观
李彦宏《其实没有一夜暴富》（百度首席执行官）
钟伟《分母是欲望 分子是所得》（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吕巍《遗产和财产只有一步之遥》（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副院长）
方兴东《互联网的价值在中国是被低估的》（博客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告别白银时代——新儒商与新文化
李泽厚《儒学四期与转换性创造》
孙立平《文化对生活的约束力在哪里？》
袁伟时《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
何怀宏《我们如何创造新文化》
商业时代的社会公正
邵颖波《商业时代的社会公正》
孙立平《警惕系统性不公正的蔓延》
展江《媒体的新压力》
周汉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秦晖《关于公正的首要问题》
周春生《选择性使用规则之害》
何力《反思胡适一代的现代化追寻》
唐德刚《回忆胡适之先生》
秦晖《“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秦晖答问录》
孟雷《信仰的历史与边界》
知识青年
刘小萌《遍地青年下夕阳——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于终结》
刘小萌《迟到的婚纱》
刘小萌《一场大火改变了我的人生》
秦晖《我的“早稻田大学”》
佩里•安德森《知情九年——秦晖答问录》
《历史热中的改革史写作——雷颐、马立诚对话录》
袁伟时《中国宪政：曲折而凄惨的开篇》
文明的对话与创新
杜维明《中国的崛起向世界传达的信息》
世界汉学大会：
杨熙生《“这个觉醒中的巨人，它和世界是什么关系？》
弥维礼《“它不应成为一种国家主义的宗教”》
罗多弼《“如果五四时期能开始得更早一点”》
袁伟时《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
易中天《从帝国时代走向共和时代》
黄培坚《从胡适到李敖——台湾“自由主义”之起落》

人物：
薛暮桥：
黄培坚 李翔《薛暮桥与中国经济改革》
李翔 黄培坚《青年薛暮桥》
薛小和《父亲》
霍英东：
吴晓波《大佬的黄昏——霍英东和他的时代》
薄一波：
仲伟志《大历史中的薄一波》
薄一波《庐山会议的“反右倾”》
邓小平：
杜润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完成小平的追求——邓小平与中国农村改革》
周瑞金《纪念邓小平：坚持理念创新》
马立诚《融入国际主流文明》
吴象《学习小平，奋勇攀登》
徐景安《继承小平的魄力、勇气、智慧和艺术》
周南《我眼中的邓小平》
巩献田：
马国川《巩献田这个人》
马国川《对话巩献田》
胡耀邦：
孟雷《一个实事求是的共产主义者——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
房煜《一个人，一个时代，一座城市》
高粱：
马国川《从改革走向反思——一个大飞机项目倡议人的思想史》
马国川《打工不可避免，但不可甘于打工——高粱答问录》
杜导生：
马国川《杜导生：本色是书生》
马国川《易中天突围》
马国川《中国必须现代化——易中天访谈录》
易中天《我看南京虐狗事件》
马国川《是方式，不是模式》
易中天《成都方式：与李春城对话》
吴敬琏：
吴敬琏《为了迎接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
新望《西西弗斯式的改革理论家》
卢周来《改革的理想与现实》
马国川《麦天枢：我们需要培育社会理性》
马国川《陈忠林：我是主流”法学家》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
马国川《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马国川《厉以宁：被耽误的股份制》
马国川《刘再复：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
刘再富《谁是中国最可怜的人？》
马国川《王元化：最后的访谈》
马国川《钱正英的水利人生》

政治体制
章敬平《转轨时期的浙江式民主》
仲伟志《吕日周：必须保护仇和》
吕日周《不要给改革者轻易扣上“有争议”的帽子》
公共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高尚全《妥处中央地方关系 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迟福林《公共视角下的央地关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樊纲《稳定的地方财源与有效的中央转移支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吴知论《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点分析》(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常修泽《资源税改革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协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魏加宁《日本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科勒德克《制度、政策、发展》（波兰共和国前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卡尔曼•米日依《东欧和中欧经济社会转型经验》（联合国副秘书长，前匈牙利中央银行行长）
塞密能《福利国家如何进行新的治理》（芬兰瓦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沃尔夫•莱尔特《公共服务供给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德国北威州内务部前部长）
仲伟志《跟吕日周回长治》
吕日周《要从人的问题入手》
张志明 吕品《一个女县长的选举故事》
青县模式：
马国川《青县模式：一个县委书记的民主实验》
马国川《民意才是合法性的基础——对话赵超英》
马国川《宋亚平：改革者的困惑与思索》
宋亚平《“咸宁改革”之精兵简政》（共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
周天勇《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一个总体方案》（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经济体制
吴向宏《没有资格轻视拉美》发展战略研究博士
陈志武《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能促进平衡发展吗？——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茅于轼《用市场捍卫能源安全》
陈志武《治国的金融之道》
茅于轼《电力定价的几个经济学问题》
杨启先《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项兵《我们要走第三条道路》
周其仁《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岁末年初中国的企业家要注意什么？》
钱颖一《竞争刚刚开始》
黄海洲《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金融的稳定与发展》
吴志攀《假如危机明天来临——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的思考》
王自力《警惕繁荣背后的金融危机》
石小敏《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流动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志武《认清金融经济的本质》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
何帆《所有的泡沫都是一样的》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助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理事
巴曙松《中国正在出现流动性短期拐点》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
王信《汇率只是“硬币”的一面》清华大学海外MPA资源中心学者
武建东《从战略上认识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方向》自由学者
马国川《王绍光：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
张维迎《正确解读利润与企业社会责任》
薛兆丰《寻租之门——对反垄断法的另类思考》
肖瑞 李利明《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白重恩访谈》
陈志武《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调整》
周其仁《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
论坛《中国大企业的责任》
王一江《劳动立法应划清政企责任》
陈志武《政府规模有多大？》
周其仁《通货膨胀与价格管制：谨防一错再错》
吴晓灵 吴敬琏 刘世锦《通货膨胀与发展转型——宏观经济三人谈》
吴晓灵：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剑桥大学发展学会主席Peters Nolan 中信泰富政治及经济研究部王小强《广东化解金融危机十年回首》
李翔《非常商人宗庆后》
灰色收入与贫富差距
马国川《一份研究报告的出台——“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马国川《我只面对现实——王小鲁访谈录》

三农问题：
寻找新农村
《小岗与南街：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黄一琨《小岗：历史已经退潮》
孟雷《南街村的“共产主义”生活》
王宏斌《南街村不能变》（中国南街村党委书记）
秦晖《为什么“人心散了”？——税改后的农民问题》
贺雪峰《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改革争议中的农民地权问题
秦晖《论地权的真问题》
秦晖《 评“无地则反”说》
秦晖《“使用着”不等于“使用权”》
秦晖《官府自律能够遏制“圈地运动”吗？》
秦晖《农民反对地权归己吗？》
秦晖《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人》
秦晖《我们需要怎样的“重农主义”》
章敬平《从梁漱溟到林毅夫》
周其仁《信息成本与制度变革——读<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杜润生《农民应为“自由人”——杜润生在接受<北京观察>记者采访时的讲话（1998年12月15日）
杜润生《城乡差距比两极分化更值得关注》
温铁军《“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
周其仁《小产权，大机会——农村建设用地转让权的制度变迁》
马国川《中国需要第二次“土改”——访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
马国川《一种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模式——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
秦晖《土地与报障以及“土地换保障”》

公共政策：
曹建海《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应走一条什么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 帕累托公共政策研究所供稿）
黄培坚《澄清医改迷思》
顾昕《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战略性选择》（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孙立平《一场只有输者的战争》
梁相斌《回望三门峡——一座大坝与三十八万移民的故事》
仲伟志《走出“历史的三门峡”》
钱正英《不需要“西藏之水救中国”》
高辉清《环保价格政策继续完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潘岳《从此开启转型进程》
潘岳《论生态社会主义》
秦晖《环保与发展中的“天平”与“尺臬”》
《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二审
蔡定剑《新闻自由是社会稳定转型的积极因素》（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
黄培坚《仲裁十年》
王红松《仲裁业：靠公信力竞争》（北京仲裁委员会秘书长）
秦晖《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关于“福利国家”的答问》
潘岳《谈谈环境经济新政策》
秦晖《群己权界与文化论争——秦晖答读者问》
从“朔天运河”讨论看国土整治与技术性重大公共决策机制问题
秦晖《“大西线”设想的工程学硬伤》
秦晖《“朔天运河”涉及的国际政治与环境问题》
秦晖《“治水社会论”批判》
秦晖《走向现代治水文明》
水博《也谈“环保与发展中的“天平”与“尺臬”》（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秦晖《打造天平，还是喂养尺臬》

国际问题：
前苏联地区：
金雁《黑山独立与“南斯拉夫遗产”的最后终结》
金雁《“后冷战”遭遇“后现代”——转型时期俄罗斯与东欧思想界的困惑》
金雁《变化与观察——俄罗斯史学发展的趋势与动态》
金雁《千秋功过叶利钦》
金雁《回望1917——关于十月革命的若干问题》
金雁《俄国为什么能够发生革命？》
秦晖《“梅普配”与俄国的未来——“没有悬念”的大选和悬念百出的俄罗斯》
黄苇汀《苏共亡党的警示》（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
李翔《卡斯特罗：异端与神话》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宋铁军《重建的世界》
宋铁军《雅尔塔之后的6个10年》
黄一琨《中日电视论战：民间破局》
黄培坚《数字时代的纪念》
李翔《六十年后媒体眼中的抗战》
韩巍《纪念馆 纪念日》
中美关系：
黄一琨《甲子变迁》
黄一琨《姚立法访美》
丁三《从“迪克西使团”到<别了，司徒雷登>——一段充满可能性的历史》
中日关系：
黄一琨 巫楠《放宽视界下的中日关系》
秦晖《为什么中国对日关系会“以德招怨”？》
黄一琨《傅高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中日观察》
王一江《中日变革图富的差异》
911五周年：
仲伟志《9•11漫长的婚礼》
黄一琨《我们在反恐战争罪前线——专访阿富汗驻华大使埃克利尔•艾哈迈德•哈基米》
黄一琨《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专访伊拉克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萨比尔•伊斯米尔》
大卫《这还仅仅是开始——访半岛电视台主编阿赫迈德•谢克》
约翰•海勒曼《如果911从未发生——历史的反面》
约翰•赫曼斯《后911时代的悲情》
经济学家《五年来》
越南政变
仲伟志《现代世界的迟到者》
黄一琨 闫婷《第20次政变——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东南亚研究员张学刚》

事件：
苏丹红事件：
漏丹 张丹《沉默的科学界》
邵颖波《科学、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敌人》
黄一琨《食品安全，待检测的现实》
李翔《“流行”是如何被引爆的》
矿难事件：
孙立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方式？》
余南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权思路？》
华东师大国家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张沉《二妮的命运》

北京出租车提价事件
余晖《小市场考验大政府——从北京市上调出租车价格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郭玉闪《让看不见的手为出租车导航——关于北京市出租车行业改革的思考》（帕累托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张卿《出租车市场准入许可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英国曼特斯彻大学法学博士及该校监管和竞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沈梦培《涨价不是唯一方式》（国务院参事，国家地震局研究院，北京市人大代表）
郭跃欣《从症结处入手》（北京师范大学博士）
孙立平《黑车与反制度式抗争》
唐山大地震30周年
姚晓燕《刻在心中的记忆——一个幸存者的日记》
孟雷《1976：劫灰与重生》
程才实《唐山重建记》（河北省建设厅办公室主任，长期致力于地震灾害城市重建研究）
勾新雨《钢铁与城市》
殷练《旧金山重建记》
中国文化遗产日特别报道
国家记忆
刘溜《蒙古长调：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程惠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遗产文化概论”课题组成员）
2006——1863穿越时光隧道一部铁路史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袁伟时《艰难的接轨》
黄一琨《唐胥铁路之铁路与皇陵》
尹永铸《胶济铁路之檀香刑》
刘溜《川汉铁路之中断的轨道》
尹永铸《津浦铁路之铁道游击队》
房煜《京张铁路之终点站》
美丽园事件
林一海《谁来监管业委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
赵恒《为社区“立宪”》（北京双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合伙人）
刘溜《业主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另一个起点——访林一海》
三峡水库与重庆高温事件
陶世龙《何以相信王红旗——也谈三峡水库与重庆高温》
仲伟志《“民间科学家”凭什么？——王红旗答问》
中医存废之争
周其仁《“中医不姓中”的原因》
方舟子《为什么说中医不是科学？》
袁钟《质疑中医但不要否定中医》（中国医学史博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出版社社长）
张功耀《为我的告别中医中药研究写一个“休止符”》
大明王朝热播事件
仲伟志《明史、海瑞、主旋律》
王小鲁《从走向共和到大明王朝》
王小鲁《“我必须先退一步”——导演张黎访谈》
故宫星巴克事件
仲伟志《故宫里的星巴克——芮成钢这个人，以及网络时代的民族主义》
芮成钢《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的关于日本的文章》
仲伟志《我到底想干嘛？——芮成钢答问录》
重庆钉子户事件
江平《我只坐在法律一边》
周泽《从“史上最牛钉子户”看房地产开发中的利益分享》
张鸣辞职事件
易宪容《“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事情，我会一直做下去》
任志强《“有的人逻辑是矛盾的“》
牙防组事件
李曙光《建立“法治的社会主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研究生院副院长）
李刚《牙防组事件公益诉讼启示》（中国公益诉讼网主编）
张沉《牙防组功过十八年》
山西“黑砖窑”事件
吕日周、竹立家《“不能代替人民管干部”》
《读书》换帅事件
马国川《汪晖访谈录：“现代化本身需要被反思”》
马国川《汪晖：渐行渐远的思想者》
刘溜《沈昌文与<读书>》
许霆案事件
张千帆《畸重畸轻的判罚违背自然理性》（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刘仁文《我会对许霆案做无罪判决》（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再思改革：
仲伟志《2005中国改革交锋录》
仲伟志《丁学良澄清解释“5个论”》
仲伟志《我们为什么再次关注<交锋>》
马立诚《<交锋>背后的交锋——交锋被诉案庭审实录》
孟雷 黄一琨《从交锋到突破——马立诚答问录》
刘坚《为市场经济立法》
李利明《谁在反对银行业对外开放——国有银行改革道路辨析》
岑科《是“主流”还是“异端”——张维迎与中国改革之流变》
马国川《析论“新发展共识”——专访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
马国川《“马克思主义者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周瑞金答问录》
高尚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杨启先《正确总结经验 继续深化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石小敏《改革要素与改革动力正在汇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张军《改革进入技术层面》
赵晓《改革再出发：转向“社会参与型”》
刘国光《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
王一江《国家与经济》
钟伟《摇摆、符号化人物与公共政策》（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赵晓《改革的方向不容怀疑》（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沈原《拨开意识形态的覆盖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李肃《郎咸平的“真实”与“谎言”》
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张维迎《“讲策略不是学者的事”》
张维迎《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茅于轼《忆峥嵘改革岁月——读张维迎<价格、市场与企业家>》
江平《市场经济的立法环境》（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张曙光《利益的公开主张和自由表达》（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李曙光《我们当怎样立法》
周汉华《市场经济立法的中国特色》（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
华生《改革、经济学家与媒体》
张建君《政府、精英和改制——苏南与温州模式再思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
刘吉《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 “原罪”是一个伪问题》
丁学良《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
成思危《改革不能悔棋 否则代价更大》
吴敬琏《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
厉以宁《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周其仁《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周其仁《市场竞争是一种权利——“数网竞争”的来龙去脉》
孙立平《重思调整与发展》
孙立平《转变增长模式：关键在哪里》
孙立平《改革到了哪一步？》
孙立平《论“新改革观”》
孙立平《在反思改革的基础上推进改革》
孙立平《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
秦晖《关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反思》
秦晖《“权界”可以游移 “群己”不能颠倒》
胡祖六《WTO与中国银行业改革》




2005年八月到2008年五月观察家完整档案
2005年
1月3日
覃里文《海啸！》

孙立平《告别2004》
社会问题
易宪容《领汇事件的启示》
香港司法
大卫《拉氏处境》
美国政治
金雁《大选风波的历史根源》
乌克兰局势
仲伟志《盲井之盲》
底层社会
许知远《亚洲的新旧故事》


李翔《袁伟时：抛弃狭隘》


1月10日
黄一琨《公立大学坏账之虞》


7月11日
压抑的狂欢——网络时代的单调社会
许知远《压抑的狂欢》
覃里文《单调社会》
李翔《话语权释放：公民社会的回归？》
史彦《商业海盗的生存法则》
方刚《以量取胜》
方军《我们这样参与潮流》
漏丹《看不见的性解放》
黄继新《我的信息焦虑》
孟雷《传染性社会》


7月18日
观察家论坛
商业时代的社会公正
邵颖波《商业时代的社会公正》
孙立平《警惕系统性不公正的蔓延》
展江《媒体的新压力》
周汉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秦晖《关于公正的首要问题》
周春生《选择性使用规则之害》


仲伟志《公共舆论与中东问题》
国际政治
大卫《来自底端的财富》
八国集团
周其仁《农地入市的两种模式》
三农问题
樊树志《回望“义门”》
中国历史


仲伟志《国家定位》
中东局势

李翔《查尔斯•德波：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

7月25日
想象的真实 真实的恐惧——食品安全困局
漏丹 张丹《沉默的科学界》
食品安全
邵颖波《科学、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敌人》
商业时代的科学
黄一琨《食品安全，待检测的现实》
李翔《“流行”是如何被引爆的》

孙立平《如何看待房地产需求》
房地产博弈
周春生《中低收入阶层的居住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周其仁《同地、同价、同权——有感广东省农村建设用地合法入市》
三农问题 土地流转
仲伟志《来自额尔古纳的故事》
社会心理
邵颖波《敛财的目的》


8月1日
黄培坚 李翔《薛暮桥与中国经济改革》
薛暮桥 中国经济改革
李翔黄培坚《青年薛暮桥》
薛小和《父亲》


周其仁《闻税则喜的专家理由》
税收体制
左小蕾《轮子上的gdp》
经济增长
孙立平《部门利益的逻辑》
部门利益
大卫《对科学傲慢的背后》
美国政治 全球变暖


晏礼中《王炼利：证明》

覃里文《被利用的英雄们》
新闻业



宋铁军编辑
8月8日
覃里文《孤独的人群》
漏丹 闫婷《失乐园》
戴钦《一个BBS生态者的精神家园》
黄培坚《消失的边界：白银时代的社交》

孙立平《利益化部门的形成与演变》
部门利益
周其仁《可惜了，科龙》
企业改制 企业家 潘宁
张军《中国企业到底缺了什么？》
企业管理



8月15日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宋铁军《重建的世界》
宋铁军《雅尔塔之后的6个10年》
黄一琨《中日电视论战：民间破局》
黄培坚《数字时代的纪念》
李翔《六十年后媒体眼中的抗战》
韩巍《纪念馆 纪念日》

仲伟志《你为什么怀念基布兹》
三农问题 社会主义
马宇《食品安全的困局》
食品安全
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
三农问题
华中科大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樊树志《家训与家规》
中国历史


8月22日
黄培坚 李翔《新知识分子》
黄培坚《毛向辉：一个大脑连接的网络》
李翔《吴晓波：脚踏三只船》
李翔《崔卫平：专业和业余》


周春生《给市场一个稳定的预期》
经济预期
伯特•萨缪尔森《被遗漏的重大事件》
通货膨胀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孙立平《如果三个因素结合到一起》
教育体制
周汉华《行政改革的推进机制创新》

肖可《离别加沙，带着眼泪》
中东局势


8月29日
吴向宏《没有资格轻视拉美》
拉美局势 经济体制
发展战略研究博士

吴拓邦《超级女声：狂欢的漩涡》
丁伟《“超女”之后，“学徒”之前》

周其仁《取之于民易 用之于民难》
税收体制
马宇《以商业的心态与逻辑》
跨国并购
张军《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崛起》
经济发展
易宪容《牛市，不可能一夜生成》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
股权分置改革

黄培坚《郝舫：吧你的灵魂接到我的线路上》


9月5日
黄培坚《澄清医改迷思》
医改
顾昕《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战略性选择》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孙立平《一场只有输者的战争》
医改


周其仁《以法律约束政府总开支》
财政体制
易宪容《房屋预售的制度保证》
房地产业


殷练编辑
黄一琨 巫楠《放宽视界下的中日关系》
秦晖《为什么中国对日关系会“以德招怨”？》

孙立平《重思调整与发展》
社会体制问题

周春生《市场风险与理性自律》
中国股市
大卫《微妙的界限.
新闻业
顾昕《中国病的三大病因与改革建设》
医改



9月19日
中美六十年：镜像与侧影
《中美超越轮回与偶然》
黄一琨《甲子变迁》
丁三《从“迪克西使团”到《别了，司徒雷登》——一段充满可能性的历史》
黄一琨《姚立法访美》

周其仁《红湾半岛的教训》
房地产业
大卫《一个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格林斯潘

黄培坚《贝汉卫：中国医改需要一个远景》
世卫组织驻华代表


金雁《匈牙利产权改革启示录》
匈牙利局势 产权改革


9月26日
黄培坚《从胡适到李敖——台湾“自由主义”之起落》


周其仁《汽车排量与政府职责》
政府管制
秦晖《关于穷人住房问题的思考》
房地产业

观察家论坛
知识时代的财富观
李彦宏《其实没有一夜暴富》
百度首席执行官
钟伟《分母是欲望 分子是所得》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吕巍《遗产和财产只有一步之遥》
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副院长
方兴东《互联网的价值在中国是被低估的》
博客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10月3日——10月10日
再思改革
仲伟志《2005中国改革交锋录》
高尚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张军《改革进入技术层面》
赵晓《改革再出发：转向“社会参与型”》
孙立平《改革到了哪一步？》

10月17日
周其仁《市场竞争是一种权利——“数网竞争”的来龙去脉》
电信改革

黄有光《人民币应早日再升值》
人民币升值
澳洲蒙纳士大学经济系教授
李镇华 毛寒松《政府转型与金融稳定》
西南财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金融体制
大卫《被爱与被怕》
美国政治


10月24日
黄培坚《仲裁十年》
仲裁法
王红松《仲裁业：靠公信力竞争》
北京仲裁委员会秘书长

周其仁《访马克思墓地有感》
马克思主义
屈宏斌《出口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经济体制


郭娟《巴金：一个世纪的荆棘路》

10月31日
寻找新农村
《小岗与南街：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黄一琨《小岗：历史已经退潮》
孟雷《南街村的“共产主义”生活》
王宏斌《南街村不能变》
中国南街村党委书记
秦晖《为什么“人心散了”？——税改后的农民问题》
贺雪峰《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周其仁《江桂兰的故事》
江桂兰 民营经济
孙立平《劳动力价格：打破恶性循环的关节点》
劳动力价格
周春生《我们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


11月7日
孙立平《转变增长模式：关键在哪里》
再思改革

周春生《民间金融也是生产力》
金融体制
左小蕾《经济数据提出的问题》
经济形势
大卫《基地密函》
国际政治

张昕《托尼里特：去一所伟大的学校，为了学习认识自我》
伊顿公学校长

11月14日
仲伟志《丁学良澄清解释“5个论”》
再思改革


孙立平《首要的问题是利益表达》
利益分化
刘萍《担保法律：解开贷款难死结》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法律处处长
担保法律 法律法规
左小蕾《GDP数据之析》
经济统计
大卫《来日是烈火》
国际政治


王洁明《提高劳工福利符合中国利益——访瑞典工商和贸易大臣托马斯 厄斯特罗斯》

周其仁《在1979年读顾准》
孟雷《思想者顾准》


11月21日
孟雷《一个实事求是的共产主义者——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
房煜《一个人，一个时代，一座城市》

周其仁《治理矿难的经济分析》
官煤勾结
孙立平《侵蚀阶段与转型阶段》
改革反思
张军《我们能迅速增加消费吗？》
中国经济

吴晓波《再也不会有德鲁克了》
马浩《大师不是一个职业》


111月28日
矿权、矿业、矿工遗属——矿难治理中的产权与社会
孙立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方式？》
余南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权思路？》
华东师大国家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张沉《二妮的命运》


周其仁《信用三源》
市场经济
侯样方《宋太祖誓约》
中国历史
大卫《糟糕的对策》
叙利亚局势
马宇《新条例与旧思维》
《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法律法规

金雁《雅科夫列夫：斯大林主义的叛逆》


12月5日
再思改革
李利明《谁在反对银行业对外开放——国有银行改革道路辨析》


周其仁《先把制度费用减下来——再谈治理矿难的经济分析》
矿难治理
孙立平《“扭曲的改革”与利益最大化》
矿难治理
秦晖《基多的城市化与“贫民窟”》
厄瓜多尔局势
钱文忠《也说王茂荫》
中国历史
复旦大学历史教授


黄培坚《李泽厚：浮生论事》


12月12日
刘国光《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


周其仁《“产能过剩”的原因》
经济问题
孙立平《另一种秩序》
矿难治理
左小蕾《“经济学家”不是一个道德符号》
经济学家

、
年度演说：
告别白银时代——新儒商与新文化
李泽厚《儒学四期与转换性创造》
孙立平《文化对生活的约束力在哪里？》
袁伟时《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
何怀宏《我们如何创造新文化》


12月19日
孙立平《论“新改革观”》
再思改革

何帆《并不自由的自由贸易协定》
全球贸易
贺雪峰《重建乡村组织的窘境》
三农问题
马宇《对“以市场换技术”反思的反思》
中国改革
钱文忠《活泼泼的历史真相》
中国历史
吴洪森《不丹模式与幸福总值》
不丹局势
秦晖《百姓“征”了国家的地》
基多局势
大卫《危机与国家使命》
美国经济




首先介绍一个整个观察家的构成

2006年
1月2日
陈志武《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能促进平衡发展吗？——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贫富分化 经济体制改革

专栏：
孙立平《“低工资模式”辨析》
经济体制 工资制度
张军《怎样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模式
周其仁《放眼经济大时代》
经济发展
大卫《世界经济中的新贵》
石油经济
钱文忠《“国学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国学热

全球视角：
金雁《内贾德现象：“伊朗综合征”的又一次循环》
伊朗局势

中国心灵：
长征《从陌生的海滩到时间的玫瑰》
北岛《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
北岛

1月9日
秦晖《打造天平，还是喂养尺臬》
政府权责对应 政治体制改革

专栏：
大卫《感悟2005》
国际政治
侯样方《海禁及明宋财政收入》
宋明经济
孙立平《“真假矿主”与治理基础》
官煤政治
马宇《合资与和谐》
合资企业
周其仁《时代之器》
王石
赵晓《2006：迎接下行期的考验》
宏观经济
左小蕾《怎样看待数据误差》
经济数据


张清华《食指与林莽》
长征《芒克：“谁是天才谁知道”》

1月16日
再思改革 国家与经济
王一江《国家与经济》
国家实质
国家作为强制机构与经济发展
国家作为经济实体与经济发展

专栏：
周其仁《再论“产能过剩”》
经济体制
侯样方《改变中国历史的遗诏》
中国历史
孙立平《削特权还是减福利？》
福利改革
左小蕾《解读2006年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

全球视角：
孙溯源《中东和平：强权退场后的拯救之路》
中东局势

唐晓渡《杨炼与江河：历史、记忆、书写》
诗人

1月23日——1月30日
章敬平《转轨时期的浙江式民主》
浙江经验 政治改革 民主实践

专栏：
周其仁《学者风范——纪念约翰逊教授》
逝者
大卫《政界“王子”的新考验》
中东政治 奥尔默特
孙立平《内需：扩大还是满足？》
内需问题
秦晖《总统为什么不听我们的？》
拉美局势
樊树志《大同与小康》
中国历史

全球视角：
金雁《从小共同体到大共同体》
俄罗斯政治

张清华《梁小斌：“独自成俑”》
梁小斌《“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诗人

观念：
黄培坚《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当中国大象走进世界瓷器店》
中国崛起

2月6日
观察家论坛：
改革：时局与选择
孙立平《在反思改革的基础上推进改革》
杨启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正确总结经验 继续深化改革》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改革要素与改革动力正在汇聚》
钟伟（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摇摆、符号化人物与公共政策》
赵晓（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改革的方向不容怀疑》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拨开意识形态的覆盖物》

专栏：
张军《转型与增长：关注中国经验》
经济体制改革
秦晖《民粹派和寡头的故事》
拉美经验之五
樊树志《说滥了的“封建”》
中国历史
周其仁《“天价消费”新年谈》
天价消费
左小蕾《中石化百亿补偿的是与非》
财政补贴

全球视角：俄罗斯年话俄罗斯二
金雁《从“忏悔”走向“破坏”》
俄国知识分子


2月13日
再思改革：
李肃《郎咸平的“真实”与“谎言”》
郎咸平 反思改革

专栏：
周其仁《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之一》
经济体制
马宇《税收增速、税负及其他》
（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孙立平《蹊跷的内需不足》
内需问题
樊树志《“向后看”的王莽》
王莽改革 中国历史
大卫《“法兰西热线”》
国际政治 美国外交

全球视角：
金雁《集体表象下的行为意识》
俄罗斯民族性

专题：
1906——2006追寻现代中国
黄一琨《丙午立宪》


2月20日
仲伟志《吕日周：必须保护仇和》
吕日周《不要给改革者轻易扣上“有争议”的帽子》
政治改革 吕日周 仇和

专栏：
孙立平《内需不足与社会结构》
扩大内需
侯样方《一位汉人格格的真实人生》
中国历史
左小蕾《产能过剩不是今年最主要问题》
经济体制
周其仁《这山望着那山高——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之二》
经济体制
张军《迷失在亚洲增长》
亚洲经济

特稿：
秦晖《关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反思》
交易费用 改革争议

专题：
孟雷《后1916：中国的“联省自治”政潮》

2月27日
何力《反思胡适一代的现代化追寻》
中国现代化
唐德刚《回忆胡适之先生》
胡适

专栏：
孙立平《理性看待富人区问题》
贫富分化
祁斌《大国战略与资本市场》
证监会研究中心负责人
资本市场
周其仁《追思小凯》
杨小凯 逝者
梁小民《浩瀚的盐池——晋商的起点》
晋商
（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樊树志《自相矛盾的王安石》
王安石改革

追寻现代中国
侯样方《1936年：中断的历史》


于坚《“我一直是个故乡诗人”》


3月13日
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反思改革
张维迎《“讲策略不是学者的事”》

专栏：
周其仁《互相打工的世界》
中国贸易
侯样方《土地：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三农问题
张军《我又想起了熊彼特…——揭开中国竞争力的谜底》
中国经济
梁小民《湮没在历史中的晋商——早期晋商发展史》
晋商
樊树志《朱熹的沉浮人生》
朱熹
大卫《策略性虚伪》
美国外交 伊朗核问题

全球视角：
孙溯源《伊朗难题》
伊朗局势


3月20日
观察家论坛：
改革：时局与选择
刘坚《为市场经济立法》
江平《市场经济的立法环境》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秦晖《“权界”可以游移 “群己”不能颠倒》
张曙光《利益的公开主张和自由表达》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李曙光《我们当怎样立法》
周汉华《市场经济立法的中国特色》
（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


专栏：
周其仁《天价医药费损害他人吗？》
天价医药费
侯样方《命运多舛的紫禁城》
中国历史

3月27日
岑科《是“主流”还是“异端”——张维迎与中国改革之流变》
反思改革 张维迎
华生《改革、经济学家与媒体》
反思改革
孙立平《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
社会底线

专栏：
周其仁《何处用心？何处用脑？——学经济的一个困难》
经济学
张军《中国经验中的政治治理》
政治体制 经济发展
马宇《国家无垄断的黑色幽默》
垄断经济
梁小民《来自北方的商机——明代政策与晋商》
晋商

纪录
张芳《预算民主的中国式现场》
民主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助理）

西川《知识分子是“民间”的一部分》
诗人


4月3日
张建君《政府、精英和改制——苏南与温州模式再思考》
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 反思改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
张春霖《公平何处寻》
反思改革

专栏：
周其仁《“反对教育产业化”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教育产业化
吴洪森《如何城市化？》
（香港《文汇报》编辑）
城市化
孙立平《使事情进入可治理状态》
社会治理
大卫《沟通：时髦的外交话题》
美国外交

唐晓渡《闪回八十年代诗歌》

全球视角：
闫婷 韩巍《葛德：绿色和平不是一个外来的组织》
绿色和平组织

4月10日
秦晖《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人》
三农问题

专栏：
周其仁《扩招的是是非非》
高校扩招
梁小民《黄河边上的题牛——晋商与铁》
晋商
大卫《记者的天职》
新闻业
孙立平《建立民众参与机制》
民众参与
吴洪森《破解温州之谜》
区域经济
马宇《“恶意并购”的判断之谬》
外资并购
樊树志《乾隆皇帝的另一面》
中国历史

专题：
黄一琨《1946：谁丢失了和平》

张清华《莫言：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

4月17日
秦晖《我们需要怎样的“重农主义”》
三农问题 新农村建设
章敬平《从梁漱溟到林毅夫》
新农村建设

专栏：
左小蕾《引进战略投资者只是第一步》
银行改革
孙立平《隐名匿姓社会的个人信用》
社会信任体制

全球视角：
金雁《谁葬送了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其人其事》
米洛舍维奇 南斯拉夫政治

个人历史：
何怀宏《希望在于坚韧而普通的努力》


4月24日
茅于轼《忆峥嵘改革岁月——读张维迎《价格、市场与企业家》
反思改革

专栏：
张军《基础设施是怎样改善的？》
经济发展
大卫《中国崛起的意义》
中国崛起 国际政治
孙立平《“冰棍现象”与非常态国企》
国企改革
侯样方《被忽视的太庙》
中国历史
周其仁《在台州解读萨缪尔森》
中国经验

特稿：
曹建海《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应走一条什么道路》
房地产开发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 帕累托公共政策研究所供稿）


5月1日——5月8日
传统与出路
秦晖《“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秦晖答问录
中国历史
孟雷《信仰的历史与边界》
宗教信仰

孙立平《出租车业：一个半市场化改革的怪胎》
经济改革
周其仁《希望不是微观调控》
宏观调控
侯样方《另眼看研究生扩招》
教育改革
梁小民《有关晋商起源的一个神话——平阳亢氏的起家》
晋商

个人历史
刘溜《李昌平：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


5月15日
北京出租车提价事件
余晖《小市场考验大政府——从北京市上调出租车价格谈起》
经济体制 政府管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郭玉闪《让看不见的手为出租车导航——关于北京市出租车行业改革的思考》
（帕累托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张卿《出租车市场准入许可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英国曼特斯彻大学法学博士及该校监管和竞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沈梦培《涨价不是唯一方式》
国务院参事，国家地震局研究院，北京市人大代表
郭跃欣《从症结处入手》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
孙立平《黑车与反制度式抗争》

5月22日
唐山大地震30周年
姚晓燕《刻在心中的记忆——一个幸存者的日记》

专栏：
孙立平《如何解读社情民意》
利益表达
吴晓波《“老板”袁庚》
袁庚 蛇口改革
周其仁《难得的教材》
价格管制
大卫《尊严与谈判》
国际关系
左小蕾《上涨之虞》
经济形势


5月29日
金雁《黑山独立与“南斯拉夫遗产”的最后终结》
前苏联地区形势

唐山大地震
房煜《哭墙的位置》

专栏：
周其仁《劣币真的可以驱逐良币吗？》
货币历史
吴晓波《郑氏之死》
民间融资 郑乐芬
孙立平《有关无极的林林总总》
阶层利益表达机制
大卫《伊朗迷局》
伊朗局势

刘溜《贾樟柯：我是弱者，你也知道》

6月5日
梁相斌《回望三门峡——一座大坝与三十八万移民的故事》
反思三门峡


6月12日
中国文化遗产日特别报道
国家记忆
刘溜《蒙古长调：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程惠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遗产文化概论”课题组成员）

专栏
周其仁《个人状况对政策的影响》
政策制定
张军《增长的分歧》
解析经济增长原因
梁小民《官商一体成巨富》
晋商
孙立平《何时接轨 何时国情》
利益博弈
陈东升《大国崛起的中国模式》
（泰康人寿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崛起
吴晓波《难忘“任项”》
任仲夷
樊树志《“马尼拉大帆船”的故事》
经济史

全球视角
金雁《消失的哥萨克》
苏东形势

欧阳江河：没有了诗歌，就不会有下一个奥斯威辛吗？

6月19日
知识青年
刘小萌《遍地青年下夕阳——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于终结》
刘小萌《迟到的婚纱》
刘小萌《一场大火改变了我的人生》

周其仁《“汉芯”故事的另一面》
反思创新
吴晓波《川人春先》
陈春先
孙立平《官煤勾结 尚未完结》
官煤勾结


6月26日
知识青年
秦晖《我的“早稻田大学”》
佩里•安德森《知情九年——秦晖答问录》

孙立平《失衡的社会与畸形的房市》
房地产业
大卫《逃离关塔纳摩》
人权
周其仁《另一类收入差距》
民工荒
梁小民《关公是个符号——晋商的企业文化》
晋商文化
吴晓波《傻子“老年”》
年广久

崔卫平：我意图理解这个难以理解的世界


7月3日
2006——1863穿越时光隧道
一部铁路史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袁伟时《艰难的接轨》
黄一琨《唐胥铁路之铁路与皇陵》
尹永铸《胶济铁路之檀香刑》
刘溜《川汉铁路之中断的轨道》
尹永铸《津浦铁路之铁道游击队》
房煜《京张铁路之终点站》


7月10日
仲伟志《我们为什么再次关注<交锋>》
马立诚《<交锋>背后的交锋——交锋被诉案庭审实录》
改革争议
孟雷 黄一琨《从交锋到突破——马立诚答问录》

周汉华《突发事件与媒体规制——从立法角度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第57条的不足》
立法评议 新闻自由
孙立平《弄巧成拙的谬赏主义》
谬赏主义 社会问题
周其仁《90平米的房子可以盖多高？》
政府干预经济
大卫《基辛格的中国经验》
国际关系
葛剑雄《如何评价施琅的历史贡献》
中国历史

7月17日
周其仁《信息成本与制度变革——读《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三农问题 经济体制
杜润生《农民应为“自由人”——杜润生在接受<北京观察>记者采访时的讲话（1998年12月15日）
杜润生《城乡差距比两极分化更值得关注》

周其仁《也谈宿迁医改》
医改
大卫《哈姆丹案的启示》
美国政治
张军《该压下什么样的投资》
经济形势
孙立平《电力亏损是如何演变的》
垄断行业
吴晓波《仁宝当家》
吴仁宝 华西村

全球视角
孙溯源《哈马斯身份危机》
巴以局势

郑敏：金黄的稻穗


7月24日
金雁《“后冷战”遭遇“后现代”——转型时期俄罗斯与东欧思想界的困惑》

孙立平《如何规范收入和财富分配》
收入分配
周汉华《对设立反垄断委员会的利弊分析》
反垄断
吴晓波《黄家天使》
黄洪年
梁小民《成也官，败也官》
晋商

刘小萌《知青口述史在中国》
史学问题


7月31日
唐山大地震30周年
孟雷《1976：劫灰与重生》
程才实《唐山重建记》
（河北省建设厅办公室主任，长期致力于地震灾害城市重建研究）
勾新雨《钢铁与城市》
殷练《旧金山重建记》

周其仁《怎样衡量收入差距？》
收入差距
孙立平《腐败使我们失去了什么？》
腐败问题
大卫《战争与谈判》
巴以问题
樊树志《商业如何革命？》
经济发展

8月7日
秦晖《群己权界与文化论争——秦晖答读者问》

周其仁《限高政策管用乎？》
行政管制
张军《治理危机还是统计危机？》
经济问题
孙立平《家庭结构与房价飞涨》
房地产热 社会结构
吴晓波《“大王”如蚁》
八大王事件

8月14日
秦晖《群己权界与文化论争——秦晖答读者问》

周其仁《测度收入的陷阱》
收入分配
马宇《中国汽车的路径选择》
汽车产业
梁小民《别忘了日升昌》
晋商
孙立平《权利平等与社会底线》
社会底线 权利平等
大卫《穿越历史之门》
中东问题


全球视角：
金雁《托洛茨基：苏联红军的缔造者》
托洛茨基 苏联历史

瞿永明：诗歌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8月21日
改革争议中的农民地权问题
秦晖《论地权的真问题 评“无地则反”说》


华生《宏观调控：扬汤止沸与釜底抽薪》
经济学家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宏观调控
王一江《财富算术》
（长江商学院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经济发展
孙立平《超越简单的线性思维》
改革论争
吴晓波《万宝之痛》
万宝电器
崔卫平《面向公众的电影批评》

全球视角：
韩启明《“战争早就了美国”？》
国际关系 美国形势

徐分《该怎样满足我们的需要》
公共政策制定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8月28日
改革论争中的农民地权问题
秦晖《“使用着”不等于“使用权”》
秦晖《官府自律能够遏制“圈地运动”吗？》


周其仁《基尼系数不重要》
收入分配
华生《稳定汇率：万不可失的堤防》
汇率问题
吴晓波《马氏承包》
马胜利
梁小民《日升日又落——日升昌的衰亡》
晋商
孙立平《来场“真话运动”》
重建底线

韩东：看我们如何自处
唐晓渡：“真是临到一个高速公路的时代了”



9月4日
改革论争中的农民地权问题
秦晖《农民反对地权归己吗？》

茅于轼《用市场捍卫能源安全》

周其仁《要紧的是界定权利》
收入分配
王一江《再分配与中国现实》
收入分配
吴晓波《裁缝神话》
步鑫生
孙立平《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底层社会
方舟子《如何看待中药的毒性》
科学

温铁军《“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
三农

9月11日
仲伟志《9•11漫长的婚礼》
《经济学家》《五年来》
大卫《这还仅仅是开始——访半岛电视台主编阿赫迈德•谢克》
黄一琨《我们在反恐战争罪前线——专访阿富汗驻华大使埃克利尔•艾哈迈德•哈基米》
约翰•赫曼斯《后911时代的悲情》
黄一琨《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专访伊拉克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萨比尔•伊斯米尔》
约翰•海勒曼《如果911从未发生——历史的反面》


9月18日
美丽园事件
林一海《谁来监管业委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
赵恒《为社区“立宪”》
（北京双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合伙人）
刘溜《业主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另一个起点——访林一海》


华生《价税改革：良药苦口利于病》
经济调控
马宇《没有“标准”的商检》
进出口商品检验
方舟子《中国为何盛产“科学妄想家”？》
科学
孙立平《法律、力量与正义》
富士康事件
雷颐《从海外华人的命运说起》
海外华人
吴晓波《两面雷宇》
雷宇


朱文：有时候尖锐，有时候温情

9月25日
黄一琨《傅高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中日观察》
中日关系
王一江《中日变革图富的差异》
中日比较

周其仁《从铅笔入手学经济》
经济学
张军《谁制造了中国的宏观现象？》
宏观经济
大卫《与布什面对面》
国际关系
孙立平《行业腐败是腐败扩散的一部分》
行业腐败 社会底线
雷颐《林则徐与“文化安全”》
中国历史
吴晓波《庄主之殇》
禹作敏 大邱庄

全球视角：
柴静《法拉奇死去》
方舟子《数学史上一个大恩怨的真相》


10月2日——10月9日
仲伟志《现代世界的迟到者》
黄一琨 闫婷《第20次政变——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东南亚研究员张学刚》

孙立平《势力，正在损害着公正性》
社会公正
王一江《热情和愿望不能代替经济规律》
经济发展
吴晓波《“长城”之祸》
沈太福
雷颐《帽子、辫子与传统的形成》
中国文化
方舟子《男性确实比女性聪明吗？》


10月16日
陶世龙《何以相信王红旗——也谈三峡水库与重庆高温》
仲伟志《“民间科学家”凭什么？——王红旗答问》

孙立平《法律剪刀差》
法律制度性歧视
周其仁《“包而不办”是严重问题》
医改
方舟子《什么才是真正的西医》
中西医之争
吴晓波《“君安教父”》
张国庆 君安证券
雷颐《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
中国历史


10月23日
陈志武《治国的金融之道》
金融体制

王一江《政府养老保险的再保险》
社会保障
方舟子《“上火”、病毒与中毒》
科学
侯样方《“四万万同胞”源于何处？》
中国历史


10月30日
中医存废之争
周其仁《“中医不姓中”的原因》
方舟子《为什么说中医不是科学？》
袁钟《质疑中医但不要否定中医》
（中国医学史博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出版社社长）
张功耀《为我的告别中医中药研究写一个“休止符”》

孙立平《腐败的力量》
腐败现象
大卫《外交悬疑》
国际关系
雷颐《麻雀与人》
中国历史
吴晓波《？人沉浮》
全国共优秀企业家 二十人
金雁《列宁与西共》
国际关系


11月6日
吴晓波《大佬的黄昏——霍英东和他的时代》
霍英东

雷颐《太后修园之名与实》
中国历史
侯样方《虚幻中的秦陵争论》
中国历史
张军《中国企业为什么储蓄这么多》
经济体制


郭娟《这是鲁迅啊——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纪念》
《新文学史料》副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责编之一）


11月13日
从“朔天运河”讨论看国土整治与技术性重大公共决策机制问题一
秦晖《“大西线”设想的工程学硬伤》

周其仁《收入分配的一个倾向于另一个倾向》
收入分配
大卫《拉氏和他的继任者》
美国政治
孙立平《和谐社会与权力规范》
权力制约
方舟子《人体与疟原虫的战争》

赖声川：“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11月20日
从“朔天运河”讨论看国土整治与技术性重大公共决策机制问题一
秦晖《“朔天运河”涉及的国际政治与环境问题》

傅国涌《孙中山的“革命不忘读书”》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

吴晓波《万国大佬》
管金生 证券市场
雷颐《慈禧与“祖宗之法”》
中国历史
王一江《股权激励的三层考虑》
国企改革
孙立平《选择的困境》
高考制度改革
方舟子《我与中医的关系》
科学 中医存废


11月27日
公共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高尚全《妥处中央地方关系 建立公共服务体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迟福林《公共视角下的央地关系》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樊纲《稳定的地方财源与有效的中央转移支付》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吴知论《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点分析》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常修泽《资源税改革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协调》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魏加宁《日本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科勒德克《制度、政策、发展》
（波兰共和国前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卡尔曼•米日依《东欧和中欧经济社会转型经验》
（联合国副秘书长，前匈牙利中央银行行长）
塞密能《福利国家如何进行新的治理》
（芬兰瓦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沃尔夫•莱尔特《公共服务供给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德国北威州内务部前部长）

周其仁《英国医疗体制答问录》
医改
张军《走进尼罗河》
经济发展
方舟子《我们需要补钙吗？》
科学
雷颐《“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
学术争议

12月11日
胡祖六《WTO与中国银行业改革》
银行业改革

茅于轼《电力定价的几个经济学问题》
电力价格

周其仁《天下没有免费的医疗——点评“应该医疗模式”》
医改
史蒂芬•列维特《器官交易的经济学》
器官交易
(《魔鬼经济学》作者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孙立平《马路上的利益与政治》
城市交通 利益分化
方舟子《现代药物是怎么开发出来的》
科学
雷颐《意大利的“建筑意”》
建筑形式
吴晓波《德国“老哥”》
艾柯卡

郁达夫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
傅国涌《作为一个人的郁达夫》


王小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12月18日
中国企业的未来之路
周其仁《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岁末年初中国的企业家要注意什么？》
企业经营
项兵《我们要走第三条道路》
企业经营


张军《入世五年》
中国经济
王一江《印度为什么落后？》
印度经济
大卫《找到回家的路》
国际政治
雷颐《曾国荃的短视》
中国历史
吴晓波《IT地主》
宋如华 托普软件
孙立平《事情确实不复杂》
反腐败
崔卫平《善恶都是难以通约的》
电影
方舟子《为什么要做对照试验》
科学


12月25日
金雁《变化与观察——俄罗斯史学发展的趋势与动态》
俄罗斯形势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汀《苏共亡党的警示》
苏共经验


周其仁《让人家动你的奶酪吗？——点评国资委2010年发展目标》
中国经济
孙立平《解析暗箱操作》
社会问题 上海社保案
雷颐《在“文本”之后》
史学问题

王兵《当铁西区变成<铁西区>》





2007年
1月3日
从“朔天运河”讨论看国土整治与技术性重大公共决策机制问题三
秦晖《环保与发展中的“天平”与“尺臬”》
国土整治 公共决策机制 “朔天运河”

可持续发展
高辉清《环保价格政策继续完善》
环保政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专栏：
王一江《美国精神与美国崛起》
体制借鉴
大卫《我们需要更多的悲悯之心》
伊战
孙立平《解析暗箱操作》
政治体制
雷颐《“起死回生”的关键一折》
清朝政治
崔卫平《我们时代的精神虚无》
纪录片

专题：
马立诚《“二王八司马”的146天》
唐朝改革

1月15日
仲伟志《跟吕日周回长治》
吕日周 政治体制改革
吕日周《要从人的问题入手》
政治体制改革
张志明 吕品《一个女县长的选举故事》
政治体制改革

可持续发展
向前进《谁来为生态公共服务买单？——中共额尔古纳市委书记钱瑞霞就“生态特区”构想答问》
生态问题

专栏：
周其仁《真理总是具体的》
医改
张军《“国有制”的喜宴》
经济体制改革
方舟子《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
科学
孙立平《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间》
社会体制
吴晓波《一人三九》
赵新先

专题：
马立诚《范仲淹的改革是怎样失败的》
宋朝改革

1月22日
《大历史中的薄一波》
薄一波《庐山会议的“反右倾”》
政治体制

专栏：
周其仁《这算哪门子“市场化”？》
医改
大卫《美国的赌注》
伊战
孙立平《过度保密与权力运作》
社会体制
吴晓波《大鹰的梦》
周冠五 首钢
方舟子《时尚酿成的悲剧》
科学
崔卫平《宽广的法律和道德秩序》
电影

个人历史：
张清华《一个时代的写作——余华访谈录》
余华

专题：
马立诚《子产支持舆论监督》
政治体制改革

1月29日
仲伟志《明史、海瑞、主旋律》
政治制度
王小鲁《从走向共和到大明王朝》
政治体制 历史经验
王小鲁《“我必须先退一步”——导演张黎访谈》
张黎 大明王朝电视剧

专栏：
周其仁《医疗服务的资源动员》
医改
孙立平《阳光如何穿透暗箱》
社会体制 政务公开
雷颐《李鸿章的“痞子手段”》
历史经验
赵晓《我们该怎样讨论房价问题》
房价
方舟子《“不死的细胞”疑云》
科学

专题：
马立诚《赵武灵王改穿“西服”》
政治体制改革

2月5日
钱颖一《竞争刚刚开始》
银行业改革 金融体制
黄海洲《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金融的稳定与发展》
金融体制

专栏：
周其仁《“政府主导”才是问题所在》
医改
张军《如何让数据来说话》
经济问题
孙立平《监督的基础是什么？》
政治体制 行政监督 腐败问题
崔卫平《八十年代的精神漏洞》
纪录片

历史：
傅国涌《别了“衰世”：重说龚自珍、魏源》
龚自珍 魏源

专题：
马立诚《旋风改革家元宏》
北魏政治改革 元宏

全球视角：
对话《发现悲伤之内的欢乐——关于日本诗歌以及心灵传统的对话》
唐晓渡 川谷俊太郎 日本文化

2月12日
专题《小平之路：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十周年暨南方谈话发表十五周年》
杜润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完成小平的追求——邓小平与中国农村改革》
农村改革
周瑞金《纪念邓小平：坚持理念创新》
南方谈话 改革争议 思想路线
马立诚《融入国际主流文明》
外交政策
吴象《学习小平，奋勇攀登》
体制改革
徐景安《继承小平的魄力、勇气、智慧和艺术》
体制改革

专栏：
周其仁《令人尴尬的“公立医院”》
医改
雷颐《伟大的抉择》
高考恢复三十周年
大卫《布莱尔的政治生涯》
布莱尔

2月19——2月26日
从“朔天运河”讨论看国土整治与技术性重大公共决策机制问题四
秦晖《“治水社会论”批判》
专制主义 魏特夫批判 民主政治
从“朔天运河”讨论看国土整治与技术性重大公共决策机制问题五
秦晖《走向现代治水文明》
公共决策机制
水博《也谈“环保与发展中的“天平”与“尺臬”》
争鸣 水博 （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专栏：
周其仁《医院甚于“招待所”》
医改
王一江《劳动立法一定有益于劳动者吗？——印度邦际劳动法的比较研究》
劳动法 印度经验
孙立平《信息透明与质询制度》
信息透明 质询制度 政治体制
吴晓波《钢铁之死》
铁本项目 戴国芳
雷颐《日俄战争与立宪风潮》
日俄战争 清末立宪
大卫《查尔斯的新闻人生》
查尔斯•彼得斯 新闻界
方舟子《褪黑素究竟有多神奇？》
科学 褪黑素

专题：
马国川《“马克思主义者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周瑞金答问录》
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 政治体制改革

3月5日
专题《小平之路：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十周年暨香港回归十周年》
周南《我眼中的邓小平》
香港回归 一国两制 邓小平

专题：观察家之新历史
《历史热中的改革史写作——雷颐、马立诚对话录》
历史热 改革史 史学问题 改革研究
袁伟时《中国宪政：曲折而凄惨的开篇》
宪政改革

专栏：
周其仁《医疗服务部门是开放最差的部门》
医改
大卫《伊朗的博弈》
伊朗形势 美国外交
吴晓波《魔水之父》
健力宝 企业史 李经纬 政企关系
孙立平《生活细节怎样监控》
反腐 行政监督
方舟子《人的性格是基因决定的吗》
科学 基因决定论

3月12日
文明的对话与创新
杜维明《中国的崛起向世界传达的信息》
中国崛起 中国文化 现代性
吴志攀《假如危机明天来临——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的思考》
亚洲金融危机 发展模式

专栏;
周其仁《价格管制的重负》
医改 价格管制
张军《那个星期二为什么是黑色的？》
中国股市 股市下跌 经济体制问题
雷颐《“胜利的灾难”》
国共内战
崔卫平《信心是最重要的——两部关于大国文明的电视片》
《河殇》 《大国崛起》 《文明的轨迹》

个人历史：
芒克《瞧，这些人——谨以此文纪念中国新诗诞生九十周年》
多多 彭刚 北岛 根子 陈凯歌 顾城 新诗 诗人

3月19日
马国川《巩献田这个人》
争议物权法 巩献田 法治建设
马国川《对话巩献田》
保护财产权

刘吉《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 “原罪”是一个伪问题》
刘吉 贫富分化 民企原罪 经济体制

专栏：
周其仁《“红包”是非》
医改 医患关系
王一江《短暂的辉煌》
苏联解体 经济体制问题
雷颐《铁路之争》
李鸿章 洋务派 中国传统文化
吴晓波《幸运李宁》
李宁 企业史 民营经济
方舟子《维生素不是补药也不是毒药》
维生素 科学
孙立平《农民工如何实现城市融入》
城市化 户籍制度 社会问题

历史视界：
马立诚《乌托邦改革家王莽》
王莽 西汉政治体制改革

3月26日
仲伟志《故宫里的星巴克——芮成钢这个人，以及网络时代的民族主义》
故宫星巴克事件 芮成钢 网络暴民 民族主义
芮成钢《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的关于日本的文章》
芮成钢 日本形势
仲伟志《我到底想干嘛？——芮成钢答问录》

专栏：
周其仁《药的问题在哪里？》
医改 医药销售体制问题
大卫《美国的“智能武器”》
美国外交 国际政治
孙立平《捐赠行为的常识与逻辑》
孙俪捐赠门事件 公益事业
雷颐《现代铁路海军造》
李鸿章 中国现代化
侯样方《一洗凡马万古空》
科举 官僚体制
方舟子《破解爪哇怪病之谜》
科学 流行病

个人历史：
刘溜《沈昌文，向后看》
沈昌文

4月2日
专题：重庆钉子户事件
江平《我只坐在法律一边》
物权法 法治建设
周泽《从“史上最牛钉子户”看房地产开发中的利益分享》
拆迁纠纷

易宪容《“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事情，我会一直做下去》
公共知识分子 学术争议 张鸣辞职事件
任志强《“有的人逻辑是矛盾的“》
任志强 争议

全球视角：
刘波《芬兰模式：在冒险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专访芬兰驻华大使郭安祺》
芬兰形势 体制改革

专栏：
周其仁《不妙的组合——“鲁能”事件的含义》
鲁能事件 国企垄断 行政改革
孙立平《体制性的虚荣》
社会体制性问题
张军《公共情绪与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
大卫《法国：改革在逼近》
法国形势

4月9日
一场延续400年的对话：世界汉学大会特别报道
杨熙生《“这个觉醒中的巨人，它和世界是什么关系？》
弥维礼《“它不应成为一种国家主义的宗教”》
罗多弼《“如果五四时期能开始得更早一点”》
汉学

秦晖《再谈三门峡的教训：兼答水博先生》
三门峡水库工程

专栏：
周其仁《国家药监局的教训》
国家药监局 郑筱萸 药监权 医改
雷颐《晚清官场的“缩略图”》
晚清官场
吴晓波《潘宁之悲》
潘宁 科龙 企业史 企业产权
方舟子《放血疗法的兴衰》
科学 放血疗法

历史视界：
马立诚《刘晏与杨炎：唐代中叶的双星陨落》
唐代政治体制改革 刘晏 杨炎

全球视角：
周轶君《出入巴格达》
伊拉克局势

4月16日
仲伟志《走出“历史的三门峡”》
三门峡水库 公共决策机制
钱正英《不需要“西藏之水救中国”》
水利工程建设
马国川《钱正英的水利人生》
钱正英

专栏：
周其仁《相对价格至关重要》
医改 医疗价格
孙立平《职业教育：城市融入的阶梯》
职业教育 农民工进城 义务教育问题
薛兆丰《反垄断问题的深斟和困难》
反垄断
李立科
崔卫平《一半是做恶，一半是偿还》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电影

全球视角：
刘波《社会民主主义并非瑞典的唯一经验——访瑞典驻华大使林川》
瑞典形势 社会民主主义

4月23日
丁学良《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
丁学良 大学体制问题

专栏：
周其仁《解读赤脚医生》
医改 赤脚医生
王一江《日本模式的软肋》
日本经济模式
薛兆丰《永远从租的角度看垄断》
反垄断 经济学观念
大卫《心理游戏》
克格勃
吴晓波《老白支教》
白芳礼
雷颐《“无意识”的性别歧视》
语言歧视
项兵《由“庞加莱猜想风波”想到的》
庞加莱猜想风波 急功近利 企业发展
方舟子《“另类营养”试不得》
科学 伪科学

袁伟时与友人对话录
《中国近代史上的对外开放》
中国近代化

4月30到5月7日
金雁《千秋功过叶利钦》
俄国政治 叶利钦 体制改革

开放1977——2007
徐友渔《1977：改变命运的开端》
恢复高考

专栏：
周其仁《从赤脚到乡医》
医改 乡村医生
张军《中国增长的政治学》
经济改革 政治体制
孙立平《中产阶层与社会和谐》
中产阶级 社会和谐

历史视界：
马立诚《商鞅大变魔术记》
商鞅 秦朝变法

全球视角：
刘波《挪威：“第三条道路”的童话——专访挪威驻华大使赫图安》
挪威形势

5月14日
高粱《从改革走向反思——一个大飞机项目倡议人的思想史》
高粱 大飞机项目 中国改革
马国川《打工不可避免，但不可甘于打工——高粱答问录》

潘岳《论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 环境保护

开放1977——2007
孙长江《我的1978》
孙长江 中国改革

专栏：
周其仁《历史上的乡村医生》
医改 乡村医生
王一江《巨商的政治智慧》
沈万山 中国传统文化
方舟子《生与老的交融》
科学
大卫《面纱背后的政治》
国际政治
雷颐《“官督商办”的功与过》
官督商办 经济体制改革
项兵《超越单纯的“科技”情节》
企业管理 核心技术

5月21日
杜导生《本色是书生》
杜导生 中国改革

开放1977——2007
房煜《可口可乐：1979的开放标签》
改革开放

专栏：
周其仁《农民缺医少药的原因》
医改
薛兆丰《反垄断究竟要反什么？》
反垄断
张军《话说股疯再起》
经济形势问题

全球视角：
刘波《荷兰医改》
医改 荷兰形势

5月28日
王自力《警惕繁荣背后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 经济形势问题

开放1977——2007
刘溜《1980：未完成的追问》
历史

专栏：
周其仁《全盘公医是个梦》
医改
雷颐《“没常识”和“刺儿头”》
历史
薛兆丰《大的也可以是美的》
反垄断
方舟子《经络究竟是什么？》
科学

历史视界：
马立诚《菜市口喋血：光绪的“罪与罚”》
戊戌变法

6月4日
马国川《易中天突围》
易中天 争议人物
马国川《中国必须现代化——易中天访谈录》
易中天《我看南京虐狗事件》

开放1977——2007
刘溜《1981：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专栏：
孙立平《保护下层生存的社会生态》
贫富分化
薛兆丰《把握商机就是企图垄断》
崔卫平《机构与制度——两部有关中学的影片》

观察家论坛
公共住宅制度的赎回与重建
程毕凡
张学延
任志强

公共住宅制度

6月11日
灰色收入与贫富差距
马国川《一份研究报告的出台——“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收入差距
马国川《我只面对现实——王小鲁访谈录》
王小鲁 灰色收入 贫富差距

1982年
吴象 大包干 农村改革

专栏：
周其仁《不如人意的全盘公医》
医改 公医制
薛兆丰《勾结定价如何可能》
反垄断
吴晓波《“强盗男爵”》
企业史 顾雏军 科龙
方舟子《切脉诊病为什么不可信》
科学
雷颐《“发威马齐”的意义》
李鸿章
大卫《投资过去还是投资未来》
美国政治 国家战略安全

特别报道
刘波《年轻人手上那张选票是最重要的——访国民党副主席林益世》
台湾政治

6月18日
杨启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瑞典经验 民主社会主义

1983年
中关村

专栏：
周其仁《批评里的教益》
毛主席626指示
孙立平《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
社会流动
薛兆丰《似乎有勾结》
反垄断
雷颐《重温萨特》
萨特 存在主义

观念
陈志武《资本化的秘密》
资本市场

6月25日
牙防组事件观察
李曙光《建立“法治的社会主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研究生院副院长）
张沉《牙防组功过十八年》
李刚《牙防组事件公益诉讼启示》
（中国公益诉讼网主编）

1984
袁庚 蛇口 政治体制改革

专栏：
周其仁《重乡岂能轻城乎》
医改
大卫《梦幻辩论》
美国政治
方舟子《美国是如何整治“蛇油”的》
假药监控

个人历史：
马国川《张宝瑞的手抄本时代》
张宝瑞 文革

全球视角：
刘波《科索沃的未来——访国际危机组织科索沃项目主管亚历山大•安德森》
科索沃局势 国际政治

7月2日
《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二审
蔡定剑《新闻自由是社会稳定转型的积极因素》
新闻自由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

1985
《代理市长》 广东改革

专栏：
周其仁《摆不平的城与乡》
医改
吴晓波《仰融悲情》
仰融 华晨汽车
孙立平《恶化着的底层生存生态》
山西黑煤窑 底层生存状态
张军《如何看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流动
雷颐《电报与“忠”“孝”》
清末改革
项兵《铁路提速的全球契机》
商业机遇 铁路提速
薛兆丰《为什么给零售价设下限》
反垄断

全球视角：
周轶君《想到什么，于是就有了什么——阿拉伯海岛迪拜行记》
阿拉伯国家局势

个人历史：
刘溜《“老愤青”李杨》
李杨 盲井 铁西区 电影

7月9日
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中国经济与中国股市
“日本病”，还是“中国病”
石小敏《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流动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志武《认清金融经济的本质》
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
何帆《所有的泡沫都是一样的》
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助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理事
巴曙松《中国正在出现流动性短期拐点》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
王信《汇率只是“硬币”的一面》
清华大学海外MPA资源中心学者
武建东《从战略上认识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方向》
自由学者

1986
诗歌 《这一代》 《今天》

专栏：
周其仁《不开放焉能监顾城乡》
医改
薛兆丰《评说中国的“反垄断法草案”》
反垄断
大卫《假如恐怖再次袭来》
美国政治
孙立平《生存状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
黑煤窑 底层制度问题
方舟子《转基因的妙用和延误》
科学

全球视角：
刘波《谁来劈开巴以的“戈迪亚斯之结”》
中东政治局势
刘波《奈夫•戈登：以色列的少数派声音》
以色列青年政治学者

个人历史：
王小鲁《独立电影的难度：以王笠人为例》
王笠人 独立电影

7月16日
秦晖《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关于“福利国家”的答问》
福利国家

1987 肯德基进入中国

专栏：
周其仁《中医与西医的分叉》
医改
薛兆丰《企业合并有何危害》
反垄断
雷颐《叔本华的激愤》
叔本华 哲学家
孙立平《冷漠是如何铸就的？》
黑奴工之三

个人历史：
马国川《王立群：清醒的面对历史》
王立群

全球视角：
张清华《中国新诗90年：动荡与成长——访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系教授柯雷》
新诗

7月23日
秦晖《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关于“福利国家”的答问》下
福利国家

1988
奥运会

专栏：
周其仁《行医资格的国家管制》
医改 行医资格
王一江《当前财政的三大问题》
财政政策
薛兆丰《企业无边界》
反垄断
张军《消费物价上涨与再分配政策有关》
物价上涨 再分配
孙立平《信息是如何被屏蔽的》
黑奴工之四 行政问题
雷颐《近代中国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
大卫《远去的私密时代》
隐私权

全球视角：
刘波《欧洲的心脏如何跳动——访瑞士驻华大使丹特•马提内利》
瑞典局势

7月30日
吕日周、竹立家谈山西“黑砖窑”事件
《“不能代替人民管干部”》
政治体制

开放1977-2007：
刘溜《1989年的爱情：中国美术馆枪击事件》
中国美术馆枪击事件

专栏：
周其仁《法外行医的空间》
医改
薛兆丰《五花八门的进入障碍》
反垄断
孙立平《基层政治是如何崩溃的》
基层政治
吴晓波《“烟王”是非》
储时健现象
雷颐《最怕“无社会”》
国家社会关系
大卫《在阅读之中》
阅读

个人历史：
金泰昌《唐晓渡：精神自治与公共空间》
唐晓渡 诗人

全球视角：
刘波《诺斯：从“有限通路社会”到“开放通路社会”》
制度经济学派 道格拉斯•诺斯


8月6日
关注•《读书》换帅
马国川《汪晖访谈录：“现代化本身需要被反思”》
马国川《汪晖：渐行渐远的思想者》
刘溜《沈昌文与<读书>》
“读书换帅风波”

开放1977-2007：
张勇《开锣：上交所1990》
经济改革 证券市场

专栏：
大卫《<华尔街日报>的甜美时光》
华尔街日报 默多克收购
薛兆丰《网络效应与路径依赖》
反垄断 路径依赖
张军《假冒伪劣为什么如此猖獗》
食品安全
王一江《扶贫需有道》
扶贫
雷颐《曾经这样“表演”》
历史曾经
崔卫平《中国电影中的现代性议题》
纪录片

全球视角：
李凡《尼日利亚全国大选观察》
尼日利亚大选 选举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选举问题专家）


8月13日
马国川《王绍光：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
财政体制

开放1977-2007：
周瑞金《1991：思想交锋的难忘之年》
体制改革 路线交锋

专栏：
周其仁《需求膨胀与供给障碍》
医改
崔卫平《行走在权力结构的阶梯上》
纪录片
王一江《应该尽快退税》
税收体制
薛兆丰《低价如何伤人》
反垄断

个人历史：
刘溜《胡德夫：是歌手，更是战士》
胡德夫

全球视角：
周轶君《纤弱之国，莽莽之力——夏日吴哥行》
吴哥形势


8月20日
张维迎《正确解读利润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利润

开放1977-2007：
凌志军《1992：惊心动魄的“证券大集”》
经济改革 证券市场

专栏：
周其仁《管办合一是症结所在》
医改
薛兆丰《捆绑销售能撬动垄断吗》
反垄断
孙立平《如何界定谣言的边界》
社会舆论
王一江《财政支出结构需根本改变》
财政政策
崔卫平《从伊甸园到失乐园》
纪录片

观念：
钱理群《现当代中国社会的游民问题》
游民问题

8月27日
周其仁《小产权，大机会——农村建设用地转让权的制度变迁》
土地产权 三农问题

开放1977-2007：
吴晓波《1993：庄主禹作敏》
禹作敏

专栏：
雷颐《改变历史的书写》
民间记录
大卫《假如今天是“9•10”》
美国国际关系
薛兆丰《知识产权与反垄断》
知识产权 反垄断
崔卫平《寻找及发现》
纪录片

全球视角：
刘波《普拉纳布•巴丹：中国减贫为什么好于印度》
全球化 印度经验 中印对比

历史视界：
马立诚《王安石悲剧何在》
宋朝改革


9月3日
金雁《回望1917——关于十月革命的若干问题》
十月革命

开放1977-2007：
王俊生《1994：我知道的中国足球》
中国足协

专栏：
周其仁《宿迁医改的普遍意义》
医改 宿迁经验
薛兆丰《欧盟为什么要严惩微软》
反垄断
方舟子《FDA这块金字招牌》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雷颐《千人糕与小铅笔》
经济体制
崔卫平《在路上》
纪录片

特稿
刘莘 邵兴平 金长义《拆除就业歧视的制度性栅栏——涉嫌歧视的行政法规、规章清理报告》
就业歧视

9月10日
薛兆丰《寻租之门——对反垄断法的另类思考》
反垄断法

开放1977-2007：
刘溜《1995：“刁民”的发端》
王海

专栏：
周其仁《公共卫生室政府的首要责任》
医改 公共卫生
王一江《减税退税的国际比较》
税收
崔卫平《自由与包容》
纪录片
张军《中国的模式就是不止一个模式》
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
大卫《引发金融危机的真凶》
次贷危机

全球视角：
刘波《迈克尔•林德：对伊战的中间派诠释》
伊战

9月17日
潘岳《谈谈环境经济新政策》
环保 环境经济 政策 体制改革

开放1977-2007：
杨阳《张朝阳：互联网的1996》
张朝阳 互联网

专栏：
周其仁《“公用品”的消费与生产》
医改
薛兆丰《寻租有别于逐利》
反垄断 经济改革
大卫《另类总统萨科齐》
萨科齐
孙立平《“感恩门”背后的荒谬逻辑》
贫富分化 社会问题

个人历史：
马国川《张广友：新华社里三十年》
张广友 新华社

全球视角：
周轶君《五味阿富汗》
阿富汗形势

9月24日
马国川《是方式，不是模式》
易中天《成都方式：与李春城对话》
易中天 成都模式 城乡改革

开放1977-2007：
李慰饴《1997：牟其中现象》
牟其中

专栏：
周其仁《宿迁的医院改制》
医改 宿迁样本
大卫《一场“小鸡博弈”》
美国 国际关系
薛兆丰《欧盟的罚单谁付账》
欧盟 反垄断
张军《经济学家自己的故事》
经济体制改革

历史视界：
马立诚《洋务运动的是与非》
洋务运动

10月1日
马国川《中国需要第二次“土改”——访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
小产权房 土地制度

开放1977-2007：
马立诚《1998：<交锋>巨浪》
《交锋》 路线之争 思想解放

专栏：
周其仁《医院本位论》
医改 医疗服务
大卫《灰烬之余》
伊战
薛兆丰《反垄断的弗吉尼亚学派》
反垄断 弗吉尼亚学派 经济学
吴晓波《两根“冰棒”》
郑怀俊 伊利 企业改制
孙立平《穷人的尊严》
贫富分化 尤努斯

个人历史：
马国川《文贯中：往事何曾付烟云》
文贯中

全球视角：
刘波《大多数国家都将是全球化的赢家——访瑞典高等教育与研究大臣拉斯•雷琼博格》
全球化 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10月15日
马国川《青县模式：一个县委书记的民主实验》
青县模式 行政体制 党委领导 民主
马国川《民意才是合法性的基础——对话赵超英》
民意 村民自治
马国川《一种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模式——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
三农问题

开放1977-2007：
李利明《1999：广信破产》
广信事件

专栏：
张军《“莫干山”上的价格论战》
经济改革 莫干山会议
周其仁《医院改制不容回避》
医改
薛兆丰《法与经济学的缘起》
法与经济学 反垄断
雷颐《文人的激情》
乌托邦理想 革命
方舟子《拥有自己的生命之书》
人类基因组计划

全球视角：
刘波《西班牙民主转型并非一帆风顺——访西班牙学者帕洛马•阿吉拉尔》
西班牙转型 民主


10月22日
袁伟时《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
民初宪政 启蒙

开放1977-2007：
马国川《2000：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千禧年》
李昌平 三农问题

专栏：
王一江《中小企业决定国家命运》
中小企业
吴晓波《大午集资》
孙大午事件
周其仁《盈利医院与非营利医院》
医改 医院
大卫《尊严追求》
伊拉克战争

个人历史：
王小鲁《张献民的无限交流》
张献民 电影


10月29日
金雁《俄国为什么能够发生革命？》
俄国 十月革命

开放1977-2007：
郭宏超《2001年的银广夏》
银广夏事件 财经杂志

专栏：
周其仁《医疗服务的品质考核》
医改 医疗服务
张军《价格改革模式是怎样出现的？》
价格改革 双轨制
崔卫平《一生一世的幸福或痛苦——关于山形电影节的两部中国记录片》
独立纪录片

全球视角：
刘波《问题在于你是否客观看待中国——放法国中国问题专家魏柳南》
汉学家 全球问题

个人历史：
刘溜《杨黎：我是有出处的》
杨黎 诗人

11月5日
马国川《析论“新发展共识”——专访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
改革共识 竹立家

全球视角：
刘波《瑞典也需要改革——专访瑞典副首相莫德•奥勒夫松》
瑞典改革

开放1977-2007：
黄利明 吴峰 段寅燕
《2002：蓝田神话破灭》
蓝田事件

专栏：
周其仁《非营利医院以民办为优》
医改 民办非营利机构
吴晓波《“江湖”总裁》
陈久霖 中海油事件
孙立平《稳定问题新思维》
社会稳定 社会矛盾
雷颐《徐继畬的命运》
徐继畬

历史视界：
马立诚《宪政始末记》
清末改革



11月12日
肖瑞 李利明《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白重恩访谈》
钱颖一 王一江 李稻葵 白重恩 经济改革

开放1977-2007：
许志永《2003：孙志刚案开启的公民权利道路》
孙志刚 公民权利

专栏：
周其仁《恻隐之心的经济学》
医改
张军《双轨过渡与“配套改革”》
经济改革 价格体制
方舟子《假如照片上的华南虎是真的》
华南虎事件
崔卫平《个人的归个人，社会的归社会——两部关于小偷的影片》
底层叙事

全球视角：
王洁明《卡尔马来了骆金星》
骆金星 民营企业



11月19日
陈志武《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调整》
人民币汇率 股市泡沫 金融政策

全球视角：
刘波《鲁斯塔姆•塔里科：一位企业家的俄罗斯梦》
俄罗斯经济

开放1977-2007：
罗建《2004：桂希恩》
桂希恩

周其仁《社保的初衷》
医改 “贝弗里奇报告”
吴晓波《玩偶之死》
张树鸿 中国制造 美泰
雷颐《“中国”在哪儿？》
启蒙 旧中国
崔卫平《霍乱年代的人性——<色戒>及两部有关投敌者的影片》
色戒 历史叙事

个人历史：
王小鲁《郝建：为中国电影看病》
郝建 中国电影


11月26日
秦晖《土地与报障以及“土地换保障”》
土地制度 三农问题 社会保障

全球视角：
刘波《路克文：第一位说汉语的西方领导人？》
路克文

开放1977-2007：
刘溜《2005：“超女”易慧的出路》
超级女生 易慧

专栏：
周其仁《错的离谱的测算》
医改 英国社保
大卫《美国经济的分叉口》
美国经济
张军《价格双轨制：是奇迹还是神话？》
双轨制 经济改革
许小年《不可驾驭的市场》
市场自主性
王一江《社会福利的社会痛苦》
社会福利

个人历史：
马国川《徐景安：见证改革》
改革者 徐景安



12月3日
周其仁《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
通胀问题 当下经济形势

开放1977-2007：
黄利明 尹先凯《2006：一次未完成的并购》
徐工收购案 外资争议

专栏：
项兵《关注印度的家族企业与财富》
印度 家族企业
大卫《希拉里的经济立场》
美国大选
雷颐《与朝廷“博弈”》
晚清地方政治格局
吴晓波《霸王宿命》
倪润峰 长虹
崔卫平《道德上的无力或沉沦》
现实如何表达 纪录片

个人历史：
张晶《宗福先：于无声处》
宗福先 话剧


12月10日
吴敬琏《为了迎接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目标 社会分层 分配政策 政治改革
新望《西西弗斯式的改革理论家》
吴敬琏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卢周来《改革的理想与现实》
吴敬琏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开放1977-2007：
沈威风《马云：2007跃上巅峰的鲶鱼》
马云 电子商务

专栏：
周其仁《“人人享受卫生保健”的限制条件》
医改
雷颐《公园姓“公”也不易》
社会重建 公共领域
方舟子《来自本能的经济学》
生物经济学

历史视界
金雁《导师赵俪生》
赵俪生
秦晖《“信仰马克思的自由主义者”——关于赵俪生先生评价的一个重要问题》
赵俪生


12月17日
论坛《中国大企业的责任》
企业责任

全球视角：
刘波《波兰转型是一个成功故事》
专访波兰驻华大使克日什托夫•舒姆斯基
波兰转型

专栏：
周其仁《医改的唯一出路是坚持改革》（系列评论）
医改
大卫《“双总统”问题》
美国大选
孙立平《准确定位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
张军《巴山轮会议》（改革记述）
巴山轮会议
雷颐《从“喊万岁”到“读宪法”》
彭真 宪政

历史视界：
改革朔往13
马立诚《张居正的清凉界》
明朝改革



12月24日
马国川《宋亚平：改革者的困惑与思索》
宋亚平《“咸宁改革”之精兵简政》

宋亚平：中共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
政治体制改革，县乡体制，争议，咸安改革

专栏：
许小年《为宏观调控正名》
宏观调控
雷颐《“可如实回答”》
纪录片“故宫”
吴晓波《胡润造榜》
胡润
方舟子《热炒干细胞》
干细胞
大卫《联合救市》
美国股市



2008年

1月7日
八十年代之子
麦天枢《我们需要培育社会理性》


张军《“巴山轮会议”讨论了什么？》
改革历史
项兵《参股欧美金融机不可失》
中国金融
雷颐《原则与自保》
维新变法
侯样方《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双重悲剧》
中国历史
大卫《观点加速器》
新闻业
孙立平《消除“不稳定幻想”》
社会稳定


西学镜鉴
艾恺《现代化忧虑并非中国独有》


1月14日
王一江《劳动立法应划清政企责任》
劳动合同法 法律法规


八十年代
梁治平《理想主义是不应该被磨灭的》


许小年《从战争、斗争到竞争》
经济一体化
雷颐《李鸿章的东山再起》
中国历史
崔卫平《抓住自己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也谈<集结号>的美学》


施耐德《历史没有终结》



1月21日
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
成思危《改革不能悔棋 否则代价更大》
吴敬琏《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
厉以宁《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周其仁《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张维迎《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1月28日
易中天《从帝国时代走向共和时代》
中国历史

王一江《世上应该有免费午餐》
儿童健康
张军《1985年的通胀及其辩论》
改革历史
孙立平《有感于美国“皇帝”与“海螺共和国”》
社会基础体制
博吾了《全球化的未知面》
全球化
欧洲咨询联盟安博思高级合伙人
雷颐《风口浪尖李鸿章》
中国历史
方舟子《“治未病”也要靠科学》
科学


八十年代
温元凯《改革开放是中国必由之路》



2月4日——2月11日
刘溜《天演中国——2007观察家年会综述》



刘波《中国已在世界上扮演建设性的角色——专访芬兰对外贸易与发展部长韦于吕宁》

八十年代
刘道玉《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许小年《宏观政策与经济周期》
宏观调控
方舟子《益生菌能否益生？》
科学
吴晓波《十年一叶》
叶莺
张军《中国早期通货膨胀的理论贡献》
改革历史



2月25日
李翔《卡斯特罗：异端与神话》

陈志武《政府规模有多大？》
财政收入


周轶君《在神其中》
尼泊尔局势



张军《“分灶吃饭”》
改革历史
雷颐《何以“激进”》
中国历史
姜汝祥《不要用勤奋对冲制度设计》
企业管理
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首席顾问
方舟子《飞不用学，走也不用学》
科学


李玉《不做女性主义者的女导演》

3月3日
潘岳《从此开启转型进程》
环保

周天勇《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一个总体方案》
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李翔《朱骏游戏》
李翔《跟随者赢》

孙立平《走出体制性拘谨》
社会体制
雷颐《“层层剥笋”法》
中国历史
博吾乐《世界从此改变》
中国改革
方舟子《密立根事件：科学史上的著名公案》
科学
大卫《金字塔是怎样动摇的》
美国经济
姜汝祥《什么是真正的执行力》
企业管理



林鑫《三里洞记忆》


3月10日
秦晖《“梅普配”与俄国的未来——“没有悬念”的大选和悬念百出的俄罗斯》
俄罗斯大选 俄国局势

周其仁《通货膨胀与价格管制：谨防一错再错》
经济形势


文贯中《现行土地制度需根本改革》
土地制度
张军《1994年的分税制》
改革历史
吴晓波《任氏野蛮》
任志强
雷颐《清廷“制造”的革命党》
中国历史
大卫《奥巴马的软肋》
美国政治
姜汝祥《与人性对接》
企业管理

李翔《朱敏：进化论》


3月17日
吴晓灵 吴敬琏 刘世锦《通货膨胀与发展转型——宏观经济三人谈》
吴晓灵：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波《和平与民主是巴勒斯坦的战略选择——专访巴勒斯坦驻华大使迪亚布 鲁赫》
刘波《保护公民免遭袭击时一个国家的义务——专访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

大卫《褪色的希望》
国际政治
姜汝祥《为什么要裁员》
企业管理
孙立平《公车改革的启示》
反思改革
许小年《中国为什么不出巴菲特》
市场经济体制
雷颐《“帝国民主”的结局》
中国历史


八十年代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杜海滨《纪录与告别》


3月24日
剑桥大学发展学会主席Peters Nolan 中信泰富政治及经济研究部王小强
《广东化解金融危机十年回首》


顾彬《作家应为文学牺牲》

大卫《如果美联储倒下》
美国经济
马宇《最该警惕的是滞涨》
经济形势
文贯中《解析中国特色的民工荒》
三农问题
雷颐《关于信用》
社会信任
方舟子《聚合水事件》
科学
张军《改革前期的分权周期》
改革历史


李翔《俞敏洪：我是个精神力量很强大的人》
李翔《“我，传奇”》


3月31日
剑桥大学发展学会主席Peters Nolan 中信泰富政治及经济研究部王小强
《广东化解金融危机十年回首》

孙立平《谁来代表分殊的利益》
利益分化
雷颐《胡适的“三无”六字诀》
中国历史
吴晓波《商父争权》
企业史 盛宣怀
大卫《宾州转型的启示》
美国政治


八十年代
韩少功：“寻根”

李翔《刘积仁：创造一个企业就是创造它的性格》
李翔《房间内最聪明的人》

4月7日
陈忠林《我是“非主流”法学家》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

嘉久《评价中国经济改革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旅欧学者
中国改革


文贯中《现行土地制度使现代化成本大大增加》
土地制度
大卫《通货膨胀的魅影》
美国经济
方舟子《伯特事件》
科学
博吾乐《如何使中国变得更为创新》
中国改革
雷颐《晚清的两次行政改革》
晚清改革


李翔《“我做每件事情，都要首先考虑失败的代价是什么》
李翔《黄怒波的纯真年代》


4月14日
再辩许霆案
张千帆《畸重畸轻的判罚违背自然理性》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法律法规
刘仁文《我会对许霆案做无罪判决》
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常凯《“集体返航”凸现民航劳资矛盾》
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
孙立平《返航事件中的制度缺陷》

张军《中国的分权给经济学贡献了什么》
改革历史
项兵《“新洋务战略”的一个典型案例》
海外并购
雷颐《“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中国历史

李翔《马云：光荣的荆棘路》

芮成钢《我们对外来投资一视同仁——专访澳大利亚总理路克文》


4月21日
李翔《非常商人宗庆后》

刘波《美国经济不会衰退——专访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约翰 杜拉里奇》


文贯中《改革现行农地制度质哦你的公正问题》
土地制度
吴晓波《天才官商》
盛宣怀 企业史
方舟子《牛顿—莱布尼茨之争》
科学

李翔《拓荒者的未来》
李翔《张汝京的昨日与明日》

张贤亮：一个启蒙小说家的八十年代


4月28日
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张军《深圳试验场》
改革历史
方舟子《达尔文—华莱士之让》
科学史
大卫《打的太多，谈的太少》
中东局势
雷颐《梁启超与哈耶克》
社会基础


李翔《亚洲商业：告别感伤的过去》


5月5日
厉以宁：被耽误的股份制

李翔《柏杨：愤世嫉俗的作家》

文贯中《现行土地制度违背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原则》
土地制度
吴晓波《上海调人》
虞洽卿
雷颐《“非锁国”的爱国精神》
爱国主义
大卫《令人沮丧的药方》
美国政治

李翔《王的世界》
李翔《王文京：这二十年我没有犯过大的错误》

刘波《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访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学者纳杨 昌达》



5月12日
八十年代

刘再复：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
刘再富《谁是中国最可怜的人？》

孙立平《如何重建公信力》
社会信任
许小年《不可随意改变游戏规则》
大小非解禁 法律法规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方舟子《神秘的有丝分裂射线》
科学
雷颐《“天津教案”的隐喻》
中国历史

刘波《伊朗“目光向东”——专访伊朗副外长穆迪 塔拉艾》

5月19日
王元化：最后的访谈

张军《“招商引资”的由来》
改革历史
方舟子《达马迪安事件》
科学史

李翔《王佳芬的新边疆》
李翔《王佳芬：十五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