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博物学论纲（全文）

博物学论纲 刘华杰 2012-7-13 15:18:46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宁)2011年6期 　　【作者简介】刘华杰(1966-)，男，吉林通化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邮件：antiscience@gmail.com，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 传统文化与知识的最一般特征就是“博物”；博物学展示了人类在整个大自然系统中的可持续生存智慧。在当今时代，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与自然科学三者是不同的概念，前两者相近但都不是自然科学的真子集。博物学研究的兴起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人类学视角在多个学术领域的流行有着某种重要的关联。博物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科学编史纲领，藉此可以重写科学通史或人类知识史。博物学知识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已被严重忽视，而实际上它们应当被优先传播、传承。 　　【关 键 词】博物/博物学/默会致知/科学编史学/知识论 　　 　　近几百年，西方强力文明横扫世界，现代化好像就是西方化。以科技为支撑的这种文明是最好的甚至唯一可行的文明体系吗？科学技术史的撰写虽然近些年有了相当程度的改观，但科技通史可不可以大幅度地重新改写？因为能看到什么、写什么、怎么写与价值判断直接相关，与我们心目中的文明标准、与我们所欣赏的生活方式有关。人民大众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学生需要学习多少知识？所有这些思考都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古老的学问：博物学。 　　一、博物学：是什么？可展现什么？ 　　博物学已经不见于课程表，多数现代人对此极为陌生。可以通过多种角度大致描述博物学。从知识论的角度看，博物学是指与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相对立的对大自然事物的分类、宏观描述，以及对系统内在关联的研究，包括思想观念也包含实用技术。地质学、矿物学、植物学、昆虫学来源于博物学，最近较为时尚的生态学也是从博物学中产生出来的。 　　1.谁是博物学家？ 　　亚里士多德、达尔文、孟德尔是博物学家，其实在当前的文化下，人们早就忘记了这几个人曾是博物学家。 　　更典型的西方博物学家有老普林尼、布龙菲尔斯、格斯纳、阿尔德罗万迪、J.雷、林奈、布丰、华莱士、普里什文、法布尔、梭罗、缪尔、利奥波德、古尔德、劳伦兹、J.古道尔、E. O.威尔逊等，他们所做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博物学。他们与数理科学家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卢瑟福、爱因斯坦、克里克、奥本海默、杨振宁、格拉肖非常不同。 　　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丰富的博物学实践和顺畅的博物学传承体系，也保留下来大量文献，无论是《十三经》、《通志》、《二十五史》、《古今图书集成》这样的巨著还是《幼学琼林》这样的蒙学读物，都包含大量的博物学内容；反过来，读者如果有丰富的博物学知识，也能更好地理解《诗经》以及齐白石的艺术作品。李约瑟也称赞中国古代的“本草”著作构成一个伟大的传统(李约瑟，2006：187～189)，按李的解释“本草”不是“具根的植物”而是“基本的草药”的意思。中国古代博物学家撰写了大量关于特定植物或者某类植物的专著，“这种现象是西方世界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文献有的论述了整个自然亚科，如竹类；有的论述两个明显相似的野生的属”(李约瑟，2006：302)，比如《竹谱》、《桐谱》、《扬州芍药谱》、《南方草木状》、《滇中茶花记》、《菊谱》、《荔枝谱》、《梅谱》、《金漳兰谱》等。中国古代自然也有大量优秀的博物学家，如司马迁、张仲景、贾思勰、郦道元、沈括、郑樵、唐慎微、寇宗奭、徐霞客、朱橚、李时珍、曹雪芹、吴其濬等，甚至包括李善兰。中国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有博物情怀。但近代的西学东渐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进程。如今分科之学一统天下，现代中国人已经遗忘了自己的传统学术，绝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博物学。现代教育体系几乎剥夺了青少年从事一阶博物学(上山采野菜、下水捉泥鳅等)的权利。二阶博物学研究在学者中仍然存在，目前分散在多个分支学科当中，如科技史、农史、历史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研究、知识社会学、文化史研究、民族植物学等。 　　不过，并非只有上述大人物才掌握着博物学。在无数普通农民身上，也传承着非常多的博物学。有时，我们愿意把它们分解为若干生态学知识，简单的力学、热学知识或其他知识。按分科之学来列举，总是不够恰当。农民的知识是整体的、不分化的，通常是未编码的，难以言说的。在传统社会中，几乎人人都是博物学家，那时人们对土地、对“天”是有感情的，如果不是这样人们是无法生存的，就像现在如果不晓得一点现代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在城市里生活是极为困难的一样。 　　即使不考虑一阶工作与二阶工作的区分，实践博物学也有层次之分，有专业博物学，也有平民博物学。前者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后者则与普罗大众有关。有趣的是，与数理科学很不一样，对于博物学，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交流的通道，“界面”是可以自由穿行的。 　　2.博物学的自然性 　　博物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而近现代科技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博物学是自然而然的学术、知识、技术和技能，是在有限的好奇心、欲望关照下的产物。博物学产生于远古以来百姓日常生活的正常欲望、自然需要，而不是现代个别人试图获得超额利润、竞争优势的过分需求。 　　近现代西方科技从一开始就讨论理想情况、非自然的人工环境，所谓的自然定律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定律，它们表述是“反事实条件句”。自然科学的定律及其导出结果，看起来如此简洁、完美，并不表明大自然本身如此。 　　依据自然科学定律开发的现代技术，并不是大自然的技术，它在根本是僭越的、人为操控的技术；它所声称的一系列完美效用，只在特定的人工可控体系中，才可实现。 　　20世纪的科学哲学从石里克、费格尔、卡尔纳普到哈雷、哈丁、哈金、卡特莱特费了好大的周折，才回归到博物学的世界观、知识观。可以说严格的科学哲学，努力一番后终于承认了博物学对世界的看法是自然的。博物学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世界当中，博物学家也许也产生过把大自然缤纷的面貌、复杂的演化概括为几条简单定律的冲动，但博物的结果不得不使其诚实、谦虚一些。 　　3.博物学的本土性 　　现在人们多从人类学角度谈本土知识或地方性知识(LK)，也可以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谈作为局部适应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这一表述的魅力在于，它并非要宣布知识因其地方性而其有效性要大打折扣，而是说知识相对于产生该知识的环境而成立。地方性知识强调如下几个方面：知识的表述可能是附魅的、非自然主义的；产生知识的环境通常是自然演化的人地环境，而非在短时间内特意制作出来的人工环境、实验室环境；知识在人地系统中适应着环境而缓慢演化，知识通常是环境友好的，不会引起环境灾难；由于此知识依赖于特定的环境，脱离其环境后此知识的影响力有限，它不会快速扩散到局部环境以外而成为全球性的知识。 　　博物学知识和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均有地方性、本土性，只是后者喜欢装扮、粉饰，并强行到处“克隆”。现代中小学和大学讲授的知识，基本上普适的非本土知识，它们主要来源于西方，并且在精神气质上大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从根本上讲，它们原来也是地方性知识，但已被去本土化，变成了“普适知识”。当今的科学实验室，每天都在制造本来只适用于实验条件的地方性知识，而且其地方性非常强。但是，它们通过标准化，通过科学方法和科学体制的装扮，通过技术标准甚至贸易规则、政治交易等，被建构成普适知识。普适性成了知识的一种“美德”。通过强化、正反馈，人们渐渐认定只有普适性的知识才是好知识或者才可以称为知识。其他的，只配称作意见或者不靠谱的常识。 　　博物学知识通常表现为地方性知识、本土知识，不具有普适性，也不冒充普适性。它也没有知识产权的观念，不喜欢像“输出革命”一样进行智力输出。这并非总是表现为某种缺陷。决定其地方性的原因在于，它是适合于局部地理、生态环境的知识，是环境兼容的知识。借用进化生物学的词语，这种知识与环境是“适应”的。本土人掌握的本土知识是久经考验的，拥有了田松所说“历史依据”(田松，2007：93)。这种有“历时性”观察根基的知识有着重要的价值，至少可以补充西方科学由“共时性”观察而来的知识(Gadgil et al.，1993：151)。 　　地方性也并必然意味着十足的肤浅、无用，有时恰恰相反。爱斯基摩人虽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转基因的秘密，但他们对雪有特别的研究，对于雪的颜色他们有一系列称谓，能分出许多类型。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雪的变化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中国和法国在饮食、厨艺上都很讲究，有大量这方面的词汇，比较而言英国就差多了。 　　本土知识相比于现代科技知识处于弱势，即使在一些国家里有关部门有意识地强调了本土知识存在的合理性，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本土知识仍然未能恰如其分地整合到决策过程当中，因为在制度层面一些受西方科学训练的人掌握着该考虑哪些“有用的”本土知识、该抛弃哪些“没用的”本土知识(Spak，2005)。 　　4.博物学知识的意向性与价值非中立性 　　任何知识都是一定世界观、世界图景下的知识。人们创造、完善某种博物学是基于某种目的，所生产出的知识是主客体整合的产物，不能单纯还原为某种客观的知识。博物学关注的对象和内容多种多样，如牡丹、红木、辣椒、咖啡、兰、罂粟、香荚兰、凤、龙、浑沌、独角兽、蛊毒、五行、气、家燕、贝壳和植物的手性，等等，显然未必都是朴素实在论意义上直接存在的。但相对于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它们是有意义的或者有指称的。也可以说单纯的客观“对象”是不存在的，当我们言说“宇宙”时，就是指我们的宇宙，我们已知的宇宙或者能够想象的宇宙。某事物成为认识的“对象”的那一刻，它就失去了对象性的属性，就变成了主客观统一的产物。 　　关于罂粟的知识，在博物学的范畴中，是指你、我、他或某个小群体具体的与罂粟相互作用展现出的多种可能性，不存在脱离语境的客观的罂粟知识，因而也无所谓罂粟是天生的毒品之类的现代人想象。传统博物学知识的意象性范围从来是受约束的，不可僭越的，人不能妄图拥有神的知识、智慧。这使得博物学的野心是受限制的，从后果论看也是如此。即使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掠夺性的博物学采集，其破坏性也是极有限的。 　　博物学也用于自卫、猎物和杀戮，但其意象性决定了此时它依然展现为某种自然而然的知识和技术。相对于别的科学，博物学虽然不够有力量，但它符合人类、大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或者不太违背这些要求，幸运地不会成为“致毁知识”(刘益东，2000，2002；刘钝，2000.03.01)。自古以来，知识生产与知识运用是同一系统的内部过程，而目前主流社会、科学共同体的“缺省配置”是，知识是客观而中立的，知识在运用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与知识本身无关，那是人的问题、运用不当造成的。“科学技术是帮助人类理解宇宙、改变物质世界的工具性智慧，本身不具有价值与责任属性。运用科学技术最终出现什么结局、造成什么后果，完全是人的责任”(张开逊，2010：16)。实际上，知识从其生产或意欲生产的那一瞬间就与目的性、意向性高度相关，就与最后的各种可能应用有瓜葛。目前，博物学的发展与资本增值的关联并不像在其他学科中那么明显，也许正好因为博物学的“无用”、低效率才使得它是一种值得真正追求、玩味的学问。 　　5.博物学传统与博物学文化 　　即使在当下不看好博物学的人，也无法否定历史上博物学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法伯(P. L. Farber)写过一部科学史小书《发现大自然的秩序》，副标题就叫“从林奈到威尔逊的博物学传统”。现在每一门响当当的学问，在发展的过程中几乎都有着博物的发展阶段，以医学为甚。1989年美国马里兰专门举办过一次展览《医学与博物学传统》(Boyd，1989)。类似地可以讲农业的博物学传统、地质学的博物学传统，甚至几何、概率论的博物学传统。 　　这里的“博物学传统”有多层含义：第一层是就历时性、发生学而言的，指如今成熟的大量学科，都曾有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博物发展过程。第二层是就共时性、知识特征而言的，比如医学实践仍然是一种艺术、手艺，其中相当多工作要靠经验而不是演绎。医学、医疗不能简化为书本知识、标准化的诊治过程。第三层是就思维方式而言的，指整体论而非还原论。在医疗中，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不同的体系和建制，中医和西医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不同传统是不可通约的，如陆广莘所说“用西医看似科学的方法来衡量中医，不具有现实意义”(陆广莘，2009：60)。中医有极强的博物学传统，重视调理生命节律和气血，辨证施治，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传统的不同表现为生命观、方法取向上的差异，中医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中更关注的是机体的自我维生而不是努力发现致病因子而进行人为干预。 　　博物学传统背后有着丰富、深厚的博物学文化，涉及神话、哲学、宗教、历史、经济、习俗、生活方式等等。博物学文化在最近十多年得到科学史、文化史、哲学、人类学界的关注，其中《英国博物学家》(D. E. Allen，1994)、《博物学文化》(Jardine，et al.，1996)和《致知方式》(Pickstone，2001)等影响较大，国际科技史界也开始用更多的精力关注“博物学与科学革命”(J. M. Levine)、牧师与博物学家(P. H. Armstrong)、西方殖民地中的博物学家(Fa-ti Fan，2004)等主题。英国出版的“柯林斯新博物学家文库”有一批好书(持续六十余年，已经出版一百多部)，非常值得引入中国。英国《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季刊2004年3月还出版了一期“博物学专号”(42卷第135期)，刊发了4篇博物学史论文。从已经译成中文的《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也可以感受到博物学史、科学史、文化史的深度融合极其有趣性。海灵曼(Noah Heringman)主编的《浪漫的科学》，其中有刘禾教授有趣的论文(Lydia H. Liu，2003：139～172)。张嘉昕著《明人的旅游生活》也与博物学史有关。 　　就哲学而言，博物学文化展现了诸多不同于当下主流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比如在博物学文化中，人与自然不是对象性关系，大自然、生命具有灵性或神圣性，不可能仅以物质或比特的形式来充分把握。博物学文化尊重大自然的变化过程和巨大力量，不过分夸耀人类的征服能力(从博物学眼光看，四川岷江河谷一带不适合百姓大量定居，历史上有无数血的教训。人们应当搬到更安全的地方。但是一次又一次灾难后，人们不幸地无谓地选择了对抗大自然)，不会高喊“人定胜天”，也不会盲目崇拜强力与速度。“天地之大德曰生”，和谐共生、生生不息是博物学文化的终极旨趣。在日常生活层面，博物学文化倡导过普通的安定、平和的生活，用中国古人的话讲就是“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经·大雅·文王》)。 　　二、博物学概念的拓展与重新阐释 　　在现代性的偏见下，西方自身的博物学知识长期以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整理，在当今的生物学界，很少有人注意雷、怀特、布丰、拉马克、梭罗、缪尔、华莱士所做的博物学工作。即使人们为了别的目的间接提到博物学，也是只取其“精华”；对于用时下流行的观念和知识理解起来感到困惑的博物内容，科学家和科学史家通常充满了不屑，要把它们从正统的知识史、科技史中剔除。 　　历史上博物学究竟如何？对此可以采用实在论的立场也可以采取建构论的立场。不管怎样，古人不可能预言到并理解我们今天的知识，我们其实也较难理解过去的知识。较好的历史学家应当努力重构历史场景，尽可能以当时人的思维习惯考虑当时的知识。完全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但不想这样做是不可以的。 　　1.福柯之笑与博物学的学术空间 　　后现代大师福柯的著作《词与物》(英译本书名为《事物的秩序》)，据他本人讲是受到中国博物学中奇怪的动物分类方案的刺激，才开始动笔写作的。福柯当年从别人的引文中看到传说中的一部中国百科全书《天朝仁学广览》把动物分出14个奇怪类型(M. Foucault，2002：xvi)①，福柯读后发出笑声，在《词与物》前言中他多次提到自己的此次笑声。不过，这不同于普通的情不自禁地笑，而是启示“知识考古学”之灵感的笑，对我们而言它提供了再审现代化之前博物学知识并展望人类未来知识形态的机缘。 　　福柯不是嘲笑古人、古代中国人，恰恰相反，他由此立即意识到我们当下思想、知识的局限性！别的时代、别的地方的人，也完全可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我们今天理所当然的知识。 　　无论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还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都可以为博物学开辟学术空间，令学者多一维视角，重构人类知识的发生史。在恶性竞争和盲目高速发展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蒙上阴影之际，这些哲学的、社会学、后现代的努力，都是一种思想解放，能令人们发现博物学生存在现在与未来的意义。 　　2.博物学、Natural History、自然科学 　　讨论博物学面临许多概念困惑。需要指明的是，博物学与英文的natural history，只可以粗略地对应起来。有人认为当下的学界将二者互译不妥，有削足适履之嫌。其实，这样互译大体上还是可行的。 　　自然科学、博物学与natural history这三者的关系如图1所示。三者包含许多共同的内容，特别是后两者。在此，为了突出其间的差异，图1中夸大性地示意了其间的不重合部分。当今自然科学中有大量内容不属于博物学，比如数理科学，这很好理解。但博物学中有些内容无法称为科学，这一点常常被忽视。博物学不能过分地想成为科学，也不要指望把博物学史整理成一种严格的科学技术史。 　　 　　图1自然科学、博物学与Natural History三者关系的示意图 　　3.中国古代学问的博物学特征 　　中国古代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博物。中国学者重视多元并置而不求深层还原，表现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文与科技“分形混成”，难以清晰划界。这类学问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近一百多年里我们可能过多地看到了其劣势。今天我们检视中国古代的学问，博物学所涉及的范围有三个层面，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例： 　　(1)最狭义的理解是“博物汇编”中的内容，有时还要去掉其中的“神异”、“艺术”部分。 　　(2)中间层面的理解不但包括“博物汇编”中的内容，还包括“方舆汇编”中的坤舆、职方、山川、边裔，“历象汇编”中的干象、岁功、历法、庶征，“经济汇编”中的食货、考工等。中国古代的占经、天官书、天文志或天文学，基本上属于博物范畴，与西方的数理天文学不同。在古代，博物学意义上的天文学传播得非常好，从十二次、十二辰、二十四节气、三垣二十八宿以及“分野”、“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天罡”、“斗转星移”、“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等用语可知，它们属于知识分子的常识。著名的五行说也与天文有关(刘宗迪，2004)。 　　(3)最广义的理解包括中国古代涉及人与自然交往的几乎一切学问，它们与现代的分科之学根本不同。比如古代的诗词、小说中也包含博物学。 　　通常我们讲的博物学只取中间层面，也许还要暂时去掉一些内容，准确地说介于上述狭义理解和中间层面理解之间。 　　在科技史、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史等领域打出博物学的旗帜、招牌，一方面是想为“边缘”争取合法性、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所要求的。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教科书和传承体系是最不讲究历史的，甚至可以说是藐视历史的。且不说过去的博物学知识，即使拉瓦锡之前的化学研究，甚至牛顿以前的力学研究等，在现代科学体系中都可以忽略不计。传统文化中的各种知识虽然历史悠久、维系了数千年的人类生存，但其知识体系与现代意义上的分科之学相比，可表征性很差，缺乏理性、逻辑，显得凌乱、不成体系、不够客观、不够精确，特别是不够有力量。不过，从生物演化的大尺度考虑，有更重要价值的也许恰好不是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近现代科技，而是传统博物类知识。力量型的知识并不能拯救人类，或许反而因其过分发达而使人类遗忘其与大自然打交道应具有的博物类知识，并因其“致毁知识”的不断制造而将人类引向歧途。如今我们提出恢复博物学，不是要找回原来模样的某种实体，而是找回那个文化传统和生存哲学，依据博物精神、博物情怀，考虑到现在的形势，在知和行方面发展出新时代的博物学。在这样做之前，需要做许多理论准备工作，比如重写历史，分析博物学的认知特点，讲清它与人类可持续生存之间的关系。 　　4.演化中的博物学与新博物学 　　比较《尔雅》、张华的《博物志》、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与老普林尼的《博物志》、格斯纳的《动物志》、布丰的《博物学》等，会看到所涉知识的形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或国家在不同时间有着相似但不同的博物学。此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文的博物学知识，只是内容广泛的博物学的一小部分。相当多博物学是口头流传的，以非编码的形态存在。 　　延续原来的传统，新博物精神或者博物学观念至少包括如下方面：“(1)非还原的或者有限还原的认识进路。(2)强调主体的情感渗透。博物学实践要求体悟自然之整体性和玄妙。感悟也是一种认识，而且认识也并非目的。在这种意义上它不同于一般的科学。(3)平面网络、整体式的把握对象，把自然看成一种密切联系的机体，我们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4)它导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艺术。因而它是一种实践的学问，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必须亲自尝试。(5)它提供常识与艰深现代科学之间的一种友好的‘界面’或者适宜的‘缓冲区’，它‘门槛’很低，甚至没有门槛，人人都可以尝试”(刘华杰，2003)。新博物学的现实意义在于：“博物学在现在基本上是被遗忘的科学、研究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当前人类面临的问题(环境、资源)又都与博物思想的缺乏有关。中国当前的中小学、大学教育，没有提供足够的博物学理论和实践。许多研究生五谷不分。博物学教育将为单一的、‘高考’指挥下的初等教育增加多样性，将为中华民族培育一代通识学人做出贡献”(刘华杰，2003)。 　　博物学自然也要与时俱进。有些内容要摒弃或回避，如与帝国扩张相伴的野外考察、掠夺性和破坏性的标本采集、投机性与过度炫耀性的自然物品收藏等；有些内容需要加入和强调，如环境保护、生态伦理、自然美学。新博物学也分两部分：职业的与业余的。前者主要由科学家来做，后者主要由普通百姓来实践，两者的标准、要求和目标是不同的。前者的良好发展有可能改变未来科学的形象和功能，后者的顺利发展有可能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现代科学越来越远离公众，博物学的业余部分(平民博物学)就显得格外有新意，因为唯有它才可能是界面友好的、低门槛的，通过博物学实践公民有可能进一步欣赏科学中的其他部分。 　　5.博物学编史纲领 　　在不同的编史框架下原来许多不合法或不大合法的做法都可以理所当然地展开；另外，原来看似十分堂皇、重要得没法再重要的趋向、成就，也许变得微不足道，甚至是有害的。 　　现在学术发展已到适合提出博物学编史纲领的时机，此纲领的适用范围将不限于狭义的博物类科学，应当覆盖所有科学门类。博物学编史纲领具体讲有如下几条： 　　第一，作为基本生存需要以集体信念形式存在的知识，与当时当地的生活习惯、社会秩序保持一致。科学史或者知识史始终是人类社会文化史的一部分，新型的科学史将尽可能提防辉格史观。包括经验知识和实用技能的博物学，其合理性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在满足人类或其部分对大自然的可持续适应性需求，它们与现代科技体系的关联、距离是次要的。科技编史方案不应过分受今日教科书的影响，也不应当过多考虑数理科学在近几百年中所取得的成就。 　　第二，突出博物理念、博物情怀，清晰地叙述编史过程的价值关怀，比如要充分考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持久共生，同情非人类中心论等。这一条相当于陈述了某种生态原则，已成为显学的生态学当初就源于博物学，并且如今有遗忘其根基的危险。科技编史工作中，各类知识的重要程度需要依据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标准进行判定。如果致毁知识的生产、应用无法减缓，人类和环境的危险就与日俱增。目前，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知识是中性的或者无条件具有正面作用，社会系统千方百计地奖励各种知识的生产。这种局面并不是好兆头。对知识的批判与对权力的批判一样，都是社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目前，对权力的警惕与批判已经引起广泛注意，但对知识的警惕与批判刚刚开始。 　　第三，重视人类学视角，关注民间实践知识。历史上博物学知识的传承多种多样，如口头、个体知识、宗教习俗等等，其中大部分是今人不熟悉、不习惯的。不能简单地说博物学是科学的真子集或科学之不成熟阶段等。比如，五行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知识体系，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将之斥为迷信或伪科学。编史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于书面文本，田野调查将是编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将显得十分重要。二阶工作必须与一阶工作密切结合，很难设想一位并不热爱大自然的人能够成为优秀的博物学史研究者。编史研究与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性质相似，在这种意义上博物学编史纲领是反科学主义的却又是科学的。 　　此纲领包括对唯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反省、对西方中心论甚至人类中心论的反省，包含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思考，与此编史纲领相关还有如下思考： 　　(1)人类的博物学知识与其他动物的知识(如果有的话)之间没有本质的界限。 　　(2)人类文明的进程是辩证的，人类个体的某一类知识多起来，另一类知识可能系统地变少。走出森林、乡村，进入城市，人类的生活习性发生了变化，个体之人对大自然的了解并不随知识的爆炸而成比例地增加，相反平均起来看人类个体与自然变得隔膜。作为“森林之子”的乌扎拉，其书本知识可能接近于零，但博物学知识和野外生存能力绝对是一流的。他比“文明人”更自然地把人与其他动物放在一个平台上思考，比如他认为万物有灵，把其他动物也理解为人，他有着天然的非人类中心论思想。现在，对于自然事物人类变得更相信专家、官僚，而不是相信传统和个人实践。人类个体对自然灾害的感知、规避能力，愈来愈下降。 　　(3)如今盛行的高科技和现代文明，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可能并不乐观，可能危害整个生态系统。 　　(4)对于人类个体，光阴似箭，人生有涯，并非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好。给个人填塞过多的知识并不能使个人变得更适应。过长的学制相当程度上只不过是增加社会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这与恶性军备竞赛没有本质区别，此过程目前已经剥夺了年轻人本可以用于玩耍、嬉戏的美好时光，进而降低了个体存世的生活质量。在人类积累的海量知识面前，博物类知识应当优先传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高要求可能已无法实现，但了解风吹草动(风起于青萍之末)，感受“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主动规避大自然的风险(如从容面对洪水、干旱、地震、海啸)等等，有许多事情要做，有许多教训可以汲取。 　　三、博物学的认识论 　　博物学在认识论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与主流数理科学的范式有相当的不同。在哲学界，波兰尼的科学哲学讨论了博物学的知识论。限于篇幅，这里只做提纲性描述。 　　1.认知类型与中国古代的类比取象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主流西方科学哲学最重视的是经验证据和逻辑方法，主要会讲到实在论与工具主义、归纳与演绎、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自然定律、科学说明、科学理论与假说的检验、亚决定性的社会建构，等等。挑战学者智力的一个永恒问题是：知识的确定性从何而来，如何为之辩护？必然性为何物？其实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这一套东西及其问题，都源于古希腊哲学，是西方人的认知方式的具体体现，与中国古人考虑问题的方式基本没关系。 　　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古代的大量博物学著作，大量采取了“类比取象”的认知方式。类比方法的本质是，在不同事物中发现、建构出相似的成分，以同代异。这显然是一种近似方法，很难找出其中的必然性，但它经常很管用！特别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类比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也是其他所有学问所强调的方法。在中国古代根本就不细致区分科学与人文。《诗经》的赋、比、兴，是文学手段，诗之所用、作法，也是科学的认知方法。 　　取象的认知方式，是把对事物的把握放在唯象的层面考虑。它本身并没有确认除了唯像真理就不存在其他真理了，只是中国古人更诚实，有一说一，没有瞎编。取象的认知具有几何化、图形化的特点。中国人一直使用有图形色彩的汉字；中国古代图学相当发达、应用范围极广，有天文图、地图、工程制图(如《考工记》和耕织图)、动植物图等。皇帝甚至使画工为后宫绘图，“案图召幸”。图像、插图在认识大自然和科学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剑桥大学的科学史家楠川幸子等已经做了许多探索(楠川幸子，2006：103～128)。相反，有意回避图形的做法，布尔巴基学派尝试过，后来无法延续。 　　类比取象的认识论与波普尔“猜想反驳”科学方法论相合，它侧重于发现而不是辩护。科学发现没有统一的方法，都是一种试验、“拼凑”的过程。类比取象容易出错误，但科学探索最不怕的就是出错。按波普尔的理解，唯有可错的才有可能是科学。科学发展唯一不变的过程就是试错过程。 　　2.博物学的个人致知与默会知识 　　在描述性科学、博物类科学当中，言不及物、言不由衷，并非主观不努力，而是事物内在特点所决定的。陶渊明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并非仅仅因为他喝多了、脑子有点乱而无法描述自己的心情和对美好自然景物的认知，而是那种情感、景象在相当程度上无法描述。因此，在描述类科学(包括博物学)中，默会知识、个人知识是存在的，甚至大量存在的，对于理解事物具有根本性意义。 　　分类是博物学的基本功，但成为分类行家仅靠近书本是不行的。“分类学是以高超鉴赏能力为基础的”(Polanyi，1962：351)。博物学家胡克(Joseph Hooker)于1859年描述来自澳大利亚的八千个开花植物物种，其中有七千种是自己亲自采集、分类的。波兰尼引用赫胥黎(Leonard Huxley)的话：“的确，少有人曾经像他[指胡克]那样或者愿意像他那样辨识植物……他以他个人的方式来辨识其植物”(Polanyi，1962：351)。 　　博物学领域中后来的学人是如何辨识前人鉴定的物种的？这好像不是个问题，前人清晰描述了某物种，后人认识字，也就自然知道、掌握了前人所确定的种。前人写下了动物志、植物志，后来翻阅，就可以了解相关物种。学过分类学的人都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知识的传承有时需要个体的“涉身实践”。“我们对动物、植物所做的实验研究，除非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和博物学中已知的动物、植物联系起来，否则就是无意义的”(Polanyi，1962：351)。掌握博物类知识需要更多的实践，在博物学的知识论必须讲究实践优位，而不是理论优位。 　　3.博物学与知识传习 　　博物类知识的获取与传习有极大的个体差异。对于分类，甲可能对A类特征敏感，而乙可能对B类特征把握得较好，在识别事物时可能各有绝招。在分类中专家可能用到无数独门绝技，包括神秘的方法，以达到默会致知(tacit knowing)。这些方法不轻易示人，或因为惧怕来自科学共同体的嘲讽而不能示人。 　　林奈等人所奠定的分类法，后来被德勘多尔、拉马克、居维叶所完善，到了20世纪中叶博物学已经积累起庞大的知识库，已知的动物有112万种，植物为35万种。但是根据波兰尼的判断，这一伟大的成就并没有为博物学赢得尊重。相反，经典的分类法在现代人看来已经变得不算什么学问了。何以这样？因为知识观变了。人们对个体致知(personal knowing，或译成“亲知”)这种认知形式变得不感兴趣，人们不再信任个体致知的能力。 　　师傅带徒弟，代代相传是博物学知识传习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使在今天，实质定义(ostensive definition)的知识传承方式，仍然有效，比如父母教婴儿了解外部世界和日常事物的指称关系。野外教学实践中，教师有时需要多次用手指着具体的植物来传递基本知识，比如告诉学生这是蔷薇科的龙牙草，那是蔷薇科的水杨梅，最终使得学生在几乎任何情况下都能准确识别它们。这两种植物同科不同属，初学者经常混淆。野外实习是课本学习的必要补充，是通过阅读植物志、背诵以规范、科学的语言描述的植物特征，无法代替的。在野外，学生经常会惊呼：“这就是传说中的绶草？”“真的是桃儿七吗？”这种惊讶传递出新手获得知识一瞬间的奇特感受。 　　4.博物学对知识论的扩充 　　由博物学加以清晰例证的个人知识、默会知识，对于整个自然科学是不可缺少的，它不仅仅存在于描述性的科学当中，而是普遍存在于所有科学当中，即使最纯粹的科学，如力学，其中也有个人知识的成分，当然可能少一些。博物学的认知、致知过程，也可以与德雷福斯的“涉身”现象学联系起来。具体论述见《博物人生》一书。 　　四、博物学与人类未来 　　我们关注博物学，着眼的是文明的形态和大尺度上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 　　博物学的认知方式是自然的，而近现代科技的认知方式是不自然的。自然的认知是人法天、人向大自然学习；不自然的认知是分割、隔离、控制自然世界，试图驯服、压榨、勒索自然世界，并制造虚拟世界，自己充当“美丽新世界”中造物主的角色。 　　博物学的复兴，需要在若干层面做大量具体的工作：比如，倡导博雅教育，在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层面，优先传播博物类学问。落实中小学新课标关于知识、情感、价值观三位一体的新理念，在大学要多开设博物类选修课程。以博物学的视角重写人类科技史或者人类文明史。为适应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倡导博物学生存，放弃力量崇拜，明确反对“奇技淫巧”和“速度崇拜”。中国已经开始步入小康社会，有希望迎接平民博物学的新时代(林丹夕，2011)。 　　1.让博物学重新回到教育体系中 　　我们现在各级教育显然严重忽视了更可持续的东方文明，没有把其中相当多博物学内容列入教学内容。全面恢复博物学，在现代条件下非常困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但这样一种微弱声音相当于强调保存人类的可持续生存本能。也许，明知不可，也要尝试。 　　现代教育相当程度上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是使人成为人上人的扩大竞争优势的教育，是鼓励“智力暴徒”的教育。与它配套的舆论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落后就该挨打”。在现代性条件下，为了出人头地，年轻人在学校不得不经受内容复杂形式多样的苦读，学制一再延长，体制化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已经逐渐丧失自然生存的动物本能，如果不算由言语和阴谋所展现的算计、攻击本能的话。人类如其他动物一样，在进化中已经拥有了一些生存智慧，它们与博物学有关。如果现在任凭这些生存智慧丢失，可能是不明智的。阿曼人(the Amish)儿童只接受8年教育，不读大学，也生活得很好，而且避免了许多麻烦(Hostetler，1993)。他们并非愚昧，而是对教育有着独特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教育的主要目的无非是教会下一代与大自然如何打交道以及与同类如何相处；片面地追求高科技只能算是“小道”，他们与孔门弟子一样相信小道“致远恐泥”(《论语·子张篇》)。阿曼人的教育观念并非落后，它充满了智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教育应当强调“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教育应当强调改进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并且在教育中应当消除任何形式的对战争和暴力的夸耀”(Pugwash Conference.1958.09.19)。教育应当大大缩短学制。教育应多传授地方性知识，平衡传播普适性知识，少鼓吹“致毁知识”。 　　2.博物学框架下诸多问题有待研究 　　以上就博物学有关概念、认识论特点、意义等进行了初步讨论，许多描述可能是不准确的、矛盾的、错误的，有关博物学存在大量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1)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古希腊流传下来的“自然哲学传统”和“自然历史传统”都有价值，彼此可起互补作用。 　　(2)博物学与natural history的差异。不同民族在成长中的不同认知类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涉及中西博物学的比较研究，不做大量细致的案例研究不可能得到真正阐明。案例研究应当先易后难，可以先国外后国内。 　　(3)旧博物学与新博物学的关系。展望一种或多种新博物学，本身需要胆量和智慧。中国学者研究博物学并不只是为了中国人本身，中国知识分子要有超越精神，要成为世界知识分子。 　　(4)如何恰当地处理博物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当今自然科学极为强大，已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理性根基之一，任何事物与自然科学有所矛盾或者仅仅表现出某种不一致性时，它本身就处于弱势话语，常常被逼得理屈词穷。不破除科学主义的迷信，博物学问题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讨论、评价。倡导博物学如何避免弱智、蒙昧、落后就该挨打、反科学甚至不爱国等等指控？ 　　(5)如何设计出一套制度体系，使得传统的博物学知识、本土知识在教育体制中得到体现，而不是让历史不长但影响巨大的西方近现代“正规教育”一统天下(Barnhardt and Kawagley，2005；Ryan，2008)？尝试开设博物类课程，如何编写地方性知识教材、如何避免学生负担的进一步加重等等，都需要实证研究。 　　(6)国家社科规划办将建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库”，最近每年都面向全国公开征集选题，对博物学进行综合性研究应当列入此选题库。 　　注释： 　　①刘宗迪.2008.04.17.博物学或福柯的笑声[EB/OL].http://blog.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79938&PostID=13447897&idWriter=0&Key=0 　　 　　【参考文献】 　　[1]李约瑟，200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第1分册植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田松.2007.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 　　[3]刘益东.2000.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与科学转型[J].自然辩证法研究，16(4). 　　[4]刘益东.2002.试论科学技术知识增长的失控(上、下)[J].自然辩证法研究，18(4). 　　[5]刘钝.2002.炭疽、克隆人与致毁知识[N].科学时报，200-03-01(B3). 　　[6]张开逊.2010.探究科学普及的人文内涵[J].科普研究，(3). 　　[7]陆广莘，2009：陆广莘医论集要——中医学之道[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8]刘宗迪.2004.五行说考源[J].哲学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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