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30 16:00:00 来自: zcx1997
先说结论:要!
把结论从这篇文章的最后提到最前边来，理由其实只有一条:没有任何人有权“不要它”。任何人，包括它的使用者——这座城市里经常读书、读报、查资料的人，这座城市的行政首脑，还有它的管理者——图书馆长和馆员。
另外，我们也无法想像，一座城市没有公共图书馆会是什么样子。公共图书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是一座城市的历史。
它也是一座城市未来繁荣程度的晴雨表。
但是，市民的反映却好像是“不要它”了。
公共图书馆对市民的反映有自己的说法。它提供给人们这样的数据:公共图书馆的读者一年比一年多。
微型社会抽样统计调查表明:今天人们获取最新知识的途径不是公共图书馆，只有在查找老资料时才会光顾它。
必须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才能知道市民对公共图书馆的真正“感觉”。
社会调查有一套专门的知识和方法。不懂这门知识，不按这套方法做调查，结果就不能反映整体情况。记者学会这套知识的方式是直接到一所大学附近的书店里买了几本相关的书。记者没有到公共图书馆里去学习，因为经验说，抱着明确的目的去公共图书馆里找书并找到自己要的书，比直接去买书，有时不知要多付出多少精力。记者不敢冒险。
发生在记者身上的事情，不能归入抽样统计调查范畴。我们看看抽样统计调查中市民怎么说。
王远志(35岁):某建筑设计院建筑师。
“我去过几次公共图书馆，太失望了。真令人不可思议，居然没有一本贝聿铭的书。贝聿铭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大师级的华裔建筑设计师呀!我认为公共图书馆的进货人员根本不知道市场上读者需要什么——或者装不知道。我现在只买书。”
张又红(41岁):某新闻媒体从业人员。
“职业要求我们大量阅读书籍、报刊。我一是买，二是向朋友借，三是在单位查阅。说来好笑，这么大的公共图书馆，里面没有《南方周末》，没有《北京青年报》，没有《华西都市报》，有的只是很少有人看的××××报和××××报。我想查早几年的《南方周末》，没地方查，后来在一个街头卖报人帮忙下找到了。《南方周末》和《北京青年报》在街头卖得挺火的。我看公共图书馆与市场需要严重脱节。”
李先让(72岁):某大厂退休高级工程师。
“我曾先后两次各花了30元和50元，在公共图书馆里办理了两个借书证，后来都是不到两个月就退掉了。我试图借过社会上很有影响的全国获奖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和最新经济类畅销书《现代化的陷阱》，很长时间都没有借到。后来才知道，公共图书馆里两本书各自只有一本。我的天!300多万人口的城市呢!每人借一个月，排队等，我得等多少年?”
但是，上面3位被访者都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当需要查找过去的老资料时，公共图书馆是他们的首选或惟一选择。因为，另外可能拥有这方面资料的公共机构是档案馆。而档案馆在你查阅时，总是要求你办很讨厌的手续。
上面的引述只是记者社会抽样统计调查材料中的一斑。它是否可以反映整体状态，读者，你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公共图书馆每年都要花大约150万元钱购买新图书，市民希望能够“好钢用在刀刃上”。
市民不满意公共图书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年财政拨给公共图书馆一笔不小的费用，这笔费用大概是几个效益好的中小型企业全年纯利润之和。
这笔费用中，每年大约有150万元用于购书经费。有时，公共图书馆还要额外多拿出许多钱来买书。这是记者从公共图书馆的财务报表上抄到的账面数字。
公共图书馆在1998年用了1607280元，买了16414种、44517册图书，订了2776种期刊和256种报纸(抄自公共图书馆1998年度财务报表)。这应该说很不少了，为什么市民还抱怨“想借的书借不到”呢?是不是的确有公共图书馆与市场需求脱节，“好钢没用在刀刃上”的问题呢?
请读者与记者一起到公共图书馆去看一看。
公共图书馆为读者服务的电脑查询系统，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在操作。她用全拼输入法，大家知道，这是最落后、最慢的一种电脑输入法。差不多一年以前，记者就在这个位置上看到过她，那时她用的就是全拼输入法，今天她用的还是这种输入法。
记者首先请她查寻公共图书馆里收藏有哪些弗洛伊德的书。
查了半天，她断然说，没有。
没有?
记者大吃一惊!俯身到电脑屏幕上一看，她输入的是——伏洛伊得!
记者一一用笔写下来，请她查一下世界级大思想家福柯，没有他的书。德里达，也没有。是不是这两个人名太冷僻了?不应该呀!这两人都是20世纪西方学术界响当当的人物呀!再查一个中国的，写《万历十五年》的黄宇仁，也没有。黄宇仁的书是畅销书，本市许多大小书店里都有售。是不是记者“点”的“歌”都太“阳春白雪”了?那么，再来个“唱通俗歌曲”的吧，刘晓庆的《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还是没有。
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池。陪同记者的一位公共图书馆较高位置的馆员淡淡地说，公共图书馆这套电脑系统太落后了，没钱换，记者刚才看到的为读者服务的电脑，是286的。286?记者真不敢相信!
记者来到“手动查寻系统”旁边，也就是放图书卡片的柜子那儿，查了一下福柯、德里达、黄宇仁，还有前面那位建筑师王远志提到的贝聿铭，都没有。
还有一个现象挺有意思，值得记下来。馆员说，前一阵儿炒得挺火爆的《学习的革命》，公共图书馆一共进了10本。但是记者只查到外借处有一本，阅览室有一本，那么其他8本哪里去了?
能够有查寻系统，不管它是“286”的还是“手动”的，都还不错，公共图书馆的第二外借处，干脆就没有查询系统。
记者在公共图书馆第二外借处，要借一本张中行的《负暄琐话》，馆员说，没有查寻系统，自己进书库找吧。好家伙，书库里有几百个书架呢!
记者没找到。但是在书库里，记者发现了许多没读过的书。记者想到，这可能就是许多市民，甚至如公共图书馆所说，越来越多的市民还往公共图书馆跑的原因。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总能找到自己没看过的书吧。
只是，公共图书馆的某些系统，肯定不是“奔腾”级电脑这样现代化的，而有些公共图书馆的馆员，如那个用全拼输入法把弗洛伊德敲为“伏洛伊得”的年轻馆员，在公共图书馆这样好的环境中，大概也应该多读几本书吧。
公共图书馆是这样一个系统:它没有来自公众的有效评估和反馈。这正是我们许多“公共系统”公共的毛病。
对“公共系统”有效的评估和反馈，当然应该也只应该来自公众。记者在采访中，也尽可能多渠道地收集公众意见。
公共图书馆向记者着重介绍了他们开办了许多年的流动分馆和流动图书站。记者抄录了所有的9家流动分馆和36处流动图书站的联系电话，然后一一打电话采访。记者发现，在打通电话的几家分馆和几处流动站，都反映公共图书馆的流动图书车已经很久没来了。香坊建筑公司的一位经理说，他从来没有看过流动图书车送来的书，他好像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但那肯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新中新电子公司说，流动图书车有四个月没来过了。他们公司经常买书，一次就花好几百元。记者问，为什么不多多利用公共图书馆，回答说，公共图书馆的书不新。
公共图书馆的一位馆员说，流动图书车送下乡的书中，有一些是缺皮少页的，有些农民拿它卷烟抽了。
记者问一位公共图书馆较高位置的馆员，公共图书馆图书的丢失和损耗情况，回答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我们是公益事业单位，从来不需要做成本核算。
记者还发现一个情况，公共图书馆的9家分馆和36处流动站，没有一处是工作中需要经常大量阅读书籍和报刊的单位。没有社会科学院，没有科研所，没有大专院校，没有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型国有企业，也没有新闻媒体单位。其实，上述这些单位的人是市民中最需要也最经常阅读书籍和报刊的。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公共图书馆有它许多先进的工作经验和成绩，公共图书馆的馆员们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同时，与国外情况正好相反，这些馆员们的收入和工作环境都不能说是非常优越。他们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他们的的确确是在很辛苦地为市民服务。
但是记者仍然要发表这篇文章，这不是因为公共图书馆“软柿子好捏”，而是因为从公共图书馆身上，我们能看到所有“公共系统”公共的毛病:效率有些低下，缺乏对市场变化快速的反应能力。
我们因此希望，读者不要把这篇文章看作是对公共图书馆的批评文章，而要看成是一种提醒:“公共系统”，市民希望你比现在日子过得好!
编辑手记:公共图书馆，自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它就是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的主要传播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图书馆的馆员始终都是一些知识非常渊博的人。公共图书馆在这些地方，也总是一座城市最引以为骄傲和效率最高的公共系统之一。
中国各个城市的公共图书馆也正在向这方面努力。例如得到各方面称赞的上海图书馆，就被上海市民亲切地誉为“阿拉的文化圣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