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地震中的幸存者点燃奥运主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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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4 | 让地震中的幸存者点燃奥运主火炬 标签： 奥运会 火炬传递 地震 生命

全中国哀悼进入尾声，奥运火炬恢复传递。大震之后，嘉年华似的火炬传递活动已寿终正寝，借此机会，让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传递火炬？

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在奥运史上是空前的，火炬在全球范围内跋涉13.7万公里，耗时130天，火炬手突破两万。耗费这么大精力传递火炬是为了什么？

组织者希望火炬传递成为一场“和谐之旅”，结果它在欧洲成为一场悲剧，在旧金山上演为一出闹剧；中国满心希望“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事实证明，这个不“平”的世界从来就不乏噩梦。火炬在国际上走得艰难，到中国更加寸步难行：在国内展开的火炬传递活动刚在5月初开始不久，就遇到大地震，组织者维持原传递计划的决定在网上引发了强烈抗议，对火炬传递修改路线、缩小规模的呼声不断。

奥运火炬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象征。它起源于古希腊，是为了纪念普罗米修斯从宙斯手中盗火的盛举，在整个奥运会期间，火炬会日夜燃烧。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重新恢复了这一古老的习俗，但火炬传递则始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始作俑者是德国奥组委的领导人Carl Diem（1882-1962）。此后，从希腊到奥运会主办国的火炬传递就成为每届奥运会的惯常仪式。

实际上，古希腊人早就有简单的火炬赛跑和火炬接力。这在保萨尼阿斯（Pausanias）、普鲁塔克（Plutarch）和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作中都有记载。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开篇，作者就描述了为纪念色雷斯地方的女猎神Bendis而进行的赛会中，竟然有火炬赛马。苏格拉底同阿得曼托斯和伯勒马霍斯对话说：



阿：难道你们真的不晓得今晚有火炬赛马吗？

苏：骑在马上？这倒新鲜。是不是骑在马背上，手里拿着火把接力比赛？还是指别的什么玩艺儿？

玻：就是这个，同时他们还有庆祝会——值得一看哪！

（《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页）



我们看到，在古代的时候，奥运火炬就不仅是单靠人力传递。到了现代，运送火炬的方式五花八门：1948年，火炬坐船穿越了英吉利海峡；1952年，它第一次登上飞机来到赫尔辛基；1976年，它甚至被化作无线电信号，通过卫星传送到加拿大。火炬被当作顶级贵宾看待，在专机上，有人日夜守候以防止它熄灭；在世界的一些胜地，它甚至有大饭店的贵宾间栖息。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火炬平安抵达奥运会的盛大开幕式，然后，它会被护送到高高的火炬台上，明亮地燃烧两周，作为世界体育和世界团结的象征。

火炬本来是个中性的事物，但当它被人为地赋予众多象征意义的时候，就成了争议之物。就连手持火炬奔跑一段，对某些人来说，都成为一种情感经历。象征物是些空容器，要看人们往里填充什么。正是我们赋予火炬的意义才使得这个中性物引发复杂的情感，无论是巨大的骄傲与自豪，还是强烈的反感与抗议。在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中，始终有人蓄意把它混同于1936年的充满纳粹意味的火炬仪式；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试图利用这样的仪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从殖民压迫以及文革浩劫等的黑暗时代中的崛起。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不要把奥运政治化，但所有中国人心里都非常清楚，把这届奥运办好是中国的最大政治。对中国而言，北京奥运所肩负的不仅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现代化形象的重任，更为重要的是将中国从被侵略、战乱、社会和政治双重动荡的历史记忆中释放出来。一直到1900年，中国的四亿五千万人还被两万洋兵打败，赔了人家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对于有着刻骨铭心特殊历史记忆的中国，奥运的内涵远远超出一场赛事。西方那些把奥运同各种各样的政治议题挂钩的人，在这一点上，根本不会、也永远不可能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

然而，给奥运加上这么沉重的历史与现实负载，也是一把双刃剑。崛起的中国在世界上有很多敌人，在内部也绝不“和谐”，事先就应该预料到有意识地安排这样一场宏大的火炬传递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因为北京试图达到的意义传递，不是像在国内通过官方控制的媒体发起一场宣传运动那样简单，在国际上，它会被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与制约，包括政府和国家、奥委会、运动员、观众、文化工作者以及媒体。

中国政府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媒体的认识是如此初级——你不可能强迫中国以外的其他人庆祝“和谐”——以至于在火炬传递活动受到严重干扰之后，政府的反应在两种态度间波动：一方面做不诚实的“鸵鸟”，宣称“在所有火炬经过的城市中，传递活动都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则表达语无伦次的愤怒。这就造成了一种拉锯局面：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在国际上对北京奥运的新闻报道施加一定的影响，而国际舞台上的演员，不论是政府、非政府组织还是国际媒体，并不希望自己被任何力量所影响。于是，中国政府越试图影响，后者就越抵触这种影响，而中国政府也变得越焦虑与紧张。

就在这时，汶川地震发生了，这是桀骜不驯的大自然强加于人类的灾难，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无论你是什么出身、什么国籍、信奉什么意识形态，“人人都是汶川人”。为此，汶川地震后的奥运会，不必再宣示中国兴起并向全球展现友善，而应高扬人类面对大灾的个体尊严与群体互助；汶川地震后的奥运火炬传递，不必再用来传播中国和谐社会的盛世景象和信心，而应将其变成一场赈灾之旅，一场礼赞生命之旅。

把火炬同生命联系在一起，古希腊人也早就这样做了。柏拉图《法律篇》：



他们会访问旧家，接待故人，生儿育女并将孩子养大，如此把生命的火炬代代相传，按我们的律条所规定的永远遵奉神祇。（6.676b，胡泳译）



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用了同样的比喻：



事物的总体就这样得到检验，终有一死的凡人相互依赖。有些民族繁荣了，另一些民族消失了，在狭窄的空间内，活着的人一代一代变化，仿佛赛跑者传递生命的火炬。（2.79，胡泳译）



所以，让我们发动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由地震中幸存的孩子而不是什么大牌明星来点燃北京奥运会的主火炬。对一个人来说，生命并非是什么“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暂时由我掌握的辉煌灿烂的火炬，一定要把它传递给后人，而在将它交与后来者之前，要让它发出尽可能多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