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两位经济史家

北望 2008-04-13 00:36:00   来自: 北望

  梁捷
    
     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史学界突然失去了赵俪生、陈振汉两位先生,对本就不怎么景气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又是一场沉重打击。这两位先生分属于不同的学术流派,赵先生是从史学入经济,陈先生则从经济入史学,各有极大成就。现在这两派路径都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情况已是岌岌可危。
     赵俪生没有出国留学经历,没有主持过什么大型国家课题,大半辈子呆在偏远的兰州大学,研究被认为“过时”的中国制度史。他研究的内容“太土”,所以很少为一般读者所知。直到近年来他的弟子秦晖等人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才注意到有这样一个被边缘化多年的老前辈。赵俪生生于1917年,从小就富有热情,中学时代投身于现代新文学运动,发表过不少白话诗。18岁考入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著名“一二九”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不久抗战就爆发,赵俪生感到“历史学更深刻”,于是从文学转入了史学,研究明末清初几位思想家的思想,从此步入史学大门。
     抗战期间,赵俪生一直在西北做中学教员,他没有机会出国留学,就从中国史书古籍入手“追补”学问,在这点上与国学大师钱穆的治学路径颇有契合之处。后来,赵俪生也和钱穆一样在大学里讲了很多年的“中国通史”,把他对农民战争、土地制度、社会历史性质等方面的研究糅进去,贯通历史的逻辑。赵先生讲课极受学生欢迎。王家范曾说,赵俪生堪称钱穆之后在大学里教授“中国通史”最成功的学者。
     赵俪生没有明确的师承,但他“转益多师是吾师”,深情回忆过闻一多先生对他人格的影响,嵇文甫先生对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影响,王献唐先生对他学习古文献的影响。赵俪生把这些老师的影响融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形成自己的风格。
     解放以后,他被聘为山东大学教授,进入学术人生的高产期。他对“农民运动”的研究尤其引人瞩目,1955年出版《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当时向达先生说,解放后的中国新史学界有“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赵先生即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对三朵“金花”都有贡献。秦晖总结说,赵先生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在土地制度史方面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在第三朵金花即“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中,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
    可惜1958年起,赵俪生即被划为右派分子,撤去教授学衔,发表文章的权利基本上被剥夺达20年之久,直到1979年始获改正。改正以后,赵俪生任兰州大学教授,带出秦晖等一批研究生,并继续20年前未完成的工作,出版了《中国土地制度史》等重要著作。
    相比之下,陈振汉教授则完全属于另一套学问系统,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的博士,也是影响到解放后中国经济学进路的学者之一。
    陈振汉生于1912年,1928年以文科第一名考入杭州高级中学,次年考入南开大学预科,两年后毕业,直接升入由何廉与方显廷教授组建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四年后,陈振汉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入哈佛大学经济系专攻经济史,指导教师是阿希尔和熊彼特,陈振汉在很短时间内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的《经济学季刊》(Q.J.E.,1941年,第LV卷,8月号)上发表了博士论文的核心部分,“美国棉纺织业成本和生产率的地区差异——1880-1910”。
    陈振汉于1940年回到国内,应恩师何廉与方显廷之邀,就职于当时在重庆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后又兼任中央大学教授。抗战胜利以后,陈振汉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振汉的治学进路深受熊彼特思想影响,要求在经济史研究中体现出经济学家的理论水平和理论抽象能力,应该注重历史统计资料的科学分析,一切理论论证也都应该有统计基础支持。他的这种研究进路也大大影响到北大和南开的经济史研究风气。
    解放时,陈振汉很坚决地留在了北京,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开始选编《清实录》、《东华录》经济史资料。1950年9月至1951年8月期间,他还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委员,参加具体翻译工作。他越来越少地讨论理论问题,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史料整理和汇编上面。1955年,他的论文《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当时明清史研究的热点。
    1957年,陈振汉与徐毓旃、罗志如、巫宝三、宁嘉风、谷春帆五名著名经济学家合作撰写《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呼吁克服那种以引证训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搬运转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代替科学创新的不良风气,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陈振汉是此文的执笔人。陈振汉很快因为“猖狂向党进攻”而被划为极右分子,十年浩劫中又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1979年恢复工作。后来这20多年里,陈振汉继续努力整理《清史录》的经济史料,已经出版《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一辑《农业编》,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赵俪生和陈振汉这两位经济史名家的学术背景、治学方法截然不同,但都用实际行动表明对国家和学术的忠诚,命运也颇多相似之处,遽归道山,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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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鬼

2008-04-13 00:44:58 道鬼 (武汉)

  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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