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流行文化反思流行文化--專訪林奕華 (澳门日报)

sardine@广州过后有艇搭
2008-03-31 14:39:25  来自: sardine@广州过后有艇搭(握剑无语)

此篇文章作者为澳门文化评论人:李展鹏
引用网址: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chinpang/3/1304628367/20080315152005/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chinpang/3/1304854355/20080321005029/

用流行文化反思流行文化--專訪林奕華
2008-03-15 15:20:05


在《水滸傳》上映前夕,我幫《澳門日報》演藝版採訪了林奕華。
雖然,我早就知道他非常「TALK得」,
但這次訪問給我的啟發仍然是意料之外。
而我也驚訝地發現,我的很多對社會與當代藝術的看法,
與林先生頗為相似。 

  林奕華,一個“惹火”的名字。

  從八十年代成立風格偏鋒的“進念.十二面體”劇團,到十年前《男裝帝女花》驚動政府的“去勢男人”海報,到他作品中的粗口與性愛,還有他近年來與粒粒明星的合作,都帶來不少“惹火”話題。二十年來,這一團火不曾熄滅,反而越燒越旺;在香港影視文化江河日下之時,林奕華卻走出香港,進軍台灣、大陸、新加坡。這一團火,近年來也終於燒到澳門了。

記(記者):你的前作《包法利夫人們》以女性為題,這次的《水滸傳》則反思男性的社會角色,這是巧合還是刻意安排?

林(林奕華):這其實只是巧合。在這個時代,兩性關係及社會角色比以前變化得更快更大,這給彼此帶來一些壓力。作為戲劇題材,這是順理成章的。早前香港有齣劇叫《29+1》,探討的就是踏入三十歲的女性面臨的問題。這是一種社會風氣,大家越來越關注兩性的possibilities。關於性別,我想搬上舞台的還有巴金的《寒夜》,那是一個很strong的女人跟一個相對脆弱的男人的婚姻故事,非常有趣。

《水滸傳》中的“逼上梁山”其實是一個比喻,比喻了戲中角色面臨的困境。現實生活中,我們面對困境時不一定去解決它,而這種困境就成了創作人的一個起點,利用作品把這種困境呈現出來,提醒觀眾這些問題是存在的。《水滸傳》呈現了男人有時很慘的一面,而這一面是甚少在電視電影中被談論的。這說明了男人也有很多解決不了的、不懂得思考的問題。由於現實中的男人並不是無堅不摧,所以電視電影才提供一種fantasy,塑造硬朗的英雄形象。至於K歌,由於它的市場對象不一樣,因此它呈現的反而是自哀自憐的弱男。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幽默感是我的一種修養」

記:你在八十年代“進念”時期的作品被認為是前衛的、小眾的,到了今天,你的戲票房理想,被認為是豐富的、有娛樂性的。你對這種轉變有什麼看法?

林:如果你要跟觀眾跟你一起思考,就必須易位而處。作為創作人,我覺得我跟觀眾不是對立的,不是我講我的,你看你的。我會嘗試坐在觀眾席,找一個容易讓觀眾進入的方式。這個易位而處的問題,我以前想得比較少,現在則想得比較多。

記:我好奇的是,這是你個人對戲劇的看法改變了,是戲劇在社會中的角色改變了,還是整個社會改變了?

林:我1995年從英國回來排演《男裝帝女花》,已經有這種傾向。其實我一直很喜歡Pina Bausch作品中的幽默,而八十年代我跟榮念曾合作時,我也欣賞他的幽默感。很自然地,幽默成為了我的戲劇語言。而且,我本來對荒謬與荒誕就非常敏感,因此我的戲中有不少的荒謬時刻,這是源於現實社會的。這種幽默感,可以看成是我的修養,這令我思考問題、待人接物的時候不會變得單一。這也許就是一直有觀眾支持我的戲的原因,他們知道我不會硬崩崩的講道理,我有時會用出乎意料的、或是大膽的方式跟他們溝通。

記:說到你的作品跟觀眾比較接近的問題,那麼,明星在你的作品中的位置是什麼?他們是目標還是手段?中外的導演,有些是非明星不用的,有的則永遠不用明星。

林:這要看各人對劇場的定義不同。我會看不同題材、不同場地、不同的觀眾群去決定用不用明星。我有時是先想到跟哪個明星合作,才發展一齣戲。我會先觀察一個明星的特質,然後才決定讓他演什麼。有一次跟杜琪峰吃飯,他問:“係咁o既咩?乜唔係你叫佢黎做乜佢就做乜?”我跟他說,我的方式不是這樣,我會看演員擅長什麼。而且,跟我合作的明星,包括吳彥祖、梁詠琪、陳綺貞、劉若英、張孝全,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有一些另類的元素。他們其實都是文人,有一種書寫氣質。他們不只關心那齣戲,也關心那齣戲在那個時候演出的意義。所以,他們不只是來幫我賣飛,而是跟我有共同理念,到了最後,我都跟他們變成朋友。

「真正的進步不是為了某一種主義」

記:這兩年,香港的歌影視文化在外面的影響力越來越小,但你的戲卻成功地走出香港。這是無心插柳還是你的計畫?

林:我的人生計畫其實很少。當年去英國一去就去了六年,後來回香港排戲,就沒有再回英國,之後再創作不同類型的戲,這一切都是無心的。前幾年,我剛好找了些台灣演員演《包法利夫人們》,而台灣的兩廳院也在看了我的《快樂王子》及《半生緣》之後,commission我排《水滸傳》。我也不清楚以後會怎樣,不過,重要的是保持一種觸覺。就像我們2002年演《張愛玲,請留言》時,當時張愛玲還是過時的東西,但後來就有了張愛玲熱。這其中有幸運的成份,但那亦是一種嗅覺,知道現在的人是活在怎樣的一種狀況,比別人先走一步。這可以說是前衛,但“前衛”其實是借用於很久之前達達主義的一個概念去描繪小劇場風格。我反而覺得,當時的那種進步,已不足以應付現在的時代。真正的進步不是為了某一種主義某一種形式,而是要看到現在的人的人生目標欠了些什麼。所以,再多的明星,其實都比不上一齣有智慧的劇。智慧是一種洞悉力,那是無敵的。有了智慧,就像一個地方有了燈塔。這是我在戲劇方面的努力方向。

記:談到觸覺,如你所說,《大娛樂家》是用娛樂的方式去反思娛樂,而你的很多作品則似乎是用流行文化的方式去反思流行文化。

林:今天的流行文化是透過媒體而存在的,這跟以前非常不同。我說的媒體不只是電影電視,而是人們用什麼方式去感覺自己的存在。現在的人很依賴媒體給他們存在感,他們的口頭禪由媒體帶起,他們穿的、追求的是媒體告訴他們的。大家都希望自己“潮”,希望自己屬於那個被羨慕的社群。現在的Pop已經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必要的溝通語言。Pop是政治性的,而我的戲則常常是一種語言政治,我在用某種形式時,也同時在反思為什麼這種形式會受歡迎。好像我的《水滸傳》就反思為何我們的文化好像只懂拍黑幫片,而這些電影就像是男女關係的精華錄。黑幫片不只是一種形式,而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評論。

記:你用流行文化的方式呈現你的作品,而且常常有娛樂搞笑的效果,但有時那些“gag位”會不會掩蓋了一些思考?

林:我們要先看看這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如果你用很嚴肅、很深沉的手法,是否就代表觀眾一定會思考?另外,如果整個社會都用廣東話,而你則用廈門話跟他們講話,這又會不會令他們alienated?喜劇的層面是很廣泛的,有時,當觀眾懂得笑,就代表他們的腦筋已經在動,已經在思考了。

(林奕華訪談錄.上)
用戲劇評論社會──專訪林奕華(下)
2008-03-21 00:50:29


                

  林奕華的《水滸傳》在澳門上演,頗引來一些爭議。這種爭議,林奕華想必不會感到驚訝,熟悉其作品的人也不會稱奇,因為,二十年來,林奕華作品就是一直在社會爭議聲中成長的。也許,在你對他下結論之前,可以從他的戲劇見解多一點了解他的作品。

記(記者):在今天的社會從事劇場工作,你希望你的觀眾得到什麼?

林(林奕華):現在我的criterion是這樣的:首先,在這幾個小時中,觀眾是否得到精神的洗滌?是否得到一個新角度去思考問題?他們心裡的某些說話會否被釋放?他會否在舞台上找到自己,而那個自己是居然可以有選擇的呢?至於那些訊息,是經過上述這許多東西被帶出來的,是滲透於戲中的,而不是令每個人覺得“嗯,這個就是訊息!”一個特定的訊息反而不是最首要的,重要的是觀眾感受到導演對他們親切感及關懷。

記:你的作品一方面很富娛樂性,但另一方面卻很回應社會,甚至可以去到《東宮西宮》作政治批判的程度,你覺得戲劇在社會上可以發揮什麼力量?

林:我覺得這其中有最低限度及最高層次。最低限度是劇場必須是個entertaining的地方,我說的entertaining是指有趣味有新意,令人的腦袋actively working。娛樂不只是眼球的事,它牽涉心理、思維及其他感官,是很全面的,而劇場就應該帶出這全面的感受。至於戲劇的最高層次,就是要幫我們整理思想。我的戲常常很長,因為很多事情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完,我需要把很多盤節交錯的問題一一排列出來。其實,劇場不只在回應社會,甚至是在評論社會,目的是告訴觀眾:我們不是那麼被動的,也不只是社會的一顆螺絲釘而已。很多人在社會中找不到自己,而劇場就應該還原觀眾的一些活力,釋放被抑壓的人。這也是我的戲會entertaining的原因,我希望給觀眾一些生氣。劇場是應該有親和力的,不能高高在上,也不能令觀眾覺得“導演你有飯開,當然講得輕鬆啦”。不過,這只是我今天的想法,我也不能保證我是否有一天會認為劇場應該是沉鬱的、痛苦的。

“人不會永遠只滿足於phone sex”

記:那麼,你對於劇場的這種最高層次的社會作用,是否感到樂觀?如你所說,這是個media的社會,而今天的劇場始終是個弱勢的media。

林:我的樂觀之處,是我覺得人類不會永遠滿足於用吹氣公仔和phone sex,人是需要人與人之間的intimacy的,而劇場提供的intimacy就是電影和電腦遊戲不會有的。如果劇場作品像荷里活片那麼mechanical,觀眾自然失望。至於我對劇場的消極,則是因為華人社會劇本的缺乏。文字不再被新的世代重視,我們越來越不懂得講古仔,不能在劇場創造像音樂像詩的語言。今天香港的很多戲劇,不過是把電視放在舞台上去演。而我很執著地希望我的戲中演員講出的話有一定文學性。

 劇場受時空限制,不可能像電影般千變萬化。它的創造性是抽象的,因此“聽”的部分很重要。因為,劇場未必有錢去製造很多視覺效果,就算有視覺效果,那很多時候只是一種enhancement,去強化“聽”的部分。因此,劇場要提供“聽”的啟迪。有人說,觀眾看完Pina Bausch的作品時會討論在舞台上走過的一匹白馬,但其實這齣戲並沒有這匹白馬。這種想像力就是舞台的力量,這要靠語言來經營的。

記:這兩次來澳門演出《包法利夫人們》及《水滸傳》,你對澳門觀眾的印象如何?

林:澳門的觀眾給我的感覺是沒有那麼消費性的,所以,他們會較純粹的看戲。澳門的生活節奏也比香港慢,而戲劇正希望觀眾有空間,慢下來思考。也許,澳門觀眾看完一齣戲會去思索,不像在香港,有時一走出劇場就什麼都忘了。

“香港是一個沒有賭場的賭場”

記:在澳門搞創作被邊緣化的情況可能比香港更甚,以你在香港商業化的環境中多年來堅持創作的經驗,你對澳門創作人有什麼建議?

林:我來回答這問題並不很公平,因為有人覺得我已經是很商業的,意思是我想的跟觀眾想的比較接受,我沒有把自己放在比觀眾更高的高度。在我體內,有兩個我同時存在:第一個我很喜歡看靚仔靚女,但另一個我則覺得不能只把靚仔靚女放在台上,而是要把美的價值帶出來。

澳門必須出產一些個性強烈的人或作品,市場就會慢慢形成。不過,我們常陷入一個假設性問題的陷阱,也就是好像只要學會一種方法,這個地方就有希望,其實,最重要的是整體社會氛圍。我自己其實是個雜食的人,甚至有人說是一種拿來主義,這是因為香港的環境就是這樣,我們從小也沒有被要求很專,這種特性成了我的劇場風格。而澳門欠的就是一種劇場中的獨特個性,但這是急不來的。

記:以你一個香港人看來,在一個賭城栽種藝術創作,是否很困難很悲觀?

林:別說在澳門,就是在香港都很困難。香港電影為什麼沒落?就是因為不專業。當時,無論是新藝城或王晶的電影都孕育出一種不重視劇本的拍片方式,而觀眾也不是看劇本的,他們是睇“橋”、睇明星、睇露波露罅的。這種不專業的態度,就造成觀眾不尊重電影,於是,早o的睇又得,遲o的睇又得,買盜版又得,下載又得。香港其實是一個沒有賭場的賭場,所以,我們做劇場工作其實是拉牛上樹。至於澳門的那些賭場,也要看你怎麼去利用它,最重要的還是找到自己的個性,有個性才有創作,才會有memorable的作品。(林奕華訪談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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