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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玲玲 2008-04-14 自由的幻影:從前曾經,如今依然
一九六七年秋,波赫士在一場演講中說了這樣的話——「我已經快要七十歲了。我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貢獻給文學,不過我能告訴你的,僅困惑而已。」儘管話中的準確含意就只有說話者最清楚了,但我不禁猜想,倘若他的寫作及為此付出的全部努力不過是同一事物的雙重幻影,那麼在始終堅持的執念中必然存在設想不到的底蘊,或許是因為在這兒有那麼多的愛,或許是因為在別的任何地方從未如此深愛過。是這樣嗎?正如貝克特說的,只能如此。只能如此,因為除此以外,再也想不起,曾經有過的,非寫不可的理由。
我寫作,當然是因為有話要說,但亦已經是許久以前的事了。由於反覆說着的始終是同一句話,因為被禁錮於生存和寫作的同一性中,僅僅意味有這麼一個人,坐在桌子的面前,並一再追問,「看我幹了什麼。」無用的重複可以歸納為一個簡單的動機,那就是重要的不是說些什麼,只是說着。只是說着,在被捲入、被束縛的困境中,偶而難免會想,當初受到的誘惑是什麼。就彷彿在這兒曾經有過那麼多的愛,愛天上的白雲,掠過的飛鳥,路邊的小花,街角的樹林,夏天的女孩和遇見的每一個人。因為熱愛文學,就是熱愛生命。它既是時代付與的,亦是與生俱來的。記憶中好像曾經經歷一個較有朝氣的創造時期,在同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彷彿一切都是得宜的。但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到的,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直面生活的真實狀況,並且不得不直面相互間的真實關係。或許根本沒有同路人這回事,並最終成為不合時宜的。曾經付與的期望跟所有事情一樣,終須為無力抵抗的誘惑,付出沉重的代價。
但到底是怎樣的誘惑呢。契柯夫是絕望的歌唱家,他的絕望可以總結為以下的道白,一個問,「你在寫些什麼?」一個回答,「並沒有什麼重要的。」絕望的杜哈絲仍然堅持寫作,並一再追問,是怎樣的絕望呵。帕斯困惑的是——如果這白皙的燈光是真的,這寫字的手是真的,那注視着文字的眼睛是否也是真的。我一再猜想,倘若注視着文字的眼睛跟進行中的寫作全是真的,就得問,哦,這個人,坐在桌子的面前幹什麼。要是俯身向前,他在寫些什麼。要是靠着椅背,他在想些什麼。要是臉向窗戶,他在看些什麼。要是什麼也看不見,在他空洞眸子裏的是什麼。他最深的深處到底穿越何種途徑,才能掙脫肉身的枷鎖。他佝僂的軀體到底承受何種痛楚,才能把與生俱來的及後來學會的化作文字。他的書寫到底通過何種語言,才能成為反覆閱讀、不斷回味的文學。他是否終於可以說,這就是我渴望的,我曉得渴望着的是什麼。
欲望來自躁動的大海,隨着高舉的浪花,成為白色的泡沫。我們欲望的對象是悲壯的幻象,從年輕到年老,總是無力地被誘惑、不斷地被考驗、嚴酷地被耗盡。作者臉對中空的白紙,就恍似撿拾海嘯過後海岸遺留的殘餘物,既追問知道的根據,又追問相信的理由。因而卡夫卡在一封書信中說——「我寫的和我說的不一樣,我說的和我想的不一樣,我想的和我應該想的不一樣,因而最終陷入最深沉的黑暗中。」大江健三郎在《小說家的生與死》提到——「我心裏常害怕對方這樣問我,你相信自己有小說家的才能嗎?」
我相信自己有寫作的才能嗎?倘若使欲望得以永存的唯一方式便是重新回到最初的起點,那麼我寫作無非是因為在這裏有我值得一過的生活,我願意為最初的誘惑付出沉重的代價。儘管並不曉得愛着的是什麼,但卻充分體驗,在別的任何地方,從未如此深愛過。是這樣嗎?由於說著的始終是無法說清的各種狀態的交匯地,因而在遺忘與復歸中響起的滴嗒聲彷彿得自神諭,一下問,「你仍在嗎?」一下回應,「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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