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瑾：超越中/西、古/今

　　嘆息腸内熱：
　　
　　
　　 超越中/西、古/今
　　 （应斑竹要求，简呈浅见如下）
　　
　　 此文所论，个人以为涉及到的是一个中国如何自识与自立，乃至识他与立他的问题。
　　
　　 识与立，都置身于现代性建构与全球化语境中，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呈现为一种多维度卷缠的悖论性处境。
　　
　　 在中国问题、中国思想、中国道路的背后，更为基本的是“中国”，作者也提到了这一点。但是何谓中国？从什么路向可以对于中国得到更为确当的理解？中/西、古/今这样的框架是否可以不加反思地挪用（尽管这一挪用已不再是静态化和现成式的套用）？作为文章据以立论的三个关键概念，问题、思想与道路三者的关系，可否在共同的基石——中国——之上，在与这一共同基石的关联之中，得到更为动态的把握？
　　
　　
　　 文章强调中/西、古/今的“更厚的境域”和“交融的视野”的重要性，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种自觉的意识是否会因着被中/西、古/今的框定而磨蚀掉。类似于文中分析的“中国特色”或“某某的本土化”，更厚、交融云云，会否也仅仅起到一种描述性的作用，而从属于、服务于中西古今的既有框架。倘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则文中所期待的那种在交融视野下的思想与实践之创生，可以说在起步上就受到了框限，其立意的高度将大打折扣，从自作主宰降格为仅仅是一种补苴，甚至点缀。
　　
　　
　　 在一个世界性的视域下，着眼于中与西（所代表的世界）的互相转化，并以中国自身的古今视野作为这种转化之能的动源所在，文章杜绝了静态化和现成化的中西理解，并意识到这种杜绝的必要性所在。问题是，依靠对于中/西、古/今的双重新诠——对中、西各自（尤其对中）进行古今交融的生成式把握，对中与西作相互转化的交渗式理解，依靠这个，是否足以抵消那种成问题的中西古今框架对于我们思考与实践的实质性限制？通过从静态理解到动态把握的重心转移，依靠对历时性生成与共时性交渗的强调，我们真的可以尽可能清除掉这成问题的框架对我们的硬性框限？
　　
　　
　　 我们是否可以不在中/西、古/今的架构中打转，换一个考虑问题的路向呢？
　　
　　
　　 我与他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首先是政治的，然后是文化的——或许是一种可以考虑的可能。个人认为，在我与他的辩证中，自然就已容纳着古/今与中/西的动态理解，而不必以古/今、中/西为架构，无论这架构是固化的，还是努力调适以使之更显动态的。文章力图摆脱以往的那种固化和静态理解，但因着起点上的受制，而难以避免滑为一种调适性的动态补充。
　　
　　
　　 从我与他之关系性共在的这么一个活的视角来看，静态化理解的中与西，当然是不自然的，也是不切身的；而所谓古与今的连续性，就可以理解为我的自我立法能力的成长，这一成长历程现在已从不知有他，进到如何面对作为另一个“我”的“他”，再进到如何在复数之“他”的关系性境域中共在，以及在这种活的关系性共在中如何论证我的自我立法能力不仅有正当性，还有更大的普遍性——这普遍性不是吞并，而恰恰是内敛，此即所谓“化”之真义。政治、权力、意志、承认、普世、冲突……，都在我与他的辩证中得到容纳和展现。
　　
　　 以此，所谓道路，就是“我”的生活世界，所谓思想，就是“我”的价值表达，道路与思想是一种彼此焊接和互为塑造的关系，而所谓问题，则是生活世界与价值表达的焊接与塑造关系在新的时代情境中出现的症结。此一症结正是一时代之大事因缘，其实质则是立法能力的丧失与如何找回：我不再是我，我找不到我，我如何重新成为我——在新的条件下成为新的我，而这个成为我的过程又必须得要面对他、借助他，但一定不能是变成他或臣服于他而最终彻底丧失我乃至丧失找回我的任何可能。
　　 这种“找回”的自觉意识，在文章中也有所反映，文末就提出要超越民族-国家而进入天下视域，讨论天下思想经由礼乐、文化和个人三方面进入现代中国，此即是一种自觉的“找回”。
　　
　　
　　 这样一种找回，当然应该是更高意义上的自我升华和普世化。文中提到的这三个方面，其实涉及到的就是政治认同、历史与文化认同、身心安顿，它们是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得以焊接和成立的几个骨架性支撑，至于现实操作中的具体问题和各种方案提供的可能性及其实现，则有赖于某种“度”的把握，而“识”在“度”先，先立其大，乃有操作性的展开，此所谓“识度”。
　　
　　 由我之自我立法能力的成长历程来看，冲突、受挫，自化、化彼，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老论坛里关于甘阳中国道路六十年一帖的后续讨论里，我曾极简单地提到“以自化而化彼”是中国的命运。这确实是中国之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要能继续存在之不得不然。（A）借用“他”的工具，（B）为要恢复“我”的立法能力，（C）进而参与我他共在之世界的普遍立法；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置诸这样的进程乃可得到真确理解：以A的形式（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实现B（民族自强），这一实现是借助于把“我”纳入民族国家的形式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来完成的，并且这一努力同时蕴含着C的抱负（世界无产阶段革命）；在纳入过程中不得不使“我”之原有形态和质性受损（民族文化传统破坏，社会肌体的毁灭性重造），但这一过程不仅必要，其中诸多建设性因素（就破坏性的创造而言）也可以视作是对“我”的继承，尤其是所蕴含的C的抱负，更是承接了“我”的实质性内容（天下大同）。
　　
　　
　　 从“我”之成长的这么一个阶序来看，中国革命及毛的意义，虽然最终只是过渡性的一个中转，但没有这一过渡和中转，绝对不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站起来了”的伟大与庄严之所在。在变易中去体现不变，这是中国的天命，这变有被动的，有主动的，归根到底是要变被动为主动。中国革命与毛的作为，正是天命展现中的变的环节，尤其是一个变被动为主动的环节。对于这一历程的矮化与诋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能斥之为不识大体！
　　
　　 海裔：
　　 一位研究革命史的朋友的评论：
　　
　　
　　 陈赟的行文非常大气，里头的思路也体现了相当的成熟性。
　　
　　 后半部略显得急了点儿，不如前面那么从容。
　　
　　 我主要是觉得，在中国道路与中国思想之间似乎缺了点什么。张力吧？似乎造成一种感觉，思想就是表述的。（新）儒家思想真的就和所谓“中国道路”那么亲和吗？或者说，思想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
　　
　　 后半部里头，我觉得公民与君子的张力那个问题提得蛮有味道的。
　　
　　 海裔：
　　 三楼回帖, 其实是在"中西古今"之外触及到了"内外"之维度。
　　
　　 关于“内外”之维， 赵寻兄给我的和诗中有论：
　　
　　 华阳国里兄弟见
　　 夜谈天命畅披襟
　　 中西今古俱成障
　　 内外始足别本心
　　
　　 此“内外” 非“内外有别”之“内外”。
　　 在英文中，可与德勒兹的《尼采》英文译本中的interior与exterior相互发明。书不在手边，我去借出来之后，写个帖子加以探讨。
　　
　　 嘆息腸内熱：
　　
　　 略作回应
　　
　　
　　 回帖中所谓“我”“他”关系，形式上或与赵璕兄“内”“外”之辨相类，然就意涵之赋予与用心之所在而论，“我”之确立，既源于本人对于个体/民族/文化之生命一体性的想像，复受陈明关于“民族生命/意志”之理解的启发，“道路”与“思想”之由“我”而得以绾合，亦与陈明之基于民族生命的“表达/塑造”论述有关。
　　
　　 此意昨晚已与赵兄提及，现将陈明相关论述选列一二：
　　
　　 “当代文化成就的获得，从本质上说必然是民族意志和创造力的体现与验证，而此二者乃我们所理解的传统之核心。
　　
　　 “传统作为一套话语，它与民族生命是‘表达/塑造’的二重关系。作为表达，它反映了民族的意志、需要以及对世界的理解认知；作为塑造，它是民族自我意识对自身的自觉把握、调整与建构。当代中国文化的危机从根本上讲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能够承担这一‘表达/塑造’功能的话语系统。
　　
　　 “《原道》的责任，就是要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重建这样一种话语系统。在这样的目标下和过程中，东西、左右的区分仅有相对的意义。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从中国历史的一贯性和民族的内在性来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式，即是《原道》的责任。
　　
　　 “既然文化是民族生命的表征，那么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形貌与我们民族在当代的生命形态之间必然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倘若现代性和全球化作为我们所处情境的历史特征确定无疑，那么，接纳现代性、融入全球化而又使自己的主体性高扬不坠，应该即是我们别无选择的致思方向”。（《原道》第9辑编后，2004）
　　
　　 “如果说现代性问题主要关涉民族生命体之内部调适如政治认同自由正义诸问题的话，全球化问题所关涉者主要就是民族生命体之外部协调如文化认同、文明冲突诸问题”。（《原道》第8辑编后，2003）
　　
　　 赵兄“内外”之论，自是其独得之秘，或有功于发未发之覆。陈赟兄思想论坛关于甘刘致思道路之讨论中，此论首藉他人之口现诸网络，然数语棒喝，未明其详；在此前后亦曾亲闻赵兄数次点及，以愚驽钝，未敢深询。虽然，其深远之意定非在内者/在外者或内在/外在这般名言称谓可知，而高妙精微与详赡周备，自当敬俟布露。
　　
　　 中/西、古/今四维，即从最为表面之概念属性看，亦属一名言表述，而非形容性、状态性称谓或隐含某种判断，我/他之分亦如是，由此而在范式转换时，于范畴属性上有斤两相称之感。相较于四维视角实出自“今之中国人”，我/他关系尤具超乎时、地之涵摄性，不仅抽象程度过之，切身程度亦过之，于任一时代、任一地域皆为根本性问题，且自个体生命在世情境、一家一乡之界域以至国族文化生命而覆盖无遗、无远弗届。至于承认、权力意志、主体性、交互关系、敌我之分、冲突与交融……如斯之类，皆为所涵具，更可引申至主奴关系之辩证。
　　
　　 “我”之赋义，即来自于个体生命/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之（想像的）统一性。文明生命之论，今或已难成立，然中华文化大生命之真实不虚，在我实乃体之弥深、信之弥坚，入乎血脉，确乎不可拔也。因是而承接着陈明的理解，我有如下一系列表述：
　　
　　 “民族生命在生长过程中的智慧体现、凝结与升华，同时又塑造、范导着民族生命，在双向互渗中融构出民族/文化活的历史统一体。注重历史情境、现实条件和实践效验，使《原道》将‘道’落实到民族生命的历史演进中来观照。
　　
　　 “民族生命是基盘、是根本；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是活的枢纽；先民立足于民族生存的文化创造，是应予承接的财富；现实条件下如何重建、创造这活的关联，既是时代命题也是民族使命；最后，因地、审时、合度的思想和实践，是目标能够达成的保证。……此非法古人之成法，而是‘法古人之所以为法’。
　　
　　 “突出了民族生命、意志和需要，把中国文化落实到民族大生命的根源上，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来证立‘中体’，才能坚定强劲地挺立和建构中国人的主体性，从而既承续历史传统、立足本土根源，又充分考虑到时代情境与现实条件，而一以中国人的生命存在为本、以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规定性为本。
　　
　　 “如何原道，主要体现为归本与找路两个方面。‘原’有‘追究根源’之意，‘原道’就是对民族生命与文化精神的基本规定性，作一番究原竟委的探照，对我们民族/文化这活的统一体如何形成、怎样走过、为何如此等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另方面，‘原’又可活解为‘寻找’、‘探求’。面向现实与未来，我们民族的当代文化生命需要选择和创造自己康健畅达、元气充沛的文化形态，这就是对合理化模式的寻找、对合理化道路的探求。
　　
　　 “单从学者心态上看，《原道》亦昭示出一种自振、自觉的意识，……就中国自身独特的演进道路和发展模式来说，以万物皆备于我的‘拿来’气概，本着适合民族特性的前提去取经，才能更好地切中民族生命形态，充实民族文化独特性。”（《“何”之问——写在〈原道〉创刊十周年之际》，《原道》第10辑，2005）
　　
　　
　　 “十年前的《原道》创刊，外缘有两个方面……就内因而论，则是出于《原道》同仁对传统、民族的一种生命式的理解，强调人这个主体在传统/现实、先贤用心/历史文本之中的转轴作用。从民族生命的根源上来讲民族文化的价值与作用，是《原道》的特点所在。
　　
　　 “如何在现代性语境下进行政治重建——论证政治合法性、厘定政治秩序，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培固文化认同——重塑民族文化形象、加强民族凝聚力，如何在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之下满足个体的身心安顿，这都是摆在知识界面前的重大问题。《原道》力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这种回应既是现代的，又承续着历代先民因时、因地的创造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绝不可能仅将传统作为同情式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一定是要在活的生命体意义上来贯通传统与现代，彰显其间活的精神纽带。
　　
　　 “《原道》所禀持的保守主义特别强调‘以中解中’，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最大需要，在历史的内在性、民族的内在性和传统的连续性中，去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当中，最为关键的是民族文化生命的延续和张扬。……在民族文化体力的较量与对话中，必须以我为本、以我为主，坚定树立起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这，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进行文化建设的根本。本立而道生，有本则昌，无本则竭。
　　
　　 “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要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从中国历史的一贯性和民族生命的内在性出发，重建一种能够反映、把握和调整民族意志、需要的话语系统，在此过程中的接纳现代性、融入全球化，都不是消泯而是丰富、高扬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当代的思想文化创造，不可能固守于历史陈迹，我们尊重已往的话语系统作为民族生命表征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这绝不妨碍我们在新的起点上，以‘法圣人之所以为法’的精神去进行时代条件下的开掘与拓展。真正合乎古圣先贤因时因地制宜、一以利民为本的根本取向的，只能是在现实情境中培育出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理论果实，并落实为有力的行动与实践、筹划与方案。
　　
　　 “《原道》在保守主义中的身份与路径：不是以儒教信徒的身份，而是以现代中国人的身份去理解传统和儒学；不是固守儒学历史文本，而是从文本与语境的互动中把握其‘创’与‘生’的精神。……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对话中强调民族主体性；在当代文化建议中强调传统资源的重要性；在儒家传统继承和发展的纠结中强调面向现实的开放性。
　　
　　 “民族生命，在《原道》看来是第一义的。文化、文本、历史陈迹，都是民族大生命的显象，当代的文化创造，必须从民族生命、意志和需要出发。……作为民族生命/意志/需要的表征，中华文化不仅需要我们保而守之，更需要我们能创而弘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现实内容、实践品格、行动意志，是《原道》一贯的宗旨，也是儒家的真精神。中国这片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归根结底都指向现实人生与文化秩序。《原道》在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的焊接中，侧重实践性，关注社会历史文化功能，更凸显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效验诉求。”（《〈原道〉十年自述》，《原道》第11辑，2005）
　　
　　 以上片断言述，于今视之，容有未安，尤其表现在对于现代中国人身份、本土特殊性的强调甚至固化理解，而于中华文明生而禀有之普遍性体认不足。但是民族生命/意志与文化表达的关系，民族大生命基源之上的自身主体性之挺立，以及对于个体/文化/民族共同体所作生命式一体观，乃前述回帖中关于“我”之理解的根源所在，而如何避免此“我”之理解的固实化，尚需商量斟酌，但无论如何，“我”可为一切人人、一切团体、一切国族与文化体之原型表述；今由我/他之分出发，已于人类文明演进之道生发一确当之新解，详细阐发俟诸将来，兹不具述。至于对中西比较之超越，则既与陈明论述相关，亦是自己一贯之思（可见与陈合写之《范式转换：超越中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此文应柯兄之邀，刊于同济学报2006年1期）。
　　
　　 昨承赵兄询及，即已稍陈上述思路，澄清表面形似之错解；赵兄复告以“我/他”理解犹有未达，则其高妙臻善之论，诚为吾所敬盼焉。
　　
　　 先圣有言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吾不思不学，岂敢以此自况。今为此皮相联想，辞费如上，自省尤属无谓。赘言当休，究归默然，知我罪我，且自由“他”。
　　
　　 一笑。
　　
　　 嘆息腸内熱：
　　
　　 补充一点，就此打住：
　　
　　
　　 “我”如何得以成立的问题，其实本不成其为问题，因为自我生命之存在，乃一原初事实，一切意识、探问、反思、行动都不能不以“我”这一生命之已然存在为其出发点。这个判断植根于人最基本的经验常识，其自明性无人可以否认。而再高明的思想精义亦来自于平实基本的经验常识，甚且表之为易简之言与庸常感受，此乃中华文化一大特点。
　　
　　 现代中国之生活与价值世界，是为大“我”，置身此一大共同体中有着自觉意识的知识人，是为小“我”，离了此大小之“我”，则中/西、古/今之谓既无着落，亦无意义。
　　
　　
　　 人与天地相参，为天地之道中最为关键的变量与转轴，人之存在即以“我”这一生命（个体/群体/全体）为其具现。太祖武帝有言，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之后还是这样。左/中/右、上/下、远/近、高/低……离了“我”则无着落，亦无意义。
　　
　　
　　 “我”这一生命体之已然存在，正如“人活着”一样无可质疑。亦恰如从“人活着”这一前提出发方有“为何活着”、“如何去活”、“活得怎样”之问一般（李泽厚立论如此），从“我存在”这一前提出发，乃有“为何存在，为何如此存在”、“如何存在”以及“存在得怎么样”等问题。
　　
　　
　　 而对于“我”之为生命体存在作关系性、交互性的理解，是中华文化之特点所在。我/他关系对于在世之生命体而言，本就是原初性的关系，别种关系皆有赖于此种关系作为起点（即便不是终极意义上的基点）。所谓“我与你”之终极关系，实从“我与他”之关系中生发出来，而非与之截然脱离、对立，此乃中华文明之又一大特性。
　　
　　
　　 人类文明演进，以我/他关系展开各种结构性冲突，而努力臻乎和谐之境，是为“历史建理性”；由常识与经验中升华出高明而易简之前提性规律，是为“经验变先验”；植基于生物性欲求与情感性需要以构筑安身立命之道，是为“心理成本体”。
　　
　　
　　 李先生三句教，是我之“我/他”理解的基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