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学：制度与技术之维

2008-03-02 01:54:00 　　来自: 豆瓣用户

　　80年代以来转型经济学的核心，是制度转型；换而言之，是资源配置从非市场方式到市场方式的过渡问题。从这一角度而言，由于给定了市场经济为最优目标制度，所以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也相对简单，只要侧重于制度重构就足够了。
　　但是，东欧各国，包括俄罗斯，以及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实践，对单纯基于制度重构的转型理论提出了异议。在东欧及俄罗斯开始经济转型之初，相对中国越南表现为物质资本存量高、人力资本存量低。按照一般转型理论而言，如果市场化转型成功的话，在长期内，国际贸易及资本流动会缓慢减少这两种类型的转型国家间的差异，使得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收益平衡，即趋同。这种教科书式的趋同在现实中并没有出现：虽然上述各国的转型都不算失败，人均产出和收入显著提高，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却没有收窄，相反，人力资本收益率在东亚转型国家，特别是中国，长期的被低估了。
　　要解释这一现象，必须看到制度与技术两方面的因素。从制度方面来讲，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简单化解释：为了实现发展战略，或者完全由于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利益驱动，政府行为抬高了物质资本持有者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压低了人力资本收益率。这一解释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从实证来说，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明显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那么，为什么在政府治理能力类似的国家没有出现低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情形？第二，从动态角度而言，人力资本收益率长期处于低估状态，必然会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影响，这一影响如何体现在物质资本形成过程中？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而言，一般认为，技术进步也存在需求导向；也就是说，现实需求某种类型的技术，则这一特定类型技术出现创新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广义的技术进步可以分为两类：把已知的纯理论性技术转化为实用技术，以及完全以实用为目的的技术发现）。那么，势必可以追问这样一个问题，现实中对技术进步的需求，是不是存在偏向低人力资本的取向？假设某个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起始状态，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处于双低，而且政府行为可以影响到初始的技术选择和积累、消费方式。如果起始状态下政府行为使得积累和消费偏向于低人均人力资本型产业和技术，则会产生几种后果。第一，由于起始状态下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低于物质资本，所以会产生对低人均人力资本型技术（也就是使用这一技术的资本）需求；第二，初始路径下的物质资本采用了低人均人力资本型技术，也会使人力资本积累速度降低。这两种可以简述为初始路径的锁定效应。第三，如同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所指出，某一要素相对匮乏（或者说价格相对高），将使得替代性技术或者制度出现。
　　遗憾的是，现存的施政与理论分析中，并没有将上述效应对最终要素价格的影响做出过明白的对比；不过，无论是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技术变迁，还是制度变迁，都属于长期过程，因此对时间因素的考量就尤为重要。从时间角度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特殊性非同寻常，这一投资一旦开始，则路径很难改变（可惜的是现有经济学的模型工具不足，无法刻画这种投资上的粘性）；而且，从整个社会而言，上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路径，会进一步影响下一代，即在世代交迭中形成人力资本属性的代际遗传。
　　对转型和发展问题同时加以考虑的，目前为止似乎只有ACEMOGLU的待出版专著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暂定名），但是在目前版本中，作者也回避了技术变迁的问题。事实上，技术变迁问题不仅有趣，而且当它与转型经济联系起来的时候，马上就转化成了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转型经济中，一般假设了各种资本可以以接近瞬时均衡的速度实现再组合，而技术则可以从已知的技术集合中按需抽取。姑且不论这一理论本身和技术变迁理论是相矛盾的，单就对政府行为的分析而言，它也是失败的。在经济转型发生时，最早出现的必然是资源从政府释出，那么，释出的方式对技术及资本重构必然产生影响。而且，转型期间的相对要素密集度，并不一定等于社会相对要素密集度：比如说，经济转型时如果最早释出的是人力资本，那么，以市场方式交易的劳动力价格，必然低于以完全市场为基础的影子价格。从这个角度而言，大部分的转型经济研究，包括Rodrik等人在内（比如可以参看Rodrik 的新书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都处于及格线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