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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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9 15:13:10 筑思 (博学于文，筑思以行。)

  解读〔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
  
  《武城曾氏衍湖南湘乡大界房分续宗圣曾子族谱》，又名《武城曾氏衍湖南湘乡大界五修族谱》（以下简称《大界曾氏五修族谱》）是清末硕儒、一代名臣曾国藩的家谱，是谱也就自然成为名家之谱。
  
  1. 纂修情况
  
  （湘乡）《大界曾氏族谱》草创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历时五载，于雍正五年（1727）修成。嘉庆五年（1800）续修,是修只是始修的拾遗补阙，未作任何校订，其凡例、谱序一仍始修。道光十四年（1834）开始三修，主修是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派名毓驷，道光二十年成稿。曾国藩曾协助其叔父踪迹曾氏源流，修正旧谱错讹。道光十九年十一月，还陪同叔父到宁乡参阅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曾衍 正在复修的宁乡曾氏通谱，"凡集旧谱千百册，校雠而考定之南宗，纂录东宗，钤篆上之朝廷，号《翰博谱》，家乘也，而兼官谱矣。吾宗从之正讹补阙"。四修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春季，至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告竣，主修是曾国藩之侄孙曾广祚和长孙曾广钧，"与庙山汇谱"。以上四次所修之谱，笔者无缘恭阅，但据笔者推断，更改谱名、条理世系、套用派语都始于三修，谱尊曾参为一派祖，曾参，又称曾子，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人，凡尊曾参为一派祖之曾氏均称"武城曾氏"。三修主修曾骥云是在参阅了宁乡曾氏通谱后对旧谱进行了"正讹补阙"，谱名由（湘乡）《大界曾氏续修族谱》改成《武城曾氏衍湖南湘乡大界三修族谱》，清晰了世系脉络，至于派名的套用，下面将有所阐释。五修是在烽火狼烟的抗日战争时期，主修是曾约农，派名昭（木、炎、占三字合一） ，曾国藩之长曾孙。1938年11月12日，长沙文夕大火后，曾约农与堂姐曾宝荪随父曾广铨仓皇避居香港，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曾约农姐弟又辗转逃回故里湘乡荷叶塘富厚堂（今属双峰）。在家乡隐居期间，曾协助地方组建抗日武装，筹备续修大界曾氏族谱。民国三十三年（1944）被曾氏族人推举为《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主修，于是"着手收集齿录、文艺"，时日寇侵凌湖南，"风声鹤唳，弹雨枪林"，然而，"未曾少息，不辞辛苦，欣欣然以谱为乐"（见曾宝荪《大界曾氏五修族谱跋》），民国三十五年谱成付梓。是谱十九卷,首一卷，三省堂木活字本，是历修族谱中内容最丰富的，除了通常收录历修序、跋外，在"褒颂"目内收录了清朝皇帝给曾国藩及其兄弟和儿子纪泽的御制匾额、恩诏、御制祭文、碑文；在"祖训"目内收录了"文正公遗训"；在"传志"目内收录了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国荃等人写的墓表、寿序、祭文、传略；在"典制"目内，收录了大量的有关条规、契据等资料，从而提高了是谱的质量和使用价值。
  
  2. 世系源流
  
  据谱载曾约农"序"： 曾氏世启轩辕黄帝。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生昌意。其后高阳氏、夏后氏皆圣德有天下。夏后氏禹四传至帝少康，封子曲烈于 。曲烈五十有二传至时泰， 亡，世子巫奔鲁，自别为曾氏。再传至 （dian），为孔子弟子。子参，尽传孔子之道，后世尊为宗圣，谱称一派祖。十五派据，关内侯，耻事新莽，挈族渡江而南居（江西庐陵）吉阳，于是山东无复曾氏者千有余载。三十四派 ，生唐开元间，留吉阳。弟旧，上柱国，鲁郡开国公；次略，广禄大夫、节度使，皆他徙。文定公巩，略后也。吾宗则后也。三十八派伟，御史大夫，弟骈，骈裔质粹，明嘉靖间奉旨东归，授翰博世职，守宗圣庙、墓，故号东宗，山东始复有曾氏，而伟后遂号南宗。伟子辉，第三子崇德，其孙孟鲁徙茶陵，为迁湖广始祖。四十五派霸，南宋时徙衡阳之唐福，为迁衡始祖。六十二派孟学，字少林，清顺治元年由衡阳大花堰迁衡山白（草头下加果），康熙十年（1671）携长子宏佑、次子宏奉迁湘乡荷塘二十四都小罗汉，终卜居沙溪石牌熊家湾，为迁湘乡始祖。六十四派闻（草头下加一个富），生贞菖、贞连、贞瑞、贞桢、贞（草头下加一个祥）、贞鸿，为大界老六房共祖。贞桢房螽斯衍庆，蔓延藤茂。贞桢，字应桢，号元吉，大界曾氏家族称元吉公，生尚（木旁加梁）、尚庭、尚榜、尚怀、尚位、尚烈，为新六房。尚庭，名辅臣，族人称辅臣公，其长子衍胜，字儒胜，号竟希，衍胜第三子兴，名玉屏，号星冈，是曾国藩的祖父，对曾国藩为人处世影响甚大，兴长子毓济，名鳞书，号竹亭，，配江氏，生传豫、传晋、传谦、传恒、传履，即"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兄弟五人，名满天下。曾约农称湘乡大界曾氏乃宗圣曾参之后，天下曾氏都是这样说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但曾孟学从衡山白（草头下加一个果）迁湘乡大界，这是可以采信的。（湘乡）《大界曾氏族谱》始修于康熙年间，离始迁祖来大界时间不长，口耳相传，不可能有大的出入。对迁湘乡始祖以上的世系只能疑信参半，五修族谱的"凡例"中说"三十三派祖丞公三子、旧、略，据《云溪谱》：略公十七传至霸公（一作坝公）迁衡阳，又六传至祖仔公。据《翰博谱》：公十二传至霸公，又十一传至祖仔公。两谱不符。明清两代《翰博谱》为朝廷优免曾氏差徭户役所依据，且昭穆秩然，垂丝不紊。《云溪谱》则讹脱显然，垂丝屡中断，今从《翰博谱》。"，"凡例"的交待是值得称道的，诚实地说明了《大界曾氏族谱》所叙述的世系源流有一部分是"从"《翰博谱》，即从"宁乡曾氏通谱"抄过来的。
  
  3. 派语
  
  派语，也称辈分诗、班行诗、字辈、行辈、班派等等，没有统一的名称，俗语云："派为谱之纲也，辑谱定派则大纲既举，万目斯张。"某一个家族在纂修家谱时，都会选用一些吉祥字作为辈份用字，把不同辈份字排列起来，组成几句五字、四字或七字诗，琅琅上口，便于记忆，用于体现宗族关系，明确世系次第，不然的话，在同一家族之内，就会形成尊卑长幼不分。因而，派语是一个家族男性成员取名的依据，直接反映出家族内部不同辈份成员之间纵向的、前后相继的关系，以及相同辈份成员之间横向的、平行配合的关系。
  
  《大界曾氏五修族谱》曰："派序 清圣祖仁皇帝赐名派十五字：弘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清宣宗成皇帝续赐名派十字：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中华民国元年）大总统赐名派二十字：建道敦安定 懋修肇彝常 蔚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曾约农案曰："溯自六十三代始请派字，故系宏（避明孝宗皇帝的年号'弘治'讳-笔者注）为名。自第六十三代始，较孔孟氏宏派晏两代，递至祥字则七十七代矣。"还说明"继"字犯六十一代祖讳，即以"纪"字代，这就交代了"曾纪泽"、"曾纪鸿"是"继"字辈而不用"继"字的缘由了。
  
  果真曾氏家族使用的派语是清康熙、道光皇帝和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所赐的"名派"？笔者未见有史料记载。但在中华大地上，曾、孟、颜三大姓派语大都奉用孔氏家族的派语。明朝初年，一说是朱洪武，一说是建文帝，御赐孔府自五十八代起辈份用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清代因避雍正皇帝"胤"讳，改为衍）"，孔府再加上五十六代的"希"和五十七代的言字偏旁，构成了第一个１０代字辈用字"希言公彦承　弘闻贞尚胤（衍）"。到明天启年间，这１０个字已不够用，由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衍）植奏请皇帝，又续1０个字"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清道光年间，又续１０字"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１９１９）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咨请北洋政府核准后，又制定了２０个辈份用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长、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孔子后裔乃"圣裔"，其辈份用字由皇帝御赐，并颁令天下，一统孔氏家族，其族裔必须按规定的辈份用字取名，凡随意取名者，概不准入《孔氏世家谱》。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曾子、颜渊都是孔子的学生，世人尊为"宗圣"、"复圣"，因而，孟子、曾子、颜渊的后人也是"圣裔"，于是套用了孔氏家族的派语，但并没有达到全国统一，各地的孟、曾、颜氏家族多是自家制订的派语，就是湘乡大界曾氏也是在三修族谱时套用的孔氏家族派语，五修族谱是在套用完善后所成帙的"新谱"。清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有一信"致沅弟""商家人派名事"："沅弟左右：孙儿排行，拟用浚、哲、文、明四字，再多则添温、恭、允、塞，派名果应用广字辈否？庚子年修族谱（指道光二十年三修《湘乡大界曾氏族谱》-笔者注），不应将辅臣公一辈之兴字改为（草头加兴）字，星冈公之为字改为兴字，为孙曾者（叔字下加心）焉不安。一二年内必须续修家谱，将兴、儒、为三派仍用旧派，上、国、桢三辈始改新派毓、传、纪字样。弟意若用广字，接复信后再取派名可也。"曾国藩这封给曾国荃的信使人明确了几个问题：其一，曾氏家族辈份用字并非皇帝御赐，如果是清朝皇帝御赐，身为道光进士，官至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应该很清楚，绝不会责难三修谱的编纂者套用孔氏家族派语，更不会要求续修族谱时"将兴、儒、为三派仍用旧派"；其二，湘乡大界曾氏是在三修族谱时才开始套用的，在一修、二修时，使用的是衡阳唐福曾氏霸公派行字辈，由"四十六派祖玉堂公手订字派"："思量邦宗祖　大可应子孙　惟汝仁文举　朝元必世兴"，辅臣公一辈之"兴"字是老派，要套用新派语，星冈公是六十八派，正好是新派的"兴"字辈，只好在辅臣公的"兴"字上加一个草头，以示区别。大界曾氏在始修族谱时，应该有续派，由于难以见到一修、续修谱，没有办法知道续派用字，从曾国藩家信中可以知道在"兴"字后有"儒、为、上、国、桢"，其实，国藩就是派名，"国"字辈，因为套改派名才改成"传豫"；其三，五修谱上所言"自六十三代始请派字，故系宏为名"，这已经违背了曾国藩的意思，曾国藩是要求从其父辈开始改用新派，即孔氏家族派语。
  
  4. 内容特色
  
  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　并非完全遵循了"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修谱原则，在叙说世系源流时也不免落入世俗窠臼；"齿录"中迁湘乡始祖之前的列祖列宗也很难给人"信史"的认知。但瑕不掩瑜，是谱是笔者所经眼的湖南家谱中的名谱，名人之谱，名人主修之谱。主修曾约农既有深厚的国学根柢，又有留学英伦的背景，所修之谱自然有其过人之处。穷究是谱，其特色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设"祖训"目，传儒家之道。一般家谱、族谱上都有"族规、家训"，内容雷同，缺少各个家族的特色，而是谱没有"族规、家训"，专设"祖训"一目，主要载"宗圣遗训"、"文正公遗训"。宗圣，即曾子，以孝著称。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和"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的主张。"宗圣遗训"就是曾子转述孔子的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以孝事亲，以孝事君，终于立身。一句话，以孝行天下，以孝治天下。"文正公遗训"，摘录自曾国藩致诸弟书及训子书。这类家书，决非世人所常见的报平安道家常的书信，而是教育诸弟和子侄如何治家、修身、养性、为学，反映出清末"大儒"曾国藩的儒家思想和道德风范。曾国藩总结其祖父星冈公平日"家训"之言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永为家训"。读书、种菜、养鱼、喂猪，为居家之事，起早、打扫洁净、诚修祭祀、善待亲族邻里，是治家之法。这八字"家训"循循善诱，平实可行，但要真正一以贯之却不易；教子弟"八本三致祥"：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修身千言万语，以不忮（嫉贤害能）不求（贪名贪利）为重；日课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把曾国藩的"家训"载入大界曾氏族谱，就把"家训"变成了"族训"，用儒家思想去浸润大界曾氏族裔。
  
  二是在"典制"目内，不仅收录了一般家谱都会收录的"冠礼"、"笄礼"、"昏礼"、"丧礼"、"祭礼"，还收录了大量的契据之类的原始资料。笔者所见湖南家谱中，也有家谱收录了契据资料，但数量不多。是谱收录了从清咸丰十年（1860）到民国35年（1946）近百年来曾氏宗祠条规、祠产管理、义学赈恤、奖励条例、祠产公谷贷放、公墓管理、山塘管理、公祀田契据、买卖土地契据、禁山封林议约、山林界分管契据等等，相当详细、规范，连哪一座坟墓由哪一家后裔公管公扫，坟墓周围的楠竹树林"干枯雪压风折"由哪一家后裔公管公收等方面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谱载这些条规、契据，其目的应是"立此存照"，要求后人遵守，避免族内外因山林、田土、坟山引发的各种纠纷。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农村经济史、社会史、民俗风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三是打破私修家谱惯例，准允女子入谱。家谱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产物，对女子是不尊重的，女子只能作为男子的附属入谱，连名字也没有。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谱》"凡例"中规定："女子不字且经亲支公认有承嗣权者得照男丁例提行"，开湖南家谱有女子入谱之先声。但也不是公平的，只允许"不字"女子入谱，也就是一辈子不出嫁的女子才有资格入谱，因此，曾宝荪、曾宝菡等才能"照男丁例提行"入谱，曾宝荪还为五修族谱撰写了跋语。曾昭，一代才女，受堂姐曾宝荪的影响，也终身未嫁，不知为什么未上族谱？但在"传赞"目内有她写的"家祭文"。
  
  曾约农于1986年12月31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溘然长逝，享高寿而去天国。他在上世纪40年代困居故里时主持修纂《大界曾氏五修族谱》，给曾氏族人留下了珍贵的家族史料，也为湖南家谱纂修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http://www.library.hn.cn/dfwxct/wz/jdxxdj.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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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9 15:30:36 筑思 (博学于文，筑思以行。)

  精彩书摘
  山有脉，水有源。湘军战争及其影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
  的崛起绝非一时一事一人之因，自有其深层缘由。从古代湘乡的悠久历史、
  自然环境、人文因素和社会矛盾的综合分析，可以论证湘军发祥的社会土壤
  。
  悠久历史
  湘乡是湖南一个古老县邑。自汉代建置以来，湘乡有两千多年文字记载
  的悠久历史。古代湘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近代湘军崛起的历史渊源。
  历史沿革远古时期，湘乡为群潍百蛮之区。先秦三代，画井分疆，湘乡
  属荆楚地域。秦灭六国后，于楚地置长沙郡，湘乡属长沙郡。西汉于湘中大
  地置湘南和连道两县，乃是湘乡最初母体。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汉哀帝
  刘欣封王子刘昌为湘乡侯，始有湘乡之名。东汉改湘南县为湘乡县，是为湘
  乡建置之始。南朝省连道并入湘乡。隋代省湘乡并人衡山县。唐代析衡山县
  复置湘乡县。元代湘乡改县为州。明清复为县制。
  清同治县志云：湘乡沿革变迁，“溯自秦汉以来，二千多年，因时改易
  。自其始置者言之，日湘南，日连道。自其分置者言之，日湘南析为湘乡。
  自其省并者言之，日连道省人湘乡，湘乡省入衡山。自其复置者言之，日析
  衡山仍为湘乡。本来源流，俱见于此”。
  自秦汉以来湘乡行政归属，除东汉至南朝的450年先后属零陵郡和衡阳
  郡外，其余1500多年均属长沙郡、国、府(包括唐、宋的潭州，元的天临路)
  。湘乡距长沙不远，约210华里，有水陆两路相通。因此，湘乡文明开发的
  时间较早，开发的程度较高。
  社会演进古代湘乡社会的演进，经历了几个重要时期。在秦汉大一统的
  国土里，湘南、连道和湘乡三县建置，是湘乡在湘中腹地崛起的里程碑，从
  此湘乡成为汉族在江南的一个开发区。东晋南朝时期，南方民族融合，连道
  的少数民族被汉化而并入湘乡，湘乡疆域向西扩展，成为湘中九县之首。宋
  代，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北方流民大量南迁，赣籍移民陆续入境，湘乡
  始建县治和县学，境内人文始盛。元初，湘乡民至万户，改县为州。明初历
  届知县实行休养生息举措，湘乡出现“中兴”景况。清代康乾年间，经省署
  审验，湘乡成为湖南人文最盛的州县之一。清代中期，沿河两岸有县城、永
  丰、娄底、杨市、谷水等十多个集镇初具规模，城乡商品经济初盛，湘乡逐
  渐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历代良循湘乡自古是孕育和造就社稷大梁的圣地，历代都有一批名臣名
  仕。据同治县志职官志记载，自东汉至清代同治以前，湘乡有朝廷名臣7人
  ，地方良循1011人，名宦38人。在湘乡众多的良循中，旧志为56个政绩较卓
  者专立小传。
  王文彪，元代至正年问知县，公正廉明、伸弱抑强，为良民所爱，而为
  狡吏所惮。廉介之名，震于湖湘。
  罗宇，明代崇祯年间知县，精明果决，操履端正。均于里甲差役，众皆
  帖服，所讼公填明决，每出片言，虽被呵责，无不心折。祠庙桥亭，多为兴
  建。以诬被逮去，士民建祠以祀，有联云：“风雨含愁，满城叫屈心为刺；
  吏民带泪，千古留香口是碑。”
  南起风，清顺治年间知县，廉介果毅，官舍为僧庐，食饮为清淡，穿戴
  为布衣。家人常至，斥去不问。甫至，兵燹之余，疫旱相加，田荒牛绝，人
  曳犁而耕。起风力请减赋，补牍再三。上台勉从所请，减荒赋三万三千有奇
  。经略洪承畴称起风为湖南良循第一，擢升同知，起风竟拂衣归里。
  陈哲，雍正年间知县，廉洁公正，锐于为治。事有不便民者，虽上官严
  督终不阿附。雪衡民冤，人颂神明。离任归里，父老遮道挽留，士绅赋诗成
  轶，颜日“涟水仁声”。
  韩廷栋，乾隆年间湘乡把总，兢兢以卫民为念。时值岁歉，有饥民呼号
  于县署，求发赈谷。邑令盛怒，欲以民变兴大狱。廷栋请命于上台，力为昭
  雪。一时无辜得免株连者万户，邑人犹传诵之。
  综观古代湘乡的历史进程和人物，可见它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
  促进以后湘乡社会发展的基因。但是，它没有出现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
  ，长期处于自身渐变之中。直到清咸丰年间湘勇奋起，湘乡才开始发生巨变
  ，诚如湖南巡抚骆秉章所称：湘乡“以百里之地荟萃群才，以一军之威维持
  全局”。湘乡的这种巨变，是古代文化基因作用的结果，也是由渐变至突变
  的必然产物。P5-7http://vip.book.sina.com.cn/pub/book.php?book=47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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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9 15:44:09 筑思 (博学于文，筑思以行。)

  曾国藩及其家族的经商活动
  胡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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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5-11 16:40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说曾国藩是文人，肯定无人反对。翰林出身，著作等身，特别是“文正”之谥号，礼部不是随便会给予人的。说曾国藩是武官，也说得过去的。堂堂湘军统帅，领兵30余万，打遍天下18行省，“一等毅勇侯”之封爵，不知是多少将士之鲜血染红的。而曾国藩又是商人，说他经商办企业，颇有经济头脑，似乎不可多闻。本文试从曾国藩在家乡蒋士街卖菜篮子说起。
  
  
  http://www.ldsf.com.cn/renwendili/20100511109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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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9 15:59:35 筑思 (博学于文，筑思以行。)

  曾国藩读书之道
  朱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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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26 15:18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酷爱读书、善于读书亦是许多人无法企及的。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他与一般行伍出身的将领有很大不同，应算是位半路出家的儒将，可以说是在带兵的同时念念不忘读书，平时为人处世也难掩其读书人的本色。从大处讲他平生一直醉心于推崇桐城派古文，颇有文坛领袖的气派；从细处讲他对读书也有自己的一些心得方略，这较多体现在他对子弟的读书指导上。他的读书之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有诸多借鉴之处。
  
  一、曾国藩读书之道考述
  
  一要定课程：
  每日课程： 读，熟读书十页。 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八。记过隙影（日记）。记茶余偶谈一则。
  每月课程：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熟读书是：易经、诗经、史记、 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
  二要手到口到
  每日所看之书，皆过笔圈点；读文以声调为本, 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三要做到"三有""三法"
  "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三法"即是约、专、耐。
  "约"，读书如同万壑争流，必有主脉，能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问题均能附会旁通。
  "专"，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凡人为一事。以专为精，以纷而散。 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读书如譬若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
  读书总以背熟经书，常讲史鉴为要，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末完，勿换彼书耳。
  "耐"，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写字，凡事都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四要做到"看、温、习、思"。
  读书时应看、温、习、思四事并行。"看生书应该求快，不多读就显得孤陋寡闻；温习旧书应该精熟，不背诵则容易忘记。思考要经常，不这样就好比人哑不能说话，马跛不能飞弛。这四点缺一不可。
  要做到看、读、写、作并举。“吾意学者于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拳，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上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至写字不多则不熟，不熟则不速。无论何事，均不能敏以图功。至作文，则所以浦此心之灵机也。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书信：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复邓注琼）。"看"多用"猛火煮"；"读"则如"鸡伏卵"。 "写"指练字书法，"作"指作文吟诗。摘自《曾国藩心述手记》《曾国藩家书》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国藩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
  
  　　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读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十二、夜不出门。
  
  曾国藩的这十二条读书规矩，前三条是为读书作准备的。第四、五、九、十、十一条是读书的方法；而第六、七、八、十二条看起来似乎与读书关系不大，实质上是要求自己集中精力读好书，因而这看似关系不大的规矩，却是保证读书质量的重要手段。
  
  二、幼年读书孜孜以求
  
  曾国藩在其父的时刻监督下，他的学习成绩是不错的。14岁时，就能读《周礼》《史记》中的文章，而且在长沙的童子试中，还获得了优异的成绩，20岁时进入衡阳唐氏宗祠读书，拜汪觉庵为师。21岁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意识是改掉以前的坏毛病，获得新生的意思。24岁进入岳麓书院（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求学，这年秋天考中举人，然而，之后两次会试不中，无奈只好留级复读。虚岁28时，考中了同进士。
  
  曾国藩爱书之甚,乃至不惜负债贷款也要购得,他认为“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曰《易》、曰《书》、曰《诗》、曰《春秋左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记》、曰相如、子云。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旁者曰《谷梁》、曰《孟》《荀》、曰《庄》《老》、曰《国语》、曰《离骚》、曰《史记》。二公所读之书，皆不甚多。（家书：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清道光十六年,他从京师(今北京)“贷百金,南归过金陵(今南京),尽以购书”。古往今来,爱读者不计其数,可舍得贷款负债购书者又有几人?
  
  　　这些书买回家后,他爱不释手,如饥似渴,恨不得全部读完。于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简直到了“世间百事,唯有读书”之地步。可他却以此为乐,认为“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
  
  他从小就养成诵读习惯,一则可在抑扬顿挫声中享受其乐,品味其意;二则能增强记忆,出口成章,以至于一些名篇名句终老不忘。据史载,曾国藩五岁即“受学于庭,诵读颖悟”,十五岁能成篇背诵《周礼·仪礼》、《史记》、《昭明文选》等名著篇章。即使到了花甲之年,仍能成篇背诵《离骚》,且能在行军途中背诵《上林赋》等名篇。
  
  三、深刻的读书见解
  
  　　如何读书、读好书,曾国藩有着独到见解。他觉得,“看书不可不知所择”,首先要有重点,懂得选择,尤其要选那些经典名著,质量才有保证。他平生最爱读的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司马迁的《史记》,道家名著《庄子》,司马光的《汉书》，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翰愈之文章等。
  
  　　他读书从不走马观花,严谨深入,锲而不舍,直到读懂方休。比如“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本。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手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或辞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如恍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澄温沅季诸弟）”。这位戎马一生的儒将重臣尽管军务政事缠身,但每个时期都必制订不同读书课程,其中尤重历史,“每日读史十页”,终其一生。
  
  他涉猎广泛,孜孜以求,永无止境,曾说“余平生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百密一疏,本无可厚非,但他深以为憾。这种可贵的精神连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很佩服:“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四、供职京师读书为经世致用
  
  曾国藩作为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中有积极入世的意识。同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自幼的家庭生活环境，以及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学术思想，对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最终付诸行动，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五、读书的方略与指挥打仗相通
  
  曾国藩是一个带兵近20年的统帅，其读书的方略与指挥打仗也不无相通之处。究其军事思想，最典型的体现在他的这样一段话中：“我军以寡敌众，并不用虚声奇计，专以扎硬寨、打死仗为能。”“扎硬寨、打死仗”讲究的是认准一个目标，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关键是要守之有恒。这一道理转到读书上就化为他给几个弟弟定的一条规矩：“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它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事实上，无论古今一个人可读的书都多得不可胜数，而人生能有效利用的时间却相当有限，读书的目的是要以书中所得构建自己的表述习惯和知识体系，为此就只能精选少数成系列的典范著作专心去读，以求学有所得，读书致用。对这一道理他举了读韩愈（字昌黎）的书为例：“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见，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其意换句今天的白话说，就是在读书上要贯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在信息爆炸的当今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就更显突出。
  
  在读书的方略上对“专字诀”要奉若圭臬，但尽讲一个“专”字似乎又有所不足。对此，曾国藩还有另一个读书心得，就是把读书分为略读的“看”和精读的“读”。照他的说法，除“看”和“读”外还有“写”（书法）和“作”（作文），以此四者构成读书的整个体系。在他眼中，“看”和“读”是有严格分工的。“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其中道理说的是，讲究“专字诀”的“读”是读书的主心骨，而四面撒网的“看”则是附丽核心的枝叶，两者相辅相成共建起了人生知识和学问的大厦。与此读书方略相合，在他的日记中谈到读书时就常有“阅”和“温”的区别，“阅”的往往是第一次看的生书，而“温”的则是烂熟于心的《孟子》、《史记》一类。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也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六、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曾国藩读书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言传身教,谆谆教导子孙后代。他留下的一千余封家书多数有教子读书内容。如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谕纪泽家书：“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易经》、《左传》请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俱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上字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田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其中,有指导性要求：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也有研读篇目：如《史记》、《汉书》、《四书》、《昭明文选》等名著;更有教导读书重要意义，如：“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调立志即丹也。（家书：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谕纪泽）”读书,已不仅仅是曾国藩个人爱好,更是他治家传世的重要法宝。
  
  来源：双峰网（责任编辑：龚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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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9 16:02:49 筑思 (博学于文，筑思以行。)

  曾国藩的书法论
  朱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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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09 16:40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是传统的民族艺术，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技法复杂，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随着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和进一步的普及与提高，曾国藩的书法及其书法论也倍受后人推崇。我们可从中学到许多。
  
  曾国藩教子的读书方法即“看、读、写、作四者，每日缺一不可。”这其中的“写”，即写字。他曾评价自己：余于“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介入处。三者无一所成，不无耿耿。”其实他是一个文出桐城，宗法宋诗的文学家．也是个对书法有相当造诣的书法家和书学家。
  
  进士出身的曾国藩临池瀚染用功颇深。青少年时期为求功名勤奋习字，带兵打仗和入朝为官批复呈文全用楷书，一生所写日记、书信及奏稿数以千万字均用楷书或行书，藉以练习书法。晚年把书法作为含蓄表露自己情感和心境的一个最终目的来对待。他毕生对于书法的原理和技巧等要领，由此及彼地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有恒心和毅力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的恒心和毅力。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把字写好，并想成为一代书法大师，不必求速效，而要靠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他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则自为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他自幼练书法，一直练到老，从未间断过。他同治5年正月18日字谕纪鸿说：“余昔学颜柳帖，临摹动辄数百纸，犹且一无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间架皆无可观，余自愧而自恶之。四十八岁以后，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略有进境，然业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今尔用功未满一月，遂欲速济神妙耶？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
  
  以后每日习柳字百个，单日以生纸临之，双日以油纸摹之。临帖宜徐，摹帖宜疾，专学其开张处。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道光23年6月初6日致温弟说：“习字临《千字文》亦可，但须有恒。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
  
  （二）、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
  
  曾国藩认为要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他在咸丰9年4月初8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内颇好写字，而年老手钝，毫无长进，故知此事须于三十岁前写定规模。自三十岁以后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极则巧妙出焉。笔意间架，作匠之规也，由熟而得妙，则不能与人之巧也。吾于三四十岁时。规矩未定，故不能有所就。人有恒言，曰‘抄来无过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从极熟之后得之者也。不特写字为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即人之所以为圣人，亦须先立规模，后求精熟。即颜渊未达一间，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
  
  （三）、三条门经
  
  曾国藩以为学书法有三条门经：一是从赵字入门。他以为赵孟頫的字集古今之大成，既有初唐大书法家虞世南的骨架，又参以钟绍京的风格。曾国藩称其字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其二，学中唐李北海，而参以颜鲁公、徐季海之沉着，此又一径也。其三，自初唐虞世南人手，上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称南派者也；或由李北海以溯欧、褚及魏北齐诸贤,世所谓北派也。学书者须窥寻此两派的区别。同时须知道，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苏东坡、黄山谷近于南派；米芾、蔡京近于北派。赵子昂合二派而汇为一。
  
  （四）、重视用笔、结体
  
  曾国藩强调“结体”，他于咸丰9年3月初3日谕纪泽说：“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此二者，皆决不可易之理。小儿写影本，肯用心者，不过数月，必与其摹本字相肖。否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却间架工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逐。尔以后当从间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纸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过数月，间架与古人逼肖而不自觉，能合柳、赵为一，此吾之素愿也。不能。则随尔自择一家，但不可见异思迁耳。 ”又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谕纪泽：“写字中锋者，用笔尖着纸。古人谓之‘蹲锋’，如狮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锋者，用笔毫之腹着纸。不倒于左，则倒于右。当将倒未倒之际，一提笔为蹲锋，是用偏锋者，亦有中锋时也。”此用笔之法也。在运笔方法上，曾国藩强调“换笔”。他说：“古人每笔中间，必有一换如绳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换则第二股在上，再换则第三股在上也，笔尖之着纸者，仅少许耳，此少许者，吾当作四方铁和用，起处东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换则东方向右矣，笔尖无所谓方也，我心常觉其方，一换而东，再换而北，三换而西，则笔尖四面有锋，不仅一面相向矣。”（《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京寓致六弟九弟》）此处的“换笔”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笔三过”，即每作一点画，都要三折笔锋，藏锋逆入起笔是一折，中锋提按行笔一折，回锋收笔又是一折。概括地说，就是“欲上先下、欲下先上、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对此论之甚详：“凡转折之处，必须换笔，不待言矣，至并无转折形迹，亦须换笔者，如以一横言之，须有三换笔，末向上挑，所谓磔也，中向上行，所谓勒也。初入折而下行，所谓波也。初入手所谓直来横受也。以一直言之，须有两换笔。直横入，所谓横来直受也，上向左引，至中腹换向而右行，所谓努也。捺与横相似，特末笔磔处更显耳，磔波直入。撇与直相似，特末笔更撤向外耳。……凡用笔须略带欹斜之势，如本斜向左，一换笔则向右矣，本斜向右，一换则向左矣。”（《家书：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黄州谕纪泽》）曾国藩继承古人论述结体之法，结合自己的实践，概括为“四法”。他说：“因困横之馀而语作字之道：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缺一不可。体者，一字之结构也；势者，数字数行之机势也。”
  
  曾国藩说：“习大字，总以间架紧为主。写成之后，贴于壁上观之，则妍自见矣。”（家书：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致澄弟）“余近日常写大字，渐有长进，而不甚贯气，盖缘结体之际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松下紧，或上紧下松，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须始终一律，乃成体段。余字取势，本系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但无所成。推之作古文辞，亦自有体势，须篇篇一律，乃为成章。言语动作亦自有体势，须日日一律，乃为成德。否则，载沉载浮，终无所成矣。”（日记：咸丰九年六月初一日）“写篆字要有帖意，间架须紧。李少温的篆帖《三坟记》、《栖先茔记》和邓石如的篆字《西铭》、《弟子职》之类都是学篆字的极好范本。”谈到执笔，曾国藩以为高执笔为佳，低执笔太拘束，而高执笔则松活。学书当法四大名家，欧、虞、颜、柳四大家是诗家之李、杜、韩、苏，尤为天地之日星江河也。其“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的见解至为独到。
  
  （五）、阳刚与阴柔并济
  
  曾国藩说：“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坤。作字而化游自得真力弥满老，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利之意也。”（《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与诸弟》）在用笔上，曾国藩强调“乾道”，即阳刚之气，他说：“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致诸弟》）又说：“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家书：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诸弟》）在结字上，曾国藩注重“坤道”，即阴柔之美，他说：“无论古今何等书家，其落笔结体，亦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家书：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谕纪泽纪鸿》）又说：“作字时，先求圆匀。”（《家书：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并认为：“刚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由此可见，曾国藩书法的整体风格是阳刚与阴柔并济，概括地说就是“寓圆润于秀劲，合雄奇于淡远”
  （六）、善用墨色
  
  曾国藩善用墨色，他综观古来一切书法家，都对用墨的浓淡和墨质的好坏非常讲究，因而谆谆告诫儿子纲泽说：“以后作字，须讲究墨色。古来书家，无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种神光活色浮于纸上，固由临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缘于墨之新旧浓淡，用墨之轻重疾徐，皆有精意运乎其间，故能使光气常新也”。（家书：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 ）
  （七）、既认真实践又不断总结研究
  
  曾国藩在书学上除了认真实践还在于不断总结研究。他说：“日内思作字道，刚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余既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当参以诸河南、董思白烟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 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 ）又“偶思古之书家，字里行间别有一种意态，如美人之眉目可画者也，其精神意态不可画者也。意态超人者，古人谓之韵胜。余近年于书略有长进，后当更于意态上着些体验功夫，因为四语，曰（上敖下龟）属鹰视，拨灯嚼绒，欲落不落，欲行不行。”（日记：同治二年九月初六日 ）“是日悟作书之道，亦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两端，偏于阳者取势宜峻迈，偏于阴者下笔宜和缓。二者兼并鹜，则两失之矣。余心每蹈此弊。”（日记：同治四年十月二十日 ）“余往年在京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见于因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在军，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脱下，可见思与学不可偏废。”（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五日 ）“思作字之法，险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 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九日）“因悟作字之道，二者并进，有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着力如昌黎之文，不着力则如渊明之诗；着力则有军所称如雄画沙也，不着力则右军所称如印泥也。二者阙一不可，亦犹文家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矣。”（日记：同治三年五月初三日）“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语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日记：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
  
  （八）、既持之以恒，又先求好再求快
  
  曾国藩指出写字不仅要持之以恒，还要先求好再求快：“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 家书：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谕纪泽 ）“尔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与尔身体向来轻薄之弊正是一路毛病。尔当用油纸摹颜字之《郭家庙》、柳字之《琅琊碑》、《元秘塔》，以药其病。日日留心，专从厚重二字上用工。否则字质太薄，即体质亦因之更轻矣。”（ 家书：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谕纪泽）“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抄群书；以之为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 家书：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 ）“尔写字笔力太弱，以后即常摹柳帖亦好。家中有柳书《元秘塔》、《琅琊碑》、《西平碑》各种，尔可取《琅琊碑》日临百字、摹百字。临以求其神气，摹以仿其间架。“（ 家书：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谕纪泽 ）
  
  （九）、先专师一家
  
  曾国藩主张学书有成要先专师一家：“因余作字不专师一家，终无所成。定以后楷书学虞、刘、李、王，取根势，以求自然之致，利有稍肥；行书学欧、张、黄、郑，取直势，以尽倪视之态，利在稍瘦。二者兼营并进，庶有归于一条鞭之时。”（日记：同治五年九月廿九日）“赵文敏集古今之大成，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因此以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于中唐师李北海，而参以颜鲁公、徐季海之沉着，此一径也；于晚唐师苏灵芝，此又一径也。由虞永兴以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所称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欧、诸及魏北齐诸贤，世所谓北派者也。尔欲学书，须窥寻此两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宋四家。苏、黄近于南派，米、蔡近于北派，赵子昂欲合二派而汇为一。水从赵法入门，将来或赵南派，或赵北派，皆可不迷于所往。”（ 家书：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谕纪泽 ）
  
  曾国藩的书学理论，来源于他的家书和日记，是对子弟的教育和自己对习字的感悟，实用性强。对书法爱好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好教材。他的书法圆润秀劲，自成一家。清符铸曰：“曾文正公平生用力至深，唐宋各家皆有尝习，其书瘦劲挺拔，欧，黄为多，而风格端整”。 他书论的精妙处对我们很有启迪。
  
  来源：双峰网（责任编辑：龚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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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9 16:08:30 筑思 (博学于文，筑思以行。)

  曾国藩及其家族的经商活动
  胡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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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5-11 16:40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说曾国藩是文人，肯定无人反对。翰林出身，著作等身，特别是“文正”之谥号，礼部不是随便会给予人的。说曾国藩是武官，也说得过去的。堂堂湘军统帅，领兵30余万，打遍天下18行省，“一等毅勇侯”之封爵，不知是多少将士之鲜血染红的。而曾国藩又是商人，说他经商办企业，颇有经济头脑，似乎不可多闻。本文试从曾国藩在家乡蒋士街卖菜篮子说起。
  
  
  一 不可忘寒士家风味
  
  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已功成名就，是年正月初四日，他在给大弟国潢的家书中说：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士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1319页。）
  
  蒋士街，今之井字镇人民政府驻地。据《沙溪梅树蒋氏族谱》载：此地为三国蜀相蒋琬之祖居地。在今荷叶小盆地，可称是一个较大的农村集市了。其实，蒋士街发展到民国年间，也只是一个百多户山农的小集市。蒋士街四面环山，竹木茂盛。一般人家需要个菜篮子，大可自己制作。而曾氏祖居地白玉堂，距蒋士街还有10余公里。曾氏用高嵋山之竹，制作成小小的菜篮子，在农村集市出售，又能卖出几只？“吾则不忘蒋士街卖菜篮情景”，此“情景”之尴尬，可悲且知。但不管怎样，这是曾国藩早年从事的一次经商活动。小农经济，自产自销，大不可认为奇异。然对日后官至极品的曾国藩来说，自是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二 高嵋山中之造纸棚
  
  高嵋山的竹不仅可用来编菜篮子，它还是造纸的好原料，曾氏家族充分利用了这一资源。道光廿九年（1849）六月初七日，曾国潢信告乃兄曰：
  
  家中将起槽造纸，约可百石，今年虽不能出卖，可以坐为费用。现在负人家者，秦福三处七十千（佥前年零碎存的，不肯一会取回去），永丰蔡杂货店廿余千，其余止打算家中费用。彭大生之钱，去年在省止交九弟一半，余廿千其族人答应七月底准送来，全未启齿向一人说过。合湘潭之纸钱，及零星各项，收齐尚可六十千，又有兄所付之银回，呼来遣去，总无窘手之时也。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617页。）
  
  由此可知，曾氏造纸，为之补贴家庭开支，此乃勤劳致富的好办法。“约可百石”，说明纸棚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了。“百石”即生产的纸重达有一万五千斤。“合湘潭之纸钱”，即是指最初，曾家与秋瑾婆家王氏合开纸坊在湘潭，自己没有造纸，做的是贩买贩卖生意。
  
  咸丰元年（1851）五月初八日，国潢又告乃兄说：
  
  家中用项，虽挪移人家不少，现尚存谷将一百[石]，惟价钱止一千五百，又不行；又存包皮纸百八十块在湘潭，惟现在价钱每块止可卖钱九百零耳。兄云今年共寄二百五回家，我县进京者及捐功名者总可以兑，不必竞寄银两。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650页。）
  
  由此又可知，曾家造纸已近三年，按当年纸价，每块（包）仅卖九百文，百八十块（包）当值银150两左右（清初是七百文换银一两，咸丰初约千余文换银一两），于是曾国潢告之乃兄，不必寄银两回家补贴家用了（曾氏家族于咸丰九年才分家）。
  
  咸丰元年八月廿一日，曾国葆信告长兄曰：
  
  季弟国葆谨呈长兄大人左右：十八日发十号信，中多不详。比日晚间即买舟归里，十九早到湘潭。家中有包皮纸在湘潭，共卖钱一百五十余千文，弟等将省城所用、湘潭所用及家中所用者一概全清，而此项无余矣。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671页。）
  
  曾家造纸在湘潭销售，实得钱一百五十余千文，家中一般开支，均靠造纸收入支付，亦可见三年即大见成效。
  
  以后，曾家利用高嵋山竹资源，在白玉堂传人曾纪寿经营下，仍是一笔较大的收入。曾纪寿的女儿曾广宁老人曾在《回忆录》中说：
  
  屋背后一座高嵋山上，漫山遍野开满杜鹃花，一片红彤彤的，加上大片竹林绿油油的，山下小溪流水潺潺，真美丽异常。竹林每年除供我们吃的竹笋外，其余都可作做纸的原料。母亲在半山腰盖了一个简易造纸厂，请了造纸师傅造纸，一天到晚忙个
  
  不停。
  
  （曾广宁/《我的家庭和我的童年》手稿）
  
  从道光末年到民国年间，曾氏纸棚造纸于高嵋山中，一直延绵下来了。曾国藩对竹也是情有独钟。他开始总结治家八诀时，首先提出的是“书蔬鱼猪竹”，后来也说：
  
  家事如馆内之书、园里之蔬、塘中之鱼、栏内之猪，四者皆一家生趣。余时时挂心。至于下首之竹，虽不押韵。亦宜加意培植。今冬明春又须于思云馆外屋后山上多栽新竹。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427页。）
  
  今天，曾氏家乡勤朴的村民所搭纸棚，犹存荷叶的万山丛中。
  
  
  
  三 曾国藩代售书籍
  
  穷翰林远不如外官富裕，面对现实生活，为了补贴家用，曾国藩 也不得不做起了书生意。
  
  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第二次得差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这本是一次极好的美差，既可新收门生弟子，银子也能略有所进。谁知他行至安徽太湖县，突闻母丧，他信告在京师的儿子纪泽曰：
  
  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余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惨闻吾母大故……计由黄梅至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长沙不过千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望到家。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兹念京寓眷口尚多，还家甚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开列于后：
  
  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求寄云年伯张罗。此外同乡如黎樾乔、黄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平日皆有肝胆，待我甚厚，或可求其凑办旅费。受有恩惠，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不可令其张罗银钱，渠甚苦也。
  
  ……
  
  苗仙鹿寄卖之书，《声订》《声读表》共一种、《毛诗韵订》一种、《建首字读本》，想到江西销售几部。今既不能，可将书架顶上三种各四十余部还他，交黎樾乔老伯转交。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231—234页。）
  
  “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 。曾国藩此时已是二品大员，实难使人相信。然全眷返湘之路费都得靠“开吊收赙费”来解决，又不得不相信这是事实。怪不得二品大员还做起了书生意。
  
  曾国藩代苗仙鹿销售书籍计三种各四十多部，共计有一百二十多部。每部如得差价几十或百余文，即可得银几十两。二品大员做书商，说来并不好听，但这是正道，靠劳动补贴家用，无可非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不可令其张罗银钱，渠甚苦也”之言，又可见曾国藩为人之品德。
  
  袁漱六即袁芳瑛，湘潭人，时官翰林院编修，家中人口众多。曾国藩的女儿与袁芳瑛之子为指腹婚姻。曾袁在京既为儿女亲家，又为藏书师友，袁后官至松江知府，才渐渐地富裕起来。
  
  曾国藩在京师14个年头中，还干过利用地区书籍差价（如利用江西纸价便宜等条件，进大部头书籍，为自己藏书尽量便宜）做过许多书籍的买卖事情。此与曾国藩从小做生意的经商头脑无不有关。再者，用竹纸刷印之书籍，是古籍中的上品，曾国藩做“业余书商”不知是否与他一生爱竹有关？
  
  
  四 曾国藩刻书销售
  
  同治二年，曾国藩尚在安庆，其时有人劝其刊刻《船山遗书》。从筹备书局的建立，曾国藩花费了三万两银子，并由其弟国荃出银五千两作《船山遗书》的刻板费用。同治六年，《船山遗书》三百二十二卷刻竣。此书牌记标明是“湘乡曾氏刊于金陵节署”。这是曾氏兄弟自费刻成的巨著。过去人们一般都以为此书是金陵书局（官书局）所刻之书，实是一种误解。
  
  其次，《船山遗书》在金陵刻竣之后，由欧阳兆熊将板片带回了长沙藏传忠书局内，开刷时曾氏兄弟除各取数十部送人外，凡需者均要付板费与纸费去刷印。《郭嵩焘日记》就曾记述了付资刷印《船山遗书》之事。
  
  同治七年四月初五日，郭氏日记曰：
  
  遣杨升赴省，以立箎约其今日到省。顺致曾沅甫一信，并致刷书价交黄少昆一刷《船山遗书》二部。
  
  （《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98页。）
  
  四月十七日，郭氏日记又曰：
  
  遣杨升赴省运《船山遗书》送县。
  
  由此可知，郭嵩焘所刷的二部《船山遗书》是给湘阴县有关部门刷的，这个板资及纸张费是曾沅甫（即曾国荃）所收。 光绪年间，曾国荃将《船山遗书》全部板片，捐给了衡阳船山书院。
  
  
  
  
  五 金陵书局的经营管理
  
  经笔者的多年考证，同治八年以前，金陵书局实则是曾国藩私立书局，同治八年年底，曾国藩才将其移交给官办。
  
  同治六年曾国藩二任两江总督期间，整顿了金陵书局并刊刻《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书。并刊刻了《金陵书局章程》及《训手民四条》等规章制度实施。他《致周僈云》信曰：
  
  仆尝论刻板之精者，须兼“方粗清匀”四字之长。“方”以结体方整言，而好手写之，则笔画多有棱角，是不仅在体，而足在画中见之；“粗”则耐于多刷，最忌一横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敝；“清”则此字不与彼字相混，字边不与直线相拂；“匀”者字之大小匀，画之粗细匀，布白之疏密匀。既系长远之局，须请局中诸友常之执此四端，与工匠讲求，殷勤训奖，严切薰戒，甚至扑责议罚，俱不可少。自然渐有长进。或写手略分甲乙，上下其食，伏候卓裁。至卖价不妨略昂，取其赢馀，以为续刻它书之资。请酌拟一价，仆再核定张贴局门，使人共知工匠之殿最（古代考核军功、政绩划分的等级，上等为最、下等为殿——引者注）。赏罚亦请酌议条规，即庋板开刷等事均立章程，以便遵守。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6513页。）
  
  又“训手民四条”中的“手民”，清代即指雕板排字工人。“四条”即方、粗、清、匀各字的内容。为使刻版达到“方、粗、清、匀”，曾氏赏罚分明。“略分甲乙，上下其食”，曾氏采用了责任制，按劳取酬。金陵书局写刻诸匠高手月奉银可达二十余两。
  
  曾氏还说了金陵书局新刻之书，“卖价不妨略昂”，说明所刻之书即商品书，而取得利润，以续刻它书之资。此时，曾国藩江督年养廉银就有二万两银子，根本不缺钱花，金陵书局之老板曾国藩讲求精刻书籍，取得利润，是为了继续发展刻书事业。
  
  金陵书局所刻的《史记》还分高、中、低三档装订。高档书纸张好，书籍天地宽长，便于批注，价格定为每部二十一串,中档则定价为十四串;低档的普通装订则只需十一串了。这种做法既能适应社会各层次的读者所需，最主要的是生意做活了。
  
  
  六 结束语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路。另一方面，他从编卖竹篮、造纸出售、贩书经营、刻书求利到成立书局而大规模出版书籍，走的又是一条经商之路。他的经商意识，给社会及他的家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由他而产生的洋务运动中的官办企业，本文姑且不论。
  
  2、 有研究者认为曾国藩对他的女婿、外孙所创办的上海恒丰
  
  纱厂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也不作论述。
  
  3、 曾国藩的经商思想对其后辈是产生了直接的作用。清末至
  
  民国年间，曾纪寿在汉口经营过轮渡公司;曾广钧开过矿，经营过湖田；抗战期间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在西南联大还办过肥皂厂。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生活贫困，于是，兼职五花八门，曾昭抡是化学家，他帮人开了一个肥皂厂，制造肥皂出售，算是教授中间的“富翁”了。每月家里总能吃上几顿油荤。
  
  至于曾氏家族走上实业之路者，亦代不乏人。本文简述曾国藩经商之过程，权当起抛砖引玉而能使专家学者们共鸣吧！
  
  
  
  作者单位：曾国藩研究会办公室
  http://www.ldsf.com.cn/renwendili/20100511109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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