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概况”写作的前前后后

　　
　　　
　　
　　
　　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概况”写作的前前后后
　　
　　
　　谢冕、孙绍振、孙玉石、刘登翰、洪子诚
　　
　　
　　
　　说明：1958年底到1959年初，当时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在《诗刊》社和徐迟先生的建议、组织下，利用寒假半个多月的时间，编写了《新诗发展概况》。“概况”具有新诗简史的性质，全文约十余万字，分为七章：一，女神再生的时代；二，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高潮；三，暴风雨的前奏；四，民族抗战的号角；五，唱向新中国；六，百花争艳的春晨；七，唱得长江水倒流。前四章分别刊登于《诗刊》1959年6、7、10、12月号。由于不明究竟，但可以推测的原因，后三章没能在《诗刊》继续刊载，仅存手稿和当年的油印打字稿。事情已过去近50年。当初这些二十左右岁的年轻编写者，如今都已头发花白，牙齿动摇，垂垂老矣（殷晋培在1992年初因病辞世）。一些年轻朋友建议将这部书稿，作为新诗研究史的资料完整出版。但是他们明白，这些特定时代催生的文字，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事实上，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对新诗史的看法，80年代以来也发生了很大改变。重要的是，对这一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不应轻易忘却的事情，需要进行一些反思。“反思”自然不是做简单的自我指责，而是在思考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呈现推动这一事情产生的历史条件。这既涉及整体性的政治、文化气候，也与个体的生活经验、思想情绪相关。因此，他们拟定了一些问题，由各人分别以书面方式独立作答。由于之前和之后他们对此并未有过沟通，回答时也没有看到其他人的文字，因此，记忆中的细节，和对事情的评价既有相近的部分，也不可避免会有差异。其实，他们倒是相当重视讲述的差异方面。这些回忆文字汇总之后，由洪子诚加以编排整理，并由他加上一些必要的注释。修改整理仅限于某些文字方面，如笔误，过多重复的删节等。这里是压缩稿，全文将连同“概况”，由出版社另行刊印出版，以个案方式提供了解某一历史时期文化风尚的材料。（洪子诚）
　　
　　
　　
　　
　　
　　问：《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是如何发起、组织的？为什么是这六人的组合？对承担这一任务当时有什么想法？
　　
　　
　　
　　谢冕：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们六人中，我，孙玉石，孙绍振和殷晋培当时是北大中文系1955级的同年级同学，我和殷晋培是一班，孙玉石和孙绍振是二班。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们年级响应“拔白旗，插红旗”的号召，起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其实就是批判我们的老师）的学术观点。我们利用暑假集体编写了“红色文学史”，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一时成为学术界大跃进的典型。1958年国庆前夕，7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正式出版。书出来后，我们年级就很有点名气了[1]。
　　
　　记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大概是1958年的初冬时节吧，我在宿舍接到《诗刊》编辑部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是《诗刊》的负责人要到宿舍来看我，谈一些他们的设想。在约定的时间，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开到了我所住的32斋[2]学生宿舍。来的人是《诗刊》副主编徐迟先生，编辑部的沙鸥先生和丁力先生，他们都穿着厚重的大衣。徐迟先生跟我说，新诗发展已经三十多年，迄今没有一部用正确的观点写的新诗史。这件事靠一些专家做不好，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观点。克家同志和编辑部研究过了，建议由北大的同学来编一部新的新诗发展史，时间要快，利用寒假的假期立即动手，争取明年（即1959年）开始在《诗刊》连载。沙鸥和丁力也都讲了些鼓励的话。那次谈话很具体，大体涉及了中国新诗的发展的历史以及关于新诗史写作的一些设想。至于参与这一工作的人数，我们觉得人少了做不完，人多了也做不好。人数多少，找谁来做，如何发挥集体编写的优势？他们建议由我来考虑，组织一些同学，组成一个集体的班子。
　　
　　他们走了之后，我开始考虑人选。1955级的几个同学平时交往甚多，在这次集体科研中又加深了了解，一谈下来，大家都很投机，当然不成问题。大概是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对未来的诗史的初步结构有了一些想法，觉得六人比较适中。于是又征求刘登翰和洪子诚的意见，他们是1956级的，比我们低一届，大家本来都喜欢诗歌，也谈得来。六人的班子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们这些大学生，当时都参加了学术批判的活动，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上，可说是充满了自信与豪情，那时我们不知畏惧为何物，都有一种舍我其谁，志在必得的狂劲。都说是少年轻狂，其实那个失去理性的年代本身也极力怂恿我们。现在有“无知者无畏”的说法，我们那时少不更事，不是无知，却是少知，而无畏则同。
　　
　　
　　
　　孙绍振：1958年，我们1955级的学生利用暑假一个月，加上开学以后几个月的时间，编著了一部“红色中国文学史”。充斥于报章上赞扬性的报导，口气很大，说是北大中文系55级，作为党所培养的一代新人，正在把资产阶级专家所把持的学术殿堂夺回来。当时的苏联报刊也有反应。我记得似乎是《消息报》（苏联政府的机关报）也登了消息。文学史出版后，寄给陈毅、康生许多领导人。印象里最深刻的是，从系里转到班级党支部书记费振刚那里的陈毅的信。外面套着国务院外交部的大信封，里面是陈毅私人的宣纸信纸，以水印的梅花作底。陈毅毛笔书法，多用侧锋转中锋，颇为俊俏潇洒，没有一点元帅气[3]。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康生的来信，康生是书法家，但他的信是不是用毛笔写的，信封什么样子，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比陈毅的要长得多[4]。文学史最初我是没有资格参与的。我在反右期间，属于“中右”，也就是“差一口气”就沦为右派。要我这样一个“右派边缘”的人去夺取资产阶级学者学术殿堂，自己都感到心虚；没有沦为右派，就谢天谢地了，能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已经是莫大的幸运，别的还能指望什么？暑假期间，我们几个比较右，但还不是右派的分子，就在一个左派的带领下，去附近的农村劳动。但是，不久就被召回，参加了“红色文学史”的写作。虽然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甚至有时还有“混入人民队伍”之感，但是，我还是十分高兴地到“唐诗”这个组报到。各个章节都已经分配完了，只剩下最后一章“唐诗的世界影响”，就分给了我。我哪里有本钱写这样的题目？好在当时知识已经“公有”了，找到东语系和西语系的教授访问一番，把他们的说法和资料整理、组合一下，写起来并不难。参加这样的集体学术研究，我当时有一种浪漫之感。热火朝天的阅读和写作，差不多每天都开夜车，一连两个月。在这过程中，最开心的倒不是写作，而是逐渐把自己的“差一口气”的身份淡忘。
　　
　　不久以后谢冕通知我，《诗刊》社的徐迟和沙鸥来了，要我们编写一部新诗发展史。当谢冕介绍我是诗歌组组长时，我真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当时徐迟是《诗刊》副主编，沙鸥是诗刊社的党支部书记。时间很紧，当场决定利用寒假期间来完成。我在《智者生命的质量——怀念徐迟》这篇文章中这样写过：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大人物，像小学生一样怀着虔诚的心情聆听他的教诲，但他并没有使我感到在他面前变得矮小。他留给我的印象倒不是他英俊的面庞，而是他淡吐间对于艺术的执着和忘情。记得他坐在我们双层床的下铺，忽然讲起了他所喜爱的荷马的史诗。我是读过他翻译的片断的。他激动起来了。说荷马描写一群大雁飞越过天空的情景，不知不觉站了起来，不想头就碰在了双层床的上沿的横木上。他只是用手捂了一下头，既没有停顿，也没有皱眉。我们本想笑的，看到他若无其事，也就很修养地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
　　
　　
　　
　　当时在场的似乎只有我和谢冕、孙玉石。任务这么急，三个人是不够的。于是分头去物色人马。谢冕提出56级的刘登翰，可能是刘登翰提出了洪子诚。因为谢冕和我都不太了解洪子诚。我去找了55级三班的钱文辉，他是无锡人，我们有时用吴语方言交谈，有些交往。但是，他拒绝了，说是寒假要回家。后来就找了殷晋培。这样六个人的班子就搭成了。对写作新诗史这样的任务，将会面临什么困难，我几乎没有任何忧虑。当时的氛围就是大跃进，打破常规。资产阶级专家皓首穷经地积累资料，正是我要批判的。政治挂帅，把党的文艺方针贯穿到底，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敢想，敢干，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这是官方的语言，也很难说不是我们的思想。这是因为，我们当时对于历史使命有一种新的自信。
　　
　　
　　
　　刘登翰：事情的起因我并不知道。听说徐迟来北大找过谢冕，我也不在场。事后谢冕告诉我，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才加入。1957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一直延续到新学期开始，紧接着又展开了新一波的“向党交心”运动。这是继“反右”之后更广泛的一次整肃，用当时的话说是“引火烧身”：人人检查，个个过关，中心是狠批“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白专道路”。那时候学校不以读书为荣，反以读书为罪。专心致志读书做学问或发表过一点文章的同学，都被“枪打出头鸟”。这年夏天开始的以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为中心的“科研大跃进”，便是社会上各行各业“大跃进”在校园里展开的一个侧面。那时更为煽情的口号是“把被资产阶级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提倡在“大破”中“大立”，于是写“史”便成为一种时髦。中文系55级苦战两月完成的“红色中国文学史”，被推崇为无产阶级占领学术阵地的一个典型而靡声全国。全国各地的大学都紧跟不舍。我所在的中文系56级3班，先是围绕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展开了一波蛮横的“批判”，紧接着就在中文系总支的统筹下，在55级撰写《中国小说史》的同时，分工撰写《中国古代戏剧史》和《中国新文学史》。当时“革命”的方法也很简单：先是确定一个对象，比如要批判王瑶先生，就先把他的书通通找来“搜”读一遍，或者直接找他本人访谈，然后根据他著作或访谈所提供的线索，去查找资料，挑出喳来就上纲上线。如此苦战几个通宵，便可完成一篇“论文”。在这样的背景下，《诗刊》编辑部提出编写新诗史并找到北大来，便有一定的必然性了。
　　
　　我从中学时代就喜欢诗歌。1956年考入北大以后，在琳瑯满目的学生社团中，唯独选中北大诗社。1957年2月北大文学刊物《红楼》创刊，我投去了一点诗稿。三、四月间，主持《红楼》诗歌组的谢冕，拉我进《红楼》当了诗歌编辑。张炯当时也在《红楼》的小说组。或许由于都是福建老乡，交往便多了些。那时中文系都往32斋，我们住四楼，55级住三楼。我常到三楼他们宿舍去。1958年夏天，北大团委组织创作组，调我参加。在16斋给了一个小房间，任务是以邓中夏为典型写一部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负责人先是中文系54级的周强，后来是张炯，成员还有任彦芳、刘文昭和后来加入的张时鲁等。当时，话剧组由温小钰执笔写了多幕剧《时代的芳香》，内容是写科研大跃进的，演出很是轰动，无形中给了我们很大压力。我们整天忙于访问“五四”老人，到北影讨论提纲，折腾了几个月，改了几稿，终无成果。期末我离开创作组回到班上，同学们都夜以继日地赶写“中国戏剧史”，我插不上手，闲在一边。正好谢冕来邀，便很乐意地答应了。
　　
　　当时我和子诚在一个班，同一个宿舍，同一张架子床，他睡上铺我睡下铺。他家在广东揭阳我家在福建厦门，离京城都途遥千里，寒暑假皆难得回家。在“大跃进”那种风气下，我们有一个时期和另一个同学廖东凡，过着近乎“共产公社”的生活。我的衣服他穿，他的钱我用，成了彼此不分的好朋友。谢冕来后，我把编写“概况”的事告诉他，征得他同意后便向谢冕推荐。
　　
　　
　　
　　孙玉石：就我自己来说，开始是怎样接受写作《新诗发展概况》这项任务的，事情的缘起，以及最初的过程，今天几乎是没有什么记忆了。就思想和心境来讲，早在1956年开始，我们这些颇有些自视不凡，胸怀大志的毛头小伙子，先是沐浴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进军”等实施带来的和煦春风。一方面，我们陶醉于游国恩、魏建功、王力、高名凯、吴组缃、林庚等一些名师讲课的令人神往赞叹的“名牌菜”；另一方面，也如饥似渴地沉醉于普希金，莱蒙托夫，巴尔扎克，雨果、萧洛霍夫，曹禺，艾青，聂鲁达，希克梅特，洛尔伽、阿拉贡等创造的美妙的文学世界。怀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异想，各自做着或写小说，或当诗人，或搞研究，或干一番其他事业的幻想。没有想到，一年之后的反右派运动的冷风，将我们这些“梦中人”从各自如幻似梦的世界中吹醒了。我们从“寻梦者”的世界，回到冷峻的现实生活中来，开始了一种不断自惭自审自赎，“原罪”式的小心翼翼的求学生活。
　　
　　1958年暑假，我们1955级文学专门化的学生主要做的是事情，是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刘登翰、洪子诚他们1956级，也成立鲁迅文学社，瞿秋白文学社，批判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剪刀加浆糊”的“伪科学”。编写中国文学史，我参加的是唐代组，执笔写中晚唐诗的有关章节，并被指定为小组负责人。红皮文学史出版后，55级在全国出了名，但也引起学术界的非议与严肃批评。中国作协与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围绕几部出版的文学史的写作问题，接连开了几次讨论会。何其芳在讨论会的总结中，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直截了当地批评我们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理论错误和简单化倾向。后来，我们的文学史观念有所调整。到了第二年年初的时候，原班人马又开始了四卷修订本黄皮的《中国文学史》的扩编撰写工作。
　　
　　就在这两部文学史写作间歇的时候，同年级的同学纷纷下乡，到平谷、密云，参加深翻土地，秋收。我与同班的闵开德，历史系的范达仁，奉命到邯郸驻军4587部队，与已经先期到那里撰写《猛虎连史》的郝斌会合。身着军棉衣，下连当兵，边搜集资料，采访一些当事人，为那个部队编写光荣战绩的团史。三个多月后，大约寒假之前，我们完成任务返回学校。这时候，谢冕找到我，向我说明了《诗刊》主编臧克家和副主编徐迟等人的意图，邀我能够加入。我自己一直喜欢诗，那时候也练习写诗，孙绍振是同班的诗友，我也就没有任何犹豫，当即答应了谢冕邀请的盛意。
　　
　　
　　
　　洪子诚：我参加这个工作纯属偶然，大概是登翰向他们推荐的，否则谢冕他们不可能知道有我这个人。事实上在参加“概况”编写之前，我只闻谢冕、孙玉石等的大名，而从未谋面，不知道他们的长相。他们当时在北大的“文学界”，已经颇有名气。谢冕是《红楼》诗歌组组长，我读过他和张炯发表在《红楼》的《遥寄东海》的书信体散文：既充满革命激情，也“小资”情调浓郁。在上世纪的50年代，革命激情和“小资”情调这种奇妙、也和谐的结合，相信是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所喜欢的境界。刘登翰当时也在《红楼》诗歌组任编辑，因为我始终不知道这个刊物的编辑部设在什么地方，门朝哪边开。我给《红楼》投稿，就是通过他转交的。他在进大学之前，已经在《厦门日报》当了一年多的记者。在57年的《红楼》上，我还读过孙玉石的组诗，占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印象中题目叫《露珠集》，当时就很是佩服。至于孙绍振，听说是个才子。我还在为俄文课上发不出颤舌音苦恼万分的时候，传说他已经在读托尔斯泰原著了。按理说，编写“概况”在我当年的生活中，应该算是“大事”了，奇怪的是，印象却相当模糊，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所知无多。这次为了写这些回顾文字，翻看当年六人在和平里宿舍前的合影，让我对自己吃惊与沮丧的是，一时间竟然认不出哪个是谢冕。只记得当时好像是来了一辆吉普车，把我们的铺盖、生活用品，还有从图书馆借来的诗集资料，拉到北京城东北边的和平里那边。当然，这项活动我肯定是十分乐意参加的，也很可能会产生一种自豪感。但具体情况脑子里却没有留下多少痕迹。1958年暑假我因为执意要回广东老家，没有参加班里批判王瑶先生的活动。回到学校看到同学已经写出许多文章，在北大学报、《文艺报》发表，硕果累累，就有一种“临阵逃脱”的内疚。所以，我肯定会在后来的类似活动中，争取有积极的表现，以弥补我的过失。之所以对编写“概况”没有留下特别深刻印象，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开展批判运动，进行集体科研，对我们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年轻学生承担这种事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当年的时代氛围。年轻人“颠覆”旧的学术秩序的行动，当时被赋予了正当性，也有了庄严感。
　　
　　
　　
　　问：在1958年前后，编写事实上是中国新诗简史性质的论著的动机是什么？当时你们持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
　　
　　
　　
　　谢冕：在当时那种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背景下，到处都在“放卫星”，不论是《诗刊》领导还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一本观点和方法都正确的、有异于前人的、崭新的新诗史。这在当时，我们都完全认同如下的看法：即这个工作不能依赖那些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专家来做，只能由我们这些敢闯、敢干、没有思想负担的年轻人来做——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观点。
　　
　　
　　
　　孙绍振：就我们来说，几乎是没有想过有什么自己明确的动机。《诗刊》当然有他们的动机。不过，编写“红色文学史”时提出的那些“学术纲领”，应该也影响了我们对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把颠倒的文学史重新颠倒过来，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民间文学，劳动人民的文学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而封建文人，本质上地主阶级的，他们的文学，只能是支流。当时茅盾在《夜读偶记》照搬了苏联文学理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其实这个理论，是从列宁的哲学理论演绎出来的。列宁断言，贯穿整个哲学史的，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连茅盾都是教条主义地硬性演绎，我们就更教条，也更加自信。把民间文学和现实主义挂上钩，而文人的文学，则严酷地根据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程度加以甄别。
　　
　　就我个人来说，进入大学中文系，一直比较喜欢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并不想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在参与红色文学史写作之前，我甚至还没有发表过一篇具有理论色彩的评论文章。在写作文学史的初稿时，我的文字受到诗歌的影响，想象比较跳跃。据友人告诉我，当时审阅我的稿件的陈素琰同学（后来成为谢冕夫人）说，孙绍振的稿子，好多句子都连不起来。但是，经过两三个月的磨练，我居然被遴选和著名的才子谢冕一起为红色文学史写作相当重要的李白那一章。说明，我的句子已经开始连贯起来了。在进入当代文学史组以后，我又研读李季、阮章竞、田间等人解放以后的诗作，写了些稿子，似乎并不太难。这也给了我充分的自信。同时，也不无想借此机会，练一下笔，试探一下自己的潜能。说不定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可以发展的余地。
　　
　　
　　
　　刘登翰：《诗刊》的动机我们无从猜测，可能有一点1958年写“史”风潮的影响吧！就我而言，首先想到的是一次机会。与55级编写“中国文学史”和我们班编写“中国戏剧史”不同，那都是自己选定对象，而后取得出版部门的社会支持。这次却是由一家在当时的大学生看来是很权威的诗歌刊物提出，来向我们约稿的，难免有点受宠若惊，深感机会难得。这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在批判“个人主义”，把“科研大跃进”当成一种阶级的、时代的使命；另一方面却又为《诗刊》能来约稿而窃窃自喜。当然这只能隐藏在内心，说明批了半天“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依然“阴魂不散”。
　　
　　当时社会主导的思想是：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但帝王将相却占据了历史的舞台，因此必须把这个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个使命就落在今天的年青人身上。当时写“史”的年青人，便都有一点指点江山、褒贬历史的气概。这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既是动机，也是动力，还是用来权衡一切的准则。在当时的“科研大跃进”中，已经形成一套选择标准和研究方法，即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在哲学思想上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在阶级关系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野，而在创作方法上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实际上贯彻在我们整个的写作中，成为选择、肯定和批判的不二法则。几十年中国新诗的历史，在这样的“两分法”下左右对立，泾渭分明；也在这条法则下，变得简单和粗暴，抛弃、扼杀了许多有价值的流派和创造。
　　
　　
　　
　　孙玉石：启动工作的时候，徐迟等人的谈话中，确实给我们简单谈过他们要实施这个选题的意图。就《诗刊》方面来讲，大约首先是受到当时各种“写史”风潮的刺激。而当时的“写史”风潮，体制的主要领导者潜藏的意图，是以自己的理念和政治需要，去塑造历史，也就是塑造当权者自己的今天。
　　
　　195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40周年，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两个“大庆”，碰在一起了。当时的许多学术机关，都在发动集体力量，设计选题，动手书写相关门类的历史。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就组织人手，集体编写了《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隶属于作家协会系统的《诗刊》，作为诗歌门类的主要刊物，当然也会有这样一个写新诗史的动因和意愿的。也就是想编写一个叙述简要的新诗发展史。第一，可以确认新诗走过的并不平凡的历史进程，回顾众多诗人艰辛而光荣的足迹，重塑新诗的革命传统。第二，让热爱新诗的读者，通过这些文字，比较具体的了解一些优秀的作品，增强新诗的吸引力。第三，当时的气氛，既有学术批判余波的影响，又有隐在的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比较全面地书写新诗历史的欲望。
　　
　　就我自己来说，或许还有一个更隐蔽更私人化的动因，就是通过参与新诗简史的写作的这个机会，进行一次科研的实践和训练。说得实在一点，就是想借此机会读一点书，多了解一点新诗走过的历史。刚刚经历过的《中国文学史》编写，给我最大的一个刺激，就是写作中暴露出来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一个通病：不去花大功夫读书，啃读原作，翻阅原始资料，而是靠自己的“理论头脑”，想当然地去寻规律，说大话，下结论。将王维、孟浩然、李贺、李商隐、李煜、李清照等一些作家，统统贬为反现实主义逆流的时候，说句实话，无论持赞成意见的，或是持反对意见的，都没有实实在在地把他们的作品全部认真读上一遍，也没有翻阅更多的历史典籍，把他们放在当时历史的复杂社会生活里去思考。记得全年级同学在编写文学史前，曾经先“解剖麻雀”，集聚在宿舍楼道里，讨论社会上争论的关于《琵琶记》是否宣扬封建道德的问题。其中有的发言者，其实并没有读过《琵琶记》，连作品人物名字也说不上来，在长篇的发言中，称的是“男主人公”怎样、“女主人公”怎样的，却可以大谈一番批判性的高深道理，一二三四地讲得头头是道。不认真读书就写书，“以论带史，理论先行”，当时几乎成了我们这些年青学生中主导的意识和风气。我们的老师看到了这个毛病。一些旁观者也清楚看出这一问题。不过在当时的情势下，不当我们的面说而已。
　　
　　
　　
　　洪子诚：在五、六十年代，我“政治”上和“学业”上都很幼稚，基本上是个让“潮流”推着走，努力想跟上潮流的人。我没有考虑过动机之类的问题，不论是作为组织者的《诗刊》，还是我自己，都没有仔细想过。如果说有什么文学史观念的话，那就是坚信必须用“两条路线斗争”来安排诗歌流派和诗人。我们当时不会有“纯诗”、“纯文学”的想法，而认定诗歌、文学是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另一点是，当时的“学术”批判运动，普遍对“文学史”问题十分关注。批判王瑶先生，批判林庚先生，重要的方面都是指向他们的历史观、文学史观。推动历史的动力是什么，什么是文学历史的主线，怎样区分主流、支流和逆流等等，是首先提出的问题。我们开展的集体科研活动，也总是集中在文学史的重写、改写上面。“新诗发展概况”也是当时一系列文学历史“重写”的组成部分。可以看到，在社会发生重要变革、转折的时间里，总会伴随着历史的“改写”的潮流。50年代这样，“文革”时这样，80年代也是这样。新的政权、制度的建立，新的思想、价值体系的提出，它们的合法性，总是需要依靠历史的“改写”来给予支持、确认。文艺界“反右”运动刚结束，周扬他们就在《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等文章中，急迫对五四以来，特别是左翼文艺的历史脉络加以清理，并开始组织“现代文学史”编写，就是这个原因。
　　
　　
　　
　　
　　
　　
　　问：当时集体科研是怎样的具体情况？如何收集、阅读材料，如何分工，如何统一思想观点？《诗刊》的负责人在编写中起到什么作用？
　　
　　
　　
　　谢冕：事情决定了，我们说干就干。寒假一到，同学们纷纷买车票回家过春节去了，我们六个人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大模大样地进了北大图书馆的书库，搬走了一整车的新诗的诗集和相关的资料，是满满的一个面包车的资料。我记得开始是集中一段时间通读原著，包括诗人的诗集和有关史料。最初是普遍的阅读。随后是根据阅读的心得漫谈各自对中国新诗发展的观点和认识，包括未来诗史写作的分期等具体问题。我们当时非常注重观点的“正确性”，我们有一种使命感。至于观点本身，就我个人（也许1955级的几位学友也如此）而言，因为刚刚从“红色文学史”的集体写作现场走出来，则是非常重视当时编写文学史议定的三条基本思想：一、民间文学的主导地位；二、现实主义的主体意识；三、进步的、革命的与落后的、反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至少在我个人，是在自觉地把这三条“原则”运用到这次新诗史的写作中来了。
　　
　　六个人因为相知已久，情趣相投，加上集体科研的合作，我们之间的观点几乎没有分歧，意见非常一致。我们的分工是根据自愿而稍加调整，一般来说都是相互协调的结果。我们自身有处理各类问题的能力，主要的意见都是自己提出自己予以解决。《诗刊》在生活上和物质上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保证：和平里一套空置的宿舍，必要的家具包括取暖的炉子和烟筒以及简单的办公用品，都是《诗刊》给我们准备的。但好像并没有给予生活补助之类，我们完全是“生活自理”。那时提倡“共产主义风格”，我们也不会提出类似的要求。徐迟先生和丁力先生是和我们联系最多的，他们经常在业务上给我们解惑。
　　
　　
　　
　　孙绍振：集体搜集资料，阅读资料，这并没有什么困难。当时习惯于集体生活，一切都遵循着集体主义的精神，时刻警惕着个人主义，特别是个人名利思想的侵蚀。至于思想观念，当然要统一，但是，这也没有什么障碍。我们这样乐观，还由于自信和“资产阶级专家”相比，有先天的优越，受过系统的马列理论训练，具有党领导文学的信念。在进入现代文学史研究以前，我就钻研过周扬、邵筌麟等党内论理论权威的文章。他们十分明确地指出，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社会主义的因素已经十分清晰。我们正在学习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又由当时还是北大研究生的严家炎先生发掘了不少左联以及左联之前的党的早期理论家的资料。所有这一切，让我们深信不疑：现代新诗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党从思想到组织上的的直接领导，是一条不断自觉，不断深化的红线。这一点，在我们编写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过争议。
　　
　　
　　《诗刊》编辑部好像十分信任我们，几乎没有正面提出过任何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要求。他们除了春节来做例行的慰问以外，就没有再管我们。而我们似乎也没有进行过多少次讨论，就进行了分工。这种分工，今天想来，完全带有随意的性质。本来，我对五四时期的新诗，有过比较多的关注，还读过一些《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对郭沫若《女神》，早就读得比较熟。但是在分工的时候，居然让我负责1942年到1949年那一段。其实，我对那一段，一直比较狐疑，尤其是对于《王贵与李香香》还有张志民的《死不着》，我从来就不能克制对它们的怀疑。为什么要把这一段分配给我，尤其是，我为什么没有提出异议？可能是朋友们相当和谐的氛围，也许是考虑到集体科研强调个人兴趣是可羞的？
　　
　　我们的稿子在《诗刊》上刊载以后，就不断收到稿费，大约是每期120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我们的伙食费，每月是12元5角，这相当于10个月的伙食费。我们马上就上缴到系里。但不久以后就退回了。说是，这不是系里规定的任务，是你们自己研究所得。我记得，这样就平均分配了，每人大概是20元。谢冕还领着我们到一个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很普通的，其中一个菜是苦瓜。我从来没有吃过，也不觉得好吃，但谢冕却说，好得很。谢冕还说了一些话，大意是得了稿费，得了就得了，没有什么可怕，但不要有个人名利思想，等等。
　　
　　
　　
　　刘登翰：当然集体研究也要有个“头”，一般都是年级党支部或班级党小组在领导。“概况”没有党支部，谢冕是个当然的“头”。实际上许多事情都是他领着干，《诗刊》也是通过他才联系到我们。照理他应当是个“主编”。但当时似乎连“主编”这两个字也十分忌讳。只在后来文章发表时，把他的名字摆在最前面，算是领衔。我不记得在住到和平里中国作协宿舍之前，曾经开过什么类似讨论提纲、统一思想之类的“编前会议”。或许简单地碰个头商量一下是有的，但没有很正式的开会讨论。没有如现在那样，写个什么东西都得先在宾馆里开上几天会，指导思想、撰写提纲等等弄上一大堆文件。这可能与1958年“大跃进”的风气有关，一切先干起来再说，在干中学，在干中完善，干就是一切。
　　
　　我分工撰写第一章“女神再生的时代”。为什么分工写这一章我已经忘了，可能我对郭沫若比较熟悉和喜爱吧。后来我的毕业论文，也写的是郭沫若。61年毕业为照顾家庭我要求回福建，却分配在闽西北大山之中的一个工业专科学校。生活和工作的困顿和落寞，使我又想起那篇郭沫若的毕业论文，便和此时也从北大调到华侨大学，同样深感寂寞的孙绍振联系，想合作撰写一本郭沫若的专著。为此还给郭沫若先生写信请教一些问题，似乎郭沫若办公室也回了信，我已经没有印象了。80年代初遇到总政文化部的郭沫若女婿张澄寰（是北大中文系晚我两届的校友），说他在整理郭沫若遗物时看到我们的信和郭沫若办公室复信的底稿。可惜手边都已不存了。在和平里只是读了材料，写了一个大致的初稿，最后的稿子还是回到北大来完成的。我因为分工写第一章，要赶在前面发稿，回校以后的时间已经很紧了。记得那段日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
　　
　　
　　
　　孙玉石：那时候，属于大跃进和学术批判群众运动时期，图书馆要为集体科研服务。我们也借着这个便利，开证明从学校图书馆里，用集体科研的名义，借了许多五四以后的新诗集，以及其他有关的书籍，搬到和平里的住处。徐迟、丁力等先生，也从《诗刊》编辑部资料室，给我们借了一些书。一间不足十几米的房间里，桌子上，床上，都堆满了书。分工以后，各人就开始自己阅读材料。在阅读和讨论大纲过程中，大家不断地交换意见，讨论问题，统一思想。有时候，为了一个问题，争论起来，可以吵得面红耳赤。子诚和我，比较平和些，绍振、晋培和登翰，则常作激烈状，声音高亢而嘹亮。孙猴子（绍振的外号）说到激动处，有时会跳起来，口若悬河，手舞足蹈。他在我们班里争论问题时，也习惯于这样：总是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到最极端，直到刺激对方跳起来，才肯罢休。当时是一个主流意志和思想笼罩一切的时代，又在经过“反右”的惨烈教训之后，我们六个人，在大的属于政治性很强的问题上，常常是不言而喻而互相接近的。个人的看法，可以保留，落实在文字上的，还必须遵守集体写作的原则，就是写那些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观点。似乎统一思想的事，并没有费很大力气和功夫。但这样的结果，每个写作者的独特之见与个性色彩，在发表的《概况》中，也就不那么明显了。
　　
　　
　　
　　洪子诚：在58年，我对新诗历史的了解相当有限。这不仅是就一般情况说，相比较谢冕他们来，也是如此。比如编写“概况”之前，我就不知道40年代上海有《诗创造》、《中国新诗》这样的杂志，也不知道有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方敬、陈敬容这些诗人。但谢冕肯定知道，《诗创造》那两份刊物他都有。所以，可能是他们让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反正我都不太熟悉。
　　
　　虽然没有指定谁是负责人，但谢冕是个实际的“首领”。这种地位是自然而然的，也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次写《概况》的回顾，孙绍振、刘登翰总是迟迟拖着不动手。我无论怎样发电邮、打电话，都当耳旁风，稳如泰山纹丝不动。无奈之中，便假借谢冕的名义去催促，这一招立刻奏效，他们很快便乖乖交稿（“假传圣旨”的做法，不久就被识破）。谢冕的“头”的地位，原因之一是他的学识、才情，工作的热心负责和组织能力，以及做出决断的本领。另方面是他的“老革命”身份。四、五十年代之交，我、孙绍振、刘登翰尚未、或开始读初中的时候，谢冕就在报刊发表作品，并且是“老革命”了[5]。当时北大（其他大学应该也是这样）的学生构成，主要是两个部分。一是“调干生”，另一部分是中学应届毕业生；人数大概一半对一半。“调干生”吃饭在“小饭厅”，实行饭票制，有许多菜可以选择，其他学生在“大饭厅”，实行包伙制。班里、年级、系里的主要干部，一般都由调干生担任。事实上在50年代，像北大这样的大学，学生中开展的运动，学校中思潮的走向，“调干生”处于主导的地位。这个现象，是研究50年代校园“身份文化”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
　　
　　我们编写“概况”时阅读的资料，应该说不算少，许多也都是原始资料，照理说，并不是不重视原始资料。但是，当时是“以论带史”的年代，强调的，重视的是主导性观念、理论。因此，我们对原始材料的阅读，显然不是“开放性”的，而是在事先确定的阐释框架中的阅读；一种非个人的，“公共性”的阅读。这种阅读，不是尽力理解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开放阅读中的感受，扩展阐释的空间，而是自觉地压抑、涂抹、修改不符合事先确定的观念、框架的部分。这是一种自觉的“过滤性阅读”。编写“概况”期间是否先学习什么重要的，“指导性”的文章？现在没有印象，好像没有这样的步骤。不过，58年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如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茅盾的《夜读偶记》，周扬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邵荃麟的《门外谈诗》，以及当时如火如荼的新诗道路讨论，肯定对我们的编写起到直接作用。邵荃麟在《门外谈诗》（《诗刊》1958年第4期）中，将新诗史清理为“人民大众的进步诗风”的“主流”，与“资产阶级反动诗风”的“逆流”的斗争这一脉络，就具体表现在我们编写的“概况”之中。
　　
　　另外，我觉得徐迟先生当时对新诗历史和现状的看法，也对我们有一定影响。但徐迟先生好像没有和我们正式、认真交谈过，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当时发表的文章。徐迟先生30年代和戴望舒、路易士他们办《新诗》，出版《二十岁人》的诗集（“二十岁人”正好是我们58年的年龄），是学“现代派”的。但他自己说，在1940年前后，就和“现代派”决裂了。58年，他是新民歌运动的热烈、真诚的拥护、鼓吹者。记得58年《诗刊》在河北张家口怀来那边的南水泉村（“大跃进”时期开展新民歌运动的典型村庄），召开过有许多著名诗人参加的诗会，他会上几次发言登在《诗刊》上。这些发言让我印象很深的，倒不是他将新诗历史划分为“东风”和“西风”，和他对穆旦、艾青、卞之琳、蔡其矫50年代创作的批评，而是他对自己曾经的“现代派”身份的反省，和对“现代派”在他那里可能残留的防备。他说他过去也是个“西风派”，也写过那些隐晦的诗句；说他“最近”写的诗中，有这么两句：“蓝天里大雁飞回来，落下几个蓝色的音符”，觉察到这就是“现代派”表现方法的残留，马上划掉了。这种紧张的心态，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文革”后的80年代初，徐迟先生又是最早提出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的人（他当时影响很大的文章是《现代化与现代派》）。我当时读了他的文章，就想起他58年的看法。虽然从30年代到80年代，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主张几次发生翻转性改变，却一点也没有影响我对他的尊敬。一个人认真调整自己的看法、修改自己的观点，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当然，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学思潮变化、波动起伏的激烈。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真诚的长者，一个对文学、对艺术热爱、甚至“虔敬”（怀有一种“宗教感”）的人。有丰厚的文学艺术修养，有敏锐的艺术感觉的他，当年是如何出自内心热爱“新民歌”的，这是怎样的一种内在逻辑，我很想弄明白，但没有获得答案。有一次，我读到他的一篇文章，谈到他40年代在香港听到拉威尔的“波来罗舞曲”时的感动，我也为他的这种感动而感动。我觉得他和沙鸥不大一样。他对我们这些幼稚的年轻人，有一种出自内心的爱护、帮助的诚恳态度。所以，对他晚年所经历的生活、精神困境，真的很伤感。
　　
　　
　　
　　
　　
　　问：“反右”之后，对现代文学史似乎确立了基本的叙述方法和评价标准。这种标准与你们原先的爱好、评价是否相符？如果出现冲突如何解决？如何确定《概况》的体例、描述范围，确定诗人所属的“路线”和分配比例？
　　
　　
　　
　　谢冕：当然我们的思想并不那么单纯。我们这些人很早就喜欢诗歌，受到国内外许多诗人的影响，内心深处依然有着与当时流行的趣味相背的东西，我们在情感与理智、响应号召与个人爱好方面是有矛盾的。不过在那个年代，一切都服从于整体的时代氛围。由于那时不断批判个人主义，我们遇事总是怀疑和否定自己，总是会排除一切“私念”服从“大局”。所以，虽然在内心深处有过去的趣味，但“排除”也并不困难。前面我已说到，我是把集体编写文学史的“经验”带到这项工作中来的，我们的指导方针当然是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在诗人中分出进步的和落后的、现实主义的和反现实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者是我们要加以肯定的，也就是要重点予以描写的，后者则是要加以批判的，也就是作为陪衬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重笔肯定了像殷夫、蒋光慈这种类型的诗人，而对艺术性虽然很高而思想性不强的诗人，如徐志摩等则有意地予以贬低。我们把前者视为主流，把后者视为支流或逆流。
　　
　　
　　
　　孙绍振：就个人艺术趣味来说，我可以说是和1942年以后的“解放区文艺”格格不入，尤其是诗歌。我时常感到解放区的诗歌，根本就没有什么诗味。我的艺术趣味是在高中时代形成的。1952年，我考入高中。因为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得了8元稿费，买了一本诗集，是何其芳的《夜歌和白天的歌》。那种心灵精致而细腻的情调，唤醒了我许多记忆，让我发现了自己心灵中许多精彩的东西。那种用平凡语言表现温润的情致的手法，令我心醉。关于这一点，我在2005年3月2日答《新京报》记者问时曾经讲到这方面的情况。我说，有一天，我看到新华书店处理解放前的旧书。其中有一套胡风编辑的“七月诗丛”，只缺一本艾青的《向太阳》。我买下这套书，很快便爱不释手。我知道，上边有人对新诗不满，号召以民歌形式创作。可看过“七月诗丛”，我却对当时最红的民歌体，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等看不下去了。“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红旗一展天下都红遍”还马马虎虎，至于“不是革命我们翻不了身，不是革命我们结不了婚”，这是诗吗？我只能硬着头皮强迫自己相信这是好诗。“七月诗丛”叫我爱上了何其芳、田间、绿原、鲁黎、阿垅、天蓝等人，在我心里，他们才是真正的诗人。一进北大。很快就参加了诗社。大一时，我读了马雅可夫斯基。后来又陆续读了叶赛宁、聂鲁达、洛尔迦。读得如痴如醉。有一阵，每天早上起来，都念一首聂鲁达。《让那伐木者醒来》，《致斯大林格勒的情歌》，许多段落我都背得上。后来在俄语课上，又读到了普希金的诗《致察达耶夫》，那轻轻重重轻轻的格律，令人着迷，比之译文要精彩多了。我至今仍然能用俄语背诵《致察达耶夫》和莱蒙托夫的《哥萨克摇篮曲》。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我也能用俄语背诵一些片断。马氏早期是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聂鲁达早期是象征主义。那时我在自学英语，读了一些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如雪莱的诗，特别是被何其芳称为“坏脾气的爵士拜伦”的诗，他的“恨我的，我报之以微笑；爱我的，我报之叹息”，格言式的深邃，令人心悸。他们的感情是那么自由，那么多样，想象那么奇特，我读得心醉神迷，这才是真正的诗呀。我的心灵打开了一面通向众多艺术流派的窗子。和这些比起来，《王贵与李香香》在艺术上是太狭隘，太陈腐了。在诗社，我给自己起了个笔名“马达”，意即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后来，顺着这条线，我又读了阿拉贡、艾吕雅等法国左翼诗人的作品，他们的诗给我的震动更大。他们身上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在一次班会上，我公开说，大学生应该有叛逆精神。在共青团小组内，我遭到批判，就是和我很要好的朋友也对我侧目而视。我在北大诗社做干事。诗社常办讲座。请过何其芳、冯至演讲。何其芳很认真，讲稿写满了蝇头小楷，冯至则把刚刚翻译好的《海涅诗选》的序言拿给我们。诗社还请过当时最红的两位诗人贺敬之和郭小川，郭小川给我的印象在思想上比较独立，语言有锋芒，不像贺敬之那样一味正统。当时我年青的心灵，真正像何其芳在《夜歌》中所写的那样，白天有太好太好的阳光，夜晚有太好太好的月亮，整个人就像一面打开的窗子，思想像众多的云，乱纷纷地飞来。可是这样开放的窗子却难以让李季的信天游，包括他建国以后红极一时的“石油诗”进入。不要说与我所喜爱的那些西方诗人的作品相比，就是和苏联诗人伊萨柯夫斯基，施契巴乔夫，白俄罗斯诗人扬•库巴拉，甚至保加利亚诗人瓦普察洛夫这样的革命诗人的作品相比，也实在是相形见绌，读起来味同嚼蜡。
　　
　　1957年，我差一点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使我处在精神危机之中长达一年左右，常常不能摆脱痛不欲生的感觉，我不能不痛切地反思。我自认是热爱社会主义而且是热爱共产党的，我不能忍受自己成为人民的敌人。可是我也不能不承认，我的思想，老是和党不一致，我的艺术趣味也往往和党所提倡的方向迎头相撞。在诗歌领域，我不能接受李季，张志民，在小说家中，我根本瞧不起赵树理，私下以为，拿他和肖洛霍夫比，简直是家畜比大象。我本来是以大学生的叛逆性格自豪的，但，处在右派边缘的恐怖日子，却使我彻底地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看来，我必须从根本上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的本质了。自己的艺术趣味之所以与劳动人民格格不入，肯定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在作怪。既然党在反右运动中挽救了我，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洗心革面，彻底改造自己呢？我把重新理解评价《讲话》以后产生的新诗，作为自己思想改造，趣味改造的一种良好的机遇。在这前后，周扬在北大中文系做过几次讲座，他的学识，他的翩翩风度，他的高谈雄辩，都使我对他有好感。他的文章，特别是他为大跃进民歌《红旗歌谣》写的《序言》，我不能不接受他对民歌的高度评价。他的一系列文章都反复强调，《讲话》以后的诗歌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在这以前，在诗歌领域充其量只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情感的表现，劳动人民是上不了台盘的。只有在《讲话》以后，在以李季为代表的新诗人出现了以后，劳动人民的声音笑貌才在艺术领域占据了主流地位。我几乎是强迫自己认同这些观念，把李季为代表的诗风，当作五四新诗的一次蜕变，在艺术上是一个新的突破，开一代诗风的丰碑。
　　
　　
　　
　　刘登翰：事实上，在我上大学时，对诗歌虽有喜爱，但真正的诗歌观并没有形成。50年代初期厦门的书店不多，但都在我家附近，如开明书店、长风书店和后来的新华书店。我最初的文学教育都是从这些书店得来的。印象最深的是开明版的一套现代文学丛书，我读现代文学从这里开始。郭沫若和艾青是我最喜欢的诗人，后来读田间的《短歌》、绿原的《从一九四九年算起》、邹荻帆的《跨过》、严辰的《繁星集》，甚至李瑛的《天安门上的红灯》、邵燕祥的《歌唱北京城》和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都是倚在书店的书架前面，一泡就是大半天，一本一本读完的。但不知为什么没读徐志摩和戴望舒，可能当时书店根本就没有。我真正系统的诗歌阅读，是上大学以后才开始的。加之我负责写五四时期的新诗革命，不涉及到后面一些风格更趋现代而有所争议的诗人，所以谈不上和原先的爱好、评价冲突。当时写“概况”，很明确政治标准第一，首先划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而所谓“反革命”的范围，随着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不断在扩大。这里就砍掉了一大部分，胡风的“七月”派诗人基本上没有了；接着是在“反右”中落难的诗人。这使我们很犹豫，感情上也不大好接受。首先是艾青怎么办？我们倾向于历史地看他，肯定他抗战和延安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创作，但后来似乎也被删掉或大大压缩了。而“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还有一大批诗人。当时的现代文学史在述及包括巴金、老舍、曹禺在内的一大批并非左联和来自延安的作家时，另列一章以示区别。我们大致也采取这样的方式，在地位和评价上给予一定限制。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是整部“概况”的主干，突出的是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左联的诗人殷夫，抗战诗歌和“讲话”以后延安以李季为代表的民歌体叙事诗。中国新诗三十多年丰富的创造，左删右削，就剩下这一点点，许多重要的现象，重要的诗人和作品都被遮蔽。所有历史的书写都是当代人的书写，历史便也变成书写者的历史。它反映了1958年那种政治氛围对中国新诗的筛选，是那一时代政治对历史和艺术的一种建构。
　　
　　
　　
　　孙玉石：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个人的兴趣，偏好，趣味，各不相同，可以说是“六味俱全”。我最初喜欢冰心《繁星》、《春水》的轻柔或哲思，后来迷恋于艾青的深沉和忧郁。“反右”开始之前，《文艺报》开始批判艾青，我还偷偷给艾青写过一封信，劝他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得到谅解和“过关”，悄悄寄到《文艺报》，请他们转交。“反右”开始后，艾青被划成右派，我很害怕这封信被转回来，因为那时候有一条杠杠是：同情右派，也是被划右派的一个条件。“反右”以后的“整肃”，五八年的“向党交心”，《中国文学史》编写时偏狭理论的“训导”，使我的意识深处，总是力争积极、进步，将个人的兴趣，名利思想，个人奋斗，全压抑在心底。尽管时常有所流露，但在集体书写的过程中，还是首先要调整自己，努力让自己原先的兴趣爱好，审美标准，统一到已经形成的政治理论“规矩”上来。
　　
　　《概况》具体写作的时候，论述观点上，评价标准上，似乎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很大的冲突。有过一些小的争论，如胡适《尝试集》，冰心小诗的母爱、自然爱，戴望舒早期的诗、何其芳的《预言》等等，怎么评价，但都没有逾越“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个大“规矩”，也就没有太多的纷争了。因此，每个时期的主要代表诗人，如郭沫若、蒋光赤、闻一多、殷夫、臧克家、蒲风、田间、李季、阮章竞、陈辉、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等等，也就比其他的诗人，得到更高的评骘，给出较多的篇幅。政治思想价值的关注超过艺术成就和风格独异的审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潮流的描述淹没了其他艺术潮流的凝视和探索，也就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必然的选择。忽略、漠视、压抑新诗发展中象征派、现代派以及其他唯美颓废诗人的诗性哲思和艺术探索，也是我们无法逃脱的一种违反历史真实的话语方式。更突出的，是贯穿毛泽东关于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三种人分类的思想，以当代现实斗争的政治结论代替诗人成就历史的客观叙述的倾向。
　　
　　现在看起来，具体到这方面，起码是我自己，比编写《中国文学史》所犯下的“左”的简单化的错误，更大大加剧了一步。写文学史，面对的是历史，是死去的人；写《概况》，面对的是现实，是活着的人。除了思想理论上的错误以外，还增加了一种不惜伤害历史，伤害历史当事人，乃至伤害自己老师，以保护自己书写的政治“正确”和“安全”的卑怯心理，一种为不犯错误而附和强权政治理论的犬儒心态。这些深潜性的东西，就不能都简单地用出于政治热情，头脑简单，受错误理论影响所能解释的了。因此我常想，参加红皮《中国文学史》编写者，特别是一些主要关联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至今有时还在夸耀地谈论、享用那时获得的“战斗里成长”的“成绩”和“荣耀”[6]，而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更深层次的自赎和反思，很少有一种深深的内疚与忏悔，这是一个问题。2005年3月林庚先生95华诞的庆祝会上，我曾在发言里说，我们年级在《北大学报》上撰文，错误地参与过批判林庚先生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我自己也写过杂文式的东西，批判林庚先生的“布衣”思想，题目叫《“布衣”万岁！》登在系里出的油印刊物上。我们曾经很深地伤害过包括林庚先生在内的自己的一些老师们，今天我们是有愧于林庚先生的。我觉得我们不应当在历史过失面前集体无记忆，集体失语。我那时候的发言，想要传达的，与现在反思自己《概况》写作中的过失，就是想说出上面要说出的，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真正“内疚”地进行“忏悔”的意思。
　　
　　
　　
　　洪子诚：当时是接受、呼应流行的文学史观念、方法，认同对诗人的那种评价标准的，也尽力想贯彻在自己写的那部分中。不过，也不是说一点疑虑、矛盾都没有，但基本上都会改变自己的看法、趣味。这种改变，也是出自内心的。不过也存在另一方面的问题。在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后期，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有些爱好、情感，与提倡的东西的距离，因此也经常为这些事心烦、苦恼。58年我们经常下乡，到北京郊区的平谷深翻土地，到密云秋收。虽然想努力去做，但总是不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记得在平谷农村，有一次让我用石灰水将新民歌写在小学的墙壁上。我站在桌子上拿着大排笔，想象将要出现的人人都是诗人，诗歌就是“新民歌”这样的局面，突然感到恐惧。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的这种心理十分可笑。用现在的观点分析，这大概就是对可能拥有的“权力”的可能失去的恐惧吧。其实我当时并不怀疑民歌的重要性，最担心的是新民歌一统天下，挤占、取代新诗。因此，在新诗道路讨论中，内心是倾向何其芳、卞之琳、雁翼、红百灵他们那一边。记得上海的赵景深先生曾经批评何其芳。他把何其芳文章中“无比地”看成了“天比地”，并在这上面进行发挥，批评何其芳对民歌的“贵族老爷”态度。这受到何其芳的奚落。我对这个奚落暗暗高兴一阵子。在50年代，我们读的文学作品、理论书籍，虽然已经趋于狭窄，但也还是有一定的选择空间。其实我也不是不喜欢“民歌”，一年级上“民间文学”课的时候，朱家玉老师（在反右前夕，北大中文系教师到大连出海旅游时，返回时的船上就找不到她，她的突然失踪到现在还是一个谜）给我们讲民歌、民间歌曲，不少我们都很喜欢，如50年代前期在大学校园（特别是在大学澡堂）流行的那些歌曲（《小河淌水》、《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等）。我在当时的《人民文学》上读到西藏六世活佛仓央嘉措的情诗，也一直没有忘记。56年9月我入学，到57年反右斗争之前，北大学生的社团活动很活跃，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许多讲座、演出。我经常光顾的是音乐欣赏，在哲学楼101的阶梯教室。一个音质很好的音箱（那时还没有立体声），组织这个活动的同学，会事先油印当天播放的曲目、作曲家的简介发给大家。没有什么开场白，大家静静坐下来听那些曲子。我不知道当时使用什么介质，是塑胶唱片，还是录音带？因为操作是在讲台旁边的小房间里。听到的乐曲，最多的是苏俄、东欧作曲家的，如格林卡、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普罗科菲耶夫、莫索尔斯基、鲍罗丁、斯美塔纳、德沃夏克，肖邦等，也有德奥的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当然，当时不会有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斯特拉文斯基、拉赫马尼诺夫、巴尔托克、格什温、勋伯格，也不会有安魂曲、弥撒曲等宗教题材作品，这都要到“文革”结束后才能听到。当时在文学作品阅读上，中国和西方古典作品，也会有很多可以选择。但是，58年以后，这种选择的空间逐渐在缩减。在一个革命高潮的年代里（如编写“概况”的那些日子），对这种趋向倒是没有太突出的感觉。“高潮”过后，内心里对这种“缩减”的留恋、忧虑，就会比较尖锐出现在心里。“文革”发生时，系里一位教文艺学的老师批判《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它是虚伪、腐朽的资产阶级小说，让我难过一阵子。
　　
　　
　　问：当时集中在一起，住宿、吃饭等日常生活怎样解决？
　　
　　
　　
　　谢冕：为了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任务，《诗刊》给我们在和平里找了一套无人居住的宿舍，安装了冬天取暖的炉子，简单的床和桌椅，就是不能自己起火做饭。我们每顿饭都在附近找饭馆解决。因为是穷学生，当然是非常简单而节省的饭食。记得刚来的那天，孙绍振自告奋勇担当了给炉子生火的任务，待得我们从外面吃饭回来，迎接我们的却是满屋子的乌烟瘴气！这个从来自我感觉良好的家伙，这会可不敢吹牛了。我们很为他的受挫高兴了一阵子。我们在和平里居住了整整一个寒假，那年的春节也是在那里过的。我们艰苦奋斗，闭门谢客。同学们都回家去了，也没有什么客人。记得倒是有一位女士来访，那就是吕薇芬[7]，她的到来给我们寂寞的生活带来了温暖。我们的邻居都是作家协会的，我们平时都是伏案工作，也不和邻居往来，后来知道我们的楼上就是翻译家朱海观先生，同楼还住着诗人邹荻帆先生，我们曾拜访过他们。
　　
　　
　　
　　孙绍振：我们开始决定自己开伙。自己买粮食，得有粮票。不知道是怎么考虑的，居然叫我这样一个马大哈式的人物去大饭厅办公室去退粮票。这并不费什么事，按两个礼拜的定量，给了90斤粮票。那是全国粮票，一斤一张，崭新的，印刷精美，像邮票那样，中间有刺孔相连。到了和平里，附近的粮店人家不卖，要有户口本。和平里宿舍里，我们不认识任何人。只有住在楼上的邹荻帆，对我们表示关心。邹先生当时并不在《诗刊》，好像在《译文》编辑部。我们很想向邹先生家借户口本，但是，又顾虑我们买了，人家的定量被占用，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是不是向邹先生借过，可能是马马虎虎借了，买了一两斤米，把北京那种烟筒通向室外的炉子好歹生着了，熬了一点稀饭，混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却发现有人头痛（好像是殷晋培），再一看，炉子已经灭了。后来邹先生，或者是邹太太过来看了，说是烟筒堵住了很危险，头疼是煤气中毒。我们吓了一跳，就不敢再自己做饭了。怎么办？谢冕决定，到外面小店里吃。不过一天三顿太浪费了，决定一天吃两顿。记得那是北京胡同里边最不起眼的小馆子。寒假结束以后，任务也基本完成。回校时留在印象里最为鲜明的是，我们第一次乘坐了出租车。每公里2角5分。90斤粮票没有用上，也没有注意，就放在我的箱子里。过了一年，到了60年，严酷的饥饿袭击着我们。不管到那里都要有粮票。人们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较地忍耐着吃饱的冲动，粮票变得珍贵了。这时我想起了那90斤粮票，悄悄地到箱子里去寻找，可是连影子都没有。为此我悲伤了好几天。
　　
　　
　　
　　刘登翰：我们集中住宿，任务是阅读材料和撰写初稿。新诗三十多年的历史虽不算长，但诗人很多，资料也未经整理，十分散乱。若在今天，将这些资料找到手，恐怕这半个月时间都不够。但那是1958年，“一天等于二十年”，只要亮出是“大跃进”的牌子，便什么都可以打破常规，提供方便。我们从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中国作协图书室，一下子搬来几百部诗集，堆了大半个屋子，其中有些还是极难找到的珍本、孤本。这要在寻常时候，是决不可能的。
　　
　　和平里作协宿舍现在看来是那种普通的住宅楼，但在当时应当算是比较高级的了。我们借住的是底层的一个小套间，空荡荡的，只搬进来几张木板床和写字桌，都是《诗刊》临时借来给我们用的，被褥则是我们自己从学校里带来的。居有所安，当天就把借到的资料按撰写的分工搬到各自的床头和案头，工作就这样开始了。这里是作协家属宿舍，没有食堂，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本来想自己做，试了一下，不仅花时间，还差点出了事故，便决定到附近找一家小饭馆寄膳。和平里当时还是新区，没几家饭馆可以选择，何况当时的穷学生，一天只几角钱饭费，也没啥可挑剔的。我们随便找了一家只有一个黑黑门脸的小店。北京的冬天，只开两餐饭，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我们也就一日两餐地过了半个月。那年的北京，似乎特别冷，宿舍里没暖气，只烧一个煤球炉子，还经常被我们弄灭。生活条件是苦了点，但大家情绪都很高昂，每天都灯火通明地熬到夜半。房间的角落里不知谁留下几根玉米棒子，夜半饿了，拿来放到煤球炉上烤，哔哔剥剥地满屋飘香。每人各据一个角落地把摞在面前的一大堆书，夜以继日地一本一本地读，读到精彩处忍不住高声朗诵起来，于是便会引来一场短暂的讨论。印象最深的是殷晋培，在我们中间他和子诚最年轻，穿着也最讲究，中山装的领口上常常结着一条毛围巾。他写30年代那一章，常常信口念出徐志摩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然后摇头赞赏。可惜这位最年轻的兄弟已经走了。和平里的日子虽然清苦，却在大学时代我最为难忘，也最值得珍惜。寒假结束我们临回学校之前，不知谁借来一架照相机，为我们留影，一个个头发蓬乱、胡子拉喳，斜披着老棉袄，像都老了十岁。后来我把这些照片给年青的朋友看，他们都奇怪：怎么一个个都像刚从劳改农场出来的？
　　
　　这样的日子是永远难再了！
　　
　　
　　
　　孙玉石：我们住的是和平里东街中国作家协会的宿舍。这是一座五层红砖楼，已经有些旧了。朝南，院子靠外面很近，但并不临街。我们住在一层右侧的一个空房里。大约是两间住房，外面有个小小的“客厅”，兼吃饭、休息的过道，六个人，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徐迟先生有空闲的时候，会来到这里，看望我们，多是问有什么困难，聊一些写作中的问题。屋子里，没有暖气，我们生了一个炉子，自己动手生火，往里加煤球，用以取暖，烧水，煮面条等。炉子如果灭了，还得自己动手，装木柴，用废报纸点火，放煤球，让炉子重新烧起来，这时候，往往就会弄得满屋里煤烟缭绕，乌烟瘴气，有时呛得厉害，流眼泪，打喷嚏。我们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当作像过家家儿一样，觉得好玩，也没太有觉得麻烦和艰苦。附近，好像是中央乐团，中央歌舞团或者他们的人住的宿舍，每天早晨起来，常常会听见有人练嗓子、吹小号，好像在给我们枯燥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的伴奏一样。好像我们吃饭，主要是在街上的小饭铺里“打野食”。记得路西的一个小饭铺，面街有几块玻璃窗。我们光顾那里的机会最多，差不多每天都去，跟那里的主人，师傅，也渐渐熟悉。那时我们没有得到预支稿费，没有生活补贴，除了谢冕是个稍微阔气一点的调干生，每月可拿25元，其他几位，家境虽然还算可以，没资格申请助学金，靠家里供应，身上大都没有多余的钱。因此，不敢下好一点的饭馆，也不买什么零食吃。我们几个穷学生，最大的谢冕26岁，最小的20岁，偶然聚在一起，在一段愉快而清贫的日子里，进行着为新诗书写简史的任务。现在想起来，彷佛记忆中的那段清苦而快乐日子里的友情和生活，可能比那些后来印在纸上而渐渐模糊淡忘的文字，还更加值得我们留念与珍惜。
　　
　　
　　
　　洪子诚：年轻时候有用不完的力气，因此，生活方面的事情，并不觉得有什么艰苦。况且在学校大饭厅，总是每顿两个菜由你挑一个，是那种几千人吃的大锅熬菜，所以吃小饭馆，还觉得改善了一些。有一次，好像邹荻帆先生家里煮芋头，请我们吃。芋头我在广东，倒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但邹先生还让我们沾白糖，当时觉得有点奢侈，所以记住了。58年邹荻帆在《诗刊》发表一首自由体诗，叫《春城无处不飞花》，歌颂北京城的。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谢冕还顺口背诵诗的前面的几行，邹先生很高兴。
　　
　　
　　
　　
　　问：《诗刊》曾组织对《概况》的讨论，都有谁参加？提了那些意见？为什么没有在《诗刊》登完？
　　
　　
　　
　　谢冕：是开过征求意见的会，哪些人、提了些什么意见，都记不清了。记得臧克家、徐迟、沙鸥、丁力等先生都来了，可能还有郭小川先生。《概况》登了四章，便告中断，当时徐迟等先生并没有向我们说明原因。大概总是不便言说吧。据我估计，并不是我们的写作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整个文艺界的形势有变。阶级斗争的形势愈来愈紧，《诗刊》是有点自顾不暇了。原先的打算很好，是登完之后要出书的，但这事也不了了之了。文革结束后，丁力先生还记得此事，与我联系此著作出版的事。我把全部稿子整理出来，由丁力寄往百花文艺出版社，遭到退稿。出版的事遂告绝望。
　　
　　借此机会，还有两件事要说。其一，是署名问题。我们编“红色文学史”时，正当“共产风”的高潮，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所有作者均不署名，包括全书的领导机构编委会成员，也不署名。那时认为署名是“个人名利”，大家都很不齿。我们把这思想带到了《概况》中来。而《诗刊》坚持要作者署名，我们虽然有点害怕，却也挡不住“名利”的诱惑，同意了。开始我建议按六位作者的姓氏笔画排列。后来发表时的署名是编辑部定的，他们对此未作说明。其二，是稿酬。在编写文学史时，基于上述同样原因，我们放弃了稿酬。这次《诗刊》表示要付给稿酬。我们心中有点忐忑，但还是乐意的。此事不能声张，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每期的稿酬都由编辑部直接寄给我，好像总有一、二百元光景。我收到稿费都记帐，扣除邮资、饭费、交通费等开销之外，按六人平均发放。这在当时，是一个承担风险的行为，我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一种亏心的感觉。
　　
　　
　　
　　孙绍振：《诗刊》组织讨论是在王府井的作家协会的会议室里，除了我们几个人和徐迟、沙鸥以外，有诗刊编辑部的丁力，还有一个，老在做笔记，可能是尹一之。邀请出席的人士，有臧克家、郭小川、楼适夷。臧氏身体不好，来得晚，说是只能讲半个小时，而且要提前离开。所述大都是他自己的事，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是如何出版的，闻一多出了多少钱，等等。他比较关注对自己的评价，时不时拿自己和艾青比较。当时艾青已经打成右派，当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也没有什么人表现出墙倒众人推的情绪。但是，臧氏在我心里却留下了不舒服的感觉。说起艾青，他又说了一些早年以莪伽为笔名写的现代派的诗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郭小川，他可谓是坦率之至。好像是谈到不能光是从思想评价诗作的价值，不能忽略艺术成就。他扯到了毛泽东诗词上去，说，我们当然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但是，也不能说，毛泽东诗词每一首都同样的好。毛主席自己说旧诗束缚思想，又说自己长于长短句。郭小川的意思我完全能理解，那就是毛主席不长于律诗。他这种讲法，最对我的胃口。会上楼适夷先生讲了一些左联时期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蒋光慈，这个左翼浪漫诗人，弄到最后，是不是还是共产党员，都有点模糊。楼适夷、徐迟和郭小川的发言风格，和臧克家的风格不同，他们明明是当事人，但绝口不提自己。
　　
　　稿子交到《诗刊》，发表了几章以后，我记得还有一两次接触，是在《诗刊》编辑部。那时阮章竞不知从什么时候，调到《诗刊》了。初次见面，觉得长相颇为潇洒，不像延安来的，也不像他的诗那么土气。和阮章竞握了手，寒喧之时，客气得很。在记念徐迟逝世的文章中，我曾经回忆在《诗刊》的小规模叙谈：
　　
　　
　　我们这几个年青人的稿子，几乎都是经过他修改的。现在想来，我们那时的稿子，不经过修改，是不可能发表的。我记得凡是写到他的地方，都给他删去了。那时，我们都很年青，除了孙玉石、刘登翰的字写得比较工整以外，其它的几个，尤其是我，向来就是笔走龙蛇为特点的。而且懒得抄写，涂涂改改，勾来勾去，想来他是不胜其苦。当然对于我们的书法他不可能欣赏，但也不正面责怪我们，只是似乎很随意地提起“茅公”（茅盾）的稿子，大都是工细的小楷，每页只要有三个左右的错字，就要撕掉重写。我们不知道谢冕听了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反正我是感到脸上有点热辣辣的。这样的“热辣辣”，不是我一个人的。
　　
　　
　　
　　当时，我们和《诗刊》的关系，是比较平等的。《诗刊》可能是比较欣赏我们。因为不久以后，他们就约请我们写一些评论。谢冕、我、刘登翰都成为他们的作者。《诗刊》登载了郭小川的长诗《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殷晋培写了一篇批判的文章，在《诗刊》很快登载了出来[8]。殷晋培后来告诉我，他有一次到《诗刊》去，正好有一个人坐在编辑部，有人介绍说，这是小川同志。殷晋培说，当时不禁脸上热辣辣的。
　　
　　　
　　
　　刘登翰：这已经是1959年的事了。新学期开学后，大家陆续把稿子修改出来。我分工写第一章，催得很急。稿子写完交给谢冕，不久就发表了。《诗刊》的座谈会应当是在夏天，从当时在作协楼前面留下的照片看，穿的都是夏装，人都清秀多了，不像冬天在和平里留影时一个个都“囚犯”似的。座谈会或许是在文章开始发表之后开的，手头没资料，不知是否记错。开了两次或三次，都在作协的大楼里（《诗刊》编辑部也在里面）。主持者还是徐迟，沙鸥也在场，还有《诗刊》的编辑尹一之等。请来座谈的诗人先后有臧克家、郭小川、田间、楼适夷、阮章競等，都提了一些什么意见，已记不清楚。印象较深的是臧克家先生，他在病中，赶来出席了半场会议，带着小小开本的薄薄诗集《烙印》。他提出他这第一部诗集不是1933年出版的，所有的现代文学史都记错了，应当是1932年。这年他在青岛大学读书，闻一多是他的老师，十分喜爱这些作品，便自己掏钱替他印了300本分送朋友，应当算是第一版。1933年是根据这一版本正式出版的第二版。这个事后来引起了一些讨论，非正式出版的私人印刷算不算出版？臧克家先生的认真是对的，但在当时却以为他太计较个人的地位。倒是这段诗坛逸闻让我们认识了闻一多，他对学生的关爱和对新人的提携，都深深打动了我们。座谈会上大多是介绍他们所经历的当时诗坛的情况，对年青人的精神多予鼓励，意见也提得很委婉。实际上这都是那个时代的氛围所决定的。负责组织这次编写的徐迟先生对我们的爱护尤多，常常暗示我们意见可以听听，改不改，如何改，你们决定，表现了一个长者和智者对年青后辈的宽容和大度。
　　
　　在组织我们编写“概况”时本已说好，稿子先在《诗刊》连载，然后出版单行本。1959年 6月开始发表时，总题由原定的“中国新诗简史”改为《新诗发展概况》，留了一点余地。到1959年12月，发表了四章之后突然叫停，具体原因我不大清楚。明显感到一个大的背景是气候变了。此时中国社会开始尝到“大跃进”的苦果，天灾加上人祸使整个中国陷入经济崩溃的边缘。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的政策做了一点调整，文化领域也重提“双百”方针和主张宽松和宽容。我们那些文章横冲直撞的批判锋芒，显然与这时的气候不协调。我想，“概况”没有全部登完，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具体的原因，但政治气候的转变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登都不能登，出版单行本的事当然更成泡影了。
　　
　　
　　
　　孙玉石：现在只记得，我负责的抗战诗歌那部分稿子，边参加黄皮本《中国文学史》编写，边看些材料加以修改。放暑假的时候，我带着八开600字绿格的统一大稿纸的一堆初稿，回到沈阳家里，修改，誊清，算最后把它完成了。我寄给在学校里的谢冕，他看后，转给了徐迟先生。从后来发表的样子看，徐迟先生亲自动手，改了很多，特别是增加了不少他自己亲身经历，非常熟悉的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活动情况的文字，包括一些诗人和诗歌刊物出版，有些是一般文学史叙述里所没有的。但是，徐迟先生的修改，对于原稿那些给诗人政治定性的词句，如艾青、胡风等人所加的“恶谥”，却没有删去。那些过低的评价，也没有改动。我后来猜想，他显然是不会完全同意这些评价，这样的写法的，但为什么没有去掉呢？也许是当时出于对青年执笔者的尊重，也许是害怕删改这些政治性词句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也许是当时不得不接受既然已经如此的现实？今天，我非常尊敬的徐迟先生离开了我们，个别的历史细节，已经无法完全弄清了。现在看来，我自己对于《概况》这一章的内容含量，评价标准，文字传达，都极不满意，重读时不免有羞愧脸红的感觉。观点的极左和评骘的粗暴，且不用说，就史料的发掘和引述的例证，也没有什么太多新鲜之处，不过是对于王瑶、刘绶松先生新文学著作中诗歌部分论述的一种选择集中和重新组合。
　　
　　1960年12月份的《诗刊》上，发表了我写的抗战时期诗歌一章之后，就突然停止。其中的主要原因，当时不甚了了，后来猜测，大概是国家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致。就在发表《概况》第四章之前的那个夏天，1959年七、八月间，中央的“庐山会议”召开，继而开始了一场大规模反右倾运动。这一运动波及党内外和意识形态的各个范围。北大参与彭真主持的农村调查的副校长邹鲁风，参与此项工作的哲学系汪子嵩教授，都受牵连，作检查，挨批判，邹鲁风还因之在燕南园66号家里上吊自杀了。我们同班的一个非常老实的同学尹克杰，因为从安徽萧县家乡过暑假回来，说了一些农村黑暗面的真实情况，被人“告密”，也以“否定三面红旗”、“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莫须有罪名，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突然遭公安部门逮捕，在监狱和劳改中度过了极为悲惨的漫长日子。可以想象，在那样一种举国反右倾的政治气氛之下，虽然《新诗发展概况》书写历史的整个倾向，已经够左的了，但是毕竟涉及了过去历史的纷纭评价，特别是后面几章，还要涉及到1942年以后至建国后以及大跃进民歌运动的新诗发展，谁知道里面会被挑出什么问题来呢？当时《诗刊》的徐迟和其他编辑们，凭他们的政治嗅觉，大概已经敏锐感觉到。这样的情况下，停止刊登，也就是自然的事。
　　
　　
　　
　　洪子诚：提意见的座谈会，记住的是郭小川的发言。他好像是中途就退席了。发言中谈到王亚平这位诗人，说根本不要写他。但他没有具体讲什么原因，是艺术上不行，还是有其他的理由。他用的是斩钉截铁的语气。我想他对王亚平的看法，还是出于艺术上的不满吧。郭小川当时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印象里，当时他在诗歌创作上，思想艺术都有自己的想法、追求，常常将艺术、诗看的更重要。他并不愿意在作协当领导，更愿意下去写作，因此被批评为“个人主义”。59年他出版诗集《月下集》，在前言里就表达了对写作的“粗制滥造”的不满，说要做一个“自觉的诗人”，作家要有“自己的创见”。他对王亚平的不满，可能是这个原因。他参加座谈会的时候，还没有发表引火烧身的长诗《望星空》，叙事诗《一个和八个》也还没有在内部受到批判。他受到严厉批判，开始于59年底。
　　
　　“概况”发表突然停下来，不知道是它太“左”了，太粗暴了，还是它还不够“左”，不够“革命”？政治风向的事情真的说不清楚。也许是对“概况”质量不高的考虑？不过，对58年的学术批判运动和集体科研，文学界、学术界一开始就存在不同看法。“一体化”的当代文学也是布满裂痕，不断发生纷争的。虽然周扬、林默涵、何其芳他们对当时的“大跃进”风潮，有程度不同的支持，有的甚且是推波助澜的。但是他们都是文学、政治“精英”，他们的修养和文学理想，显然不会认同众多经典作家和有成就的学者受到贬抑、蹂躏的局面。对于1955级“大跃进”期间的编写的“红色文学史”，和周扬60年代主持文科教材会议等问题，我们曾经在“文革”期间访问过中文系主任杨晦，和游国恩、林庚教授。他们的谈话虽然受到“文革”政治形势的制约、影响，但从中也还是可以看到存在的分歧，和出现的冲突[9]。所以，“概况”没有能登完，最大可能是文艺界、学术界对58年的那种路线斗争的文学史观，批评和矫正的力量已经占了优势。
　　
　　59年下半年，可能是秋收后，我们年级又一次下到郊区平谷，在韩庄公社参加“整社”运动。四个班分散在五六个村子里，一共呆了两个多月，春节也是在乡下过的。农村已经没有“大跃进”时的气氛、景象；不管是村民，还是我们，已经感受到饥饿。所谓“整社”，也就是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公社和县召开各种干部会议，先号召鸣放，暴露思想，然后展开火力猛烈的批判。我们学生也单独如法炮制。和我不同班的一个同学，在这次批判中自杀了。听到这个消息心中猛然一惊，但很快大家就不再提起。从农村回来，我已经把“概况”的事忘得差不多了，没有再去过问。
　　
　　
　　 问：《概况》的编写，对后来的生活、学术工作发生了什么影响？与80年代以后的诗歌观念和研究工作发生怎样的关联？现在是如何评价这一事件的？
　　
　　
　　
　　谢冕：明显的影响就是，我们六人此后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诗歌研究的道路。由于那段工作，使我们对新诗的历史发展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我们在为它唱颂歌的时候，的确也看到了它的问题。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文革”结束后，面临80年代新诗潮的崛起，我们心中是非常明白了。我个人当日对于“朦胧诗”的态度，应当说是在编写《概况》时就在酝酿并逐渐明确的。
　　
　　
　　
　　孙绍振：1978年底我和刘登翰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恢复后的第一次活动，到大庆和鞍山去访问。其时徐迟是这个访问团的副团长。我们有不少接触。回到北京以后，可能就是徐迟提出，要我们把“概况”修改出版。当时大家的感觉是，在这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的一些基本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稍加修改已经不符合我们的学术追求，就决定重砌炉灶。开始都比较乐观，还作了章节分工。谢冕那时已经是个大名人，又是个大忙人。可能考虑到我比较清闲，决定写好以后，由我统稿。我倒是很认真地开始了工作。不久以后，我和刘登翰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章《颂歌的时代 时代的颂歌》，孙玉石完成了他担任的章节，发表在山西大学的学报上。我还着手写其它一些章节。福建师大资料有限，记得曾经要求洪子诚把《新月诗选》的序言抄来。当时没有复印机，老实的洪子诚，居然替我秒了。但是，其它人都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一催再催，遥遥无期。这时，我们逐渐感到，今非昔比，我们都有了自己许多非完成不可的任务。我们对自己的作品，有了新的标准，不想草率从事，文字风格也逐渐形成，好像不太可能把不同风格的文字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大家不约而同地松懈下来。到后来就不再提起了。这时候，我就把那一万多字的《颂歌的时代，时代的颂歌》拿到张炯主编的《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以我和刘登翰的名义发表了出来[10]。
　　
　　我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但是，主要是外部的，表面的，集中在最迫切的政治观念上。其实就是政治观念，也还是比较有限的。而艺术观念总是落后于政治观念的变革。因而我独立修改李季和阮章竞那些部分时，基本上延续了59年的思路。大约是1979年，我把《阮章竞的艺术道路》修改出来，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福建师大学报》上。写出《论李季的艺术道路》时，已经是79年底了。正好《厦门大学学报》的负责人士许怀中先生向我约稿，我就寄给了他。但是，拖延了差不多一年，到1980年底还没有发出来。据说厦大学报有了新的发稿原则，就是一律不发外稿。许怀中先生不好意思退稿，就把它转到《文学评论》去。这已经是1981年了，正好李季因饮酒意外逝世，《文学评论》如获至宝，就发了出来。
　　
　　1980年，是我的艺术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我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南宁和桂林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会上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为，直到当时，我还对理论抱着怀疑的态度。直到会议快结束时，张炯要求我“放一炮”，我没有多大兴趣，但他和谢冕都坚持。我就提出一个条件，把我的发言安排最后。也就是下午四点半，我讲不好，也没有大碍，讲好了，给人家一个美好的记忆。没有想到，一到现场，我才讲了几句，讽刺了那些对朦胧诗持批判态度的人士，会场就分裂为赞成和支持的两派；一派鼓掌，一派吹胡子瞪眼。我是一个喜欢演说的现场效果的人，心头觉得很爽，就即兴把郁积于心的郁闷，发泄了出来。我觉得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话语，完全可以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我的发言，得到《光明日报》一位资深编辑[11]的赏识，他在约请了谢冕为文之后，又约我为文。谢冕写出了那旷世名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我写了《诗的大我和小我》。这无疑是小试牛刀。历史发展有时缓慢异常，几十年，人的思想似乎没有变化，可是有时，却一日千里。几个月以后，《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发表了[12]，而且遭遇围攻了。我身不由己地成为朦胧诗黑旋风式的悍将了。而这时，《论李季的艺术道路》却在《文学评论》发表了出来。有人（厦门大学庄钟庆先生）以为是我受了批判，连忙以这篇文章来表示妥协。其实这是时间差造成的误会。
　　
　　
　　
　　刘登翰：我曾经说过，对于“概况”，“今天读来，除了为当时的勇气吃惊和幼稚汗颜之外，已无多大价值。但它却意外地影响了我们这些人此后的道路，使我们在后来的大半人生里，几乎都和诗，和中国新诗史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当代新诗史》后记）。
　　
　　我于1980年从闽西北的三明调到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年与学术的疏隔，使我有如刚毕业的大学生初入社会那样，茫无所措。1984年，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西北举行的一次年会。从兰州到敦煌，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理论编辑室的毛承志和李昕同行。一路上听他们介绍组稿计划，谈到组织编写当代文体史的打算，我便将曾经参与“新诗发展概况”的情况向他们谈起，把撰写《中国当代新诗史》的任务揽了下来。西北回来，我打电话给子诚，邀他一起合作。其他诸位，谢冕、孙绍振和孙玉石都忙得不可开交，唯子诚似乎尚不在当时新诗论争的核心，他很乐意地答应了。他正在北大中文系上当代新诗史的课，寄给我一份几万字的讲课提纲，而我在准备修改“概况”的当代部分时，也积累了一点材料和初稿，这是我们撰写《中国当代新诗史》的基础。应当说，“诗史”是“概况”的后续工程，没有20多年前的“概况”，恐怕也不会有这部《中国当代新诗史》。虽然执笔的是我和子诚，但所承续的却是当年的精神和包括谢冕、孙绍振、孙玉石等在当代新诗研究中的许多成果。
　　
　　从1985年到1987年，三年间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住到北京子诚的家里，将我在福建前后写就的三、四十万字初稿，交给子诚修改和改写，有些我无法完成的章节，也由子诚最后完成。许多章节都是这样互相倒手改了几遍。1988年将最后定稿的《中国当代新诗史》送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紧接着就是1989年发生的事件，书稿涉及到了其中的一些人物，特别是“新诗潮”中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诗人。出版社要我们删去，但我们有了“概况”的教训，觉得必须尊重历史，无法接受删改意见，为此这部多难的书稿又搁浅了[13]。如此一搁几年，我原以为这部书稿也将如“概况”一样凉了。有一年我上北京开会，遇到李昕，他说你们也太较真，其实只要把某人的专节拿掉，把内容移到概述里去讲，只要目录上不出现名字就可以了。于是我把书稿又拿回来，做了一点调整，这部搁了六年的书稿总算在1993年出版了。我在后记中说：“回顾这段往事，我们不免会有一种宿命的感觉。人的一生看似很长，实际上相当短促，能做的事很少，而且往往围绕一个圈子打转。更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本意要了却青春岁月遗欠下的一段‘憾梦’。但这个‘梦’看来还远远未曾了却。面对眼前这部书稿，我们的主要感觉是遗憾，一种未能企及目标的遗憾。”这个“遗憾”在十年以后做了一点弥补。2005年北大出版社出了《中国当代新诗史》的修订版，其实不止修订，还是增补。时间跨度从上世纪80年延伸到21世纪初，在卷三原来的“台湾诗歌”的部分也增写了香港和澳门的章节。如此一件事，从“概况”—“诗史”到“诗史”修订版，前前后后做了差不多50年，岁月在这其中蹉跎，生命也在这其中消磨。人的一生，能干的事情实在太少了。“诗史”完成以后，我的学术研究重心便转向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上面。
　　
　　
　　
　　孙玉石：“四人帮”粉碎之后，我们已进入知天命之年的几位“老九”，虽然身处北京、福建、辽宁三地，对于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依然是比较接近的。谢冕、孙绍振、洪子诚、刘登翰，都大力为朦胧诗的崛起“鼓与呼”，为新诗多样化与现代性的发展，进行热情与焦虑的真诚思考。我因主要从事现代诗歌部分的教学研究，几乎没有参与当前诗歌的争论，而是自觉地从20年代至40年代的象征派、新月派，到现代派诗潮的清理、研究和讲授中，努力以历史的真实书写为现实的纷争发言。也算是为“崛起”论者们一种推波助澜的呐喊吧。
　　
　　在被称为“新时期”到来的时候，好像我们还曾有过重写《中国新诗发展史》的动议。有两件事，可以为证。第一件是：大约是为了重新撰写《中国新诗发展史》，我与谢冕、子诚等几个人，到住在东堂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拜访了臧克家先生。臧克家先生那天谈兴很高，用他那浓重的山东口音，给我们讲了不少对于新诗的发展和现状，如何写新诗史等问题的看法。谈话之间，还特意从书架上，取来很多新诗选本，包括内地出版的各种版本，也有香港中文大学黄继持、卢玮銮（小思）等编选的《中国新诗选》，一边翻着书，一边对我们说，这个本子里，选了艾青的多少首，选了他的多少首，选了田间的多少首，比起其他一些诗人来，他入选的诗是最多的。然后，他给我们讲，你们写新诗史的时候，对于诗人在诗歌史上地位的评价，不仅要看他的诗的的质量，还要看他的诗的数量……
　　
　　另一件事是：遵谢冕兄之嘱，我将自己执笔重写的20年代诗歌中关于文学研究会诗人群一节的稿子，寄给了过去在《诗刊》编辑部工作，当时在山西大学负责学报工作的吴家瑾同志。由于她的大力支持，很快在1980年第1期的《山西大学学报》上发表出来，题目是《年青的觉醒者的歌唱——〈中国新诗发展史〉之一节》。从题目来看，也是以《中国新诗发展史》的框架设想重写来做文章的，而不是对于《概况》的修补和改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此节文字时，一仍过去的样子，还是我们六人共同署名。如今重新翻阅这一节依然十分浅薄的文字，我这样想：也许这是我们六个人自1958－1959年合作以来，历经20年的沧桑之后，在新诗发展历史书写上最后一次见诸报端的集体“亮相”了。此后，谢冕、绍振、登翰、子诚，和我自己，我们五个人，或在南北高校，或在研究机构，虽然也都有其他新拓的研究领域的工作，但总还是没有离开新诗历史与诗歌批评这个圈子。只有晋培一个人，以一个非常帅气的海派才子，扎根落户于我的家乡东北的鞍山，活跃于小说批评，特别是长篇小说批评的领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成为辽宁文艺界的名人。可惜的是，我们六人中这位年龄最小者，却于十多年后，壮年罹病，撒手人寰，骤然离开我们而去了[14]。我愿这些沾满岁月风尘且已十分陈旧了的文章的重印，和对它的写作的回顾，做为对他远去的灵魂的一份真诚的纪念吧！
　　
　　
　　
　　洪子诚：这段日子留给我的，大概是：第一，后来的教学、研究，多多少少总和新诗有些关联。因为见到许多诗人、诗论家为新诗真诚地付出心血，甚至生命，也因为自己写不好诗，所以一直保持着对诗歌和诗人的敬畏。第二，挫折和失误也是宝贵的财富，那些值得警醒的东西，让我长久不忘；特别是知道不该做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第三，名声，地位什么的都会随风飘逝，不知所终，而真挚的友情，时不时会给人温暖，因而更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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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75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光明日报》9月27日发表《出版工作的新方向》的社论，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也发表了《乘胜前进开展科学研究》的社论。在此前后，总结他们的成绩、经验的文章，陆续刊发于《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等报刊。
　　
　　[2]北大过去的学生宿舍，和一些建筑物，都用“斋”命名，搬到西郊的燕园之后也是如此。如德斋、才斋、兼斋、备斋、体斋、健斋等。“文革”开始后，认为“斋”的名号是封资修的体现，遂都改为“楼”而延续至今。
　　
　　[3] 陈毅信写于1960年3月4日，称“你们写的文学史，前后共收到三套，抽空选读了几节，觉得很好，感谢你们送书的美意，目前因工作忙碌，不可能专读，也就不能提什么意见。”
　　
　　[4] 康生的信写于1959年11月27日，其中说到，“学生可以写书，而且可以写像《中国文学史》这样大部头的书，这在两年以前，是不可设想的。对学生可不可以写书，可不可以参与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去年不少人是有怀疑的。他们以为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我们也不应该有；前人所不敢作的事，我们也不应当作。特别是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害怕和反对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他们在新生事物面前，评头论足，百般刁难，大泼冷水。当去年你们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版的时候，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议论，说你们写的书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但是，你们在党的支持和鼓舞下，没有被这股右倾歪风邪气所吓倒，今天又重写了这部120万字的新著。书摆在人们面前，事实打破了人们的怀疑，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你们的各种仇言也不攻自破。”
　　
　　[5] 谢冕48－49年，在福建的报刊发表诗、散文。其中一首诗写道：“泪是对仇恨的报复，/锁链会使暴徒叛变，/ 法律原是罪恶的渊薮，/ 冰封中有春来的信念。”“黑夜后会不是黎明？/ 有人在冀企着春天！/ 历史的车轮永不后退，/ 寂然的火山孕有愤怒的火焰。”1949年8月在福州参军。1955年复原福州并参加高考。
　　
　　[6] 1955级编写文学史这件事，在当时被概括为“战斗里成长”。介绍他们经验的文章、发言，许多也使用了这样的语句。这个年级毕业时编印的纪念册，起名为《战斗的集体》。纪念册的题诗写道：“革命斗争中长大/ 群众运动里开花/ 咱们55级/ 走的是红专道/ 骑的是跃进马/ 听的是党和毛主席的话/ 此去扬鞭万里/ 一生为祖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7] 吕薇芬是谢冕、孙绍振、孙玉石的同年级同学。
　　
　　[8] 《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分别刊于《诗刊》1957年4、12月号。殷晋培批评文章《唱什么样的赞歌》刊于《诗刊》1960年1月号。《诗刊》原编辑吴家瑾在回忆中讲到，“郭小川挺爱才。记得殷晋培批评过《白雪的赞歌》，郭小川当时是党组领导，看了还认为他有才气。后来他投文章，郭小川还主张采用。”，见《重返历史现场——关于《诗刊（1957－1964）的访谈》，《新诗评论》2007年第1辑，第2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关于1955级的文学史，和60年代初的文科教材会议的访谈，是在1967年的12月12日。杨晦先生谈及周扬60年代组织专家编写《中国文学史》这件事说：“我对林默涵说，你们应该在55级的基础上修改，不应该重编。林默涵说，修改要修改，但是重编已经决定了。这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陆平（北大校长——引者）要争夺，周扬他们也要争夺。何其芳是先锋，（对55级文学史）他先是说‘难得’，但后来开座谈会大打。文学所对北大的文学史是不甘心的”，“关于李清照和王维的问题，讨论会上，有人发言说（55级文学史）把李清照写的很坏了。王维的问题又牵涉到苏联的艾德林。艾德林说王维不能否定。苏联肯定的中国七诗人中就有王维。科学院也肯定他们。夏承焘也很反对，说王维的画是国宝。后来学校讨论王维、李清照，变否定为肯定。……我是反对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提法的，但这个提法不妥，不等于要全翻过来。”“杨述、彭珮云（60年代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负责人——引者）来搞调查，就是为了给王瑶翻案，说我们扣政治帽子，批评重了。批判郑振铎文章，写得我很赞美，水平相当不坏，包括批判朱光潜的文章，我都仔细看过。《文学批判与研究专刊》的集子（1958年北大中文系编，收入当时学生批判学术权威的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者）还没出来，杨述等就把我们找到市委，说我们给扣政治帽子，还说是不是先生替他们写的？提出要照顾，又提到王瑶。攻击得很厉害，叫我检查，我说我不能检查。杨述拍着桌子说：‘就是你们有错误！’后来，他还到学校来开会，交代要做检查。……58年，张天翼、陈白尘到北大蹲点，就是为了保护吴组缃。周扬还到北大谈开办古典文献的问题，起先被我顶回去了，后来第二年才开办。周扬还亲自打电话来，要我们开出古典文论需要学生背诵的篇目。”上述杨晦先生谈话，据当时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10] 在《当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时，副题为“《中国新诗发展史》第六章第一节”，署名仍为谢冕等六人。
　　
　　[11] 应该是乔福山先生。
　　
　　[12]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发表，是在1981年3月，距南宁的诗歌会议已有一年。
　　
　　[13] 这期间又拿到北京大学出版社，也被告知思想倾向有问题，需要做全面修改而被拒绝。
　　
　　[14] 殷晋培1938 年出生于上海。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鞍山市文联工作，任鞍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著有评论集《发现和表现美的文学——殷晋培文学评论选》等。
　　
　　
　　
　　
　　　
　　
　　　
　　
　　
　　
　　
　　 来源：左岸文化
　　
　　 《回顾一次写作》谢冕、孙绍振、孙玉石、刘登翰、洪子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