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多了，再次回看换帅风波
2011-12-01 11:26:39 来自: 袁长庚卢瑟尔(我转运要到2013年，地球都毁灭了)
四年前盛夏时节的那场换帅风波，给《读书》带来的伤害，因时间的流逝而愈发清晰。
先从一个细节说起：汪、黄主持时期，我每次买来杂志，最先阅读的反倒是末页的《编辑手记》，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与我有相同的经历。原因很简单，如果将一本杂志比作一个朋友，那么来自编者的叙述就好比这位朋友开口说话。每月一次的重逢，她向你谈起最近所思所闻，而这就是情感的维系。2007年8月号之后，编辑手记再未出现过，好比朋友突然失声。
换帅最为热闹的那段时间，《南方人物周刊》上刊发了一系列的文章，采访圈内各种人（当然，这个名单是被精心选择过的），其中批评集中于两点：第一，成为左派阵营；第二，不好懂。反对者所持的意见是：办杂志，应当以服务作者和读者为宗旨，换言之，杂志仅仅是一个平台。
如果说这种一厢情愿的“平台说”是中国虚伪的中庸之道和文人志趣的产物，可能过分苛刻，但在争论过程中对“平台说”所保持的默许态度，正在被其后多年的故事所证明是一种危险的幻象。事实上，在八十年代输入新知的饥渴结束之后，一份刊物无论秉持什么样的理念，都不可能向开放平台的方向发展。其中所关涉的并非是知识界派系分别，而是先进知识生产的特殊方式。王炎接手之后，我们看到一个“开放”的“平台”了么？我们看到更好懂的文章了么？我们恢复“文人”趣味了么？
都没有，我们所目睹的，只有杂志对公共事务讨论的质量日渐下滑，除却跟随主流舆论的喧哗后面组织一些不疼不痒的三十年纪念或辛亥百年，《读书》再也没能主动发掘有意义的公共话题，再也不能将不同专业，不同价值的知识分子，通过“问题”团结在一起。对照一下前后两个时期的作者名单，无需再说更多。我并非对年轻作者或生面孔抱有什么成见，而是希望揭示这样一个现实：即使赶走了汪晖和黄平，我们依然没能看到当年反对派们所期望的那种局面。因此我愿意说，彼时的种种理由，无非是为某种不可见人的目的树立旗号，而今天的事实，恰恰戳穿了他们当年的幌子。
中国近三十年来知识界的发展，大约要比欧美百年来所经历的变化更富戏剧性。如果说八十年代，老一辈学者尚能发挥余热，尚能不时展现一下文人情趣，那么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文化产品的不断丰富，一种纯粹以“文人”趣味的知识事实上被边缘化、商品化。换言之，当西方小说、美术、电影，中国传统文化读本成为俯拾即是的快销品之后，严肃刊物的定位和功能逐渐清晰。在严格的学院写作和私人化的知识生活之间存在一个空旷的灰色地带，这里应该充满公共话题，因该具备超越学院僵化的形式和逻辑，应当是表演性的，带有竞争甚至冲突意味的话语展演。从这个意义上回看1996至2007年的《读书》，那种当年我们无法准确表述的意味逐渐明确。是的，就是那种带有广义政治意味，但却调动各种文化资源的：公共写作。
当沈昌文陈四益总是纠缠于“看不懂”的时候，我们习惯于检讨自己囫囵吞枣的求知和写作，但当实践证明陈四益只能停留在计划经济《文汇报》讽刺水准的时候，我们应当意识到那种对作者的苛求和批评是否掩饰了更为本质的东西？我们应该为满足某些已然无力对这个时代的知识挑战的特殊趣味付出代价么？这个代价应该是我们通过探索和斗争建立起来的讨论空间么？当吉炳轩公然以其拙劣的历史厚黑学嘲弄着这本有着严肃传统的刊物的时候，我们不应只留与愤怒，而应当反省当年那些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如何偷天换日，完成这种犬儒主义的把戏。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每一个读者，即使是曾经为读书风波愤愤不平的读者，都对今日的杂志的衰落负有责任。恰如德里达说，即使我对奥斯威辛的受难者们报以最大限度的同情，我也应当承认，造成悲剧的历史我们都负有责任。
历史的公平在于，它不会宣判某种反省是迟到的。我们依然可以继续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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