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阿城东拉西扯--香港《九十年代》杂志阿城作品座谈会
2007-12-24 22:32:13 来自: 开心恶
你知道阿城为什么要写《棋王》吗?
你知道阿城如何写小说吗?
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影响了阿城什么吗?
你知道阿城是怎样一个人吗?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阿城从大陆去了香港,和徐克、施叔青、张朗朗、刘汉成、李怡等文艺界人士举行一场座谈,谈到自己的生活、写作和思想,内容非常精彩充实,本文即使该座谈会的记录。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阿城到港一行,参加书展,出席讲座,会朋友,逛书店,买书。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六,《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特别邀约了几位朋友,与阿城摆龙门阵,他们是:
徐克:擅导擅演,谈吐举止富于电影感,正计划把《棋王》搬上银幕。
施叔青:小说家,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也写艺术评论。
张朗朗:阿城老朋友,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原来是专修美术的,现居香港。
刘汉成:默默的编剧和影评人,正在改编《棋王》为电影剧本。
阿城是个聊天高手,六个人的龙门阵一摆就是一个下午。谈了些啥?记录如下。
自从小说棋王面世之后,它自然、朴实、深刻而有别创一格的故事及内河几乎打动了她的每一个读者,他的作者阿城亦以文坛新星的姿态崛起。这位思想敏锐,个性独特的新锐作家,对自己的介绍是:
我叫阿城,姓钟。一九八四年开始写作,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王婆出生于一九四九年的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仅十多年。一九七九年退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字,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象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李怡:先讲讲你写棋王的动机。
阿城:稿费,就为的稿费。当时生活还比较困难,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有多少稿费,应付家里特别急需的,如冬储菜马上要买一百多斤,这个钱就有了。
徐克:冬储菜是什么?
阿城:就是在立冬之前必须先储存起来的菜,要一大批钱来买,大概五十多块钱吧。像我们这样三口人,二十到三十块钱也就够了。它是定量的。
李怡:这篇文章什么时候发表的?
阿城:去年四月。(李怡:四月怎么是冬储菜呢?)四月只是发表。稿费是我心里现有了底,第二年四月肯定有这个稿费可以还,才敢跟人借的。
徐克:出来以后呢?
阿城:在《上海文学》印出来以后,我个人认为这篇东西是没人看的。因为一般人看的东西我拿来一看,发现和我的东西都不一样。后来慢慢的就有很多人打听是谁写的,知道了是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我也认识,但是他好像不会写小说。因为这东西在国内算是高档的……
张朗朗:就是在国内对文学有类似爱好和经历的人。他们一看到他的东西,就到处奔走相告。先只是口头传而已。我和他早就认识了,我也是属于不相信是他写的那一类。阿城会写小说?我以为他是画画的,因为我们是星星画展已开始的时候认识的。文章出来后的第一个方向就是人人都在争说这篇东西。最早和我提的是写遥远的清平湾的史铁生,他也是北京知青。后来周围所有认识的、人为中国应该有点文学的,就开始普遍重视棋王了。
李怡:说来倒很奇怪,他写出来,认为没有人会要看,我在登了一篇评论后拿到这篇小说,看了以后,自己很喜欢,也以为我们的读者可能不会看,但还是刊登了。谁知道发表后却产生了非常奇怪的反应,香港那些专栏,也写了很多有关棋王的东西。连徐克看了,也打电话给我说想拍成电影。因为它是很知道香港观众心理的导演,以前拍的电影大多相当卖座。他都觉得好,觉得会有人喜欢,我就感到相当奇怪。我们的预期,同看的人的了解,这中间好像有点距离。
阿城:得确实这样的。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感觉。原来我是认为没人看的,谁知大家就哄了起来了说这东西好。我就好像那种很笨的女人,突然一个男的说:哎,你好漂亮!我就问,我真的漂亮吗?的确是这种感觉。我说这个本女人没有给香港这边的人看一眼,如果看了,不知是不是也是说:好漂亮喔!
徐克:你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情况与方式有什么特别的?情绪呢?
阿城: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比较随便的场合……也就是,我很好讲故事,平常如果大家一起喝酒,就叫我讲故事。
徐克:今天应该弄一点酒来喝。
阿城:不行,一喝酒就开始胡说八道了。我们还是就瞎聊好了。
徐克:我对你的小说感到很好奇。因为我以前对国内的小说虽然看得不太多,总还是觉得脱不了那个框框。看你的小说感到很过瘾,很容易投入,人物很清楚,有点像武侠小说,比如谁见谁,做什么事情,等等。你自己感觉如何?
阿城:我本来也没什么想法,只是觉得稿费来了挺好的。但是文章四月发表,到了秋天以后,形势就不得了了,尤其是王蒙写了篇东西以后。我就开始想这个事情了,怎么回事?有人说我长得漂亮。是不是我真的漂亮?后来渐渐的我就感觉国内的文学和小说圈子开始向我靠拢,把我包围了。按照传统的问法,就是:你的语言是怎么来的?你的构思是怎么进行的?当中的人物是不是有真实的模特呢?其实平常我看人家小说的时候,都不从这儿看得,讲的就是一个感受而已。要不然就是他们太专业化了,看小说随时和它有距离,看它的构思是怎么进行的,语言或文字是怎么练的,还有主题是什么。我觉得他在看小说的时候是隔岸观火,那边烧得挺厉害的,这边却很冷静。我读小说却不一样如果这个小说好的话,我就跟着它走,什么都不想,就好像听一个人讲故事似的,不会眼神冷冷的没点交流。但现在这事儿轮到我了,我要和我的小说产生距离,尤其在这么多人问我,说它好以后,我钟阿城就开始看、研究阿城的小说。有的评论家说阿城炼字,但是后来我想,我只写了三个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涂改。我想我没有炼字的这个过程……
李怡:构思呢?
阿城:构思也没有。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一个家境不太好的年轻人,当他进入社会的时候,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才找到另外的一点寄托。就这么简单,所以也没有什么构思。再说拿笔在纸上炼字,我的确没有,这完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问题。后来我给自己的结论,就是一种变成自己的状态。好比我插队到山西,山西这个地方我一去觉得很新奇,他们有很多话会让你很注意的去听。就像你们的广东话,加入我听懂的话,也会觉得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对你们来说却很平常。这既是你的状态和我的状态,以及你的语言习惯和我的语言习惯是有差异的,有差异的时候习惯就变成我的习惯,你的状态也是我的状态了。这之后,我就是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把它复述下来。但是一旦成了我的习惯,读者相对于我的习惯,使有差异的,他们会觉得奇怪,阿城怎么会用这种字?会用这个词?用这样的方式?反过来说,假如我用张贤亮的句式,或是产生他这种语态,我肯定很累,肯定要炼字。这么想通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按自己的语言习惯好。
张朗朗:用比喻来说,就是他没练过外功,只会内功,就是采百家之言,但是他自己当时也没有留心去采。有人说是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有人说是鲁迅的影响,肯定这些影响都在,但并不一定当初特别去学。最近国内一些评论家也说,阿城能在目前小说这么多、讯息爆炸的时候争得一席之都,这是为什么?我想,这不是一个争的问题,实际上你看国内的小说好像很多,但是大同小异,真正有风格的没有几个。
刘汉城:你小说中的语言有些是比较文言的,如倪斌和老人讲的话。中国真有人这么说,还是只是一种文学的写法?
阿城:我自从写小说以后觉得很累,太多的问题使我不得不研究自己的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我认为就是气氛的需要,同时这种语言经验我也有过。比如说作为我个人的语言习惯,我知道今天下午我要到《九十年代》来,大家是说比较高雅的事,我用的语言就和刚才那些朋友不一样。然后再回到国内后和我那帮卖冰棍的狐朋狗友们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气氛和谈话的圈子会使语态改变,各种各样的语感和句式,我多多少少都能掌握一点。比如你说的脚卵,也就是倪斌,他这种书香门第出来的子弟,用的事上海国语:“蛮好,蛮好。”的。这些语言实际上国内是有,尤其那些宗族很大或传统很深的大家族,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很多都特意保留这种语言甚至生活习惯,以示区别。
举个例子,我插队的时候是找了几个朋友,大家到同一个地方去插队的。去了以后,我们现在一个朋友家里聚合,这朋友我以前不认识,是很有点家底的。当我们都坐在那里大声谈话的时候,突然间听到了外面玻璃上有那么轻轻的三声响,很细的敲门声。我们通常不是这么敲法的,一般是根本就不敲,脚一揣就进去了。这三声敲门声跟那个时代真是太不符合了,给我们一种很奇异、像外星人来的感觉。大家往外看,看见门上过卓窗帘,带着个灰影子---一米八高的一个人。朋友说:进来吧!门就推进来了。这个人有手铐着前胸,食指是举着的,左手扶着门,先看见谁就朝谁轻轻地点个头,一个个点下去。后来发现这绝对是他的习惯。进来以后他就望着那位朋友,意思是说我可不可以坐下来。朋友说就坐那儿吧!他走过去坐下来,脚翘起来,我一看皮鞋,从没见过这么亮的。
后来大家就开始安排计划。我这个人是有点上不了台面的,我说我小便急了,要撒尿,厕所在哪儿?我那朋友听见了就站起来,手整个是S型的向我一招,我一下就意识到他这是叫我去告诉我厕所在哪儿。他走了两步看我不动,又招了一下,这时我才明白上厕所跟着他。结果他走到拐角的地方就停下来回头看看我,把一条手绢掏出来先往鼻子上一捂,另一只手往厕所的方向一指。
刘成汉:文革的时候全国都在破旧,还有人故意去保存旧的东西或生活习惯吗?
阿城:这种人根据我后来的体会,有一种心态。就是自己非常习惯的生活破灭了,但是新的生活和文化距离他太远,他根本不甘心。这类人就好像倪斌一样,无论说什么他都觉得很自然,好比说要吃燕窝,或我们家的倪云林这些东西,都是很自然说出来的。但是在别人听起来,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这就和我们刚才说的语言习惯有关。
李怡:知情下乡那段时间好象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不同家庭的人都集合在一起。最近的《WM(我们)》也是说起个从不同家庭里来的人,搞成一个集体户。这种机会在文革之前和现在都比较少了。
张朗朗:所以客观的来说,文哥还是有好的一面,这就是其中之一。
施叔青:而且培养了这么多作家,四十岁上下的都很厉害的。
张朗朗:或许说产生比较恰当些。
徐克:回到前面的话题,你喜欢看小说,但怎么想到要写呢?
阿城:刚才不是说喝酒的时候拉住我去讲故事吗?说是有我在气氛好些。有一天我编了棋王这么个故事给大家听,后来不知谁就说写出来吧!(徐克:怎么编呢?是事先想的?)不,临场编的,还居然能把全场的人缠住。说了半天天,他们就说:你是说我嘛!反正我是瞎编的,当时有人说写成小说挺好的,我也没仔细去想。后来那几天正好有点空,晚上我就试着写。从那“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写起。因为没学过小说作法,就按着一股气。我这三个王全都是两万七千字。我是写到那里没气了,所以赶紧收。
徐克:市内公用完了。那你讲的和谐的有什么不同呢?
阿城:很大的不同。讲的时候是有交流的,还有表情和动作,整个是一个环境气氛。但谢的时候把这小灯泡一开,别的地方都挺黑的,把纸铺下来,没交流。则麽办呢?后来就自己交流,等于自己给自己讲故事。具体到写的时候,第一个晚上结束时觉得这个气还能延续下去,上床歇息以前有翻回“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看一遍。因为我还是念过书学过语法的,一看有一段觉得有点不大对,但我还是给自己找理由,就算了。我有位忘年之交,他看过后说:阿城你这整个都是病句小说嘛!我一听,赶紧请他帮我瞧瞧。他说已经瞧了。拿出来一看,全画满了,都是病句。幸亏在这之前我自己想过了,我就说咱们的语法不同,您这是按句号、分号这些符号来决定一个句子的结构;我却是以一整段来成为一个语言结构。这是我为我自己的语言狡辩。
李怡:我想这是受水浒、三国以来说书文学的影响吧!技巧、语言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可不可以讲讲整个创作的意图?讲故事时候的动机?
徐克:还有你一个人写故事的时候,和平时听、讲、看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张朗朗:这个我想稍微插一句。香港或者海外的思维习惯和国内拥有一些差异,因为国内不仅像阿城这样搞创作的人,甚至于每一个知识分子,自然的一开始就有一个对整个人生的考虑,有一种使命感,或是我这一生干什么的想法。包括他讲故事,都渗透了这些哲学。所以写书的时候就无需重新再想这个问题了。这也就是我和阿城平常聊天时候说的“道”,因为他有一个道在这儿,不是写小说的时候才去想:我发现如果我这个小说宣什么道。
阿城:照我说就是像那天有个什么电台访问我一样,我发现如果我一不注意的话,两边的意思就像(京戏)“三岔口”那样,谁也摸不着谁,一下就错过了。
施叔青:只有和海外才这样吗?国内也是吧!因为你和他们太不同了……
阿城:我和他们太同了……
张朗朗:这点倒很有意思。大家觉得他与众不同,原因就是你们过去看的中国文学大多数是虚构的,我可以非常尖锐的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写小说的时候就和你在看中国电影一样,他在写的时候已经戴上了面具,摆出了姿势,都忘了真话该怎么说。阿城只不过是一个讲真话的人。所以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对阿城和我们这些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这些人到了真正的底层,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有一个反躬自省和重新认识自己和社会的机会。认识社会只能从两个角度可以看清楚:一个是你真是释迦牟尼,站在上面俯瞰宇宙;另外就是你干脆沉到底,从底下往上看。如果在中间,就像阿城说的,就乱了性了。
施叔青:我最佩服的,还是在一个很普通、很现实的故事后面的东西就是你刚才说的“道”。像孩子王里头的字典、棋王里头的棋、树王里头的树,东西都很宽广,有哲学、有自然、有生命的探索。所以我觉得阿城是一个天生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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