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骏:雅典陶片放逐法初探

摘要：陶片放逐法是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政体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雅典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本文在详细考察了雅典陶片放逐法的发展演变后，认为雅典陶片放逐制度的盛衰与其直接民主制的运作存在密切联系，同时也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
　　 关键词：雅典城邦 陶片放逐法 演变
　　
　　 一、对雅典陶片放逐法的初步认识
　　
　　 “陶片放逐法（Ostracism）”一词，希腊文意为“Óστραχισμóδ”，原由希腊文“Óστραχǒν”演变而来，我国法律史学界大多将其译为“贝壳放逐法”或“贝壳放逐法”。［1］究其原因，“Óστραχǒν”一字原义既可指贝壳，亦可译为陶片。近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对雅典陶片放逐制度中所用之“Óστραχǒν”到底为贝壳抑或为陶片也曾存在很大争论。然而截至上世纪90年代，雅典考古发掘出土的“Óστραχǒν”均为陶片，而无一贝壳。［2］为求使译名更符合当时雅典城邦所实施的放逐制度的实际情况，故本文将Ostracism（即Óστραχισμóδ）一词试译为“陶片放逐法”。
　　 陶片放逐法（亦称陶片流放法）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等若干古希腊城邦所实施的一项独特的政治法律制度。［3］每年雅典城邦公民大会第6次常务委员会（亦称为主席团，为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的常设机构）会议期间（12月），常务委员会会询问公民大会是否需要进行陶片放逐投票，以使城邦摆脱影响力太大的人士（制度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放逐有恢复僭主野心的雅典政治家），如果大会表决通过该提案，则于翌年的2月或3月间实施放逐投票，地点在雅典的阿哥拉(Agora)。但放逐投票会议的召开并不意味着一定有人被放逐，因为雅典法律规定放逐投票须达到6000 人的法定人数。投票当日，阿哥拉中央用木板围出一个一个圆形场地，并留出10个入口，与雅典的10个部落相对应，以便同一部落的公民从同一入口进场。投票者在选票——陶罐碎片较为平坦处，刻上他认为应该被放逐者的名字，投入本部落的投票箱。如果选票总数未达到6000，此次投票即宣告无效；如果超过6000，再按票上的名字将票分类，得票最多的人士即为当年放逐的人选，放逐期限为10年（一说为5年，但都可以为城邦的需要而随时被召回）。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须在10天内处理好自己的事务，然后离开城邦。放逐期间，被放逐者的公民权和财产权保留，回到城邦后自动恢复。［4］
　　 根据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的记载，雅典执政官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在领导雅典人民，推翻僭主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治的过程中（约公元前509－508年）创立了陶片放逐法。陶片放逐制度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对付政治上掌握大权而意图恢复建立僭主政治的雅典政客。值得注意的是，该制度的最终实施与其制定时间相距甚远。直到希波战争中的马拉松（Marathon）战役（公元前490－489年）之后两年间，雅典平民取得更大的政治权力后，陶片放逐法才首次付诸实施（约为公元前487年），第一次遭受放逐的人士即为前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的亲戚希帕科斯（Hipparchus）。［7］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对陶片放逐法的记载十分简略，然而随着近代以来雅典考古资料的丰富特别是大量放逐选票——陶片的出土，使得历史学家对这一制度的了解大大扩展。到目前为止，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印证的结果，遭受放逐者可以确定的共有12人（见下图一）。［8］
　　
　　年代（公元前） 被放逐人物及其介绍
　　487/488？ 希帕科斯（Hipparchos），出身于雅典Collytus区，卡莫斯（Charmus）之子，前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Pisistratos）的一位亲戚，曾于公元前496－495年担任雅典执政官。
　　486 迈加克利斯（Megacles）,出身于雅典Alopeke区。
　　485 卡利色诺斯（Kallias）, 出身不详。
　　484 桑西巴斯（Xanthippos ），出身于雅典Cholargos区 ，曾于公元前479－478年担任雅典执政官。
　　483 凯勒伊诺斯（Kallixenos），出身于雅典 Xypete区。
　　482 阿里斯提德（Aristeides）(Archon 489/8)， 出身于雅典Alopeke区，曾于公元前489－488年担任雅典执政官。
　　471 ? 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出身于雅典Phrearrhioi区，曾于公元前493－492年担任雅典执政官。
　　461 客蒙（Kimon），出身于雅典 Lakiadai区，曾任雅典将军。
　　460 ? 阿尔巴德斯（Alcibiades）, 出身于雅典Skambonidai区。
　　457 迈恩（Menon），出身不详。
　　443 修昔底德（Thucydides），梅涅西亚斯（Milesias）之子，出身于雅典 Alopeke 区(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同名，为不同的两个人)。
　　415 海柏波拉斯（Hyperbolos）, 出身于雅典 Pherthoidai区。
　　图一（遭受放逐者的具体资料）
　　
　　 二、雅典陶片放逐法的发端
　　
　　 众所周知，克里斯提尼改革是继梭论改革之后，古希腊雅典城邦历史上另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雅典平民反抗氏族贵族斗争的胜利结束。恩格斯称这一改革为“克里斯提尼革命”，这一革命使梭伦奠定的民主制度日趋稳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在战胜氏族贵族的基础上最终建立起来。［9］在这次改革中，克里斯提尼取消原有的四个氏族部落，而建立以区（deme）为基础的新的十部落制度；他并且以新的部落制度为基础，新设“十将军委员会”（其中的首席将军逐渐演变为雅典最高统治者）；［10］此外，他的另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就是本文所要涉及的陶片放逐法。
　　 关于克里斯提尼政治改革与陶片放逐法的建立，保存下来的古代文献中以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记载最为详细。为讨论方便，先将亚里士多德书中有关章节节录如下：［11］
　　 1.“由于这些改革，宪法就比梭伦宪法要民主得多；当僭主政治时期，梭伦宪法曾因不用而被人遗忘，克里斯提尼则以争取大众乐从为目的，制定了另一个新的宪法，其中包括陶片放逐法。”
　　 2.“在这些制度建立后的第五年，即赫耳摩克勒翁（Hermocreon）任执政官的时候，他们制定了五百人议会就职宣誓式，这到现在仍然使用。此外，他们开始以部落单位选举将军，每一部落一人。但是，军事执政官（Polemarch）仍是全军的最高统帅。”
　　 3.“在这些改革的十一年之后，淮尼浦斯（Phaenippus）任执政官之时，他们赢得马拉松战役的胜利。在这次胜利后两年，平民取得更大的自信心之后，他们初次启用了陶片放逐法。这条法律的制定是由于对当权的人发生怀疑而起，因为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成为群众领袖及将军时曾自立为僭主。”
　　 4.“第一个遭受放逐的人为庇西特拉图的一位亲戚，卡莫斯（Charmus）之子，出身于雅典Collytus区的希帕科斯，赶走这个人的要求，本来就是克里斯提尼制定这部法律的主要动机。在此之前，雅典人以其民主政治传统的宽大作风允许僭主的支持者仍滞留在城内，只要他们在此之前没有参加僭主共同作恶，希帕科斯是这批人公认的领袖。”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欧美学者原则上都同意上述亚里士多德关于陶片放逐法的记载，即陶片放逐法为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9年左右所制定，并在公元前487年前后第一次实施。仅有少数学者如英国学者希格奈特（C.Hignett）提出了反对意见。希格奈特认为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记载与哈波克拉底（Harpokration，亚历山大里亚词典编辑学者）所引用的古希腊作家昂德拉逊（Androtion，公元前4世纪雅典历史学家、政治家）的记载极其相似，很可能在资料来源方面一脉相承。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文中所说的“初次启用了陶片放逐的法律……”中的“初次”应该来源于昂德拉逊的记载，而昂德拉逊文中所用“初次”字眼的目的显然是指陶片放逐法制定于其初次实施之时。换言之，陶片放逐法的真正制定时间应是在公元前487年或其之前一段时间。［12］希格奈特的这一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英国学者汤姆森（Rudi Thomsen）指出亚里士多德与昂德拉逊关于陶片放逐法的记载实际上并无任何抵触。考察昂德拉逊原文的文意并未明指陶片放逐法系制定于马拉松战役以后，昂德拉逊只是认为该法律是克里斯提尼所创。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与昂德拉逊的记载完全相同。［13］
　　 事实上，根据笔者的理解，上述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亚里士多德与哈波克拉底所引昂德拉逊记载对陶片放逐法制定时间的不同认识，即亚里士多德认为陶片放逐法制定于克里斯提尼政治改革时（公元前509），而昂德拉逊则认为陶片放逐法制定于其初次实施之时（一般就理解为公元前487年希帕科斯被放逐之前）。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昂德拉逊并未涉及到第一次放逐的实施时间，也未提到希帕科斯这个人，后世学者（如希格奈特）对陶片放逐法第一次实施的时间及人物的认识全部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的记载。也即是说，昂德拉逊对陶片放逐法的制定时间和首次实施时间都没有具体提出自己的观点。对此，加拿大学者金泽尔（Konrad H. Kinzl）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和昂德拉逊对陶片放逐法的制定时间的认识是一致的。金泽尔指出昂德拉逊极可能把希帕科斯的放逐时间定位于公元前506或505年（即在公元前509年陶片放逐法制定后的一段时间内），因为没有资料显示他知道希帕科斯在公元前496年（或495年）当上雅典的执政官。而我们知道如果希帕科斯在被放逐十年之后，重回雅典旋而出任执政官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获知希帕科斯在公元前496年（或495年）当选雅典执政官的资料后（一个合理的推测），在进行相关的论述时对昂德拉逊的部分观点（即希帕科斯被放逐的时间）进行了修正。［14］
　　 从以上欧美学者对亚里士多德记载的论证可以看出，在没有新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考古证据——出现的情况下，亚里士多德有关陶片放逐法的论述无疑是目前最权威的观点，以下也主要以此为基础对陶片放逐法展开进一步的论述。
　　
　　 三、雅典陶片放逐法的实施
　　
　　 在雅典陶片放逐法的实施中，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即（一）陶片放逐法的制定与实施时间之间的巨大差距；（二）陶片放逐法实施中遭受放逐者被放逐的原因；（三）陶片放逐投票中的6000之数到底是法定人数还是指参加投票的多数。
　　 （一）陶片放逐法制定与实施时间之间的巨大差距
　　 在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中，雅典陶片放逐法的制定与实施时间有近二十年的差距，如何解释这一时间差距成为后世学者研究雅典陶片放逐制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后世学者对该问题的相关论述也最多，观点也多不一致。
　　 1、对“雅典陶片放逐法制定与实施时间存在巨大差距”观点的质疑与反驳
　　 美国学者劳布切克（Raubitschek，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就认为：陶片放逐法是克里斯提尼所制定，但不是在一般所说的公元前509年（即克里斯提尼克执政初期），而是在公元前493年至487年之间（即马拉松战役前后）的一段时间。劳布切克认为雅典制定陶片放逐法的主要目在于防止僭主政治的复辟，而雅典僭主统治的基础则在对于执政官职位的控制，因此在理论上陶片放逐法的制定实施极可能与执政官的选任方式有极大关系。但是当公元前5世纪执政官的产生方式由选举变为抽签（lot）之后，其重要性已大大降低，而将军的地位却相对提高。特别是希波战争后，雅典将军在政治、军事方面大权独揽，僭主复辟的危险大大增加。雅典城邦为防止僭主的复辟，转而必须对日趋重要的将军加以制约，这也是促使雅典城邦制定陶片放逐法的直接原因。而在实践上，公元前5世纪所有陶片放逐法的实施也均针对将军而发。劳布切克因此认为陶片放逐法既然以将军为对象，而将军一职之初次选任是在公元前502至501年，那么陶片放逐法的制定时间必然在此之后。
　　 同时，劳布切克坚持认为在陶片放逐法制定之前，雅典防范僭主统治的法律制度（主要为梭伦立法）一直是行之有效的。而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能够成为雅典僭主，完全是因为雅典民众的全力支持，即使是在当时梭伦立法中防范政客独裁的相关规定仍然有效的情况下。换言之，雅典民众也能够依据梭伦法律的规定将庇西特拉图推翻。但是在马拉松战役之后，居于执政地位的雅典将军握有大部分军权，旧有的梭伦立法已不能对之有效制约。既然陶片放逐法所要取代的梭伦法律的最后一次实施是在公元前493年（即Miltiades受审案），因此劳布切克推测陶片放逐法必然制定于公元前493年与该法公元前487年第一次付诸实施之间的六年间。［15］
　　 劳布切克的观点粗看起来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实际上却缺乏相应的依据支撑。美国学者罗比森（C.A.Robinson Jr.）在仔细分析了劳布切克所引古文献资料后指出：劳布切克所谓陶片放逐法创立于公元前487年之前数年间的的观点缺乏令人信服的文献依据，其依据多半为劳布切克对古文献记载的曲解。例如罗比森指出，劳布切克在引述亚里士多德关于陶片放逐法的记载（详见上文笔者所摘《雅典政制》相关内容）时，把仅仅是在某些语句之间有明显运用的时间排列顺序记事方法（如前引《雅典政制》中第2、3句表述），认为是在各个章节之间都运用了这种记事方法，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至少亚里士多德书中并无明显表述）。对于劳布切克认为将军的选任与陶片放逐法的实施有密切联系的观点（即后者针对前者而发，因此后者不可能比前者更早出现），罗比森指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即前引《雅典政制》中第1、2句表述），“在这些制度（包括陶片放逐法在内）建立后的第五年，即赫耳摩克勒翁（Hermocreon）任执政官的时候，……，他们开始以部落单位选举将军，”可以看出陶片放逐法的制定实际上是在将军的选任之前，因此，陶片放逐法不是针对将军的选任而制定。此外，对于劳布切克认为陶片放逐法所要取代的就是梭伦立法中防止僭主独裁的法律，罗比森指出涉及僭主阴谋的Miltiades案，一般认为属于雅典民主派（democratic party）的内部斗争，与僭主复辟没有必然联系，而陶片放逐法取代梭伦相关法律的说法也就不足采信。［16］
　　 2、雅典陶片放逐法的制定与实施时间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分析
　　 美国学者卡根（Kagan）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对陶片放逐法制定与实施时间上的差距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卡根认为促使克里斯提尼创立放逐制度的直接原因是克里斯提尼与同为民主派领袖的伊萨戈拉斯（Isagoras）之间的权力斗争。为了孤立伊萨戈拉斯，克里斯提尼采取了与前僭主势力希帕科斯合作的政治策略，同时创立陶片放逐法以制约希帕科斯及其政治集团。而希帕科斯集团在当时也的确接受了与克里斯提尼合作的路线，所以希帕科斯能在公元前496年成为执政官。依卡根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陶片放逐法有二十年之久未曾动用的原因。直至马拉松战役以后，雅典政权斗争纷起，当时的雅典执政者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才开始使用克里斯提尼早先所创立的陶片放逐法来对付自己的政敌。在这种情况下，放逐前僭主势力的代表希帕科斯就成为地米斯托克利施展其政治恐吓手段的一种政治策略。［17］卡根从雅典城邦内部政治情况的发展演变情况出发，来分析陶片放逐法被搁置二十年不用的原因，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美国学者汉兹（A.R.Hands）则进一步从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来思考这个问题。关于陶片放逐法的制定时间，汉兹指出任何人意图放逐其政敌必须面对两个问题：1.必须首先说服群众赞成实施陶片放逐投票；2.必须实现谋划使该次投票结果是他的政敌被放逐而不是其他人。因此，当克里斯提尼执政晚期处于权力危机之时，是不会新创陶片放逐法的。汉兹由此推论，在公元前509年至487年之间，可能会有三种情况发生：一、可能就是否实施放逐投票进行了表决，但表决结果不赞成实施放逐投票；二、可能实施了放逐投票而未达到有效票数；三、可能投票结果不是希帕科斯而是其他人遭受放逐。汉兹认为在以上三种可能发生的状况中以第二种出现的可能性最大。［18］汉兹的论述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尽管缺乏进一步的考古成果出现加以佐证，但仍不失为一令人信服的观点。
　　 （二）陶片放逐法实施中遭受放逐者被放逐的原因
　　 从公元前487年陶片放逐法第一次实施开始，到最后一次公元前415年海柏波拉斯（Hyperbolus）被逐之时的七十二年间，雅典政客被逐不外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1.雅典城邦内部的权力斗争；2.雅典与希腊其他城邦之间的政治关系变化（特别是雅典与波斯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陶片放逐法的实施历史上，因城邦内部权力斗争而被放逐的雅典政客不在少数，如上文提及的希帕科斯就是作为前僭主势力而为民主派力量所放逐。此外，民主派内部的斗争也是雅典政客被放逐的原因之一，典型的如雅典政治家桑西巴斯（Xanthippus）与阿里斯提德（Aristeides）的被放逐。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桑西巴斯被逐于公元前484年，其被逐与僭主阴谋无关。［19］劳布切克根据他对出土陶片的研究认为，桑西巴斯与雅典执政官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原同属民主派，地米斯托克利出于个人恩怨，挑拨民众将桑西巴斯放逐。［20］而阿里斯提德的被逐也与同为民主派的地米斯托克利相关，在雅典历史上，二人同为反波斯战争中的著名将领，但阿里斯提德反对地米斯托克利扩展海军的计划而主张加强陆军，几乎可以肯定，他因此而遭到放逐。［21］
　　 此外，雅典与希腊其他城邦之间的政治关系尤其是雅典与波斯、斯巴达之间政治关系的变化，也是许多政客遭到放逐的原因。公元前5世纪，雅典贵族派与民主派围绕与波斯关系问题展开激烈斗争，主张坚决反对波斯的民主派逐渐占据上风，而由此造成许多支持波斯的贵族派政客被逐。这其中就有雅典贵族迈恩（Menon，公元前457年被放逐）的被逐，劳布切克根据对出土陶片的研究，发现有雅典公民在放逐选票——陶片上书写“迈恩，卖国贼”字样；［22］根据索利的记载，卡利色诺斯（Kallias）的被逐也与此相关，在雅典阿哥拉的出土陶片中有一片即称他为“叛国贼”。［23］
　　 （三）陶片放逐投票中的6000之数到底是法定人数还是指参加投票的多数。
　　 在陶片放逐法实施过程中第三个重要问题是：投票要求中的6000票数到底是指法定人数（a quorum）还是指参加投票者的多数（the minimum effective vote）？对此，国内学者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6000为参加投票者的多数，即得票数超过6000者将被实施放逐；［24］也有学者认为6000为参加投票的法定人数，得票过半数者即被放逐。［25］到目前为止，一般欧美学者均认定6000之数是指法定人数（但是否必须过半数还存在争论）。如美国学者邦纳（Robert B. Bonner）指出，从现存的文献看来，法定人数这个观念已为雅典人所熟知；再者，为了保护一个公民的基本权益，有必要以6000之数作为投票的法定人数。因此邦纳认为，6000之数应是指法定人数而言。［26］除了邦纳所提出的两点解释之外，从雅典人口的数目来看，笔者认为以6000之数作为法定人数也是一个合理的推测。根据戈麦(Gomme)的统计，到公元前431年，雅典的人口总数最高达到31万，其中公民及其家庭人口为17.2万人，伯罗奔尼撒战争使雅典人口锐减，戈麦估计雅典公民人口最低点出现在公元前400年，约有2.2万男性公民。［27］此外，作为放逐投票的主体——绝大多数雅典中下层公民，由于生活窘迫，根本无暇过问政治。在伯里克利执政以前，雅典公民参见公民大会并没有物质报酬，只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初才发给津贴。［28］所以大多数贫民不可能扔下手中的工作而每隔几天就去参加公民大会。特别是住在边远地区（如亚逖加的农村地区）的农民，往返雅典路途不便，在城里又无栖息之处，因此很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而在农忙季节更是不可能进城参加政治活动。［28］因此就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当时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状况而言，以6000作为陶片放逐法实施的法定人数具有较大的合理性。
　　
　　 四、陶片放逐法的终结及其原因
　　
　　 在马拉松战役后，雅典的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马拉松一役，雅典击败波斯，这个空前的胜利，在雅典城邦内部引起了政治上的巨大变化：一般人民权力空前高涨，而过去主宰政局的僭主和贵族势力逐渐失势。与此同时，代表平民利益的民主派开始真正走上历史舞台。在这一时期，民主派与保守的贵族派和僭主派的激烈斗争成为雅典历史的一条主线。而此类党派斗争也是雅典陶片放逐法能够大规模实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背景。而在马拉松战役之后，僭主势力日趋衰落，已不再能主宰政局，这样陶片放逐法原先立法的目的——防止僭主复辟的阴谋——事实上也就落空了。在这种背景之下，陶片放逐法逐渐沦为政客达成个人野心的工具，也从而进一步走向了没落之路。此外，陶片放逐法实施本身的弱点也间接导致了其没落直至最终被废不用。范德普尔（Eugene.Vanderpool）根据对出土陶片的研究，认为陶片放逐法本身最大的缺陷就在于：陶片放逐法假定每个参与投票的公民均具有书写他想予以放逐的政客姓名的能力。然而在考察了诸多出土陶片之后，范德普尔则发现雅典公民的文化素养很大程度上不能符合这一标准。大量的出土陶片显示出书写的拙劣、拼音的错误……等等。［29］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Aristeides）就曾在放逐投票时，被一个目不识丁的公民请求代写上阿氏自己的姓名投入票柜，阿里斯提德问那人何以要放逐他，那人答道：“不为什么，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30］这一记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陶片放逐法逐渐沦为党派斗争工具的原因。
　　 另外，放逐投票所用的陶片均是各人自备，而非官方供应的，这就构成它另一项内在的缺陷。20世纪90年代，在雅典卫城北坡的一口井里，曾出土191片陶片，陶片集中装在一些瓮中。这些瓮的样式只有少数几款，而其中所有陶片上均写着雅典执政官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名字（分别属于14个人的笔迹）。显然这些陶片是预先准备好，打算说服群众反对地米斯托克利之后，发给他们使用。这些陶片集中出土，或许原本有更大一堆陶片，这些是用剩的。制作陶片的人显然是高估了反对地米斯托克利的人数。［31］
　　 以上数种因素的影响，使陶片放逐法的实施逐渐走上末路。公元前415年春，雅典著名平民领袖海柏波拉斯因党派斗争无辜被逐，而后海柏波拉斯被迫远走萨摩斯岛，却在此遭到支持寡头政治的激进分子杀害。这一事件在雅典平民当中造成极大影响，民众俨然将陶片放逐视为一出闹剧，因此此后再不曾援用，陶片放逐法在雅典城邦的适用自此终结。
　　 陶片放逐法在古希腊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对于雅典城邦而说（如美国学者卡根所言），陶片放逐法是防止那种可能使雅典陷于党争并摧毁其国家的一个安全阀门（Valve，原意为心、血管的瓣膜）。［32］尽管卡根的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可以肯定的是，陶片放逐法的实施的确对当时雅典政治家的野心产生过相当的震慑作用。根据普鲁塔克（Plutarch）的记载，伯里克利（Pericles）年轻时非常惧怕人民的力量，“况且伯里克利有钱，出身好，又有许多极有影响的朋友，他总怕被放逐，所以一直不肯从事政治活动，只在行伍方面当一个奋不顾身的好样的军人。后来，阿里斯提德去世，地米斯托克利被放逐，客蒙又长年累月被军旅生活绊住，留在国外，伯里克利这才投身于公众的事业……”。［33］
　　 同时，陶片放逐法对近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典型的如弹劾制，一般认为近代西方社会的弹劾制就间接地起源于古希腊的陶片放逐制度。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作为直接民主制的产物——古希腊陶片放逐法与近代意义上的弹劾制有着显著不同的特性，这也是古希腊陶片放逐法不能长期存在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作为直接民主制的产物，陶片放逐法的实施与雅典的基本政治制度——公民大会的运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雅典城邦，公民直接参与政权，在那里没有权力的分立，也没有代议制度，由全体公民所组成的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立法机关直至执法机关。而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更是公民大会的翻版（在某些情况下，公民大会就是一个特别法庭），各种法院（法庭）都由数百名公民任陪审员；同时他们又是审判员，直接审案，并且根据多数票断案。以公民大会为主体的雅典政治制度，其总体特征就是一切由人民的多数说了算。［34］从笔者上文的论述即不难看出，在陶片放逐制度下，实施放逐投票的历次公民大会就充当了特别法院的角色。在公民大会的运作条件下，直接民主制的弊端——“多数人的暴政”从陶片放逐法的实施中充分显露出来，上述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及群众领袖海柏波拉斯的被逐即是明显的例证。如西方学者沃克所言：“陶片放逐法对公民个人与城邦的利益都是一个不公正的阻碍。对个人而言，放制意味着在其一生之中最有价值的一切的丧失；对城邦来说，放逐等于是对政党制度正常运作的一个致命障碍。” ［35］
　　
　　 注：
　　［1］参见林榕年主编：《外国法制史新编》，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林榕年、叶秋华主编：《外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其中仅有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中单独使用了“陶片放逐法”字样。
　　［2］图片资料来源：http://www.csun.edu/~hcfll004/ostracis.html.
　　［3］根据约翰•索利的统计，在雅典的阿哥拉和陶器区的遗迹现场，挖掘出约1万1千片这类陶片，而无一贝壳。参见［英］约翰•索利：《雅典的民主》，王琼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4］按照英国学者韦尔斯的说法，与雅典同时期的古希腊城邦迈利特也制定过类似的陶片放逐法。参见［英］H•G•韦尔斯：《世界史纲》（上卷），曼叶平、李敏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另外，在希腊化时期，墨加拉、阿哥斯、米利都、舒拉古等城市，也曾模仿此法用橄榄叶投票，故又有“叶片放逐法”之称。参见林榕年主编：《外国法制史新编》，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5］［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20页。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6－27页。
　　［8］资料来源：http://www.csun.edu/~hcfll004/ostracis.html。
　　［9］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10］关于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具体内容参见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页
　　［11］Aristotle,tr,Kurt Von Fritz and Ernst,Constitution of Athens and Related Texts,New York：Hafner Publishing Co.,1974,22：1—4,p.91—92.可参见该书中译本：《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6－27页；《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主编，严一译，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8页。
　　［12］C.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58,p.160.
　　［13］Rudi Thomsen,“The Origin of Ostracism：A Synthesis”,Humanitas,IV（Copenhagen,1972）,p.43.资料来源：http://links.jstor.org/sici?sici=？.本文所引西文期刊除另有详细注明外均引自www.jstor.org网站search页面。
　　［14］Konrad H. Kinzl , “Androtion’s Dating of Ostrakismos”, The Ancient History Bulletin 5.4 (1991),p.109-111.资料来源：http://www.trentu.ca/ahc/ahb-5-4d.html.
　　［15］Antony.E. Raubitschek,“The Origin of Ostracism”,American Journal of Archeology,Vol.55,No.3（July,1951）,p.226.
　　［16］C.A.Robinson Jr.,“Cleisthenes and Ostracism”,American Journal of Archeology,Vol.56,No.1（Jan.,1952）,p.23-26.资料来源：
　　http://links.jstor.org/sici?sici=0002-9114%28195201%2965%3A1%3C23%3ACAO%3E2.0.CO%3B2-F.
　　［17］Donald Kagan,“The Origin and Purpses of Ostracism”,Hesperia,Vol.30,No.（Oct.-Dec.,1961）,p393-401.
　　［18］A.R.Hands,“Ostraka and the law of Ostracism-Some Possibilities and Assumptions”,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79(1959).p.69-79.资料来源:
　　http://links.jstor.org/sici?sici=0075-4269%281959%2979%3C69%3AOATLOO%3E2.0.CO%3B2-P.
　　［1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主编，严一译，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20］Antony .E. Raubitschek,“The Origin of Ostracism”,American Journal of Archeology,Vol.55,No.3（July,1951）,p.221-229.
　　［21］［英］约翰•索利：《雅典的民主》，王琼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22］A.E.Raubitschek,“Menon,Son of Menekleides”, Historia,XXIV：1（Jan.-Mar.,1952）,p.286-289.
　　［23］［英］约翰•索利：《雅典的民主》，王琼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24］林榕年、叶秋华主编：《外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25］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26］Robert B.Bonner,“The Minimum Vote in Ostracism”,Classical Philology,VIII（Jan.-Oct.,1913）, p.223-225.资料来源：
　　http://links.jstor.org/sici?sici=0009-837X%28191304%298%3A2%3C223%3ATMVIO%3E2.0.CO%3B2-7.
　　［27］A.W.Gomme,The Population of Athens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y B.C.Oxford,1933. 转引自郝际陶：“论古代雅典的商贸活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4期，第6页。
　　［28］施治生、沈永兴：《民主的历史演变》，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29］E.Vanderpool,“Ostracism at Athens”, Lecture in Memory of Louise Taft Semple,second series,The Uni8versity of Cincinati, 1970,p.15.
　　［30］［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20页。
　　［31］［英］约翰•索利：《雅典的民主》，王琼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32］Donald Kagan,“The Origin and Purpses of Ostracism”,Hesperia,Vol.30,No.（Oct.-Dec.,1961）,p393-401.
　　［33］［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6页。
　　［34］参见［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5－31。
　　［35］E.M.Walker,“Athens：The Reform of Cleisthenes”,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1926）,V,Ch.VI,p.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