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启蒙》：狐裘下的保守主义刺猬

他乡遇故知，有意外的欣喜。新书读旧章，恐难言欢。丁耘新作《儒家与启蒙》却是一个例外，该书由十余篇文章组成，集腋成裘。“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其中有对启蒙的反思和对新儒家的观照，及关于古今—中西问题的哲学会通。三编的狐皮下，包裹的，是保守主义刺猬。

本书开篇，丁耘论启蒙终结与当前中国思想的出路。喝“狼奶”长大的丁耘毫不犹豫地宣告启蒙终结了。在其看来，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巨浪的冲击后，八十年代的人文价值，毫无抵抗力，启蒙话语，已然一败涂地。

价值虚无，何以安身？丁耘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划分成两个时代：康德式的启蒙时代和斯特劳斯式的保守主义时代。两个时代的变更，意味知识方向与内在逻辑的变化：政治上趋于保守，文化上回归传统。

无论丁耘这个划分对与错，实际上提示了一部分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价值诉求，不再跟着西方人之后人云亦云了，鹦鹉学舌，再流畅，也是二道贩子。要讲中国，讲传统，讲古典文化。只有这么讲，才能讲出点新意来。

这个新意是什么，就是古今—中西之争的大题目。古，为儒学；今，为现代学问。中，为中国，西，为西方。简单说，这个题目的意思，是中西冲突就是古今冲突，也就是儒与反儒的冲突。

改革三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是不是遭遇了这个大问题？这个不好作判断，但就学术本身来说，从浮泛的表面进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内容，确实是一种进步。

所以，也就好理解丁耘要借“通三统”这个题目来发挥出一章了。所谓“通三统”，就是通儒家文化的道统、社会主义的政统与改革的新传统。当然，人文知识分子，天然关心的，就是道统问题，也就是“现代中国”的合法性论述。

所以，搞哲学的丁耘，自然有了本书的第三编：哲学会通与古今—中西问题。丁耘通过对希腊经典的解读、中西哲学的对照，以西辅中，以古护今。如对海德格尔的“是”与国学的“易”对照解读，彰显中华文明的天地化育之境。不过，我仍有疑问，复兴先秦经典，须掌握经典阐释的自主性，用形而上的框架研究柏拉图是应有之义，而用斯特劳斯的模式来阐释先秦经典，会不会是另一种方式的“鹦鹉学舌”？

最后，回过头来看第一编的另外一个论题，现代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问题。丁耘论证了精英政治的晚近传统及其正当性。这个逻辑，也是与前面相呼应的。搞文化，搞三皇五帝先秦两汉，自然不是普通人的事情，这差事，天然地交给了精英们（哲人）。由“有文化”推导至“有政治经验”，再实现贤人的政治，这正是儒家的政治逻辑。

即便，古典主义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可以成为一种对抗启蒙的力量。还有些问题亟待厘清：一是启蒙的合法性真的消失了吗？三是文化民族主义国家如何获得多民族共和的道统？这些是保守主义者乃至国家主义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作者：周绍纲；文章来源：《百道新书日报》http://t.cn/hrb9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