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谁的月野兔，谁要谁的银餐具——狄姜之叛逆和后生

谁是谁的月野兔，谁要谁的银餐具——狄姜之叛逆和后生

叛逆和后生都算不上正式的双生档，姜大卫是完完全全的主角，狄龙是彻彻底底的配角，从戏份来说绝无旗鼓相当。剧本虽然都是倪匡主笔，不过这个看碟下菜的家伙你当然不能指望他能给张彻和狄龙交出一样的货色。况且在青少年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原本就是硬币的两面，唯一的共同点只是极力描述男主角的好。即使这个共同点背后的效用也南辕北辙，张先生创造美丽的花瓶是为了砸碎的那刻可以趾高气扬地指着始作俑者骂，看看，你知道自己的愚蠢了吧，连猪都叹为观止；而狄龙小心描绘美丽的花瓶是希望就算花瓶不幸磕着碰着有了几条裂纹，加加减减和别的比起来也还算漂亮，不负花瓶的名声。所以叛逆和后生，原本是从里到外都不同的两部电影。
不同，却可以类比。凌希和凌昭是亲兄弟，在没有母亲的家里算得上相依为命，弟弟就算离家出走了听说哥哥回来也愿意按下自尊去看看；向荣和根来情同兄弟，家里有寡母幼妹，无端端成了顶梁柱的小男孩有什么心思只能告诉朋友。他们的关系无论是不是与生俱来，都受到了后天环境的极度强化而变得牢不可分，这些剧情都一笔带过，不是因为不重要，恰恰太重要，和空气一样无色无味浸透在每个对手戏里，无需另外挑出来演绎一番，着了痕迹。显然这点上，张先生又比狄龙老谋深算。
凌希和凌昭闹翻之后加入黑社会，向荣和根来疏远之后也加入了黑社会，除了顺水推舟的实际困难之外，典型的连你也不懂我式的怨恨喷薄而出。最亲近的人，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不能帮你就算了，不能理解也可以，但是站在对面游说，对性格薄脆如凌希的小孩来说差不多算是侮辱。每个小孩心中都有个孤胆英雄，越是只剩下一个人越是不能低头，想象中的责任因为无人分担而变得更加沉重。你可以骂他笨，不能骂他天真，偏偏凌昭和根来也不过是个小孩，越不听越要劝，敢情好，明明是青春期和社会规则的矛盾全集中在这两人身上了，变成内部矛盾，他们不能解决，只好互相拗断。
按理说，大人的话虽然不全对，也有对的地方，同样的话由朋友或哥哥嘴里说出来，应该多少能听进去一点，结果怎么反而比大人说效果更差呢？那是其实凌希虽然嘴巴很硬，心里到底还是孩子，有软弱怀疑的时候，他的坚定并不是对自己想法正确性的认定，而是无法承担错误的后果。本来就忐忑了无措了，又被猛烈地否定，在他心里无论承认不承认都是坍塌下来，原来的是非观价值观已经是错了，你让个孩子怎么能够在这种情况下镇定自若地及时纠正自己的方向，何况他连求救的人都没有，只好一百八十度转弯，把是当作非，把非当作是。
再之后的自暴自弃，更是典型的你不让我怎么样我就偏怎么样的赌气，甚至有你要救我我偏死给你看的报复，如果说本来凌希和向荣不过是脾气不好，乌托邦心理严重，但还有理智的人，在拗断之后就完全丧失判断力，完全顺应成人世界的想象，怎么堕落怎么来，把好好的反抗变成了违法犯罪。
再来看凌昭和根来这面，他们是不是编剧无厘头的牺牲品，仅仅推动剧情的纸片人呢？也不尽然，他们的戏少，也不是全无逻辑。像凌昭这样的天之骄子，凡事都顺顺当当清清楚楚，这么个眼高于顶自视甚高的年轻人，如果他弟弟真是不可救药的人，他还会跑去劝么，之后毅然决然没有告别的离开把他的冷酷显示地很清楚了，他不是会做白用功的滥好人。根来就更不用说了，珍惜清白就像鸟儿珍惜羽毛，疾恶如仇到连对老板顺手牵羊的同伴都不想搭理，如果他心里觉得向荣想去混黑道，哪怕只是怀疑，他还会和向荣有一丝来往么。他们之所以还兴冲冲跑去，至少是肯定对方本质没问题，只是表达不对头，而不是后来剧情表明的那样相信他们已经堕落。他们想说的是，既然你们的是非和世界的是非没什么根本性的差别，何必做到如此世所不容呢，何必站在明处喊打喊杀，稍微退一步，稍微等两年，又有什么差别，最后效果一样就好啦。
片中结尾就不说了，两位导演的世界观原本不同，张先生是温和左派，他认为世界靠扼杀青年保持的稳定不值一提，人才是第一位的，没有人要什么社会，又谈什么稳定。而狄龙意外地成为温和右派，他相信所谓的秩序，并且认为秩序（具体表现在法律和道德）是高于个人困难的。就是这样两位完全不同的人，却导出了两段桥段相似的双生戏份，可见艺术都来源于生活。这场劝诫的双方一心交好，想法并不对立，也充分考虑了对方的情况，却还是阴差阳错地导致了最差的结果，爱果然比恨更有杀伤力。
题外话，叛逆的本子真是极好的残酷青春类型，没有一味地用仁义道德压垮主角，凌希不愿读书，可是心灵手巧尊敬父兄；凌希的父亲虽然也想他继续读书，不过并非为了光宗耀祖，对他也采用了开放式的开明教育；就算凌希女朋友的父母，也都是管自己女儿，并没有趁势迫害他，毕竟未成年少女流落在外谁家父母都受不了；如果没有那群流氓，事情似乎不至于如此，可又有哪个地方没有小流氓呢。导演和编剧似乎在试图给观众制造迷宫，迷宫里的每个人都没有错，可结果明明是错了，凌希不应该这么死。这种不再把矛盾焦点集中在某个或者某几个角色的做法也是国内第六代导演们现在正重复着的典型，用一个看起来无解的谜题抒发对社会的不满。只不过张先生把自己的社会责任感隐藏地更深，他的同情他的愤怒都放在水面下，露出水面的除了冷静还是冷静，其实他可以拍更多社会电影的，不过也许现实还是逃避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