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专访》——阿城先生，近況如何？
2007-12-04 11:24:51 来自: Aoi(NgGiaLam)(“國事丟那媽，心思亂如麻。”)
阿城先生，近況如何？
晚上八時半中環蘭桂坊，玻璃外墻滿是金光輝煌掛飾的酒店，深灰薄毛衣、米白鬆褲子的阿城，眼神迷離地下樓。阿城中午從北京趕來參加亞洲文化合作論壇，下午五時多下飛機到酒店，先睡個覺，這時匆匆起趕赴專訪之約。酒店大堂不可吸煙，「那我們回房間去吧」，他站起來，一隻褲腳還塞了一點在襪子裏。
電梯要用房卡開動，他掏出居美的綠卡要插進卡槽去。他，還未完全清醒過來。
圖．梁細權
文．鄭依依
阿城常刁的煙鬥，煙絲燒完了，他施施然掏出香煙。
煙是一支接一支的抽，話是一句搭一句地說，偶而站起來，走走。又說兩句。倒是愈說愈清醒。
在偌大的空間遊弋
在這放了六呎大的五百平方呎的酒店房間，阿城笑說很不習慣，「兩步便到門口了」，實在難比他在北京郊區的家：那他租了地皮三十年，連種了銀杏的院子有一千平方米──即是，一萬平方呎的家。
就是自己蓋的單層房子，也有六千平方呎——即是六百平方米。潛意識不能接受如此遼闊空間的記者，老是錯說為六十平方米。真應了阿城說的，女性先天腦袋對空間不敏感。
「走到大門要五六分鐘，講話有『哄哄』的回音。」阿城手指左右兩邊跳彈。
這房子，阿城一人自住，可朋友都愛約到那裏聊天，頻率是「一天兩三次，這撥人走了，下撥人就來」；工作夥伴也都愛在這離京城中心半小時車程的此間開會。
他的工作不算很忙，卻頭緒很多，零散，像：為電影電視寫劇本——像連續劇《貞觀之治》、圍棋棋神電影《吳清源》；新編寫歌劇劇本《杜蘭朵》，給東方公主更多的發揮，由中國、法國及義大利排演三語版本，目前正在調適期，明或後年要到三國去巡演；還在為畫家劉小東的展覽做圖像紀錄：十一月八日在北京開幕的兩個展館，一個展覽劉小東直接畫在牆上的模特兒、放在地下的骨牌；另一個展館，放的是阿城四千張裏挑出來的二十來張記錄劉小東作畫過程的照片。展覽廿三日就要結束，那天，劉小東會把所有畫刮掉、塗抹。
說起，他從行李掏出筆記本電腦，展示他拍的照片。
「劉小東現在的畫賣得太貴了，一百多美金一幅，就是一千多人民幣吧。他覺得這裏邊不妥。這孩子出身苦，要告訴人家這畫其實沒有什麼。」阿城認識了藝術家二十多年，請他說說彼此間的友誼，他調皮地說：「又不是男人認識女人的過程。」
反正他已拍下老友別具意義的作品，用的是自己組裝的相機，半機械半數碼，記者是不懂的，可攝影同事一聽說，眼睛大瞪：這種相機最便宜十三萬元，最貴六十六萬。「我的是二十一萬元。」阿城笑說還是記者全數碼的好，同事嚷不如交換，「那你今晚交不了差啊？」阿城依舊開玩笑，「我們都一樣，是為稻糧謀。」
不一樣的是，常人學的都靠老師，恍如萬能的阿城，他的手藝功夫：攝影、修整傢俱、組裝汽車、音響……都是輕鬆地自學拈來。
至於最為人熟知的寫作，他卻已經放下，「雜文那東西，養不了自己，稿費很低。寫作必需是暢銷作家，否則就像要飯的乞丐。」
寫的都在抽屜裏
而曾經令人驚艷的小說，他更是覺得沒啥大不了，沒再集中去做——其實他一直在斷斷續續地寫，收在抽屜裏，不為發表。
六月，牛津大學出版的《八十年代訪談錄》，記錄他與查建英的對談，當中提到他與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的交往，令他更從文學裏抽離，而走進文化當中——目前，他還參加了雲南大學教授木霽弘研究茶馬古道的計劃，每有事件發生，便跑到雲南去，拍錄下來，「像水要淹沒一個古村子了，便拍水一點一點的漫上來。」邊說，他的手遍隨著水準位向上淹。
那可算得上為文化而記錄了，在中國經過近百年的文化劫難後——然而，何謂文化呢？
阿城認為目下「文化」二字變成味精，就像木霽弘命名卻沒註冊的「茶馬古道」，什麼東西都挪來用。「其實，文化本義，中國老祖宗就說清楚了。」他這次來港，將在亞洲文化合作論壇裏給文化釋義。
「文化是相對於武化的。武化即動物性，攻擊性的。」
「文化就是不可以你的力量把我們的東西搶掉。人類只能在有文化的地方才能生存。」
「歷代帝王死後的謚號，都喜歡文帝而不喜歡武宗，文是進步的。」
「周公制禮作樂，禮就是制度，是人與人的關係，這關係是文的，不是武的。化，就是細節，細節裏有文的關係，就是文化。」
這關係，用摩登的語言說來就是種種制度，包括維持教育權、吃飯的權利、人權……「中國特別強調這個。英文的culture、civilization，我覺得都不能說明這種相對於武化的『文化』含意。」
可是，在文化早已成熟的中國，「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問小姑娘：『你叫什麼名字？』『宋彬彬，文質彬彬的彬。』毛說了一句話：『要武啦！』中國幾乎沒有一個帝王公開向天下說要武的。」
中國要文化還是要武化
從這時候起，或更早的一九四九年，甚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中國的文化早沒了，抓住一點權力就要欺負別人，而且，阿城認為文革餘毒至今。「大陸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甚至現在，都是武的成分。街上那打架呀，一車跟一車碰上了，下來就打。打什麼呀，上保險公司不就完了嗎？」政府的職能是強制管理而非服務性的，教材裏是階級鬥爭的語言，也是暴力的，「所謂八榮八恥，何為榮何為恥啊。文化幾千年，現在變為武化，那可笑話了。」
至於香港，他自從上八十年代初次來過後，一直偶有來訪，九十年代中還在科技大學任過駐校作家。現在數他最愛吃的食物，第一項還就是河粉。可趁著香港公佈優才計劃，問他要否移民過來？他聳肩說不一定，手續困難之餘，恐怕亦與香港文化有異有關。
「八五年，香港那旺呀，人氣旺。」阿城比喻為唐朝的那個香港，氣氛正是他喜歡的旺：「唐朝二百年，只出詩人，不出思想家。你說香港出思想家嗎？」可現在，他覺出了香港街上氣氛與當時有異，卻又是隱然的，可意會不可言傳。從文化到武化，以語言暴力為例子，我們當有巴士阿叔的最新案例乎。以之請教從來崇文不崇武的阿城。
阿城聽過後，微笑一問：「這阿叔是大陸來的嗎？」
他們論阿城
「最近香港電台播出節目《風流人物》，我跟監製聊天，要說風流人物，第一個想起的便是阿城。」潘國靈提起阿城的印象，「是很逍遙派的，很有道家風範」，「像他八十年代赴美，也是為了尋找一張寧靜的書桌，是很個人的原因，很有獨特的風格。」他特別記得林超榮曾經專訪阿城，說他用電腦寫稿至五蠆字，一下子電腦故障了，換了常人定是痛不欲生，阿城倒是「如同新生的感覺」，很能豁得開。
梁文道是當阿城在美國時就因為一位經常辦文藝活動的朋友而認識的，每次訪美都會去探望阿城，不過對他當年如何謀生了，也是不甚了了：「據說他會造些首飾、串珠仔週末到跳蚤市場上去賣；」他還記得阿城常駕一輛金龜車，舊款、二手、墨西哥製的，還是自己改裝過來的。
「他就是什麼都懂似的，因此他有好多故事，令人想『是不是真的呀，沒可能吧？』卻又都聽得入了神。」梁文道形容阿城的許多經歷未必與他家財有關，他生活樸素，「遠看像個道士」，然而天生的本領可以把所有事情變成故事來說，「例如修理汽車吧，修車師父（會把原理）說得很悶，他卻會變作故事，讓人聽得嚇呆了。」
最早，梁文道也是從小說接觸阿城，幾十年未有過的話本式小說語言令年少的他驚為天人。阿城不再寫小說他嘆曰可惜，而普遍讀者忽略了阿城最後一本作品同樣令人扼腕：「那是他為李爽作的口述歷史《爽》，九九年台灣聯合文學出版，令人看到的文革並不是一般的陰暗描述，而是像王朔的《動物兇猛》，也有很好的日子。」
原載《明報0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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