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思想的起源[1962]
2007-10-06 20:24:28 来自: [已注销]
希腊思想的起源[1962]
韦尔南著 秦海鹰译
三联书店出版
新版序言
我在书中大致描绘了从迈锡尼王国到民主城邦、从神话的没落到理性知识的诞生的演进过程,并对这一思想变革提出了一种总体阐释,我认为这种阐释是严密的,与我们占有的主要事实材料相吻合。
世俗的、实证的性质,对一种建立在严格的平等关系上的自然秩序的抽象构思,以及对一个处在均质、对称的空间中的宇宙的几何学看法,这3个特征是密切联系的。它们共同确立了希腊理性思想在形式和内容上所具有的创新性(相对于过去而言)和独特性(与希腊人曾经接触过的近东文明比较而言)。
城邦的诞生不仅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也意味着思维方式的变化,意味着打开了一片完全不同的思想视野,建立了一个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空间。
我早已明确说过,希腊人发明的不是“理性”这个唯一的、普遍的范畴,而是“一种理性”,一种以语言为工具、可以用来制约人而不是用来改造自然的理性,一种政治的理性,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个意义上的政治的理性。
神话像普洛透斯那样千变万化,涉及多种多样的事实,其中当然包括神谱和宇宙谱,但也包括传统中各种类型的传说、系谱、童话、谚语、寓言和格言,总之包括人们自发地口耳相传下来的一切。因此,在希腊背景中,神话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形态,而是在随意的交往、见面或闲谈中被一种无形的、匿名的、无法捕捉的力量传递并散播开来的全部内容,这种力量被柏拉图称为“传言”。
希腊的变化不是在宗教领域内部发生的,新的思想形态是在宗教的边缘和外部形成的,有时甚至与某些宗教信仰或官方礼仪公开对立。这种新思想的目的是通过一种累积性的个人探索达到真理,每个人都要反驳他的前者,提出与之对立的论据,这些具有理性特点的论据本身又可以引起讨论。
引言
迈锡尼制度的瓦解所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了政治和社会历史的范围,直接影响了希腊人本身,改变了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和某些心态。此后希腊又经历了一段被称为“希腊的中世纪”的漫长而黑暗的隔绝和恢复时期,但从那时起,神王的消失就为黑暗时代之后出现的两种相互关联的创新做了准备,这两种创新是:城邦的建立和理性思想的诞生。
第1章 历史范围
由此可见,富有冒险精神的迈锡尼人,在他们到达的所有地区都与东地中海各大文明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融入这片近东世界。近东世界尽管有其多样性,但由于大规模的接触、贸易和往来,仍然成为一个整体。
第2章 迈锡尼王国
迈锡尼王国的社会生活以王宫为中心,王宫同时具有宗教、政治、军事、行政和经济的作用。在这种被称为王宫经济的体制中,国王集政权和王权的所有职能于一身,依靠一个传统的固定职业阶层——书吏,借助一种由王宫显贵和王室检察官组成的复杂的等级制度,严密地控制和管理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
当希腊人在公元前9世纪末从腓尼基人那里借来文字时,他们重新发现的不仅是另一种类型的拼音文字,而且还是一个迥然相异的文化事实:文字不再是书吏阶层的专长,而成为普通文化的一部分。文字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发生了反转:文字不再用来为国王在秘密的宫殿里建立档案,而是用来满足公共职能的需要,它可以把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内容都公布出来,置于所有人的目光之下。
第3章 王权的危机
事实上,城市建筑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集中在被防御工事环绕的王宫周围,城市现在的中心是“公众集会广场”,它是公共空间,是安放“公共之火”的地方,是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场所。城市本身反倒被城墙围了起来,保护并限定着组成它的全体市民。过去耸立着国王城堡(即享有特权的私人住宅)的地方,现在建起了为公共祭祀而开放的神庙。而且正如城市在公众集会广场上实现了自己世俗的一面,城市也在王宫的废墟上,在为神建造的卫城上,投射出自己宗教的一面。这样的城市布局实际上确立了一个思想空间,展示了一个新的精神视野。城市一旦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它就已经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城邦”。
第4章 城邦的精神世界
在希腊思想史上,城邦的出现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当然,这一事件在思想和制度方面产生的影响并不是短期内就能看到的,因为城邦经历了许多阶段和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城邦在公元前8世纪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一个开端,一个真正的创举;它使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呈现出新的形态,后来的希腊人将充分体会到这种形态的独特性。首先,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城邦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都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我们甚至可以说,只有当一个公共领域出现时,城邦才能存在。
最初的智慧就是在这样一种表现其反常本质的矛盾中形成的:它向公众传达一种知识,同时又宣布这种知识是大多数人无法接近的。它的目的就是揭示不可见的东西,就是让人看见那个隐藏在诸般表象后面的不可见的世界。智慧揭示的真理如此神奇,以致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得到真理,但真理就像秘典传授中出现的幻象一样,仍然是凡夫俗子看不到的。虽然智者通过词语来表达秘义,但这些词语的意义却是普通人无法领会的。智者把秘义带到了公共广场上,使之成为考察、研究的对象,但秘义并不因此就不再神秘。……因此,哲学在起源时处在一种暧昧的位置上:从它的方法和灵感来看,它既像秘典传授,又像公众集会广场上的争论,徘徊于教派特有的秘密性和政治活动特有的对立论辨的公开性之间。
第5章 最早的智者 城邦的危机[法律的诞生]
透过这个由无稽之谈、历史典故、政治格言和道德俗套混杂而成的、多少带有神话色彩的七贤传说,我们可以接触和了解希腊社会史的一个阶段,它从公元前7世纪末开始,在公元前6世纪得到发展。这是一个危机的时期,一个内乱和内战的时期,我们可以窥见其中的某些经济情况,而希腊人则在宗教和道德方面把他们经历的这个时期看作是对他们全部价值体系的质疑,是对世界秩序本身的打击,是一种罪恶和耻辱的状态。
杀人罪的立法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从此杀人不再是私事,不再是氏族间的算账。
第6章 人类宇宙的组织[城邦模式]
梭伦使“公正”和“节制”从天上降到了人间,落在了公众集会广场上,这就是说,它们从此必须提交“汇报”。虽然希腊人将继续求助于“公正”和“节制”,但他们从未停止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
智者的作用是在自己的格言或诗歌中揭示并用语言表达那些或多或少隐含在公民的行为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不过,他们的思考努力不仅导致了概念的提出,而且把伦理问题放到了政治背景中,使它与公共生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智者介入到城邦的斗争中,希望通过自己的立法工作来结束这些斗争,他们从实际的社会形势出发,在充满力量冲突和集团对峙的历史范围内设计了他们的伦理思想,用实证的方式确定了建立城邦世界的秩序所需的那些条件。
伦理思考和政治思考将沿着这条路线发展:人们将试图用“理性”型的关系来代替力量抗衡的关系,在各个领域建立起一种以尺度为基础的规章,它的目的是使那些组成社会生活的各种各样的交换比例化和平均化。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世界中贵族理想和民主精神这两大对立思潮在论战中都立足于同一个基点,都要求公正和平等。贵族思潮从梭伦的“良好的法律”的角度,把城邦视为一个“宇宙”,它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被法律维持在一种等级秩序中。和谐仿佛和弦,建立在一种音乐类型的关系上。
由于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平等的理想不仅表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抽象概念中,同时还与政治现实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引起了制度的变更。于是社会交往的世界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受到数量关系的调节,这使得公民们可以相互“认同”,建立起平等、对称、互利的关系,共同组成一个团结的“宇宙”。城邦似乎成为一个均质的世界,没有等级,没有阶层,没有差异。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个凌驾于社会组织之上的人物手中,而是平等地分布在覆盖公共生活所有领域的公共空间中,城邦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中心”。
第7章 宇宙起源与王权神话
公元前6世纪初,在伊奥尼亚的米利都,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等人创立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他们把自然当作对象,进行了非功利性的系统考察和总体描述,对世界的起源、构造、组织以及各种天气现象提出了解释,这些解释完全摆脱了古代的神谱和宇宙谱的戏剧性形象,各种原始神力的伟大形象都被抹去,不再有超自然的原动者(在那些讲述世界怎样出现、秩序怎样建立的创世神话中,正是这些原动者的历险、战斗和功绩构成了故事情节),甚至也不再提及那些在官方宗教信仰中与自然力相联系的神。在伊奥尼亚的“物理学家”那里,实证性立即占据了全部存在,除了自然什么也没有。人、神、世界构成统一而均质的宇宙,完全处在同一个层次,是同一个自然的部分或方面。
米利都人第一次明确地把世界的本原和秩序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对于这个问题必须给出一个与人类理智相称的、毫不神秘的回答,它应该像日常生活中所有其他问题一样可以放在全体公民面前公开讨论。这样,一种摆脱了任何仪式考虑的认知功能便确立下来,这些“物理学家”坚决无视宗教世界的存在,他们的探索与崇拜仪式毫无共同之处,而神话尽管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却总与崇拜仪式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迈锡尼王国崩溃之后,随着王宫体制和瓦纳卡这个人物的消失,旧有的王国仪式剩下的只是一些失去了意义的遗迹。那个周期性地重建世界秩序的国王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神话中归于某个国王名下的功绩与自然现象的组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已经显得不再那么清晰。王权的分裂以及对王权的限制帮助神话摆脱了宗教仪式。以前,神话故事扎根在宗教仪式之中,是对崇拜活动的评述,现在它解放了,.可以获得一种更超脱、更自主的性质。从某种角度讲,它可以准备和预示哲学家的著作。
第8章 世界的新形象
几何使宇宙具有了另一种结构,与神话赋予它的那种结构完全不同。世界的任何元素或任何部分都不再享有损害其他部分的特权,任何自然力量都不再像“巴赛勒斯”那样占据支配一切的统治地位。如果地球处在正圆形宇宙的中心,它就可以因距离相等而保持不动,不受任何东西的统治。
结束语
城邦的出现和哲学的诞生,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以致于理性思想的起源不可能不涉及希腊城邦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伊奥尼亚人的年轻哲学往往被当作降世到时间中的永恒理性受到敬仰,而哲学一旦被放回历史,便褪去了人们赋予它的这种神启性。米利都学派不是看到了“那个”理性的诞生,而是建立了“一种”理性,一种理性的雏形。
希腊理性首先是在政治方面表达、建立和形成的。在希腊人那里,社会体验成为实证思考的对象,因为这种体验适合城邦中展开的公开论辩。
希腊理性不是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形成的,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形成的,它的发展不是得力于那些对世界发生作用的技术,而是得力于那些对他人发生作用的技术,这些技术的共同手段就是语言,它是政治家、修辞家和教师的艺术。希腊理性是这样一种理性,它以实证的、反思的、系统的方式影响人,而不是改造自然。不论就其局限性还是就其创造性而言,希腊理性都是城邦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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