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成为这样的人（五月号《香港文学》黎紫书访谈）

問答黎紫書
我只能成為這樣的人

整理/梁靖芬




前言：

給訪談擬方向時，曾想刻意避開大眾對小說家的慣性問題與想像——你是怎麼寫的，你怎麼閱讀，抑或小說對你而言意味著甚麼。不是擔心那些內容太老生常談、無多大意義，而是多少覺得它們不是現階段最想關心並好奇的事。2007年，黎紫書離開馬來西亞到中國工作，往後五年在北京與英倫兩地穿梭，2010年底由聯經出版的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在台灣藝文界曝光時，甚至給她打上了馬華旅英作家的身份頭銜。若能窺探這位老練寫手的異地生活領悟與體驗，可能更有意思。

於是說好“不談寫作”。甚至不強調文學。見黎紫書在電郵裡回說“寫作本來就不是我的生活，我對它沒有很多話想說”，遂更坦然。

對答下來，其實心裡明白，當初的迴避有點無謂。當你因為寫作而成為某個人的時候，再怎麼“文學與我無關”，某些視角與文字思考的痕跡很難擦拭乾淨。那畢竟已經滲入骨血，成眼耳成喉鼻，成舌身成意，最後反饋為生活態度。或許再往前走，連“寫作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事”之類的自我提醒，她也毋庸再說的了。因為提不提醒，也就是了。


◆“寫作本來就不是我的生活，我對它沒有很多話想說。”你現在的生活是怎樣的？或是，什麼是你現在的生活？

我現在的生活啊，很懶散，在一種近乎得過且過的，沒有“志業”的狀態中。就生活本身而言，我覺得這狀態很理想，有很多發呆的閑暇，可以很專注而出神地體味生活裡很多細微的種種，因此自覺感官變得很細緻。

以前我不是這樣的，會以新聞工作者的目光，更著眼於事件和人；遇上感興趣的事情，會有剖開它的衝動。現在的我對什麼事都很無所謂，覺得自己可以看透，但不特別想去揭穿，任其如此。雖明知這樣很不積極，沒志氣，但作為生活，又以為這感覺很好。

我對“黎紫書”的存在（我的寫手身份）似乎比以前敏感，我害怕她會完全覆蓋我或甚至取代我，所以平日總是盡可能不以黎紫書的身份出現，努力像身邊所有不寫作的人那樣，過“文學與我無關”的生活。

◆你想像中有志氣的生活是怎樣的？

就是會以為自己是有用之身，會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比別人做得更好，並且真的付出努力去實踐這想法。

◆你現在的生活或是工作，其實都在忙些什麼？

目前的工作性質本身無非是會議，寫文案，翻譯，交際。工作以外就是保養我的興趣和嗜好，保健（或其實只是為迎接衰老做好準備）與交友。

這幾年我在網上結交了許多可能一輩子不曾想過要會面的好朋友，寫作於是有了較強的溝通交流的意向。網上交友和生活中的結交是不太相同的（即便同一個人既可以是“網上的”也可以是“網下的”），更需要用文字去維繫彼此的交流與感情。我自己覺得這種朋友或許更能交心，畢竟文字是最適合我的語言了，它讓我們有更多思考和斟酌的空間，而且可以免去見面時四目交投的尷尬和口語的局限。

◆以前，我以為你都不會太在意能不能交到朋友這回事呢，哈。

能不能交上朋友當然不是初衷和目的，但因文字而結緣的人對我表現出來的理解與信任常常讓我感動。或許你很難相信，有那麼些人僅僅因為讀著你的文章而心領神會，並且由衷地信任你，把你當成心底最私密的一個知心朋友，甚至在現實中最孤獨無助的時候想到發信給你。這種超越地理空間，超越文化，甚至“超現實”的相交，讓我覺得寫字的人一點也不寂寞。說到底還是得感謝電腦網絡，讓那麼多的讀者升華為作者的“朋友”。是的，我想說這些人讓我感到最安心的是，儘管他們閱讀我的文字，也深信那些文字裡的真誠，可他們毫不在意我是不是作家。

我並不避違與這些朋友談自己的任何事，不過我對他們的好奇，遠勝於談我自己。他們於我總是“另一個世界的人”，大多數過著我不太可能有機會體驗的生活。與他們交往常常激發我寫作的衝動，也因此收集過很好的寫作素材。這樣說著，更覺得百利而無一害。

◆所以一直都是這樣想的嗎？而不是因為這幾年在外流離浪蕩（哈）的轉變？

我說的是在網上縱橫以後的變化，不以為這與真實中的所謂流浪有何關聯。畢竟在去國之前，我已是個很孤僻的人了。有一點肯定的是，我仍然打從心底抗拒走入文人同儕的圈子，現在更覺得離得愈遠愈好。實在說，我覺得自己與文人們有溝通障礙。我常常不明白，不理解他們說的什麼。我害怕那些說得宏大的語言，愈宏大我愈不明白。

我總是不想提醒自己：我是文人，是寫作者。我覺得這個身份的認知反而會使得文字的使用變得很有目的性，甚至會變成某種功利主義。要對抗這種害怕，我唯有一再對自己強調，寫作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我會想，即便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人，尚且會下意識地霸佔家裡的廚房，把那裡當作自己的天地和領土。我亦不過如此，因為要安身立命，所以寫字。

◆你會提醒自己不要變成哪一類的人或作者嗎？

我今年正好四十歲了。“不惑”的感覺十分清晰。我知道自己不會變成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任何一類作者，或別的什麼人了。我不需要提醒自己“不要變成怎樣怎樣的人”，我反而常常會感慨自己“只能成為這樣的人”。我的人格已經定型。不管去到哪裡，做著什麼工作，和什麼人混在一起，我只有愈來愈清楚察覺到自己的凝固，不再會被朋友影響以致有了別的價值觀或品味。走出馬來西亞在外亂闖的這幾年，接觸了很多不同文化的人，我的胸襟和眼光可能更寬廣一些，也許可以認同和接受我以前所不能認同的物事與價值，但我不可能“變成”那種觀念的持有者。那就這樣吧，我就把這個“我”當成自己看世界的位置吧。

◆看世界的位置……是否意味著知道自己的局限，或是能力？

不完全是那樣，是每個人的世界觀都需要一個定位點。我永遠是那樣的一個東方人，一個多元種族社會的小地方長大的孩子。不管去了多少地方，我發覺自己會自然地選擇某個“最能對上眼”的視角去看，去框選，去關注。那當然相應地提示了我，關於我自身的局限。對應到寫作上，我也就明白自己不可能像我年輕時所想像的那樣，成為一個真正百變的，沒有所謂特定風格的天才作家。我只有愈來愈清楚，我能走的只會是非常狹窄的路。然而隨著年紀和閱歷的增長，又讓我安於如此，不至為此難過。因為我相信這局限不會只是我一個人的局限，我只是在經歷許多前人都經歷過的認知之路。

◆你出去了五年。這五年裡你覺得自己最大的轉變是什麼？

我以為是人生態度吧。視野的拓展和閱歷的增長，還有與人們的接觸多了，讓我對自己的位置有了比較多的思索和體會。我感覺自己比以前自信和篤定多了，知道自己要怎麼站，要站在哪裡，也知道需要多少距離，因此我能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我需要的那一小方立足之地。至於是否會有人覺得我站在那裡很礙眼，倒不會是我的顧慮了。

這些年我來來去去，並不以為這裡面有什麼是註定的，我覺得今天我如此，更多是出於自己的意志和選擇。況且認知並接受自己的局限，並不等同“認命”，我以為這是睿智。對待寫作的態度，其實也相通。每個寫作的人都想寫出屬於自己的文字，而我以為只有先努力成為自己了，才會自然寫出自己的文字來。

◆你現在有深信不疑的事嗎？看你回答，或分析問題的方式，大多是習慣先從反面，比如是從“我不相信”“不是非得云云”開始回應的。所以有點好奇，其實你有深信不疑的事情，或是道理、方向嗎？

我啊？我深信人世無常。懷疑是一種健康的態度，不然何來思辯？我連自己的宗教都是帶著懷疑去信仰的。至於回答和分析問題的方式，是因為我總直覺這些問題多含某種預設的立場和論調，它們激發我去反問，所以對於提問者，我的回覆難免帶有一定的懷疑和反駁的意味。

回到問題本身，這世上確實沒有什麼是我深信不疑的，就連自己此刻的想法，我也保留了“下一刻的我也許就不這麼想了”的退路。因為我們活著總是在累積知識和經驗，而這些累積本該助我們前行，每邁開一步都可能須要打破先前的認知和信念。我以為心理上該做好這準備，沒必要為以前說過什麼死撐下去。我看過很多寫作的人，提到“此刻的我已不可能是上一刻的我”時，筆調總是充滿傷感的，我卻害怕停滯，渴望著讓下一刻的我去揭穿和打破此刻的我。

◆那這五年，什麼是已經被你自己所打破的？

在我自己看來，最重要的是打破了“馬華作家”這名銜吧。“馬華”和“作家”是雙重桎梏，連寫篇文章選擇語言用辭都被它們弄得鋃鋃鐺鐺的，像鐐銬。我意識到，也明白有好些讀者（特別是論者）期望我在世華舞台上演好馬華作家這角色，努力寫一些能代表馬華的作品來。只是我清楚認知我的寫作沒有那樣的目的，我不要背這包袱，也終於不怕喊出來──我不要！這是個人主義吧？此刻我是個什麼人，就寫我這時候能寫的想寫的東西。有一天我或許兩頭不到岸，去不了世界，也回不了馬華，但這並不重要，不值得介懷。

這幾年天災人禍接連而至，老實說，我挺悲觀的認為末日不遠了，所以覺得追求“流傳”是一件虛無的事，至於別人給的定位和認同，除了有助於作品和作者名字的流傳以外，我暫時想不到還有何用處。

但作為寫手，我還不能超脫於與讀者建立關係。讀者多了，喜歡我的文字的人多了，還是能讓我歡喜。譬如前年出版的微型小說集《簡寫》吧，它終究比較“親民”，是一本對讀者友善的書，加上馬台兩地同步推出簡繁體版，讓我的文字有更大的可能與更多的讀者接觸，好些年輕人突然跳出來對我說“黎紫書，我讀過你的《簡寫》！你要加油！”，真讓我覺得那些微型小說功德無量。

其實我明白微型小說一般很難登上文壇的大雅之堂，但大雅之堂有點像禁宮，不是人人去得的。我到底有“反大書”情結，這也許與我的閱讀經驗有關，畢竟我從未真正傾倒於任何一部大書啊。

◆你心裡的“大書”是怎麼樣的作品？

那自然與字數無關，也不見得非得包含天文地理哲學歷史，那恐怕會像《聖經》了。或者說，好的文學作品不見得就得是“大書”。我想張愛玲根本沒寫過像《百年孤獨》和《追憶似水年華》那種無人反對的大書吧？但她作品的影響力夠深夠遠了，那麼我們何以追求大書，又在向大書討取什麼呢？每一部好的文學作品都非常珍貴，也都可遇不可求，但我以為至少馬華文壇與論者們有某種“大書”（或“大作品”）情意結，會對寫國族歷史之類的題材特別推崇。

最近當一個馬華文學獎的評審，看見主辦方定下的評選方法，計分方式是內容佔60％，形式（包括語言文字結構等等）佔40％。我搞不懂該怎樣給內容分高下，主辦當局也沒有明言指示，但這模糊地帶居然佔了評分的60％。於是我意識到某種追求“宏大”的暗示，即便參賽作品只是些幾千字的小說。

我自己總是很天真地想從寫作中得到樂趣，就如同在閱讀中獲得樂趣那樣。所以我無法將寫作想象成一樁沉重悲壯的事，也因此我不可能寫成磅礡的大作品，成為那些“對抗型”的苦行僧般的小說家。可就這些年的形勢來看，文學愈來愈小眾化，單靠讀者群促成不了文學的流傳，只有學院派的研究體系才有能力操作，把作品“流傳”下去。在這種情況之下，“大書”顯然很佔優勢，因為這些作品的“研究價值”往往會比“可讀性”高。

◆要不要談一談《告別的年代》的情況呢？雖然你覺得想說的都已經寫在〈後記〉裡了。但是當我們不把某本書看成大書的時候，在別人眼裡，那其實又是向著大書的方向走去的。是敘述讓它看起來像大書的。

《告別的年代》內文雖然一再提到“大書”一詞，但那小說處處佈滿誤導的陷阱和引向死路的線索。我覺得自己是蓄意在反大書的。我以為自己知道大多數讀者（尤指“專業讀者”）的盲點，故而小說裡多有疑陣，想讓這些讀者踩空絆倒。就形式而言，我以為僅僅靠著架構就很容易寫一部“偽大書”，而我總是忍不住從小說的敘述中跳出來，跳到小說裡裡外外的溝壑中，偷看路過（而注視著一堆雜亂的路牌）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心理學家和道學家等等──那些抱著一堆學問、各種主義與成見去閱讀小說的人。

奇怪，我總覺得許多人讀小說時的態度與對小說的期待，居然與讀歷史幾無二致。即便是在做這訪談時，我似乎也可以預見將有人以相似的態度與期待在讀這些整理出來的文字。所以說我不僅反大書，很可能也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