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明报周刊》专访文章：大佬姜文

2007-09-19 21:27:01 来自: 马耳他

大佬姜文
http://www.mingpaoweekly.com/htm/2025/bb01.htm

電影公司確定在北京進行姜文專訪後，不少人都問我，怕不怕被這個向來「不好相與」的明星導演罵──只要打開內地各式娛樂名人報紙雜誌或網頁，娛記口中的姜文總是兇巴巴的，你的問題問得蠢一點，又或者提到他覺得不必要向你交代的私人生活，他就不耐煩；不耐煩了，便會毫不客氣。我甚至看過一些報道，即使有記者問他關於新作《太陽照常升起》的內容，他竟也用一句「我的電影是不可以說的，你去看吧！」作回應，令對方面懵懵的。好一個姜文，總是用氣勢壓住對方，大佬得很。

在種種前提下，也就怪不得當我們在姜文的工作室等候他前來時，電影公司的大員好意地提醒我，最好不要提及關於《鬼子來了》當年被「封殺」的事，話中的意思是，免得惹他不高興。2002年，姜文的第二齣導演作品《鬼子來了》，因為沒有通過內地的審查制度，雖然影片在當年的法國康城影展摘下了評審團大獎，亦得到各方稱譽，但始終沒有機會在內地正式公映。對於姜文來說，打擊之重可想而知。他在1995年時憑著第一部導演作品《陽光燦爛的日子》而成為當年的國產片年度冠軍，觀眾入場人次逾一千萬，卻想不到隔了八年之後的作品卻苦無出頭，更惹來種種是非甚至官非。在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後的姜文，出道不久便達至作為演員的高峰，以廿三歲的年紀橫掃國內大小獎項。作為演員，他永遠第一；可作為導演，他不由自主……陽光燦爛，那時候離他太遠。

面對著這個人人都說他絕頂聰明，甚至氣質像毛澤東的人，委實沒有必要挑戰他的聰明指數。但再聰明的人一樣要活著，就像美人也要如廁，黑社會也有小學同學一樣，且得面對種種世俗事。電影、宗教、文學、童年、父母親、孩子……斷斷續續的片段，時爾輕鬆，偶然急躁，四十歲的姜文，在他的工作室內，在與他靠譜合拍的人的環繞下，跟我們細說著。

　
太廟旁邊，少年宮內，工作室裏……

姜文遲來了，近一個小時。雖然待在他的工作室內，可觀的東西其實不少，牆上都是他的各式生活照片，內裏包括他跟法籍妻子桑德林所生的女兒姜一朗，混血兒的臉孔實在聰敏漂亮，都長得亭亭玉立了；分佈周邊又有到來探望的各界明星導演好友，有中有外有港有台，還有他曾主演或導演的多齣電影海報和劇照，《紅高粱》、《芙蓉鎮》、《天地英雄》、《陽光燦爛的日子》、《鬼子來了》，最當眼處則是新戲《太陽照常升起》的數款海報。

他的書櫃和各種藏品也豐富，電影類與非電影類書籍都有，就像所有愛好文藝和歷史的人的書架;書架旁邊的木門上，還貼上了他媽媽在三、四十年代時在湖南拍下的生活照，年紀不過十三四，身體仍未發育的一個小女孩，身上穿著童子軍制服。姜文有幸，可以看到母親還未當上他母親時的年少模樣，想必有另一番感受。波蘭導演奇斯洛夫基不是曾經寫道：「與父母的關係永遠是不公平的。當他們處於最佳時期，最有活力，最活潑，最有愛心的時候，我們不認識他們，因為那時還沒有我們，或者我們還很小不懂得欣賞這些。等我們長大了，開始懂得一些事情的時候，他們已經老了，他們不再有過去的精力，不再有年輕的意志。他們的幻想以不同方式破滅，他們經歷過失敗，他們已經充滿了痛苦……」奇斯洛夫斯基也許有點悲觀，但姜文的父親是長年離家的軍人，一年不過回家兩次，他定會明白這種永遠沒法補充的空白吧！

這書房內，除了書架子和舊木書桌，還有他以前從軍方單位撿回來、又破又舊的數張老皮椅，歲月的滄桑只有令它們的身體顯得更有味道，與外間院子裏，那些全屬三百歲以上的古老槐樹，一樣經得起考驗，那樹榦的紋理經過年月的沉澱和洗禮，堅硬利落，如石塊，挺拔得教人心生敬畏，院子一角還裝上了為姜文練習拳擊而設的沙包，旁邊則安放了一台改裝過的拖拉機，就在那台在《太陽照常升起》中用過的拖拉機；這工作室，因為不遠處便是國家一級古蹟太廟，後面竟然還有古老的紅牆作後靠，在陽光明媚的日子，單是這堵斑駁褪色的古老紅牆已經可以是一個故事的畫面。看著眼前的一切，姜文雖然未現身，但其人氣味，聲息，卻如在目前了。

大佬例要遲到？當我們一行人心裏開始亮起警戒訊號的時候，電影公司的大員又給我看一個姜文傳來的手機文字短訊，大意是因為周末關係，幫忙湊孩子的阿姨要晚點來，他和妻子周音勻要等阿姨來了，才放心把十個月大的孩子放下出門來接受訪問，抱歉抱歉。這是一個令人無法不去原諒的理由吧。大佬， 原來也要湊細路，即使是一個經常被形容為霸道的大佬。


姜文:「我不怕出問題，出問題時我就很興奮。」

姜文先來了，一身輕裝，甫進門便說，對不起，來晚了。已等了良久的我們剎時還沒有回過神來，又聽到他說，周等一會就來，我們先談，等她來你們先跟她做訪問，然後她就要回家……周是他的太太，也是《太陽照常升起》的女主角之一。他知道記者要採訪周，在駕車前來時已經想好了先後安排吧。人人都說姜文霸氣，這種慣性指揮大局的個性便是其中一項說明？

只要聽聽姜文怎樣開始他創作新片《太陽照常升起》的過程，便不難明白其實他身邊的人只可以圍繞著他，以他做中心。就像行星環繞著恆星，而中間的那個他，就是光與熱的所在。

開始時，不過是內地女作家葉彌的一篇八千字短篇小說《天鵝絨》，按姜文的形容，那閱讀過程，就像「一顆流星砸到我頭腦中，把頭腦中一些意念翻騰起來」這般戲劇性的。這「流星」在他腦裏卻沒有一瞬閃逝，反而幻化成為四個故事，於是他把故事錄了音，然後把身邊的人都叫來，聽他說一個1小時40分鐘的故事。「完了之後我就跟最好的一個編劇朋友述平說，你來寫它。」
　


最好的狀態

這戲跟姜文創作第一部作品《陽光燦爛的日子》時不同，那時候他把好友也是著名文壇痞子王朔的小說《動物凶猛》，親手把六萬字小說改篇成八萬字電影劇本，就把自己關在與外界隔絕的小屋子，一個多月後便把劇本完成，確立他由演員身份變成導演的首部作品。而這次的《太陽照常升起》，卻用了兩個編劇，而其中的述平是他在上一部作品《鬼子來了》已合作過的，「他並不只是寫一個劇本，我們有相同的世界觀、藝術觀。他年紀比我大一個月，是東北人，學的是計算機，不是電影。有相同的世界觀 藝術觀很重要。」

姜文說來很輕描淡寫的，好像中間一切風平浪靜，但聽聞的倒是這編劇過程漫長得把述平都等得不耐了，中途曾回到東北老家去，姜文再把過士行等邀來談劇本，再作增減潤飾，他自己當然也不忘插上一腳──在姜文心目中，怎樣才是最好的狀態？又或者，有沒有最好的狀態？追求完美的人永遠不會知道終極在哪一點，因為真的達到完美，便再沒有所謂追求這回事。他三十歲拍了《陽光 燦爛的日子》（1995），三十五歲時拍了《鬼子來了》（2002），前者在威尼斯取了最佳男主角，並橫掃當年台灣金馬獎包括最佳導演六個大獎，連《時代周刊》都選它為當年全球十大最佳電影；後者更上層樓，在康城奪得評審團大獎。今年他四十四歲了，花了三年時間才完成《太陽照常升起》， 可真的愈來愈貼近他追求的完美？《鬼子來了》當時無法在國內公映，即是說，打從《陽光燦爛的日子》後，「姜文導演」與內地觀眾闊別十二年了（盜版的不計算在內），怪不得國內媒體都熱切期待 《太陽照常升起》的登場。

說時，他的助手把一張寫上毛筆字的紙放在他面前的地上，他拿著香煙的手就在比劃著，並說這是他將這部電影所有工作人員的名字，按格律寫成一首詩，並唸了一遍，「寫當時是玩的，我不喜歡寫字，只是長時間剪接很累，要做些別的事作運動。」他隨即又喚來助手﹕「拿走吧！」好奇的攝影師隨後在室外想要拍下他的「手」，身在屋裏的他，眼角不知在哪一剎瞥見了這窗外的一幕，斬釘截鐵地說﹕「別拍那個，那個不能拍，寫得不好！ 」不好的東西，他可不願意給人看。這，可以解釋到為什麼他十三年來才拍到第三齣作品，而每一部，都動輒經年？

　

失控的人們

《太陽照常升起》這故事，不，應該是構成這故事的四個故事，在不同地域，並滲透出不同的溫度和色彩，看似無關，又像穿梭著千絲萬縷。但說到非線性發展的故事不容易被人理解時，姜文也是一臉淡然的，不特別起勁，卻又非莫不關心。「我當時講的故事就是這樣子，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我注意到我的朋友，還有那些八零後出生的中國孩子，都有這個習慣﹕拿一本書，隨便翻一翻，翻到了二十頁，看看，其實也沒有真的看；再翻翻，到了四十頁，看了看，覺得也不錯，再看了看八十頁，便看完了。這故事的結構也就是這樣，這都成了大家閱讀的主流了。這種結構在文學上、電影上都出現過，沒什麼。」


《陽光燦爛的日子》以文革為背景，夏天的熾熱下，講一個少年成長的故事，情緒色彩縱使跳來躍去，觀眾始終可以跟著主角夏雨走。但《太陽照常升起》的四個故事，內裏幾乎沒有一個「正常人」，也沒有慣常的線性敘述方式，「所謂正常人，少之又少，我基本上不認識絕對正常的人，只有在某些很爛的電影或宣傳片裏，才會有這種人。從作品的角度來說，就更少，哈姆雷特不正常，馬克思不正常，羅密歐也不正常，正常的人不能入戲，沒法表現一種更極端，更內心的情感。」

「戲內三個女人都是失控的，但你沒有發現三個男人（指房祖名、黃秋生和他自己）也是失控的嗎？他們有一半好像太熱中暑了一樣，糊裏糊塗的，另一半則是失控，我很喜歡那種狀況。對我來說他們都是正常人。規矩是被社會格式化的結果。」他用「無可避免」去形容這種狀態，更反過來將之理解為生命力的表現。如果是這樣，或者我們可以解釋到，為什麼拍攝《陽光燦爛的日子》時候的他，對電影裏每個細節，要求高得接近吹毛求疵：將煙囪染成一半是紅一半是灰，把軍機染成國防綠色，要劇組人員費勁找來發白的黃色軍裝，拍23,000多張照片只取其中一格……這種「失控」延續到今天，《太陽照常升起》由香格里拉跑到甘肅沙漠，由綠草如茵拍到黃沙萬里，並將數十噸鵝卵石運到雲南去搭建戲中儼如童話夢境的小房子。他消費菲林的能力，無疑可以跟王家衛相互輝映——簡直到了一個程度，就是人家眼中的失控，但跟王家衛一樣，他仍然受盡擁戴，沒有人敢說他不好。

　

配合現實

拍攝這電影的波折，跟他之前的作也並沒有兩樣，原來投資的太合，到了最後仍然出現資金無法按時到位的問題，拍了其中三個故事的電影也要被迫停機，最後在好友焦雄屏的聯繫下，香港的英皇電影答應承擔起一半製作費，注資五百萬美元，把餘下來的續拍：「如果是創作，我當然是很享受的，甚至欲罷不能，但是時間長了，因為資金不到位，就一半是享受，一半是焦慮。但這也很好，因為它讓我在衝動和冷靜之間平衡。因為錢沒有了，我們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只能冷靜吧！」說到這裏，我腦子裏現出八十年代中後期我第一次看到姜文演出時的畫面 ──1986年他初出道不久，就被大導演謝晉選來當主角，以不過22歲的年紀，在《芙蓉鎮》中飾演一個中年的老師秦書田，與當時最紅的影后劉曉慶做對手戲，並囊括當年所有國內男演員獎項，自此便一直成為國內最被推崇的男演員。那時候的姜文，有成熟早慧的演技，同時卻又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回想起來，他也佩服謝晉的膽識，敢於起用一個只22歲的新人擔大旗：「換了是我，現在就不一定敢。」

「我不怕出問題，出問題時我就很興奮。我很滿足自己可以解決問題。當然我也不希望出問題，但出了，好罷，看咱們可以怎麼辦吧！我還是很幸運，三十歲時想拍一部那麼大規模的電影，兩百多萬美金，當時中國是大片了，也沒有明星，錢沒有按時來，我也無所謂，拍的時候我還是很滿足。後來投資方找我再拍另一個戲，因為我們一起參加了張藝謀的《有話好好說》，一次碰到一個觀眾，他很興奮抓著我的手說，你怎麼拍了《陽光燦爛的日子》後，就不做正經事？我旁邊站著董平，就是《鬼子來了》的投資方，他就哈哈大笑，說，「聽見了沒有，大家喜歡你導的戲。」我就說，好罷，把錢拿來，拍什麼好呢？他說隨便你，拍什麼都行，都不會差，只要比陽光燦爛好一點都可以。但最後資金還是沒有按時到位，如果是一分錢也沒到還好，但它是先到了三分之一，然後十分之一，十二分之一，十三分之一，那就很累。第三部電影也是。後來英皇來了，楊老闆我在飛機上見過他一次，跟成龍一起。對我來說，非常幸運能有這樣的待遇，沒看劇本就投資了，同時也有較大壓力，必需要拍好，拍不好就對不起人家。以前也有壓力，但壓力更多是自己。」

　
我喜歡的人很少

電影名字來自海明威的小說《The Sun also Rise》，至於片名跟聖經傳道書的關係，姜文這陣子都說了好多遍──「名字不重要，就像先有一個孩子，不一定先有名字吧。要決定名字時，有人跟我說起這句話，我就想起了海明威這本書，覺得很對應我的故事。之前看聖經，我只當故事看，也沒有看到這句話。明白它的來歷後，就覺得感覺對了。」他強調他對海明威的作品也不很熟，年少時趕時髦看過，但都不太懂箇中意思，拍這電影也沒有再拿來重看，因為不重要──他要人聯想，卻又要推翻這種聯想，不願意也不甘於人們就這樣子去詮釋他花了三年時間創作出來的夢。你要跑到他腦子去想像他的矛盾思維，就非常不容易，我倒想知道的是姜文這個人，是否懷抱著一種獨特的宗教情緒去進行創作，或者，他就像一般人的想像，嚮往甚至具備毛主席的個人氣質，把毛語錄及其鬥爭思想背得滾瓜爛熟的，集亢奮和悲劇於一身，非達目的誓不罷休？此時把腿擱在几桌上的他，躺在軟綿沙發上的他，精神有點懶散隨意，「我喜歡的人很少。有一些是喜歡的，但做電影時，不會想到他們。他們對我作為一個電影導演很不重要，你自己寫一個劇本，拍一個劇本時，他們都在後面，前面是沒有東西的。」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訪問中的姜文大部分時候坐在自己喜歡的深啡色皮沙發椅裏，哪管正在說著什麼，他可以突然跑到書房後面的放影室裏，拿出一柄以真皮包裹的武士刀來，與我們分享刀子本身造工的細膩，然後又跳到沙發椅上，把放在書架頂部，他私人收藏的各式軍帽拿給你看：「有的帽子是六十年前的，你能看到當時的造工，兩個國家都不同。你一看就知道日軍肯定要輸給美軍的，因為一開始美軍就好好準備了。」他拿起一頂美軍的帽子，向我們展示內裏真皮，籐和絲質的各種細節，「你看這是日軍的，這只是豬皮，整個帽子很簡單；兩者的帽徽也差得多了。現在的東西都是偷懶的，以前偷懶是可恥的，現在偷懶是時尚。」

　

爸爸的火車

姜文的爸爸是軍人，這可能便是他一直以來對軍隊的一切深感興趣的原因。因為爸爸每年只能回家兩次，於是姜文的童年回憶也就絕對忘不了這一幕：「從我不識字開始，他們就抱我到火車站去接他，火車的聲音很大，隆隆的，土也在動，所以我第一次到了Disco的地方就覺得很舒服，很震撼的。那聲音，我聽了很激動。」


電影裏千辛萬苦在西北地方找來的五十年代舊式火車，便是他對火車那微妙感情的表白，至於戲中的印尼歌《梭羅河》，原來亦源自童年回憶：「小時候，聽我媽跟我唱這歌，在六七十年代也在我媽媽的學校裏，聽一些歸國華僑唱過──她是老師，同事裏有不少這樣的人；我的另一位編劇過士行的太太的爸爸，也是這樣的人，都是五十年代回到大陸，黃秋生的角色就是從我媽媽給我講的故事構思而來的。一個作家或導演都好，他的角色一定逃不開自己的經驗，Puzo在寫《教父》時，也是按照他媽媽去寫的，我覺得感覺很對，他不照媽媽寫照誰寫？別的方法都不對。回憶本身就是創作，創作本身也是回憶，但它們不等同，中間必須有強勁的想像──我相信那句話，叫『強勁的想像創造真實』。所有現代的東西都會變成過去，今天很快就變成昨天。沒有沉澱就沒有創作。」當他向我們展示那貼在門上他媽媽的黑白照片時，姜文說，有人形容他愈來愈像他老媽，而因為像他媽，所以姜文也怕看醫生，因為「醫生說的話我聽不明白」，所以避之則吉。

　

任何人都是好演員


說起童年，說起家人時，姜文臉上展示出更多的祥和平靜，證實了他自己所說，「拍戲時我有耐心，不拍戲時我就沒有耐心，生活中，我就算啦算啦！拍戲、創作時，還有對我的小孩、父母，我也有耐心。」工作室裏掛上了不少幅他女兒姜一朗所畫的畫，在書桌後的那一些，更與他的電影海報掛在同一堵牆上，這一面的姜文，跟所有為兒女而感覺自豪的爸爸沒有兩樣。說起同在電影圈子打拼的弟弟姜武，當外間人人都說他們不像的時候，姜文眼中的弟弟，卻比自己更有辦法：「這工作室，他給我挑的，他喜歡什麼，我就喜歡什麼。他比我有品位，我根本就想不到這公園裏有這個地方，又在天安門旁邊， 他是比較有辦法的。」 這時候的姜文，毫不霸氣，心裏有的不只是自己，反之，他擅長發掘別人的特點，並用他的方法將對方的潛質顯現出來，這可見於他在挑選演員的能力上，哪管是黃秋生這種自覺的資深演技派，或者新人房祖名，他甚至有能力將身邊的劇組人員變成戲中一角，於是副導演變成會唱男高音的幹部，女助手變成暗戀黃秋生，神經兮兮的女護士。

「我覺得房祖名必須要跑起來，他動起來會帶出很多內心的感覺，文戲就稍為困難，所以我一直在叫他動，這樣他就會表現出很多他不動時出不了的東西，可能我讓他動累了，那時候就非常自然；黃秋生呢，就叫他靜，不讓他動，他的眼睛是會演戲的，我跟他說你的眼睛是很憂傷的，他說沒有人這樣說過我，我說這對我不重要，而且你骨子裏是一個孤獨的人，對角色合適。他說，好，就因為這我就很願意跟你合作，把角色演好。」

這一段說話，教我想起當年馮小剛還未當上最賣座紅導演之時，參與他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在戲中飾演胡老師的小插曲；馮小剛後來寫道：「他又說，這個角色有兩個人可以演。一個是你，一個是葛優。但他擔心由於觀眾會過分喜歡葛優，而使胡老師這個人變得可愛。他認為我能恰如其分地演出胡老師的那股勁兒。（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是誇我還是罵我）但當時他的鼓勵使我自信得一塌糊塗，表演欲惡性膨脹到了超水平發揮的地步。事後我想，演員是那樣的需要表揚，要想糾正他們，一定要肯定在先，如，你演得非常好。再沒有比你演這個人合適的了。然後再說，要不咱們換一種方式再演一次，也可能會更好。姜文就很會搞這套把戲。」聰明人如馮小剛遇上了聰明人姜文，於是出現了戲中那在文革時代被學生輕蔑卻又要強作自尊的胡老師。但姜文這本事，是那些只看到他霸道那一面的人所忽視了的。

「我是從心理選演員，不會從外貌去選。從外貌選會失敗的，從心理去選，他會出現很多令人驚艷的表現。任何一個人都是一個好演員，只要碰到合適的角色。」

　


野性的呼喚

訪問中，姜文頻頻把手機拿出來按動，我還暗忖怎麼這六十年代出身的人對手機迷戀到了這個地步，還瞥見他手機上的wallpaper是一個男嬰兒，應該就是他跟周不到一歲的兒子。他後來告訴我們說，他是在用手機寫文章，為即將出版那本關於《太陽照常升起》的那本書。「書的稿子還沒有寫完，我們每個人都寫，他們都寫完了，我還沒有。我準備寫一百個字，寫多了就很累，不知道寫哪還是不寫哪。記得很多，不知從哪裏開始。」這時候，我們跟姜文一伴人一起在工作室享用過家常的飯菜，飯後他又帶我們由屋外的院子一路散步到了不遠處的天安門廣場去。沿路，他像導遊似的，跟我們說起這地方的往事：「這裏以前是泥土地，很涼快，有大石塊鋪成的小路，很棒。大概在十年前才換成現在的樣子（記者按：現下的太廟公園，已變成了水泥土）。我十幾歲的時候也來玩過，那時候還沒有附近的小房，地上長了草，還有青苔。」

這夜彎月就在樹梢頭上，黑夜讓我們對從前的光景有更多的想像。穿過黝黑幽深的公園樹影，來到天安門廣場一刻那倏忽而來的亮光，叫我們有點今夕何夕，人間何世的陌生感。姜文指指天安門城樓下噴水池的熒光燈，還有廣上強勁的大光燈，和廣場兩邊的歷史博物館，忽發奇想：「這幢樓下面如果有很多咖啡廳，小飯館和書店，又把天安門廣場改成草坪，讓人曬太陽，旁邊是步行街，多好。」那圖畫讓人想到法國巴黎，而姜文實話實說自己身在法國時人比較舒服。但最令他想念的顯然都不是這些，而是童年時隨父母在中國西南方生活的一段日子：「我更想念貴州那樣的地方，那邊有山有水。但在這裏，你到一個公園裏看水，沒意思。所以《太陽照常升起》內那些南方的樣子，都是我小時的模樣。」

「我不屬於城市的，在城市裏我不舒服，獃在野地上我才舒服，不要種田，也不用開車。」當整天把環保放在口邊的城市人愈來愈失去對大自然的敏感度時，姜文叫人嗅到原始的氣息，所以後來他說自己喜歡打獵，也樂於像電影中整天有一孩子圍在他身邊團團轉，還喜歡John Ford的電影，我也就毫不奇怪了，「我很喜歡約翰福特、史高西斯，哥普拉也可以，但我看電影也不多。我更喜歡蘇菲亞羅蘭，哈哈。她是地中海式的女人，寬肩，胸也大，屁股也大，當然很漂亮啦！你知道卡斯特羅嗎？那古巴的主席，他最喜歡的女人就是蘇菲亞羅蘭。他接受採訪時，說自己最喜歡蘇菲亞，男的喜歡卓別林。卓別林並不是給子孩子看的，他是涉及社會及世界大問題的導演，他反對資本主義，實際上是有頭腦的人。只懂得說道理的人是沒有什麼腦子，正因為他很沒有腦子，他怕人家說他沒有，才一定要拍有道理的電影，所以很多道德很差的人，拍電影就一定要拍得很有道德。」


文章出來的時候，姜文的人已身在威尼斯，參加是屆影展。隔了十三年之後，他帶著《太陽照常升起》，再次進軍威尼斯，他的期待，是否等同或更勝於當年的《陽光燦爛的日子》？

「我給你總結吧，辛棄疾有一句，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知道這句話嗎？」

　

太近了，反而看得不清楚 ── 姜文的女主角周

薄施脂粉，黑衣牛仔褲，周就來了，然後才讓助手略略為一雙眼睛畫上一點神采，令上鏡時更精神一些。但在旁邊跑來跑去的姜文，卻催促她說：「不用畫了，都看不見的」，好讓訪問快點開始，也快點結束。此舉弄得周在眾人面前甚為不好意思，只好笑了。這一小插曲，我們旁人看在眼裏，沒法不感受到兩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如果說《太陽照常升起》是姜文的夢的實現，那麼周肯定是其中一個最早參與他的夢的人，而在電影前後長達三年的拍攝期間，她亦經歷了懷孕、生子的人生大事。戲裏戲外，她都是姜文的女主角。

說話輕輕的，帶點忸怩，甚至羞於在劇組人員旁邊接受訪問的她，在戲裏要做房祖名的媽，但她在戲外「主演」的角色」，更惹人矚目，姜文在人前人後都自然地稱呼她為「我太太」，雖然他們的婚姻狀況始終令外間的人感覺撲朔迷離。但打從姜文數月前公開承認，她是他孩子的媽，肯定了她的地位，也明朗化了兩人的關係。

周到來時，我們都訝異於她的纖瘦，數月前在內地傳媒報章上看到因為懷孕和生孩子而帶來的飽滿，都不見了影。更叫我們訝異的是，她的輪廓竟然跟當年的鞏俐有七分像，尤其在攝影師的鏡頭下。但周來自溫州，仔細去看，她仍然不乏南方姑娘的纖細，跟鞏俐那種骨架較大的北方人又有不同，跟剛才姜文說喜歡的蘇菲亞羅蘭更是兩碼子的事，後者是那種集情人與母親兩種身份於一身的女人，毫不豐滿的周雖然在姜文的戲裏飾演房祖名的媽，卻像永遠沒有長大過的少女。

　
他很懂得說話


「故事像夢一樣，夢裏的人可能沒有時間觀念；夢裏的時空也不同，為了更強化夢的感覺，所以人不必特別老。」周細細解釋，為什麼她可以做房祖名的媽，這媽媽的角色又為什麼臉容上仍然不脫十多歲少女的模樣：「也可能因為當時我們在看寇比力克的電影，受到啟發。戲中一個男的被一個女的騙了，最後被媽媽帶回家去，電影講了他的一生，也沒有化太老的妝。這個女的可能在她十八歲的時候就關閉自己的世界，停頓下來，她是瘋狂的，卻又單純，沒有受外界的污染，所以看起來很年輕，這個人物剛開始是這樣定位的。」姜文沒有提到，原來他跟周都喜歡寇比力克的電影，反而是周談到了：「大家一起去研究這些電影的優點，這是我倆相似的地方。」在周口中，姜文總是很清楚自己的方向，也很有自己的方法：「在最初選演員的時候，他已知道怎樣做。比方說他找房祖名，他肯定知道這個演員跟角色的相似，而絕不會找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來演，他在我身上可能也發現到跟角色相似的地方。他不會明白的說。例如他不會跟我說，周你的側面很好看，那樣的話我就會很注意自己的側面，表現出來就不自然。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最美的是哪一面，所以他其實是用一種我們不自覺的方法，去拍到他想要的東西。」

在別人眼中的姜文是霸氣的、堅執的，但在女主角的眼中，即使是霸氣和堅執，都有他的理由。「導演是很聰明的，剛開始只拍我們跑來跑去的戲，人在運動下就會放鬆，再拍我們其他的戲，就特別容易了。他很清楚自己要什麼，但他一定會跟你作為演員的特點，跟環境配合，他很懂得調整，不保守去接受新的東西，這種思維給演員很大的空間，總是讓你先去演，給我們很多鼓勵。比方說，房祖名很喜歡阿爾柏仙奴，他會跟他說，你肯定會比他棒。他很懂得說話。他跟我，跟所有人都如此，不論真假，所以你會很有自信心去表達，其實他也知道，很不好的他也不會要的，哈哈！」



師兄師妹

周來自溫州，十五歲那年因為「好勝心」 ，參加了溫州小姐選舉，也讓她真的勝出了，卻沒有就此確定以後要走的人生路，只肯定朝九晚五的規矩工作，特別不適合自己。「我是一個沒有計劃的人，也特別害怕計劃。父母從小都不管我，造成了我的個性很隨意，很小就自己決定做什麼。」去過上海，又輾轉來到北京，再進入中央戲劇學院唸書，方向才愈漸明朗，她還在唸書第一年時，第一個廣告便是跟梁朝偉合拍的。而姜文那時卻早就是人盡皆知的大明星、演技派，學校內甚至有老師拿姜文主演的電影做教材。二人首次碰頭合作則是2001年時由何平導演的《天地英雄》。

「我們是同一個老師的，雖然不同年代，但也知道他是很出色的演員。以前對於他的印象還清楚一點，現在太近了，反而看得不夠客觀和清楚，也不可用一兩句話來表達。很多東西大家固然是共通的，比方說我們喜歡的電影是共通，例如《教父》一二集。當然生活中還有很多，其實離電影很遠，哪有這麼無聊整天只是看電影！性格上大家肯定有不同，但兩個人之所以聊得來，定有可以溝通的基礎。都一模一樣的，反而沒意思，不同反是一種吸引。」

當大家仍然在追問她和姜文未婚先孕的過程，以及姜文跟法籍妻子的婚姻狀況如何時，周氣定神閒的，用電影去談人生，也談到她的不可解釋論：「電影裏最令我最感動的是，命運是絕對不可以捉摸的，這個主題拍得特別好，因為每一個人都不知自己要往哪裏去。我很認同這種人生裏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很多東西不用解釋，因為人生不用這麼多解釋，就像張國榮自殺那天，那年四月一日，我們聽到了，都覺得不可能，你怎樣去解釋它？說他憂鬱症什麼的，都是後來賦予的解釋，你怎可能知道他當時的心情狀態？人生的微妙和傷感，有太多因素促成了，其實也就是他完全自我的決定。

「人跟人之間要去彼此理解，是挺困難的，在某一個瞬間，每個人都有寂寞的感覺，這東西一直會存在的，我比較認同人性中自我的孤獨，我也會有孤獨憂傷的時候，但人生還是非常神奇，因為每天都在體驗新的東西。為什麼非得要每一天都是夏天？只要有好的心態，也可以發現好的東西存在，這就是生命力。」

　
三段戲，三段成長經歷
　
在《太陽照常升起》最後一個故事裏，站在火車頂上抱著孩子朝著日出吶喊的那場戲，周形容，那時身體都凍僵了，也忘了喊了多少遍，「身體都不聽你使喚了，聲音又要很大，在空曠的地方，再大聲也不夠，最後嗓子都破了。演這個戲給我最大的感受是，很多戲都不是演出來的，而是當時一種感受。我們都是城市人，來到荒漠裏，真的是看不到地球的邊，站在那裏，當太陽還沒有出來，是黑藍、藍灰色的；然後我看見太陽從地平線上升上來的瞬間，不止是我，所有人都特別感動，這種感動會影響你的情緒。在這個環境裏，你不用演戲的，用所有感動去喊便是。」

但這一段火車戲的難度，仍然不及她面對一堆蘇聯愛人的遺物時的獨腳戲：「那是我一開始便最擔心的一段，只是面對一堆東西演戲，沒有什麼人可以跟你交流，也沒有動作，只是站著看，我就特別怕。」演繹的時候，周的腦子裏重新經歷了這電影由開始一刻所發生的一切：「電影未開始拍攝時，我還沒有孩子；生了孩子之後，還要再拍，我的人生也來到另一階段了。這種經歷不是拍每一部戲都會有的，它是我成長很關鍵的時候裏，很重要的經歷，所以真的是我發自內心的感受，在強光的照射下，我覺得人生真的很豐富，有一份不知道是失去了還是得著了的感傷。這戲的豐富在於它講的是人生的秘密、機遇和命運，我覺得沒有一個人會知道自己的命運。通過這個戲，我也明白多了一點。」

電影臨近尾聲時，那個放在鐵道上，哇哇大哭的嬰兒，就是她和姜文的孩子：「這其實也是我們溝通後的結果。那時孩子才生下來兩個月大，而電影裏需要一個小孩。我們倆都覺得，人家的小孩也是小孩，也都是疼的，何不用自己的小孩？這並不是孩子的爸爸一個人的決定，而是我們溝通得非常好的決定。現在回看沒有什麼感覺，剛開始剪接時常聽到他的哭聲，還覺得挺對不起他的。幸好戲拍得很快，因為大家都很幫忙，攝影師也非常好，也錯不了。」

　

「和姜文在一起不是折磨，是享受。」—— 攝影師趙非

關於《太陽照常升起》，從這個劇組裏出來的人都再次對姜文的「苛刻」和「極端」印象深刻，比如他對美工要求番茄長在仙人掌上，女人投河後的繡花鞋從水面上漂來是並列著的，衣服在水面上是張開的，有型的……他對攝影師的要求是影像要曝光過度才好，以達到夢幻的效果，除此之外，攝影機是什?型號，女人的胸罩帶的寬窄，火車的顏色，姜文都要操心。

而對這難熬的四個月實際拍攝，攝影師趙非給出兩個字：享受。

採訪/ 撰文﹕鞠白玉
　
他們在北京國際俱樂部為《太陽照常升起》威尼斯之行舉辦壯行酒會，這些預備著共榮辱的漢子們感慨萬分，不約而同地說：「這電影與其說是艱難的拍攝，不如說是奇妙的旅程。」這場電影的魔幻和荒誕讓趙非過足了癮。

趙非是電院七八班攝影系畢業，與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是同學，但年齡上卻和姜文屬同輩人，他更樂意接受這個吹毛求疵的人的挑戰。二十年來和國內諸多以怪僻、個性難相處的第五代導演合作，甚至怪老頭伍迪艾倫他也能應付下來，以「創作欲望極強」來形容自己當下心境的趙非，遇到姜文，他稱為是「一大快事」。

　

愈加愈多

姜文被外界批評的「霸道」，趙非為他感到不平，「他的傳言太多了，而實際上，形容他最準確的詞應該是：用功。他是每天看大量的書的人，在藝術效果上永遠追求一種極致，永遠永遠。一個希望作品更好更完美的男人，應該不是錯。」

從前期的劇本討論開始，趙非就認為自己是在享受，「和他共事是一種痛快，非把事情弄清了，把自己也弄清了。王朔說過，姜文最愛問：好不好？如果你回答好，他就要問：怎樣好？為什?好？你根本沒法胡弄過去，迫死自己也要講出原因來。

「就像玩撲克牌一樣，你給出一張好的，他回一張精采的，遇到好牌友能愈打愈好，和他的交流就像是一種加法，愈加愈多。」比姜文大兩歲的趙非，在和張藝謀何平等西部片導演的合作中，早就學會在環境中的忍耐，比如荒漠，戈壁的氣候之苦，在拍攝和剪輯時的精求之苦，他體會得到姜文那種追求極致的人，內心的某種孤獨，「我猜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他那種較勁，那樣的性格勢必會讓同行的人招架不住，你明明覺得這場戲已經夠好了，他偏說還能更好，更好以後他又想最好。但事實證明他做對了，這部《太陽照常升起》做到了精美絕倫。」

「所以他的班底必須是同道中人，都是完美主義者，向著同一個目標走，從製片到美工，不知不覺被他煽動起來，在那樣的氛圍下，你稍偷一下懶，或者哪個環節掉了鏈子，自己先慚愧去吧，還用他發火嗎。」

極大的自我


姜文的劇組班底要精英化，缺少經驗或缺少忍耐，都會面對他給的種種難堪，而精英化則意味著每個環節的人員都足具個性，在這時，姜文的導演職位似乎必得散出某種極大的自我的意味，方能創造一個以他為中心的氣場。而趙非這樣的擅與人同謀的，並對姜文早有合作之心的人，能把姜文一切被評為負面性格的諸如「自負」、「膨脹」、「神經質」美化成一個導演必備的素質，比如姜文有足夠的耐心去等，等景色達到片中需要，等火車被漆成五十年代的蒸汽機車，比如姜文又急，說去外地取景，抬腳便走，害得全劇組在兩小時內退房，收拾線路，大隊人馬遷徙。

「我們都知道他在等什?，急什?，等和急的結果就是這片子在逐步完美，回頭想來這一切非常美好，我不記得他折磨過我，記憶裏怎麼盡是愉快和舒服呢？」

做攝影師做了二十幾年，趙非自己也寫過劇本，沒有付諸實現的原因是因為他發給姜文看，姜文回他一條短訊說：劇本應該再扎實些，就和吃好飯一樣，好飯不怕晚。又和做一桌好菜一樣，不怕味道多。

「拍完《太陽照常升起》後，我進入了一個這些年來最佳的狀態，特別想創作，特別想嘗試新風格，一種強烈的衝動，想拍好片兒。」如他所說，姜文是個能「煽」起別人的人，那一鼓作氣的勁頭，讓人很難短時間平復和熄滅。四十六歲的趙非說這話時的神態，像姜文電影裏在燥熱土地上行走的少年一樣，不安又悸動。

　


「有一天我要發行姜文的戲」—— 發行人于冬
　
今年五月，《太陽照常升起》在康城影展落選，當時姜文只說了一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去回應，語調裏不無失望的，而落選的影響不止於獎項得失，也影響到影片的發行，但原來在這個時候，保利博納這家以北京為基地的私營發行公司，總裁于冬給仍身在法國的姜文發了一個短訊﹕「我非常相信導演這部電影，希望等你回來共商發行大計，小弟的發行大軍，聽候調遣。」在落難低潮的時候，任何一點安慰和支持，都足夠令人感動，這個充滿誠意的短訊，亦成為姜文和于冬開展合作關係的契機。

「姜文一直想找一個這樣的拍檔，他一直拿張藝謀和張偉平做比較﹕張藝謀種蘿蔔，交給張偉平去賣。我們希望用十二年時間去追趕他們，張藝謀比姜文大十二歲，都屬虎；張偉平也比我大十二歲，屬狗的，很巧。我們倆算是新生代，用十二年還不可以超越他們？」


于冬對於姜文投放這麼大的信心，可以從個人回憶以及生意經兩面去分析，95年《陽光燦爛的日子》的一千萬觀眾人次中，那時廿五歲的于冬是其中看得熱血沸騰的一個，隔了十二年仍然記得自己最愛的場面便是一眾哥兒們在莫斯科餐廳慶祝的一幕。另方面，在那時已經投身電影發行、並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的他，早就看到姜文的市場潛力﹕「姜文是一個非常優勝的演員，在八十年代出來時，是第一男主角。《陽光》這部電影是當年國產片的年度之冠，當時的票價只是五元，但有1,100萬人次來看，票房收了5,500萬，算是一個非常哄動的成績，打敗了同期上映張藝謀的《搖呀搖，搖到外婆橋》。這成績一直保持到2002年《英雄》上映。 當時包括馮小剛的幾部電影，票房也是三千多萬，但票價已升至三十元以上，《英雄》收了2億5千萬，但觀眾人次也只有一千萬，跟《陽光》差不多。這之後，就開創了中國古裝大片的時代，一直至06年的《黃金匣》，一系列的商業大片，這也是姜文沉寂的時間。」

他們一定會來看

于冬形容，《陽光》的經驗之後，他跟自己說過﹕「有一天我要發行姜文的戲。」後來他跟在北京電影廠拍攝《宋家皇朝》的姜文終於有機會接觸，「我們在片場聊天，他就說，中國要有好的發行，當時還是國家體制，他已希望有獨立的發行廠去做。這時姜文剛開始籌備《鬼子來了》，我便去找投資方董平，希望有機會發行，但因為片子被停掉了，一下子又等了十年。」于冬自言一開始就非常關心《太陽照常升起》這部戲，在因為資金不到位而停機時，他還打算要投資。後來英皇注資，他就轉移負責發行部分，也將製作費的百分之三十作為包底，表示出自己的誠意。保利博納一直以來均以在內地發行港產電影，與英皇、寰亞、中國星、美亞、環宇和星皓等也合作過，亦做過些國產片包括陳凱歌的《和你在一起》、顧長衛的《孔雀》和徐靜蕾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等。近年起更開始投資港產片，《兄弟》、《江山美人》、《盜火線》、《長江七號》和《投名狀》等都有它的份兒，在只有三十七歲的于冬帶領下，可謂雄心勃勃。

「姜文這部片，光靠媒體採訪不夠，還要有商業廣告的投入，我會在中央電視台作廣告，光是這就要一千萬，大約十五秒，連打半個月；還有電影頻道的時段。這個片子的拷貝大約四百多個，會以商業大片的發行方式去做。當年看《陽光燦爛》的一千萬人，我相信他們都會回來看這部電影，那時二十多歲的孩子，已變成了三十多歲的消費者，他們一定會來看。」

　

一個導演的未來

生意人的眼光，當然也不只著眼於面前一點，于冬將希望投放在姜文身上，更在意的是他的未來。

「姜文最大的優勢，是比陳凱歌、張藝謀這些導演都要年輕。年齡不是問題，但他真正的創作高峰還沒有來，還有未來十數年能力充沛的創作高峰期。未來姜文的前途不可限量。他是唯一有機會，有能力，有才華，有影響力的導演，超越張藝謀陳凱歌。我們看中姜文不止是這部戲，同時還有他的將來。」

但以過往戰績，姜文七年才拍一部戲，要觀眾等得太長了吧！「他的運氣有一點不好，這幾部片都因為錢而停下來。如果給他很專業的團隊，充沛的資金，一開始計劃好，應該沒問題，他知道自己要什麼。他有他的個性，但我相信他更尊重規律性的東西，因為他吃過虧了，有過教訓，包括面對審批不能通過的後果──我覺得姜文是少年得志，他23歲就憑《芙蓉鎮》拿了所有表演獎，是一號人物；拍第一部電影又大賣，他太成功了，沒有經歷過挫折，直至《鬼子來了》，捱過了挫折，他開始慢慢成熟、思考。我相信他不會再用七年拍一部，起碼兩三年有一部作品出來。」

　


太多有錢的窮人　

訪問于冬的時候，強烈地感受中國當下四周瀰漫著的樂觀情緒。姜文的才華、他本身擁有的專業發行知識，再加上不息地膨脹的中國電影市場（今年中國增加的銀幕數量達700個，平均每兩天就增加一個），三個因素加起來，都令于冬對未來躊躇滿志，有信心成為未來的張藝謀和張偉平搭檔，甚至超越他們，因他和姜文都還年輕，未來終究是他們的。可以想像，有一天當我們再見姜文有新作面世的時候，他已變身為一個商業大片的導演嗎？

未來是那麼不可知，但人們還是慣性地一致唱好，直至悲劇來臨。姜文是聰明的，他的聰明也在於他的清醒，當我們邊吃飯邊聊天的時候，談起現在拍電影跟以前拍電影的分別時，他就說，沒錢是萬萬不能，但當你心裏頭想著錢的時候，好電影就拍不出來，現在拍電影，也並不比以前容易呀。中國，現在就是「有錢的窮人」太多了。言下之意是，錢是有了，但心靈或者個人素質上，卻沒有按比例增加，《陽光燦爛的日子》呈現的那個時代，就是他成長的那個時代，對理想的追求，以至對美的觸覺，並沒有延續到今天來。當我們站在天安門廣場旁邊，眼看熙來攘往的城樓下面， 水池竟然亮起幻彩詠香江式的慘綠燈光時，我們都寧願它安靜一點，回復原應有的莊嚴簡潔。

採訪／撰文：三三 攝影：陳偉民，李雁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