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哲学荒漠

作者 梁捷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4/17/593415.shtml


澳洲仿佛不适合哲学生存，只能作为哲学的家临时寄宿地。近日莫纳什大学出版社推出一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哲学指南》，努力在这块哲学荒漠里挖掘出一些哲学，编成一本书。这已经是澳洲哲学的全部了。


有两个真实的笑话。就在两年前，澳洲大学委员会决定不再向澳洲所有大学的哲学系提供经费支持，因为“他们每年制造成千上万的问题，却不能解决任何一个，这使得他们完全无法向政府交待他们在做什么”。

委员会成员威廉斯（Ken Williams）对此深感失望：“现在教授们都学会上网了，他们应该尝试着解决一些问题。”他又举了个例子。他曾经向澳洲国立大学（ANU）哲学系提出一个问题：“给我们一个让你们存在的理由。”结果那些教授竟然反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你们存在？”“于是我们这回解决一个哲学问题，他们现在不存在了。”

另一个委员也补充了一个论据。哲学系最不应该得到经费支持，其次是英语系。“我们每年要砸上百万在英语系上。后来我们发现，他们招收的学生本来就会说英语。”这个委员感慨说：“真不如把这笔钱给商学院。我发现商学院这些年真的让许多外国学生学会了说英语。”

这样的地方，还会有什么哲学吗？近日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出版社推出一本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in Australia & New Zealand（《澳大利亚、新西兰哲学指南》），努力在这块荒漠里挖掘出一些哲学，编成一本书。这已经是澳洲哲学的全部了。我的读后感则与上述笑话有关，在澳洲做一个哲学教授，尤其难，必须懂得两种哲学。第一哲学是要回答“你们怎么知道你们存在”的哲学，第二哲学是回答“我们为什么存在”的哲学。如果不懂第一哲学，那就连第二哲学都不存在了。



澳洲的文明历史不过短短一百多年，大学的历史就更短。比如莫纳什大学是1958年建立，墨尔本另一所在文化研究上小有名气的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迟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建立，毫无历史可言。澳洲最好的大学是位于堪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1946年建立。其实堪培拉也不过是1913年奠基，1927年正式落成的新城市。唯有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历史稍长，约一百五十年，当然与欧美那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名校比较起来也不值一提。

所以澳洲哲学毫无传统，最初受到英国的影响，近年才有了点自己的个性。至于各个学校的研究水平，主要就看几个有能力、有热情、有影响的教授。他们真是筚路蓝缕，一点一滴地经营，一边写书，一边还要培养学生。有时候一个经验丰富的教授退休了，该校的哲学系便消沉许多年。等到来了一个有活力的学者，才又焕发青春，重新热闹起来。比如著名哲学家波普（Karl Popper）在二战期间曾在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Canterbury Christ Church University College）任教，在那里写出了那本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但二战结束，他就毅然地回到英国。澳洲仿佛不适合哲学生存，只能作为哲学家的临时寄宿地。

从目前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来看，能贴上澳洲标签的最著名哲学家，当属多年前任教于莫纳什大学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辛格的兴趣非常广泛，早年研究过马克思，写过一本关于马克思的小册子。中年主要在研究动物权利、生物伦理学以及功利主义，这些年再慢慢延伸到伦理学的其他领域。六七十年代，莫纳什大学整个哲学系就靠他撑着。他在1975年出版了《动物解放》，引起全球性的轰动，使得莫纳什大学名噪一时。八十年代以后，他在大学里成立了一个生物伦理学研究中心，渐渐淡出哲学系。莫纳什大学的生物、医学、认知科学一直比较强，加上辛格的影响，使得生物伦理学现在成为澳洲哲学一个非常活跃的主题，总有人在关心。

个人认为，辛格的哲学立场和思考问题的态度，在澳洲哲学界很有代表性。第一，他是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第二，他是个怀疑主义者；第三，他对应用伦理学问题有着强烈的热情。这几个特点在澳洲相当多的哲学家身上都能观察到。



功利主义（Utilitaranism）是当代最重要的伦理学思潮之一。它源于英国，从边沁、密尔一直到西季维克（Henry Sidgwick），都是功利主义的重要辩护人。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初，主要也是英国学者如G. E. 摩尔等开始从元伦理学角度批判功利主义。伴随着其他哲学流派如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等兴起，功利主义哲学开始衰落，到战后又开始复苏。

但“功利”两个字，在中国的名声一直不太好。举几个例子：“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庄子》）；“隆势诈，尚功利。”（《荀子》）；“民知诛罚之皆起于身也,故疾功利于业,而不受赐于君”（《韩非子》）；“孤是一个粗卤汉子，今得见先生儒者气象，不觉功利之见顿消。”（《儒林外传》）可见全都不是什么好话。

倒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非常贴近边沁意义上的功利主义，值得大段地摘录在下面：

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所以功利主义固然强调个人的快乐与幸福，更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贯彻这一原则的最基本前提是“人人平等”，如果没有这一条，加总的效用就无从谈起。可以说，在各种哲学流派中，几乎没有一种像功利主义那样激烈地贯彻“人人平等”。十九世纪末的哲学家，多半在担心功利主义过于激进，恐怕很难想到这套理论在今天竟被视作“狭隘自利、不顾他人”的自私哲学。

辛格就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而且他认为，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平等，人与动物之间，即使是“吃与被吃”、“用与被用”的关系，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达致平等。他写了那么多关于动物权利的著作，并非只是要为动物保护主义提供辩护，而是毫不避讳地面对古今中外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观点。他深知，动物保护主义者不但要面对人与宠物权利的比较，还需要认真思考养殖场－屠宰场动物的权利，科研实验动物的权利，野生动物的权利，情况很复杂。

在这个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的世界里，尊重与善待动物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比方说，我们用功利主义来论证，是否要将一片土地辟为野生动物保护区。最直观的看法，我们丧失了土地可能的收益，代价不菲；稍微复杂的看法，我们为自己保留了一块绿地，未来长期反倒可能获得更多收益；更复杂的看法，我们应当将土地上的野生动物看作与自己一样的个体，最大化效用时也应考虑他们的效用，保护野生动物与保护原始文明部落性质相仿。



功利主义在应用伦理学的分析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中国国内的哲学界似乎对“功利主义”颇不屑。可在西方，功利主义并没有那么污名化。尤其是在澳洲，功利主义简直是哲学界的主流思想。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在他的《正义》公开课里探讨了三种伦理学进路，功利主义、康德的道义论和美德论。他非常重视前两者，但落脚点最终还是落在美德论上。有一次我抓住机会问他，为什么不多谈谈功利主义？没想到他一声长叹，“美国人，西方人，人人天生都是功利主义者，我为了矫正大众才偏向美德论的啊。”

战后功利主义新思想的发源地就在澳洲，这恐怕也是澳洲为世界哲学做出的最大贡献。辛格是个典型的功利主义者，除他之外，澳洲学界还有三人值得一提。第一人叫海萨尼（John Harsanyi），博弈论的开创者，与纳什一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匈牙利人，逃避战乱到了澳洲，很晚才去了美国，后在经济学大师阿罗（Kenneth Arrow）的指导下开始研究博弈论。

海萨尼在澳洲期间却主要研究伦理学，尤其是功利主义，提出了“准则功利主义”，是功利主义复兴的有功之臣。他认为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没错，也只有功利主义能真正面对这个充满风险与不确定的世界。但经典的功利主义过于直接，所以会产生悖论。我们应该退后一步，按照“最大化最大多数人利益”的目标设定一套准则，以后依照准则执行即可。

海萨尼之后，另一个为功利主义哲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是莫纳什大学经济系的黄有光教授。黄有光与杨小凯同为“超边际分析”的创始人，这些年则一直在研究人的“快乐”问题。他认为快乐即是终极目标，功利主义哲学在遭受数十年攻击之后，内在逻辑已渐趋一致，应该不管什么准则，单以“快乐”为目标，在公共政策领域做出更多的成绩。

还有一人，比辛格、黄有光更长一辈，与海萨尼同辈，名为斯马特（J.J. Smart）。此君有这么一个名字，自然不会太笨。他主张一种最直接的功利主义：行动功利主义，正与海萨尼的准则功利主义相对立。斯马特认为，快乐就是快乐，不能化约与妥协。海萨尼看起来只是退了一步，但准则功利主义还是不是功利主义呢？这一点大有疑问。

斯马特坚持说，最终的结果，也就是效用，是我们用以评价功利主义的最终标准，也是唯一标准，不可能被任何其他标准所取代。这种行动功利主义看起来很粗暴，也很难处理功利主义内在的一些悖论，但斯马特毫不妥协。随着时间推移，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斯马特而非海萨尼，哲学家毕竟不愿多在逻辑上做妥协。

斯马特是澳洲自身培养的学者，与后辈辛格有着太多的共同点，只是更执著、更冷静罢了。出名之后，他很快拿到美国大学的聘书，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后来的一些应用伦理学的研究都在普林斯顿完成。斯马特的情况也非孤例，澳洲毕竟是哲学荒漠，即使能培养出一些了不起的学者，恐也难以留住。再举个例子，哲学家麦基尔（John Mackie），写过一本影响很大的专著，名字就叫《伦理学》。简单地说，麦基尔就是抱着怀疑论的立场来认识伦理学，用常识和最坚定的逻辑，戳穿了很多惯性思维。麦基尔似乎名气不大，晚年去英国教书，对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英国的博弈论大师宾默尔（Ken Binmore）产生了重大影响。宾默尔在自己书中多次表示，自己崇拜休谟，此外就是喜欢海萨尼和麦基尔，情愿做他们的思想继承人。这样看来，宾默尔的思维中也已充满了澳洲哲学的因子了。



我们仔细研究《澳大利亚、新西兰哲学指南》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澳洲的哲学传统虽然薄弱，却与普林斯顿大学有着不解之缘。有几个最出色的哲学家，最后不单去了美国，而且是都去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堪称澳洲哲学家的归宿。

下一个我要列举的哲学家名为刘易斯（David Lewis）。分析哲学界人士对这个名字应不陌生。刘易斯在认识论和逻辑学上有重大贡献，复兴了莱布尼兹的“可能世界”的观念，提出了“模态实在论”，也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克里普克最重要的论辩对手之一。

刘易斯是澳洲自己培养出来的哲学家。他在澳洲的时候，还没有沾染上美国大学那么“纯学术”的气息，竟然在那里不务正业地研究“惯例”。“惯例”是个很复杂的事情，英国的汽车靠左行驶，中国的汽车靠右行驶，这是为什么？他把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写成一本小册子，1969年出版，名为《论惯例》。这本书在哲学界影响不大，但是对制度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有很多制度经济学家打听，刘易斯写完《论惯例》之后还有什么吗？结果是，他也接受了普林斯顿哲学系的聘约，去研究认识论了。

有了两位前辈的先例，辛格终于也在1999年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离开自己一手建设的莫纳什大学哲学系。现在他当然是普林斯顿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而在澳洲，就只剩下了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