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写小说：我是偶尔为之

2007-08-25 13:53:42 来自: 恶向党边生

摘自《作家笔记及其他》朱伟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写下“寻根文学”代表作《棋王》的阿城，其实不会下棋。会下棋的贾平凹说，阿城写棋走不出三步，这三步其实也完全不入棋道。其实，阿城多才多艺，摄影、绘画、音乐等几乎无所不通。至于写小说，不过是偶尔为之，却因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风云人物。

　　“讨债的鬼又来了？”

　　第一次见阿城似是1984年初冬的一个傍晚，当时他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世界图书》编辑部当“以工代干”的美术编辑，住在北京德胜门内大街253号，街边一所很拥杂的四合院的深处。院里弥漫着煤烟的气息，阿城穿着他的蓝色中式棉袄和牛仔裤，棉袄领扣结得紧紧的，露出一截长长的脖子。屋里吊着一盏用自制的特大灯罩遮着的灯，灯拉得很低，但昏黄的光却只能照着一小圈地方。阿城坐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偶尔到灯光下翻找什么东西，于是看到脸是那种很疲倦的菜色，手指则是被香烟熏得很焦黄的样子。

　　那天阿城端坐在那儿，说话很少。给我喝水的茶杯是那种已有许多人喝过的杯子。那天阿城留给我的印象，第一是他淡淡地说话，淡淡地像是滤去了一切情感色彩，不动声色不见起伏高低。第二是在冲淡后面的平和和随和。他的态度一直是很柔和的那种姿态，静静地听你讲，带着几分书卷气表述他自己的看法。

　　与阿城的来往，是由《孩子王》建立起来的。那时北京刚刚开始酝酿城市改革，像是一池搅翻了的水，几乎人人都生怕在一夜之间就突然变成了穷光蛋。阿城急匆匆地辞职，拉了一个什么文化公司的牌子，一会儿搞广告生意，一会儿好像要到什么地方去投资建个什么烧陶的窑。每日午夜是他的公司成员碰头的时间，于是写稿的事只能安排在碰头散席后烟气腾腾的冷清之中，交稿日期当然也就只能一拖再拖。找他，必须午夜碰头之时或早晨九点之前。我熬不得夜，每次选择早晨八点后登门，那门总是虚掩着，屋里烟气酒气臭气混杂在一起，床上总是蜷缩成的一团，从被窝里钻出来的声音总是：“讨债的鬼又来了？”“还没到年底，你就讨得那么凶。”终于有一天，那堆被子倦倦地说：“债清了，桌上放着，你自便吧。”

　　阿城的字是很不舒展的那种蝇头小字，就像他蜷缩在被窝里的那种状态。但纸面上极干净，基本没有什么涂抹的痕迹。

　　脸上经常是积累了三四天睡意的样子

　　那时德胜门内大街253号，是一个很热闹的去处，每次到那烟气腾腾的老屋里都能遇见各类朋友。先是有一阵贵州给话剧《野人》塑面具的尹光中吃喝在他那里，早上去，地上总是脏脏地蜷做一团。两人切磋烧陶，尹光中的大嗓门一亮，阿城戴得很松的眼镜就往鼻梁下滑。然后是南京画《金瓶梅》人物的朱新建成了他形影不离的酒肉朋友。据朱新建讲，他是读了《棋王》因为喜欢才来找阿城的，一找就找成了一对酒肉朋友。阿城天天请朱新建下馆子，朱新建在阿城案上作画，阿城就站在一旁看。朱新建画一张，阿城说声不好，朱新建就揉掉；阿城说声好，朱新建就扔给阿城。两人如此这般混了十几天，朱新建临走，阿城表示要送他些什么。朱新建在屋里翻找一遍，指指一个古砚说，就这玩意还有点意思。阿城就说：拿去吧。

　　阿城有很广泛的兴趣。摄影、绘画、音乐、装帧艺术，以及各种吃喝玩乐的技艺，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他喜欢倪云林，八大山人，也喜欢毕加索、达利；喜欢意大利歌剧，也喜欢京剧和京韵大鼓。本质上他当然更喜欢属于中国民间的那些东西。泥塑、烧陶、傩戏面具、新绛剪纸、贵州苗民的绣衣，都是他很珍贵的宝贝。

　　阿城的通，在于他面对各种艺术形式，都具备了很好的修养。比如他跟我说，钢琴奏鸣曲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围绕一个短小精悍的乐句组织对比和变化。他跟我说，中国画讲究大处纵横捭阖，大开大合；小处欲扬先抑，含而不露；中国画的最好意境是“苍苍茫茫率天真”。他跟我说，卡拉斯的声音，外行人只听到她的厚和她的亮，其实这种穿透力是那种全身上下都通了的气运用自如的结果。他还说，所谓版画，就是刀在木头上留下的痕迹。搞版画的徐冰说，他当时听了不以为然，但后来越回味越有感触，才用这种观念创作了《析世鉴?世纪末卷》。

　　阿城读书多而杂，但他似乎不是专注地在书本里找学问的那种类型。他读书多少是兴趣所致。他最喜欢的似乎是笔记野史，孜孜不倦地通过各种门道去尘封的故纸堆里寻觅。他白天匆匆忙忙骑着他很破旧的自行车，吱嘎吱嘎地忙于各种身外之事，午夜之前一直像是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读书只能是凌晨一点以后的事。等墙外马路上传来人声，则是他入睡的时分。

　　阿城因此脸上经常是积累了三四天睡意的样子。他自称他有高超的补觉方式，白天只要有坐下来的空隙，便可很放松地入睡，甚至骑车时也可微微打盹以调节。记得有一日他到我家，我去准备吃食的时候，他已坐在沙发上很随意地入睡。等我稍一走近，他即很迅捷地惊醒，然后问：我睡了么？随即又可以很正常地继续谈话。

　　对阿城，有时感觉到他有些读书人的迂、痴，也有些读书人的酸气，但有时又感觉这些似乎又不全是他本身的真实。他的言语谈吐行为方式留下的都是很轻很淡的印痕，用橡皮轻轻一擦，就可把它们全部擦掉。

　　写《棋王》之前，一直倒霉

　　阿城告诉我，三十岁以前，他一直过得不顺。他出生于1949年的清明节。清明时节日在娄，斗指乙，风作意，雨断魂。他糊里糊涂地出生，三岁就染上了肺结核。七岁时钟惦先生倒霉，他家里困难到只能靠卖书勉强维持，偶尔吃肉都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用绳串了，五个孩子一人一串。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十七岁。正是想表现自己的年龄，却背着“黑五类子女”的锅被挤对得不得翻身。1968年，家里有门道的都留下来了，他只能下乡。下乡后他想来想去，想通过自习绘画摆脱困境，连着转了三个地方，好运气一直与他作对。后来在云南他偶然遇上了被下放到云南劳动的范曾，在范曾的帮助下，他才回到北京。

　　回北京后，阿城一直感觉北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不属于他。他没有文凭，在编辑部是“以工代干”，在上层的文化圈子里更没有他插足的余地。他觉得在北京的璀璨灯火之外，他仍然是个多余人，仍然徘徊于荒郊寒舍的潇潇夜雨之中。作为一个正常人，阿城当然想从多余转为不多余。这意味着作为个人价值的被确认。他通过范曾，认识了袁运生，自告奋勇帮袁运生到首都机场搞壁画，帮着做些粗活。袁运生很看中他的悟性，便和范曾一起推荐他报考中央美术学院。但他作出最大努力，却还是不能通过考试。之后，有一个研究所很看中他的才华，执意要帮他改变状态。但他是以工代干，有明确的政策规定，按规定就是调不成。之后，他和一批有志于发展中国现代艺术的朋友一起搞画展，想自己努力来争取社会的承认。但画展刚搞起来就因种种原因夭折，画展夭折后参加者一个个都出了名，就他还仅仅是一个高水平的组织者。之后，他和苏阿芒合作搞起一个公司，但辛苦一段，什么钱也没挣到，公司又遭倒闭。阿城说，写《棋王》之前，倒霉一直一步步在跟着他，使他一直无法挣脱冥冥中一种力量对他的钳制。

　　有可能是重重的挫折促进了他的选择。应该说，阿城在写作《棋王》之前，在好几年内已经一直关注于文学现状，在关注中一直在等待着时机的降临。在关注过程中，他其实已经对新时期中国小说的现状进行了一番考察。这种考察，实际确定了他写作方式的使用，使他从一进入写作，考虑的就是：怎么写才具备价值，而并非是我的生存状态要求我写什么，怎样才能真实传达我的生存状态。

　　我体会，阿城通过《棋王》，使用走极端的方式打了一个时间差。而打这时间差的过程中，他看到了自己行为展示的价值。阿城自觉地寻觅这把钥匙的过程我想不会少于15年。15年后，当他拿着就在身边草丛里捡起的这把也许已是锈迹斑斑的钥匙打开他命运的大门时，我想不管怎么说，他的心大概都会有那么一点点颤抖。

　　“水流干了，自然就不写了”

　　《树桩》以后，阿城再也没有生产出他认为值得给我看的小说。他曾计划要写八个王，什么棋王树王孩子王拳王车王钻王，钟惦先生已风趣地把八王倒过来，给未来的小说集起了个《王八集》的书名。但我们所看到的却只有三个王。阿城声称他给《钟山》写了一个《车王》，在邮寄过程中遗失了，但我们至今看不到此王的具体形态。当然，他后来续写了几篇《遍地风流》，但都仓促成篇。他后来的创作，似已成为津津乐道为施舍的写作。他给一些地方刊物写一些大家都不易看到的稿子，他说，一个短篇可以让一个借用编辑从县城调到省城，让他们夫妻团圆，成全好事。

　　再以后阿城似乎对写小说的兴趣越来越淡。他帮滕文骥写剧本，帮谢晋写剧本，后来又干脆与滕文骥一起跑到深圳，受聘于某个影业公司，写通俗剧本，参与好几个摄制组的录音、剪辑、后期合成。他说，我有嘴我老婆有嘴我孩子也有嘴。他说，靠写小说挣钱太苦。他说，小至个人，大至中国，衣食是一个绝顶大的问题，先要吃饱，再谈其他。他在深圳一混就是许久，听说搞了好几部片子，挣了大钱。

　　1986年年底左右，阿城出国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那是一个飘小雪的早晨，地点还是在德胜门内大街253号。找他，当然是想鼓动他继续再写小说。

　　那还是八点多钟，阿城还蜷缩在他的被窝里。待戴上眼镜看清是我，似乎有些意外。他说他现在不写小说也不再写小说，已没有什么债可讨了。他说“我写小说就像是自己涨出来的水慢慢流下来，水流干了，自然就不写了”。

　　那天早晨，阿城想向我表述他对文学的腻烦，这腻烦后我时时处处感觉到他清醒的状态把握。他认为文学只是一种偶尔为之的生存手段，他说他靠手艺来吃饭，靠手艺吃饭的人不能把自己钉在一个固定的点上累死。

　　除了生孩子，什么都能干

　　阿城现在身在与我们远隔重洋的美国洛杉矶。

　　他1986年受爱荷华写作中心聂华苓女士的邀请赴美，据说在赴美前，他有目的地在深圳影业公司搞了四部片子，已挣了一笔钱。出去后，他曾回国一次。那是钟惦先生去世，他回来参与处理丧事。他带回一个大约是最好的音响，一摞一摞的激光唱片，其中卡拉斯的演唱足以把人整个儿地融化。后来他又仓促地回去，听说买了辆破车，租了一间公寓房，给人画广告、打工，很实际地挣钱。听说叼上了很有派头的烟斗，夜里也使用电脑打一些挣钱的文字，常常装作引经据典地推论，结果文章据说都在“骗人”。还听说美国一家电视台播放过他和台湾女作家李昂在爱荷华会面时的对话——

　　李昂说，阿城，你真是多才多艺呵，我听说你什么事情都能干，我不知道你究竟什么事情不能干呀。

　　阿城立即说，生孩子。阿城总还是阿城。

　　去年终于读到国内刊物上刊登阿城从大洋彼岸寄回的新作。不足两千字的一个极短篇，像是用削尖了的铅笔，在纸上极淡地勾出几张嘴脸，背景也是淡淡的，写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废品收购站，精巧又俏皮的时时有一些妙趣。但毕竟又觉得写得很小，令人感觉走在上海很细很细的弄堂里。今年又见到阿城作的一幅版画，就是他所说的，刀在木头上所走的痕迹。雕工很精，但刀走过的痕迹似也缺少吃在木头里的那种力。于是，不免就有些失落与空虚。

　　我和阿城的各种朋友一样，还是留恋着德胜门内大街那所老屋。屋里的灯光很暗很黄，冬天的深夜，北风在窗外的马路上把树枝吹得啪嗒啪嗒地响。

　　我一直想真正接近阿城。但经过种种努力之后，我终于发觉越努力就越是陷于交叉复杂的矛盾。这时我才终于明白，接近阿城，其实是不可能的。

2007-08-25 14:23:34 恶向党边生

马立诚谈阿城

阿城的言行，实有异于常人的一面。

我和他往来，在1984年到1986年，有十几次，都与文学有关。

头一次是1984年7月他的中篇小说《棋王》刚刚发表。我读了《上海文学》7月号上刊登的这篇小说，被它的意境摇撼。

其时，我在中国青年报文艺部工作，与阿城也算认识。此前我在星星美展上见过他的作品，知道他是画家，他父亲是著名电影理论家钟惦斐。又知道他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办的《世界图书》杂志作美术编辑。当时阿城岳父家在中国青年报社旁边，他常来这边走动；在胡同里领着几岁的儿子玩耍。儿子蹒跚捉虫，他坐在路边的圆木上抽烟晒太阳沉思。被汗水磨掉亮色的金边眼镜滑到鼻梁上，这个印象至今十分清晰。

一天，他抱着儿子慢悠悠经过报社门口，正逢我从里边出来。他问我：“你在这里工作？”我说是。他说：“好大的衙门”，就没话了。

《棋王》一出，文艺部同事议论纷纷，都问，这个阿城是谁呢？从来没见他写过什么呀。

我直觉，就是晒太阳的阿城写的。

当时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在朝阳门内大街一座叫九爷府的大宅院内，尚未搬到目前东大桥北的新大楼。我立即骑车去九爷府找他。因为我在文艺部负一点责任，想组织一篇文章评论《棋王》，跟作者一晤，多半有益。何况报社离九爷府只几站路，骑车十几分钟就到。

九爷府是旧时有名的清王府。原为康熙十三子允祥的怡亲王府，后为道光第九子弈惠府第。倒是与《棋王》的中国文化含蕴连着脉络。九爷府虽曾显贵，却年久失修了，被风雨潲得褪尽了朱红。此时有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科学出版社等许多单位挤在里面。

进了门，经人指点，奔向前院西边一个二层的小红木楼。脚一踏上楼梯，发出嘎吱的响声，仿佛踏重一点，这个木楼就要摇晃起来。上了二楼，进入一间光线很暗的大屋子，西北窗下一张小桌子之前，坐着一个瘦人，耳朵夹着耳塞机听着什么，正是阿城。

《棋王》果然是他写的。交谈中，阿城告诉我，这篇小说是用三四天的时间写出来的，这使我略感吃惊。后来，他妻子罗丹跟我谈了《棋王》的写作经过，比他所说的时间还要短一点。阿城告诉我，这篇小说先给了《北京文学》，被退稿，又给了《上海文学》的。我心里暗暗叹息一声。

经过努力，中国青年报第一个发表了评论《棋王》的文章。

一个月之后，我受吉林《作家》杂志委托，请几位北京青年作家朋友帮忙写小说，该刊拟在年底出一辑“北京青年作家小说专辑”。我又来到九爷那摇摇欲坠的红色小楼。

阿城还在暗室的西窗下面安静地坐着。

一开口，他告诉我一个在当时有点令人吃惊的消息，他不想当“班爷”了，准备辞职。

“辞职以后干什么呢？”我问。

“做生意吧。”

“你跟单位头头谈了吗？”

“谈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要提拔我当组长。”

我笑了起来，“那你怎么办？”

他却不笑，还是那样慢条斯理：“我问头儿，当了组长，能开除手下的人么？头儿说不能。我说，那不等于把我放在火上烤么？”

我们相对而笑。

我说明来意，他很给面子，当即拉开抽屉，拿出几页手稿，问：“你看这行不行？”

题目是《会餐》，大约3000字的样子，字也写得不错。

看看开头几行“……太阳在西边地线上还残着半张红脸，凉气就漫开……”

小说写的是内蒙某地一个八月十五，农民和插队知青会餐的前前后后。静静的，又有动，细节极真，一咏三叹。我十分钟就看完，说：“很好！”接着又对他说：“《作家》准备在发作品的同时刊登作者照片，你有玉照没有？给我一张。还有，写一份小传。”

阿城说：“我不怎么照相，没什么照片。”看着我，又说：“手边只有这么一张，是裸体的，你看行吗？”就从乱糟糟的抽屉里翻出一张旧的黑白照片来，递给我。

我接过来看，照片中间是一条河，阿城正光着身子站在河里，拍照的时候镜头离得远，人像很小，勉强看出是他。

“这恐怕不行，”我乐着把照片还给他，“还有别的吗？”

“没了。”

“小传呢？”

“我过一天给你。”

过了一天，我取来小传，300多字，堪称奇文，给文艺部同事传阅，都说好。

全文云：

我叫阿城，姓钟。今年开始写东西，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了几篇中短篇小说，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出生于1949年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1979年返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像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会餐》和小传交给《作家》，回话说无论如何要有一幅照片，每人都如此。只好再和阿城交涉，他被逼无法，找到了和亲戚的一张合影给我“凑合用”。除阿城之外，陈中冀、郑万隆、陈放、肖复兴、李功达、王兆军、何志云等朋友也都很帮忙，一人写了一个短篇，再加我的一个中篇，共九篇。又由陈中冀请孟伟哉写了一篇《九片绿叶》的评论，都发在这一年《作家》11月号的“北京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上，算是圆满。封二封三登出的作者九幅照片中，只阿城是与亲戚的合影。

转过年来，1985年春，沈阳《小说潮》杂志（现名《芒种》）也来京委托我帮忙搞一期北京作家小说专辑。

阿城已辞职，他家住在德胜门内大街临街一个大杂院的一间东房里。这是阿城在图书进出口公司轮换分房所得到的。院内，是北京杂院的典型景象——各家自建的小厨房林立，满满当当，曲径通幽。幸好阿城的房子就窝在一进门右手一处小死角里，省了踏寻工夫。

房子大约14平方米，东墙无窗，街上汽车奔过，屋子就震颤一回。面向院内的西墙虽有玻璃窗，但与邻家后墙距离太近，光线被遮挡，所以屋子很暗。屋内，东墙是一排书柜，满满盛着书。东墙南端是一大书桌，北端一张床，中间是桌椅容客。此时，罗丹已去日本做访问学者，剩下阿城在里边读书写作，我坐下。桌子上有个大陶瓷碟代烟灰缸，烟头积成小山。问他：“抽这么多烟，胸口憋得慌不憋得慌？”他慢悠悠回答：“不抽就憋得慌。”我们又相视而笑。

承他允诺，写一篇小说。过几天我来取，这就是《周转》，2500字，写的是西南一个叫余阴的城镇中垃圾周转的故事，颇有趣味。语言似较上篇更为精致。

这年5月，首届《作家》小说奖名单揭晓。北京获奖的有阿城的《会餐》、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赵大年的《女帮办》、锦云、王毅的《丈夫》、陈中冀的《一个并非虚构的故事》、郑万隆的《同构》。蒙《作家》不弃，我的《漩涡》亦忝列其中，是故，又与阿城5月下旬同乘火车北上长春。

颁奖可以想见，阿城的趣事却会令你想不到。一是我们住在松苑宾馆，我、陈中冀、阿城分在一个房间。进屋一看，是里外两大套间。外屋一张床，放得极不对路。偌大屋子，床偏对着门口，且离门一两尺，一推门就是床，不仅声音嘈杂，而且床比较脏。里屋两张床则要干净、安静得多。我和中冀当时同在中国青年报，理当让出一张好床给“外人”。谁知趁我们两人进里屋看床，阿城已然把自己掷于外屋门口的床上，面向墙壁而卧。我们连忙请他到里屋，他头也不回，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墙壁说道：“不就睡两天么？我就在这里，不用争了。”

第二件事几乎骇人听闻。那是授奖活动结束，《作家》杂志主编王成岗等一行来宾馆与北京诸位话别。老王提出，每位获奖者回京后给杂志写一篇短文，就《作家》首次小说奖活动谈谈体会希望等等什么都可以。说这话时，老王正握着阿城的手。

阿城转过脸来看看大家，不紧不慢正正经经地说：“老王，我是下三烂，”说着用下巴环指在场北京诸位，“这些才是有名有姓的作家，找他们写。”

“下三烂”是北京土话中极不雅的作贱人的话。

一时间，短暂的静默。

不知别人心里怎样想，我是相当吃惊。直到以后跟阿城接触多起来，才对他此刻的话渐渐有些体味。

阿城回京后给《作家》写了一篇500字的短文。刊在后来的《作家》杂志上。此文与上边所引阿城写的自传一样，未曾进入他的各种文集。但我看此文亦很有独到之处，失却甚可惜，姑引全文如下：

若自己的稿件被《作家》选登，需极清醒。万不可以为名字在《作家》上出现，便是作家。

我的一篇短文《会餐》得到《作家》小说奖，没有不高兴的道理，但我知道我仍只是一个作者，还远不能成“家”。

人们常常说的成名成家，实际并不是一回事。成名很容易。去卧一次轨；飞起一砖，击碎商店玻璃。总之，造成社会的同情或扰乱治安以及产生种种社会影响，你便成名，令人挂在嘴上。成家极难。首先，要是一种劳动；再能将劳动的量变为质，通规律，成系统，有独创，方能成家。百姓中所称的“把子”，就是家，虽然可能是犁田、打铁，却都符合“家”的要求。

以此观己，远不到“家”。近半年常被人称为“青年作家”，于是假作镇静，其实是在暗中控制惶恐，另，我已三十六余，早已进入中年，一定说我还未发育成中年，便很苦恼。儿童时便真实地做一个儿童，不要充大；青年时便热情地做一个青年，狂一些也没关系；中年时便认认真真地做一个中年人，为家庭为国家负起应负的责任，自有中年的色彩与自豪。非要挤进青年行列，胡子刮得再干净也仍有一片青，很尴尬。

青年人常以为事情可以由一个人做，中年人就明白成功的事情总是众人造成。《会餐》就是众人齐努力，才得以让人看到铅印出来的文章，因此感谢《作家》编辑部就不是一句客套话。

发奖会上若由每人介绍自己，我便会站起来，说：“中年作者阿城。”然后，鞠一个躬，坐下。

到1985年下半年，阿城已发表了《孩子王》、《树王》、《卧铺》、《傻子》、《树桩》等小说，累获国内小说奖，轰动海内外。

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下班路过他家弯进去看他。他正一个人看《五灯会元》，这是宋代刻版出书的禅宗大成。阿城那些机锋超常的说话，是源于禅宗了，看禅宗书的人不少，如阿城之“悟”者，在我则为首见。

聊天当中，我问他有没有出版社要给他出集子，并且对他说，作家出版社正策划出版“文学新星丛书”。

他对我说，作家出版社的这套丛书，对作者发表的字数有个要求，要有15万字以上，才能考虑。

我问：“你现在够吗？”

他笑着说：“我这辈子也发表不了那么多字！”

三个月之后我到他那里聊天。

他正忙着把他的小说和别人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剧本。每天都干到夜里两三点，人更见瘦了。

“你一个人，这么忙，怎么吃饭呢？”我问。

“煮面条！”

我看看火炉旁边，堆着一尺多高的圆桶挂面。

“天天这样，行吗？”我问。

他点点头：“我就爱吃面条。”

他告诉我：香港一家出版社出了他的集子。

我问他：“手头有吗？”

“有。”

“送我一本。”

“立马就送。”他站起来，从书柜中取出一本绿色封面的书，书名是《阿城小说选》。坐下，打开扉页，用签字笔写下：“马立诚闲时可读阿城八六.一.二十四”。

阿诚告诉我，作家出版社也在印制他的集子，作为“文学新星丛书”的一种。

我说：“为你破格了。”

他笑笑，又告诉我，作家出版社向他要照片，他还是没有。只有一张曹力给他画的漫画像。又是裸体的。

“画得怎么样？”我问。

“还不错。”他从书柜里拿出一张漫画给我看。

是一幅线条简练的焦墨画，十分夸张和幽默。阿城分开腿坐着，瘦脸上画着两个大圆圈，粗粗的若干根头发直立，一双细眼眯着，似睡非睡。倒很传神。

我翻开香港版的《阿城小说选》，44页之后，用一页篇幅印出了这幅漫画，颇助兴味。

我点点头，放下书，问他：“你生意做得怎么样？”

阿城回答：“尽注意观察人了，没赚着钱！”

我们俩又相对笑了起来。

后来我得到了作家出版社出的阿城小说集，名为《棋王》。比香港版的《阿城小说集》内容多一些。版权页上标明的字数是：127000字。其中，收入了《会餐》与《周转》两篇。环衬的扉页上，也用一页篇幅印出了曹力的这幅漫画，以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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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27 09:56:59 Chai

多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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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06 19:25:27 阿含

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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