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品沙龙】“今天，我们读书”03“社会主义体制：共...

你动作可真快，我刚发贴，你就复制啊！
^_^

现在稍微有点早，别人容易忘记，根据遗忘曲线，最好是提前5天发布，临1天提醒：） 哈哈

那就欢迎大伙多多留言，把它顶上去，呵呵！

可惜 我明天才到上海

活动在8月25日，早着呢

顶哦，继续中……

不要急，不要急：） 下次16日在发送【读品】的时候，把活动预告也一并放上去。

这个话题有兴趣的，麻烦华芳和红猪告之具体的时间啊

时间：2007年8月25日（星期六）14：00～17：00

哎呀，这么严重的错误，报歉啊！
其它几个贴子的时间都已改正，呵！
;P

恩，我只能看发言整理稿了。

争取更多人参加……

我跟中央编译谈过了，如果可以，讲稿给他们一份

上次的沙龙我去了，感觉很不错。在如今这个时代，还能有这样的人组织这样的活动，感觉有点梦回80年代的味道。

如无特别情况，下周六我一定会去的。

原来楼上是大侃酒吧观球奇遇的朋友。。。。

嗯，是哪一个，我怎么不知道哦。是那位看起来很像足球后卫的帅哥么？

中央编译的是什么？发个消息到我邮箱或豆邮，跟他们联系下：）其实译者张安跟我们（http://www.sifl.org.cn ）关系很好。

To 琉璃君：搞错了吧，我好像没去过大侃酒吧。

To 小李匪盗：上次“身份认同”，我坐的离主持人很远，后来讨论的时候讲过一些自己在苏格兰生活的经历以及苏格兰人对英国的认同程度的感觉。有印象了么？

嗯嗯，有印象，坐在我这边，发言很精彩哦：）

我倒。。。不是大侃酒吧，而是你讲酒吧观球经历，从苏格兰人清一色支持土耳其折射出苏格兰民族意识

呵呵，不好意思，我今天头脑不大清醒。

踢上去！

看这一脚，嘿嘿

好球啊！（至少踢出一回复，呵！）

怎么ls还南京？

呵，烟雾弹！

以后的常居地是南京，呵！

叹，被人揭穿，只好搬回来喽！

我回头把沙龙的提纲贴上来，这周我尽量把书评写出来，很抱歉，这两周的状态有点像没头苍蝇。

加油哦！集中精力，这周六就看你的了。
同一天时间撞车，小宝（何平） 在九思书院也有一个讲座。

一个付费一个免费。。。

嘿嘿！这么快就被捅破了，看来压力制造不了了。
^_^

我想回国

汗，我们有整理版的，虽然没有了现场感，但你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小组查阅过往的整理稿，也可以通过订阅季风书讯来查阅具体内容：）不至于要回国这么夸张吧 hoho，不过这是最好的鼓励了。牧之同志有压力啊。哈哈

牧之同学没压力也会做的很好，是不是？哈哈

[匈]雅诺什"科尔奈(Kornal, J.)作品
by 李华芳 http://www.lihuafang.com

相关著作：
[匈]雅诺什"科尔奈(Kornal,J.)著：《短缺经济学》（上下），张晓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6月1版1印，4.6元。
科尔奈著：《反均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科尔奈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肖梦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20元。
科尔奈、温笙和著：《转轨中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东欧国家卫生部门改革》，裘宗燕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5月，22元。
科尔奈著：《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1版1印，68元。

尚未译成中文的作品：
《通往自由经济之路》
《主路与辅路：社会主义改革和后社会主义转轨研究》
《挣扎与希望：一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稳定化文选》
《论医疗保障改革》

发表的论文（中译文）：
科尔奈：
1992，所有制形式与调节机制之间的亲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共同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6)。
2000，《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版十年之后：作者的自我评价，《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5)。
2001，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部门改革：九条原则，《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4)。
科尔奈、马斯金、热若尔"罗兰，2002，解读软预算约束，《比较》4
2002，制度范式，《比较》1
2003，诚实与信任：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视角，《比较》9
2005，大转型，《比较》17

c：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0blq.html

我这个经济学的门外汉也来学习学习：）

:)又给牧之同学加压。

主讲提纲：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0bm7.html

评论1：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0bm9.html

嗯，还需要梁捷的评论提纲 ：）

等着看整理出来的讲稿

回来了，很赞的。本来有几个浅薄的问题，当场没好意思提。

1.对于建国初我国实行的利用工农业“剪刀差”，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战略，除了牧之提到的“造飞机etc可以更好的拉动各行业需求”，还需要考虑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即，为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防水平对抗冷战局势，重视重工业有其政治上的合理性。

2.当下的通货膨胀，与93-94年通胀比较：93-94年通胀，随之而来10年的黄金发展期，可谓高通胀伴随高增长。乐观地展望，当前的通胀是否是新一轮高增长期的预兆？印象中，93-94通胀前后，正是小平南巡讲话、我国承认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启动、汇率并轨。那么这次通胀，究竟是房产热潮、和近期股市膨胀，带来的短期货币过剩现象？还是蕴含着汇率放开、国有股流通、要素价格重估等深层制度优化的“经济起飞”契机？

3.如果从开放经济视角，引入当前中国出口依赖、大量出口顺差、人民币持续升值等因素，外部经济压力能否成为推动内部经济制度改革的动力？

今天长知识了

:)
“今天我们读书”系列沙龙03从经典到转轨：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

8月25日下午两点，【读品】与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合办的“今天我们读书”系列沙龙的第三次活动，在季风咖啡廊如期举行。季风温馨的氛围不变，变化的是沙龙越来越丰富的话题，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本次沙龙的主题是“从经典到转轨：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由【读品】成员聂日明主讲，【读品】主编梁捷、出品人李华芳担任评论人。一些媒体的编辑也参加了读书会。

聂日明的主题发言主要针对匈牙利出生的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其话题从“经典体制下的社会主义运行状态”、“经济转轨的发生与运行”以及“苏东及中国转轨经验的比较”三方面展开。他首先从政治权力、所有制结构、协调机制、货币与信贷、就业与工资等十几个方面叙述了科尔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描述，并阐述了几个重要的概念，如软预算约束、棘轮效应、短缺等，以及米塞斯、哈耶克与兰格等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关于“社会计算”（计划下的社会生产如何可能）的争论。其后简述了经济转轨何以发生以及转轨的内容，如私有化、价格自由化等。在此基础上，基于比较的视角讨论了苏东及中国转轨的经验教训，如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匈、捷、俄三国私有化方式，中国价格自由化过程中的双轨制等等，除此以外，补充了秦晖、钱颖一等人在转轨经济学的一些研究。发言中还解答了听众关于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等问题的疑问，李华芳补充说明了关于经济周期的三种理论：弗里德曼的学说，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和奥地利学派的批判。

随后的评论中，梁捷就转轨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运用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计划经济，相比于市场经济，最大的缺陷是缺乏激励，进而提到了政府的“父爱主义”和“软预算约束”。梁捷集中介绍了近三十年中国转轨过程中的几次重要会议（如莫干山会议）以及转轨内容（价格双轨制、国企改革等），并介绍了当今发展和转轨的几种理论，如杨小凯、林毅夫和张维迎等学者的观点。

李华芳的评论则侧重于总结归纳。他从科尔奈所运用的制度范式研究谈起，以苏联、东欧各国的经验为例，对它们在经济、政治、法治等方面的“转型”情况做了详尽介绍。在对科尔奈的制度范式思想溯源的过程中，将曾经影响过科尔奈的理论和观点做了梳理，穿插介绍了卡尔•马克思、奥斯卡•兰格、米塞斯、熊彼特、卡尔•波兰尼等经济学家的思想。李华芳还指出，要从科尔奈后期的思想反观他早期的论断。因为从科尔奈近些年的论文可以看出，他晚年更多是以循循善诱的态度来看对改革的种种措施，趋近保守。

自由讨论环节，VIVO首先提出质疑，为什么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我们能否仅仅在经济改革的状况下安居乐业，而不需要政治改革？这些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思考与积极发言。季风的vicky也谈到自己阅读《社会主义体制》的体会，认为这本书虽对已发生事件总结归纳得非常清晰透彻，但作者科尔奈却是一个关心全人类福祉的、具理想主义气质的学者，这也许可以解释他后期思想上的一些矛盾。《上海证券报》的沈飞昊编辑则认为，既不能用计划经济的理论解释中国，也不能用市场经济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他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同。最后，他对这些年轻的读书人提出了期许，希望中国能够也出一个科尔奈，做一个完整的研究。

三个小时很快过去，天色虽已昏暗，读书会却没有散席的意向，讨论一直进行着……

简讯撰写：张培颖

最后一段的写作风格有点张雷的气质哈

“从经典到转轨：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03沙龙录音整理

聂日明：
今天我要讲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从经典的传统体制到转轨时期的制度，所讲的内容将完全涉及在实证经济学的范畴里，可能意识形态方面我们不会做过多的讨论，会集中在学理的讨论上，而不涉及具体的个人的立场。
我所读过的政治经济学的书主要是教科书，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主要是以叙述为主，很少涉及到具体的社会主义体制，例如经济是如何运作的，而科尔奈这本书是用制度经济学的视线来重构整个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写得是比较早的，大概91、92年开始写的，这本书看起来，一方面价值很大，另外一方面里面涉及到很多的判断和实证的数据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学的发展和描述，这点是我首先想要指出的。
今天我讲的内容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国56年到78年之间，相应的，俄罗斯是战时共产主义到戈尔巴乔夫之前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称为经典体制。科尔奈对于经典体制的叙述，最先谈的是政治制度，之后是市场的协调体制，再次是货币投资及各个生产要素方面的内容，那么我就简单来介绍下。
科尔奈首先分析了经典体制的权利结构，在中国，我们说最高的权利机关是全国人大，但是我们要区分表面的、形式上的和实质的东西，科尔奈认为党派主导了国内实际的权力，他点出了三个方面：党在人事、决策和行政管理都起了主要的作用。如果用这种权力机构统治国家，必须要强调几个方面：强调官本位，强调意识形态，强调党纪国法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更多的是靠信仰或者信念，像美国共和党和美国民主党，一方面强调自由，一方面强调平等，这个在科尔奈看来是不足以长期的维持的，必须有譬如官本位。你一旦进入政府，必须要进入价值序列，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而且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里面很难从政府里面跳出后能够在社会上担任一个相同的工作，这点和资本主义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在美国，你从白宫新闻发言人，我们知道最近斯诺要辞职了，他马上就可以到媒体里面去做脱口秀的主持人。
科尔奈认为因为这种结构产生了很多利益集团和派系，这点在俄罗斯是比较明显的，1956年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搞了一个×××的报告。另外，从第一个问题延伸出来，必须通过意识形态让所有人信服，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节约了协调成本，利用意识形态可以使大家都以一个东西为目标，减少了在权利制约制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成本。这就涉及到很多问题，如果你要强化意识形态的话，必须在很多方面证明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我们通常在政治经济学里会学到，社会主义国家有诸多的优越性：消灭了剥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远景的承诺，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同时，党派还需要对自己统治的合法化进行描述，韦伯对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有三种描述，一种是传统的家长制，譬如君主世袭，一种是提低司马，就是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物，譬如毛泽东早期，还有一种就是法理上的合法性，譬如政府是民选的。在社会主义体制里面，它也是需要为自己来寻找统治上的合法性，可能就会出现伟大的人物，譬如斯大林，领袖崇拜等等；以服从为核心的道德权力，这种意识形态里面很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和资本主义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刚才讲的是意识形态，接下来是所有制。全国大部分是以国有形式，最明显的就是国有企业和预算单位，事业单位主要是以财政预算为基础的。在国外是NGO性质的，在国内就是预算单位，譬如社科院、各个协会和商会，譬如上海工商联，都是预算单位。再有就是集体所有，譬如中国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还有一部分是私有。
第四部分是协调机制，共有体制的协调主要是依靠条条框框，上级命令下级。所谓协调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人事如何调整。本来应该是互通的，你征求我的意见，再来命令我，但在共有体制下，涉及到服从的问题，往往缺乏逆向的反馈，上级可以命令下级，但下级的意见很难反馈到上级。这个体制不允许你有意见，譬如你分配给我一个任务是一千万吨的产量，但我只能每个月生产一万吨或者生产一百万吨，你就完不成任务了，但这个体制是不允许你完不成的，就会出现很多道德的问题，譬如逆向选择。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市场来协调的，文革期间也是存在一小部分市场的，58年到61年除外，其他时候总是存在着市场交易，你可以养几只鸡到市场上去卖，这是有一个限额的，这个额度是比较小的。最宏观的协调机制就是意识形态，通过意识形态重塑所有人的观念，从而达到协调的作用，譬如我们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祖国，通过这个口号来强调所有人的国家观念，集体的价值高于个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调机制。
接下来我们就涉及到一个控制的问题了。主流经济学讲的是以价格为主的协调机制，在计划经济则是通过计划来协调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争论：计划经济控制下的经济是否可以有效的运行？我们已经知道了以价格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可以比较有效的运行，当然可能存在很多市场失灵，而计划经济控制下的经济是否可以有效运行呢？这个在俄罗斯开始战时共产主义之后，西方就爆发出一个讨论：计划经济如何可行？
先抛开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问题，假设我们就要开始计划经济了，那么我们如何来计划？市场经济，我们通过价格来协调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而计划经济是通过编制各种平衡表来，譬如通过协调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生产从而达到没有任何浪费。主要有三个平衡表：物资平衡表，包括各种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产品，所谓的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劳动力的平衡表和货币的平衡表。这三个平衡表涉及到生产、产品的分配、劳动力、投资、技术和财政各个方面的内容。俄罗斯是计划经济实行的比较好的国家，中央每年都四百多万物资需要计划，涉及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它层层分解，分解到最基层的，整个社会需要计划的产品有一千二百种，这是纵向的协调，中央先制定计划，然后分解到下面，下面再一步步往下传，最后一个厂里生产多少钢水，生产多少钢轨。横向协调，不同部门之间可能会出现错漏，再进行协调。计划在制定好了之后要实行，主要靠的是指令控制，命令做事是需要激励的，激励一个是官本位，做的好就升官，主要是来源于官僚的奖惩。在科尔奈的书里，涉及到了七八种激励方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官僚的奖惩。中国，你在一个企业里担任总经理，做的非常好，就可能被调到纪委当副主任。当前我们的一些官员，可能是从石油系统出来的，也可能是电信集团出来的，政和商互相联通。这种机制使人形成官本位，形成奴性，因为你不能够发泄你的不满，后来这种机制互相强化，官本位导致奴性的产生，奴性又导致官本位的产生，社会主义体制里面，各个机制互相强化，又互相影响，缺一不可。因为激励很多情况下没有用，它就只能把经济的事情政治化。最近湘西的凤凰桥断了，那座桥就是作为湘西自治州成立五十周年的献礼，当把这种东西政治化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完成，就是犯了政治错误，各级层层加码，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你很难讲述货币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重要性，各种资源都已经被扭曲了，整个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大的财政，小的银行，是一个半货币政策。社会主义体制下，存在了大量的补贴，持续补贴，即补贴一次，再补贴一次，造成软预算约束，使得货币本身的作用大大降低。一种是消极的货币，货币的作用不大，另外一种是大量的价格被扭曲。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早期的计划经济还是比较好的，萨缪尔森写第一版《经济学原理》高度赞扬俄罗斯体制。它制作平衡表的时候，也是要一个均衡价格的，生产多少钢轨、生产多少钢水，这之间需要一个协调的机制，俄罗斯早先还是通过价格来协调市场的，随着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越来越偏离均衡价格，导致资源越来越被扭曲，达到极限就会出现转轨了。
中国实行赶超战略，本来是不具备优势的，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却发展资本密集型，资源的价格一下子就扭曲了。当然棘轮效应是很明显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接下来是投资与增长，我们有远景的承诺，我们要大力发展物资；58年我们大炼钢铁，以钢炼钢，个人要争标兵。这种行为包含了很强的软预算约束，譬如我们去买书，首先是有100元再去买书，但是企业里不是这样的，政府给企业100万做事情，如果你已经做了80万了，要追加资金的话，政府同样会拨款。这就导致任何一个行为主体都有比较强的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因为所有的部门都存在扩张冲动，就存在一个问题：谁的建设是最主要的？即整体预算下的投资排序，大家都有投资的欲望，都要建设开发区，都要建金融城市，谁的建设更重要？譬如最近都要建新区，最后把资格给了**新区；最近中国建设综合配套治理区，把指标给了重庆。排序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在市场经济下，城市发展金融还是其他是一个市场行为，社会主义体制下，就变成一个政治行为，是各个利益集团政治博弈。这又涉及到发展与发展指标，经济发展总是有代价的，譬如说环保、人民的福利等。
还有绩效模式的考核、经济周期以及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我整理了三个内容，一个是由苏联学者提出的工业、农业剪刀差理论，这个理论对中国的影响非常的大。英国、美国早期通过掠夺殖民地的方法来完成原始积累的，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是通过什么来进行原始积累的呢？苏联的那个学者当时就提出了工农剪刀差，很不幸的是，他的这个理论冒犯了当时的一位经济学权威的观点，最后被处死了。有趣的是，最后斯大林还是实行了这个政策，并且比该学者提出的方式更多残酷。***提出一个理论，中国当时发展重工业的重要的一个解释是通过先进部门的过度需求，如果国家发展重工业，各个部门都要发展重工业，譬如建造飞机需要好的铝、电子产品，拉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
下面是就业与工资，资本主义有一个自然失业率，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总是会出现全面就业的现象，劳动力始终是短缺的。由于外延式增长，通过量的扩张，譬如我们要大炼钢铁，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而不是讲成本收益的。为什么会出现全面就业？社会主义体制建立了单位制，任何一个人存在于社会都要有一个单位，没有单位人就寸步难行。中国的劳动力短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城乡分治，农村的人不能到城市，各个部门都有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所以人是持续短缺的。所以一个人想要从一个部门跳槽到另一个部门是很容易的。但是全民就业会导致低工资、低福利，政治激励，我想要指出的是，低工资和低福利不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存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短缺和通胀，科尔奈有一本《短缺经济学》翻译到中国，当时这本书对中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他详细论述了社会主义体制下各种生活物品的短缺，譬如我们当时结婚要买个钟，但是钟是买不到的，票是通过排队或者内部关系去买，也就是说，你先要有钱，还要领票，科尔奈对此有很多的定义和叙述。因为短缺出现了黑市，即非官方市场，但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是真的短缺呢？一方面是劳动力短缺的，另一方面劳动力又是过剩的，其实有很多人是没有活干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有招人的冲动，所有部门都有扩张的冲动，但是这么多其实是没有活干的。同样，物品总是短缺的，任何企业都有囤积的倾向，只要它拿出来卖，就全部买回去，但实际上，这些物品可能没什么用处。在资本主义里有经济周期，总是会有一个通货膨胀，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下价格是被扭曲的，没有办法从价格里看出是否通胀。科尔奈在这本书里认为，很多通胀是隐性的。到现在为止，中国有这么几次通货膨胀：84年，88年89年，93年94年，这一次应该算是第四次了。84年和88年的通胀的原因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因为银行发放现金过多，银行都有贷款的冲动，84年那年二个月就把半年的钱全部都发光了，超标很多，之后中央立刻就紧缩货币，紧缩又引起低谷，政府又重新放宽放贷的限度，导致了88年的那次通货膨胀。93年94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投资海南房地产。

李华芳：
在这里，我补充一下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提供一些我的意见。关于经济周期，学术上主要有三派观点：第一派是弗里德曼的观点，即经典经济周期的解释，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政府发行的货币数量过多。通常，一元可以买到的东西大致是固定的，如果技术没有大的变革，人口没有急剧的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把货币的数量扩大一倍，就会导致原来用一元可以买到的东西，现在就需要两元，通货膨胀发生了。最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普雷斯各特和基德兰德，他们实际上有一点新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凯恩斯有一个经典的观点，即不存在什么经济周期，政府如果要干预，萧条的时候政府就增加消费和投资。有一个经典的笑话反驳凯恩斯的这个观点：有一批工人挖一个坑，把钱埋进去，之后再把它刨出来，这样既能解决就业的问题，又抹平了经济周期。但是，这个观点遭到了奥地利学派的抨击，奥地利学派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荒谬的，政府如果能够通过发行货币来干预经济周期，也有可能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20世纪初的维也纳有一条最为繁华的街道，布满了咖啡馆，由于之前的经济萧条，政府就采用了扩张的经济手段，结果导致这些咖啡馆都变成了银行的办事处。之后我们发现，当通胀过去、经济开始缓和的时候，咖啡馆又陆续搬回了，而银行职员加入了失业的大军。当咖啡馆搬走的时候，咖啡馆的员工加入了失业大军，当经济缓和的时候，银行职员加入了失业的大军，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周期就会变得永久化，或者在这一端摆动或者在另外一端摆动。奥地利学派一贯主张自由主义，所以他们很批判这种政府干预的行为。这大概就是三种观点。
叶航教授有一个非常好的观点，他认为政府需要干预，但是往往容易操之过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认为这次周小川他们做的是非常好的，他们没有直接采用“冷水浇头”的方式，通常是一旦经济过热，就下行政命令停止各地审批，马上实行加息政策，然后对股市进行干预，但这种传统的方式有一个缺陷，政策产生影响通常有一至两年的时滞，很有可能我们已经运行到了低位的时候，政策突然产生作用，反而导致经济走得更低，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实行经济政策挽回，就会导致经济剧烈的波动。

聂日明：
对于当下的通胀我不太了解，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对于前三次的通胀，都是可以用社会主义的机制来解释的。因为价格是扭曲的，企业缺乏激励去迎合百姓的需求，就会导致之前我们所说的投资饥渴，从而导致社会的各个行业短缺，任何一个地方有过剩的就会被其他行业所消化，短缺会在整个行业里自动蔓延。这里就存在两个约束，家庭部门有硬预算约束，一个家里买多少东西肯定是固定的，行政部门和当时的生产部门有软预算约束，譬如银行和国有企业等，它可以让政府兜底，兜底的方式就是发行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各个部门都会拼命地生产，当整个行业都开始过度投资的时候，就会出现泡沫了，而政府为了缓解危机，就会拼命发货币，就会造成通胀了。最后，政府就通过收税来结束通胀。我们知道，中国的前几次通胀都是通过银行部门的，当朱镕基担任央行行长的时候，他就增强了央行的独立性，并且把各个地方的分行改为九个大的分行，这样央行就可以控制各个地方的人民银行，这是很强的抑制了通胀产生的方法。
接下来是消费和分配。消费的特点主要是消费增长缓慢，物资匮乏；每个人都在享受比较广泛但层次也比较低的福利，这一点又和意识形态有关，它只有通过这一点来表现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这里，科尔奈还提到了各个阶层收入差异化的来源，来源于不同的劳动水平（科尔奈认为这个是最不重要的），最主要是来源于政治和权力、阶级和地区。
传统中国有进口许可，出口厌恶，通常一个企业要出口就说明国内的市场已经饱和了，由于国内市场是过度需求，所以企业本身是没有出口需求的；而中国国内的物品是紧缺的，所以又有进口许可，由于国家的外汇不足，就有强制企业出口、限制进口的冲动。长期的就导致中国有出口退税、行业补贴，鼓励出口，我认为这也是导致目前中国出口顺差的原因。
关于传统体制的讨论大概就是这些，这里还有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话题可以讨论，比如说计划和市场，俄罗斯的米塞斯？首先有一个“计划如何实行”的质疑，后来有奥斯卡.兰格？提出是可以让计划较好的运行的，哈耶克1937年的论文结束了这场讨论。奥斯卡.兰格在1940年写信承认计划经济在现实中可能是不太容易运行的。
第二个想讨论的问题是加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可以完成生产，两个效率是一样的，我们还需要考虑选择哪一个？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是不能以追求经济效率为目标，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十六世纪的南北战争黑人的生活水平和待遇都是好于战后的，战后的南方也是通过提高工资来继续壮大奴隶，为什么要举行战争呢？阿玛蒂亚森的解释是价值序列中自由比生活水平更加重要。计划经济体制下，必然会导致损害当前的消费，通过节约当前的消费促进生产；由于下级对上级的反馈机制缺失，就会压制言论自由，实际上是造成了政治权利的缺失。即使计划和市场都可以完成生产，我认为也是应该选择市场。
科尔奈还叙述了两个体制的绩效评估，在计划经济里必然会扼杀企业家精神。

李华芳：
布凯南澄清的其实是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奥地利学派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个就是企业家精神，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市场过程。我们通常是考察一个静态的市场，马歇尔的剪刀就是供给和需求在某一点达到均衡，市场出清。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静态经济学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即时间，你两个小时后能够拿到100元和你现在就有100元所包含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市场应当引入时间的维度，这样就形成了市场过程。惟有引入了时间的维度，才能显现出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市场过程之间的有机统一。否则就会造成人为的割裂，因为在静态里，我们不需要考虑创新的问题，市场已经出清了，创新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当你考虑创新的时候，一定是在市场的边缘有所改进，比所谓的静态的均衡要好。当一个均衡逾越到另一个均衡，必然有市场过程，也就是说，创新精神一定是在市场过程中得以体现的。

聂日明：
科尔奈对于整个传统体制有一个综合的叙述，他首先是从国家所有制、软预算约束出发，一旦我们实行了全社会的公有制和软预算约束，就会导致投资饥渴、进口饥渴以及企业有囤积倾向、个人工资有提升的倾向，这些因素又会影响生产，而政府只能通过行政命令来加以控制，譬如对投资和进口进行审批，未经审批的不能投资；生产配额等。行政命令的同时，还要有很多的惩罚机制，譬如打击投机倒把；党纪国法等。最终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宣传，导致各种激励检查机构的诞生。
科尔奈认为一旦实行公有制，政府就会彻底的抛弃私有制，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压制工资上涨、压制劳动力的短缺，国有部门的工资就要相对低一些，它就无法与非国有部门的高工资相比，它必然就要取消私有部门到能够维持国有部门的优势为止。
科尔奈有一个对于经典体制的总结：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织路细密的布，是一个互相依靠互相强化的。但是它有很多的后果：牺牲当前的消费、对于自由的压制，就会出现很多特务机构。当所有的人都感到不满的时候，转轨就出现了。
中国是从78年开始转轨的，东欧国家主要是从90年代初期和80年代末期开始转轨，科尔奈认为任何一个政府的转轨都是先从权利和意识形态开始转轨的，例如中国是通过解放思想，政治方面开始放松了对人的管制，首先是所有权的松动。尽管有很多东西是纸上没有写出来的，并没有承认私有制，但是制度开始松动了，有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比如中国的农业改革，十八个农民签字包产到户。所有权松动了之后必然涉及到协调方式，生产是如何完成的，分配是如何完成的，转轨之后资源配置的权利可能被放给地方政府，或者放给企业让市场来配置资源。或者在产品的交换方面建立市场，比如中国当时转轨时期的双轨制，已经有计划内的东西，再建立一个计划外的东西。或者对全行业实行放松管制。
提到转轨，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渐进的。科尔奈认为，一些方面要采用激进的方式，还有很多方面是要渐进的，但是整个的来说，科尔奈对于转轨的态度是比较悲观的。他认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很难走出自己的影子，局部改革难以突破自身，我们通常说渐进式的改革可以是倒逼式的，林毅夫的观点是转轨是通过先放松微观管制，比如我们先给农户自主经营权、企业自主经营权，农户自己生产又会面临很强的约束，比如国有企业改革涉及所有制，政权的合法性可能就依赖于转轨中，即改革就是政权的合法性。通过先放松微观管制，可以产生一些成果，也会产生一些问题，譬如所有制问题，倒逼政治改革。渐进式认为倒推一直可以进行到最后，直到整个转轨的完成。但是科尔奈认为局部改革永远无法突破自身，必须要有体制上的突破，全面过渡到资本主义。
中国和俄罗斯两个方面的转轨，俄罗斯是1989年开始政治上的变革，1991年叶利钦已经确立了他在国内的总统地位，他面临着政治影响的最高顶峰，1992年初叶利钦任命了盖达尔（青年改革派的一个领袖）主持改革，他们主要是引用了萨克斯的观点，萨克斯主要是玻利维亚的一个改革，实行了“休克疗法”，这里他引用了一个医疗上的概念，通过财政和货币双紧缩的政策，迅速硬化，来达到休克的效果，盖达尔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但这个政策实行以后立刻面临了很强的压力，议会强烈反对这个政策，最终导致92年末的时候盖达尔下台了，“休克疗法”就此结束。从长期来看，林毅夫也有这种倾向的，把俄罗斯的激进式和中国的渐进式对立起来，我们认为俄罗斯的转轨可能导致俄罗斯长期的经济萧条，而中国的转轨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东欧转轨的内容研究的比较好的，国内有秦晖，他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论叶利钦的改革，他认为我们不能把改革失败的原因全部为萨克斯的“休克疗法”的身上，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叶利钦曾经炮轰议会，议会和总统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另外，俄罗斯的政策朝令夕改，今年的政策刚刚实行就结束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很多的政策都摇摆不定，最终导致了俄罗斯长期的休克。秦晖认为，匈牙利、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是迫不得已的，只有一个政策，而它又必须要改革，国家已经开始民主化了，这就要求改革，要市场化。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考察萨克斯的方案是否完善，我们还要考虑这个政策实行的背后其他的因素，从而来看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包括“休克疗法”的好坏。第二点，我们要搞清楚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一种什么样的计划？秦晖认为中国在建国以后实行的既不是计划的，也不是市场的。我们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但这是处于计划经济的初级阶段，中国的计划经济也没有俄罗斯那样精巧的计划计算，比如俄罗斯可以对四百多万种产品进行详细的计算。中国从53年到文革之间，大概就是十几年，十几年里爆发了大量的政治运动，包括58年的大炼钢铁和大跃进，反倒可以说中国是一种运动式经济而不是很强的计划经济。中国如果像俄罗斯一样进行很强的计划，也可以实现边际上的改进。秦晖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计划比文革的时候反而加强了，计算比以往更精巧了；另外一方面，中国本来就没有什么计划经济的体制，而又放松了所有制，可以说是双重的促进了经济增长。
林毅夫对于转轨主要是从比较优势出发，他认为中国的资源禀赋是在于中国的劳动力丰富，资本则比较稀缺，他从赶超战略这个外生变量导出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又从资源禀赋出发倒推出中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他认为中国是先通过放松微观经济体制，包括乡镇企业，随后在资源配置方面，比如信贷和零售行业，倒推出改革，信贷是由银行完成而不是财政划拨，最后再倒推到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比如价格体制，我们在90年代实行的双轨制，原有的计划价格不变，放开市场价格，包括利率、汇率等很多问题。同时中国的，包括俄罗斯的改革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价格双轨制必然会导致租的产生，租就会导致腐败，这也是我们在88年面临很多的政治反对意见的主要原因。
国外的学者，斯蒂格勒斯也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认为不太可靠和不太恰当。他对传统的经济体制用了新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他认为信息的缺乏导致了社会主义体制无法解决激励和竞争的问题。
还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在罗兰的书里，他认为中国的转轨经验里比较有价值的几个方面是：一个是价格双轨制，他认为价格双轨制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和改革者都实现了改进。对原有的计划产品还是实行计划价格，但对于新生产的产品实行市场价格，通过市场价格的增长，那么计划价格的那一部分会越来越小，最终消亡。企业老板可以通过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来获取租，从而得到他们对于改革的支持；另外一方面，老百姓因为选择变得更多了，价格可能更低了，也获得了改进。他认为么还有很多人来反对价格双轨制是因为我们没有设计一个基于“妒嫉”的公平分析，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改进方式。
秦晖则认为政府通过计划来敛财，通过市场来分赃。就会出现拥有计划价格的煤，再通过市场价格卖给市场里的人，存在“左来敛财、右来分赃”的问题。
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结构是不一样的，俄罗斯实行的是U型经济结构，按照部门分经济结构，而中国一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中央和地方始终存在着分权，×××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认为，俄罗斯是U型结构，中国是M型结构，所以中国很容易产生财政上的分权。
私有化有三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个是俄罗斯的，一个是捷克的，还有一个是匈牙利的例子。当时匈牙利负债累累，它通过把国企卖给外国人，例如西德、英国、法国这些国家来实行私有化的，所以匈牙利比较大的企业都是外资企业。捷克主要是向国民实行外部私有化，把企业卖给全社会。俄罗斯是将国企卖给内部人，即MBO，卖给管理层和职工。对于这三种私有化的好坏的研究有很多的论文，在秦晖看来，我们要区分私有化必须要先区分国家的具体情况。
我们还需要区分苏联转轨和东欧转轨，我们需要考虑到欧盟对东欧的影响，比如匈牙利、波兰入欧盟，俄罗斯则没有。

梁捷：
今天聂日明讲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具有公共性的，应当听听大家的看法，因为每个人都有身切的经历，从80年代、90年代直到现在，而中国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逐步放开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但是最近几年，大家已经不太谈论这个话题，仿佛转轨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重新回顾转轨的历史，从理论到经验，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天聂日明讲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逻辑可能就不够清晰，可能大家就不太清楚他具体想说明的是什么？科尔奈认为计划经济是一整套的系统，从工业到农业到劳动力的户籍管制，从读书到工作的就业分配，简直是从出生到摇篮每一步都非常详尽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你自主选择的余地和空间是非常非常小的。在这样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怎么会把经济带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最后整个经济崩溃？我们从苏联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有很直接的认识，要认识一整套体系的弱点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过去二三十年学者努力讨论的一个要点，提出了一些理论的框架。
我所阅读的转轨的理论或者是经济发展的理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计划经济最大的缺陷是缺乏激励，相比于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的过程就是给缺乏激励的人们注入一种激励，比如在农业方面，为什么我们要包产到户，这也是林毅夫的一个最大的贡献，他指出人民公社的时候缺乏激励，可以出工不出力，可以偷懒，反正是按照工分来算，每个人的收入是差不多的，所以效率非常的低下，产出也非常低；一旦实行了包产到户，个人激励有了很大的增加，农产量很快就有了大的提升，这是非常明显的。就工业而言，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或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国有部门逐渐的萎缩，逐渐被民营经济或者其他经济所取代。为什么国有经济一旦进入市场就争不过民营经济？从九十年代中国非常流行的产权制度，有非常好的解释，核心的问题就是产权不明晰，从领导到员工都缺乏激励，领导不把收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领导考虑的只是扩大投资。中国或者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最为核心的就是寻找内部的激励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侧重点不同，都是试图从复杂的系统中挑选一种角度做出一个描述。八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比如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短缺经济学》更偏重于工业生产，整个经济体制里面会造成全面的短缺，因为所有的企业都有投资饥渴，同时又有预算软约束，所谓预算软约束是指企业生产多少东西，花多少钱这是一个约束，但这个钱不是我的，一旦钱不够，窟窿填不满，我就问上级领导要钱，在计划经济体制里企业是不可能破产的，上级部门都有一种，科尔奈所说的，父爱主义，所以最初的约束是一个非常软的约束，是一个假的约束。这就会造成市场上的物品的短缺，社会上的物品可以用于人民消费，也可以用于工业投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完全是由市场来运作的，完全是个人行为，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里面，国家必定会把这部分钱拿去投资重工业，推动工业的发展，所以计划经济也可以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像苏联，表面看起来也很好，但完全是投资推动，并不是有实质的内部机构优化的技术。
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理论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就是“非瓦尔拉均衡”，是×××学者提出的。“非瓦尔拉均衡”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市场经济是以价格为杠杆，例如我生产一样东西，我愿意雇佣多少工人，我愿意投入多少资本，我愿意使用多少资源，只要有钱就可以办到；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整个资源的配置不仅仅是靠货币，还依靠数量配置，譬如今年国家配给你一百万吨钢材，即使你有钱，想扩大生产都是买不到钢材的，因为所有钢材都按照计划的数量分配完了。也许其他的钢材是分配在没有效率的地方，人家可能根本用不掉这些钢材，只能堆在仓库里生锈，但整个市场的配置就是这样的，有钱都买不到你需要的资源，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78年计划经济改革以来，一直在探索怎样突破这些约束，一方面在微观上给于农民、企业激励，另一方面就是要在制度上突破约束。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看法比较好的，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三个：一个是杨小凯，他的观点很多和萨克斯的观点非常相近，主张“休克疗法”，主张爆炸式的改革，杨小凯和萨克斯都写过很长的文章论证政治改革必须和经济改革同步。我们知道，苏联的“休克疗法”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同步的，而中国是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落后。杨小凯认为如果你政治长期不改革，而只是单方面发展经济的话，到最后政治会成为一个最大的约束。经济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改革，你不会遇到很大的阻碍，经济改革后所有的人经济都改善了，看起来是好的，但是政治改革一定会遇到阻碍，一定会触动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你把政治改革推后，仿佛可以不断推后，直到经济改革倒逼经济改革，杨小凯认为到后来可能会发生更大的震荡，反而制度改革不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也是中国经济，特别是00年以后到现在，很多人都在重新认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贡献很大的学者就是林毅夫，他的观点正好和杨小凯的观点相反，他是一个发展主义者，他认为政治改革不是非常必要的，只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我们每个人口袋里的钱都翻个好几倍，很多政治问题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他是从一个国家全面的、宏观的角度来看的，他认为中国和东南亚四小龙的情况相像，最重要的是要看到中国的比较优势，利用中国的人多，利用中国的人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低端的产业，不要和美国比，不要发展IT产业。按照林毅夫的说法，发展电脑产业也可以，但是你不必要发展芯片，你可以像DELL一样，发展组装技术。林毅夫更重视经济增长，而不是政治改革。
第三个，我觉得是张维迎，他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了中国制度改革中微观的影响，怎样给企业施加微观的激励机制，国有企业怎样进行产权改革，明晰产权，激发个人的效率。对一个企业家来说，过去都是领导指派的，最重要的是和领导搞好关系，同时拿出政绩，他关心的是做大，是表面上的东西，而不是企业盈利多少，而且盈利的多少也拿不到他的口袋里，他的工资都是领导批下来的。张维迎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给于企业家剩余所有权，比如企业赚了一百万，我可以拿1%，只有这样企业家才有激励，才能真正合理的花每一分钱，合理的利用资源。中国经济改革30年来，和苏联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不管是体制的约束，还是经济资源的约束，都不一样，我们看到经济改革一步步走过来，也是经历了好几个关卡。第一个改革是84年的莫干山会议，提出了双轨制，一面是国家分配资源，完全是国有的，同时，与之并行的，开发出一块由市场配置资源，分别有一个价格，同样的资源在两个市场是分开的，不能够流动，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会有黑市，会有寻租，通过官员手中的权力把资源拿到市场上去卖，双轨制必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但至少双轨制引进了一部分的市场，对解决科尔奈所说的短缺问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二次就是86、87年的×××会议，我们第一次引入了怎样调控货币，怎样解决通货膨胀等一些问题。接下来就是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事件，苏联发生了解体，对经济有一个很大的冲击。90.年代前期，93、94年，还有一次重要的会议—金喜？宾馆会议，这次的会议让中国的经济学家真正的意识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微观激励的重要性。从94年以后，中国经济好像暂时就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市场已经形成了，价格也放开了，银行的体制也逐渐的形成了，包括证券市场的一些基本的制度也形成了，以后只是逐渐的完善，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所以94年至0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虽然97年爆发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但由于我们的货币体制都没有放开，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而00年以后，关于经济的讨论又开始热起来了，但更多的是讨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甚至要全面总结和反思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有很多学者，例如张五常，他认为中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很大的一个动力是地方的财政分权，就是地方之间的竞争。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需要追溯到毛泽东时代对财政和地方的一些安排和认识，关系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
上面所说的是我对于转轨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些认识。

聂日明：
这里我想再补充一些内容。刚才梁捷提到由于产权不清晰导致了激励缺乏的问题，但正是由于产权不清晰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这是早期对乡镇企业的评价，现在可能已经产生了变化。乡镇企业很难说是国有的，但它肯定也不是私有的。

李华芳：
周其仁在一篇文章里讲了公有制产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产权，它在实际上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你可能找不到最终代理人，即你不知道最终下命令的是谁，但是乡镇企业你是可以找到这个最终代理人的，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村长俘虏了企业，还有一种是乡镇企业太大俘虏了村长。
在周其仁看来，我们缺乏对于具体的案例的调查，实际上你是找得到那个最终代理人的，这就意味着它的实际权利是非常清楚的。这些内容学界还是有共识的。

聂日明：
另外梁捷讲到政治过程确实很重要，中国和俄罗斯相比，改革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可以进行？改革之所以可以发生，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对于这个改革都有一个事前的估计，并且保证各个利益集团都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譬如中国78年的改革为什么可以发生，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一个不能再差的体制，无论怎么改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改革之所以可以继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家对改革都有一个事中和事后的估计，这也是俄罗斯之所以实行爆炸式的改革或者说激进式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如，俄罗斯、捷克和匈牙利，他们的私有化就是把国有企业都卖掉，他们要保证改革了就不可能有反复，一旦实行了就不可能推翻或者补救。而渐进式改革的缺点就在这里，改革的过程中肯定会涉及到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到一半就陷入到僵局，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这样的。中国目前的改革，几个项目没有改，譬如垄断行业、政治体制、土地问题、房地产问题，例如土地私有化的问题，如果早先各个阶层都达成统一，就把土地私有化了，那样的话，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了。那么多案例都说明土地私有化是有效的。俄罗斯等国在一些问题上采取了激进的措施，是对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约束综合过程的考虑。
实行爆炸式经济改革的国家一般都是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民主化，俄罗斯可能不能说是民主的国家，但是我们可以说他的选民比较接近总统，或者说选民的意见可以直接决定总统的派别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容易实行爆炸式的改革的，即所有的人都有一致的看法；而渐进式改革，例如中国，权力阶层是不受制于选民的，它之所以改革是因为它不得不改而不是它想改，如果不改仍然能够运行的话，它还是不会改的。

李华芳：
科尔奈后期已经总结了他前期一些比较片面的观点，比如国家的“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短缺经济学”，“行政协调”。所以我今天的评论会从科尔奈后期较为成熟的思想来反观他之前所经历的一个过程，其实聂日明是非常仔细的阅读了这本书，并且分了好几个结构来讲，包括权力结构、意识形态、财产所有权、计划、官僚控制、货币与价格、投资增长、就业工资、短缺与通胀、消费与分配和对外经济十一个方面，实在是过多了一些，这样也会遮盖了科尔奈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
科尔奈的体系虽然很庞大，但是他的基本思路是非常清楚的。有三派人物对科尔奈的思想产生了影响，第一派人物就是马克思和兰格，这是非常传统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极大的推动，他把马克思基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思想逐渐深化到可计算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如何可行。如果我们把逻辑推到极致，每个人及时的需求反应出来，通过某种计算器，中央就可以计算出每个人生产什么东西。这在逻辑上是可行的，所以当时奥斯卡•兰格的思想是非常受欢迎的。社会主义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好像已经找到了更好的一条道路，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腐朽的确是对市场或者个人的道德败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兰格的思想非常的受欢迎，人们都认同这种逻辑。
但是，兰格的思想遭到了奥地利学派猛烈的抨击，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第一个是米塞斯，米塞斯在他的一系列书中提出了对马克思和兰格思想的抨击，但最后打倒兰格思想的是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聂日明刚才提到过的，1937年的那篇著名的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在这篇文章里，他彻底攻击了兰格逻辑上的漏洞。首先是知识分散，收集知识是要成本的，并不是按几个按钮就可以把所有知识都拿到；第二，个人处理知识的能力是有限的，除了上帝，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在哈耶克看来，唯有市场能够自发的协调这些信息。在这篇文章之后，这场争论就此终结了，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可行的。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熊彼特，熊彼特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创新，而另一个就是企业家精神。他的思想和马克思•韦伯的思想非常的一致，创新的东西一定是在市场的边缘被创造出来的，企业家动员所有资源到一处去的市场过程实际上和马克思•韦伯说的“人为上帝工作”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值得我们一提，他既不同意奥斯卡兰格的观点，也不同意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这个人就是卡尔•波兰。他最近有一本新书，名为《大转型》，他提到了两个观点，基本是把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他的观点就是两个都不能太激进，对于市场经济他不像奥地利学派那么热心，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相对比较中庸，同时他认为经济里面还有很多可以替代市场的制度，他列举了一些组织形式。这一思想后来也有很多的继承者，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这些人的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科尔奈，科尔奈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的集大成者。我们在回溯科尔奈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他的思想背景，他是一个接受了很多派思想的人，同时他有一定的创造性。他的创造性体现在哪里？他一开始都是从小的细节入手，比如他一生都非常关注医疗改革，他的最后一本书《卫生改革》。后来他写过一本书，名为《后社会主义转轨》，苏联瓦解，东欧改革之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就不能纯粹的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整个改革已经从社会主义转入到后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制度范式，它的关键是你要把整个制度转型看成是一个整体，它是超越于单纯的经济学、政治学的角度来观察的单部门的转型，制度范式是一个宏观的、整体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跨学科的范式。
因此科尔奈提出，既然是一个跨学科的东西，研究的时候你的视角就必须是多维度的，所以他以中国为例提出了三个层面上的维度。第一个是经济的维度，第二个是政治的维度，第三个是法制的维度。在经济的维度里，首先是农业生产非集体化，包括家庭联产承包制，或者对农业大锅饭的体制的打破，接下来就是放松企业的管理，以前有一句话我们都知道的“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十六字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这个也是科尔奈认为在经济上转轨的体现。第三，他认为集权的经济范围开始缩小，主要是“国退民进”。第四个是价格自由化，所谓引入市场经济。第五个就是开放贸易，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开始放开，逐渐引入FDI的过程。最后一项他没有说的非常的清楚，但他确实提及了，技术、教育和文化逐步开始实行开放的政策。同时他也指出我们在经济维度上遇到的很多的阻力，第一个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不足，这个不足其实在郎咸平风波上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郎咸平认为目前的国有企业MBO导致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先暂停这个国企MBO，加强对国有企业的再管制。这个观点遭到了当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功臣---张维迎和周其仁的强烈反击。94、95年的时候，张维迎和周其仁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重要的论文来论述国企的产权改革进一步清晰化会对国企的效率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个建议后来是被中央采纳的，后来就大规模的推进国企私有化或者民营化。当时厉以宁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概括，叫做“靓女先嫁”，即效益好的国企应该先改制，遭到的阻力相对较小，对国企的效率也会有大的推动。但科尔奈认为像郎咸平这样的思想是会时不时回溯出来的，恰恰是因为国企私有化的力度不够。
这些年，国家花了大量的钱打理国有银行，注资，帮他们冲销坏账，是软预算约束还没有硬化的表现。如果预算约束是硬的，那坏账就需要他们自己去还，如果是迎合证券这样的烂摊子，国家就不会注资、帮他还贷。这是第二个形成阻力的原因。第三个，清算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非常的高，这就是我们花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财政去冲销这些坏账，而且这个举措是没有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另外，监管体制非常的薄弱，原来的监管体制都是适应计划经济来设置的，一旦面对灵活的市场经济，它就没有办法监管，包括人手、监管力度等。最后一个就是社会保障，包括养老金、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济，主要是这四部分，医疗救济是针对城镇登记人口的，就没有纳入农村的人口。整个社保体制的转型是很困难的，这个困难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出现陈良宇这样的案子，即整个社保基金被人挪动，监管不起作用，没有人对这部权利进行正确的监督，而这些交的费用又都是强制性的。
以前大家一起讨论社保体制的时候有几个不同的观点，我可以选择私人的保险，我也可以选择国家的保险，但是我们的保险体制是每个人直接从工资中扣除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把这笔钱用于国企改制、投入股市、海外投资，这些都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国家帮你做了这个决定。所以，在这些方面就会形成资金的误用，腐败或者其他的问题，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效率非常得低。
当然科尔奈本身没有提及教育改革、贫富差距、中国的环境污染、中国传统家族观点的逐渐瓦解，这些是在科尔奈视野之外的，但是你从他的逻辑里面是可以推导出他的部分观点。
第二个大的部分就是政治转型，我们通常会把东欧改革看成一样东西，其实东欧各个国家的改革是非常不一样的，每个国家的转型都有其特殊性，但是也有一些互通的经验，科尔奈概括为四个方面。
首先他们都建立了比较现代的法治国家，郎咸平批驳张维迎的观点的时候，就是说，你认为国企改革能够促进国企的效率高，同样是把饼做大，但是你分配的时候公平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有效率，但公平感是非常不一样的。在科尔奈看来，东欧国家改革的共通之处是他们都建立了相对现代的法治体制，正是由于法律的监督，人民不至于被掠夺的太厉害，不至于使少数寡头控制大量的资源，而大部分人陷入贫困的境地，这是法治对公平的一个重要支撑。第二和第三点，在东欧国家里，公民有结社和表达的自由，如果他感到不满，有各种抗议的手段，尽管可能处于弱势，但还是有报纸、媒体可以表达出来，他也可以进行公开的群体性活动。最后一点是，他们在改革的初期就会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要建立一个民主体制，使得直接选举对于政治家的腐败行为有非常重要的监督作用。《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三十五条的权利在东欧转型的改革中是得到了切实的落实。民主体制最重要的是它的法治、公民、新闻各个环节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各个环节都是相互监督的。例如，新闻界也会出现腐败的问题，但是司法界会对它进行调整；如果政府和公民有腐败，新闻界就会去监督，司法就会去惩治。这些是科尔奈概括政治转型的四个特点，接下来科尔奈提到了法治转型。
他为什么单独把法治转型从政治转型中抽出来？因为他认为法治转型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有两条重要的经验：第一是使司法部门独立，第二个是把政府纳入到法律的监管体制之下。科尔奈指出，政治改革必须依赖于法治改革，而法治改革也同样依赖于政治改革。在我国目前的转型过程中，政治改革和法治改革都没有启动，而政府对于法律依赖于政府这种现状依然存在，这两个部门是根深蒂固的，统一接受党的领导，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种体制之下，很难区分出来相互监督的权利，因为它本来就是利益相关的，就像一个铁板，你很难打破。科尔奈意识到，如果我们要进行持续不断的改革，大范围的制度范式的转换，政治改革和法治改革是必须要分开来的，而且两个方面的推动制度改革是相互影响的。如果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依旧，法治国家就不可能真正的实现。科尔奈也引用了中国的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是要求政府清正廉洁的，这种清正廉洁要实现必须要依靠层层叠叠的互相制约的体制来实行的，而不是依靠几个“包青天”，现代法治国家是不可能依靠个人来实现的，必须依靠制度。
东欧国家转型主要是要区分加入欧盟的国家和没有加入欧盟的国家，加入欧盟的国家有一些更加重要的经验，总的来说，有三点：第一，提供了全面的医保和社保，尽管保障的程度非常得低，但是在某种程度来看，它是和毛时代的体制非常切近的，低程度的保障但是给公平树立了某种信心。第二，引进了司法，建立法治国家。最后一点，引入了巧妙的方式，促成民主化力量的成长，最终成为民主国家。
科尔奈提到，制度范式的转换其实是会遇到困难的，困难在于经济、政治和法治有时候是不协调的，相互之间存在冲突。在经典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包括十一个方面，它们都是逻辑一致的，中间没有任何冲突，但在转轨的过程中，要么是经济改革超前，法治改革或者政治改革落后，也就是说，它会形成冲突，不一致就会存在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科尔奈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后社会主义转型，当进入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时候，它的制度上的不一致性就显露出来了。在这一点上，科尔奈是非常悲观的，我们通常认为如果突破经济上的改革，一定可以推动政治和法治的改革，但是科尔奈认为这是没有逻辑上的关联的。在科尔奈看来，很有可能是政治上改不了或者法治上改不了，利益集团反而攫取了经济改革的果实，导致了社会巨大的不公平。科尔奈的悲观在于，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样的转型的话，这些不公平就会不断积累起来，最终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革命，这个革命对社会福利的损失要比转轨多的多。
我觉得科尔奈的观点也很有意思，他一方面保持悲观，又寄希望于政府本身去推动改革，这样代价比较小，我们应该告诉政府，如果不改革就有可能发生革命，成本会很高。科尔奈作为一个思想家，到了晚年，他寄希望于政府主动推行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战略A，一种是战略B。
战略A，即有机发展战略，创造私人部门，自下而上的环境，其次要推动国企民营化，但是要防止过程中的国资流失，因为他认为必须反对一种没有代价的、无成本的分配方案。我们目前的国企改革，包括“靓女先嫁”，我不需要用自己的钱去购买国有企业，只需要很少的钱就可以把一个国企改造为一个股份制公司，逐渐再向私人过渡。《财经》杂志上曾经讲到一个鲁能的例子，两个人只用了30几亿，而且这30几亿是来自于这一个集团的钱，就把该集团买下了，整个集团就变成私人企业了。如果没有一个法治对它进行恰当的监督，是很有可能被内部人以不正当的手段变为个人的东西。最后，就是要硬化预算约束，确保市场。国家再也不能让企业有这种期待，国家总是会拯救濒临破产的企业，财政总是会来帮我兜底的，家长制的做法不仅政府首先要革除，也要让企业意识到你只能为自己负责，你的盈亏只能由你自己负责，国家没有多余的钱来补贴你。
战略B，又叫做推进私有化战略，其实，两个战略的方向是一致的，有一些细微的差别。B的特点是，首先要尽快加速私有化，消除国企，他认为国企不一定要存在的，全部变为民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或者股份制企业。第二，私有化采用股权制，无偿分配的方式。战略A是一定要给它施加成本的，使它不能那么轻易的实现私有化。第三，战略B更偏好分散的所有权结构，同时也不强调私人企业自下而上的成长环境。战略B有一个非常天真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在私人企业的竞争下会自动垮×。不幸的是，战略B是被大家所采用的，而战略A是很少被采用的。战略A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推动企业自下而上的成长环境，这个观点是直接来源于熊彼特、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关于自发秩序的思想。这也是科尔奈始终非常强调的观点。
战略A和战略B细节上的差异，科尔奈是通过匈牙利和捷克的分析来表明的。匈牙利实际上采取的是战略A，更注重对企业环境的培养，而捷克采用的是战略B。从结果上来看，匈牙利的改革远远优于捷克的改革，因此在科尔奈看起来，如果有人劝说政府主动进行改革，那么应该是让政府采用战略A，而不是战略B。
最后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情况，改革的成本非常的大，而未来转型收益非常小？也就是郎咸平所提出的问题：如果现在继续进行国企改革，代价非常得高，很多国企都进了个人的腰包，未来的收益可能也非常的小，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改革停下来，维持现状可能是更好的选择。科尔奈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至少在逻辑上，人们往往高估当前的稳定，我已经适应，而且决定稳定的状况很好。萨克斯就举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煮青蛙，如果你把一只青蛙一下子扔进沸水里，它一下子就会跳出来，但是你慢慢煮它，它总是适应当前的稳定的，大家都偏好稳定，萨克斯说了一个有趣的结论：青蛙需要其他人来解救。科尔奈其实也是持有相同的观点，也就是，我们不能对当前的稳定有过多的偏好，如果你不进行改革，不公平、腐败的问题会越积越厚，最后你就无法通过制度的转型来完成平稳过渡，而只能通过相对更为激励的革命的形式来打破社会的体制。这种情况下，对政府的压力也好，成本也好，是会非常大的。
在采取转型的方式的时候，科尔奈也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比如个人应当坚守一些价值观，第一物质收入是非常重要的，规劝人们物质收入虽然很重要，但仍没有重要到超过一切的程度。我觉得，这个已经有一点道德说教的味道了。第二，公平的观念，主要是针对改革的效率和公平的问题，科尔奈认为即使推动转型的过程中，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求平衡。第三，稳定观，你要认识到稳定有很多种形式，并不是当前的形式就是最好的。他还提出了“强国观”，国家要强大，你要爱国，即爱国主义的思想，如果没有爱国主义的话，改革很难推动。但另外一方面，即便你强调爱国主义，也不能够过份的偏激，演化到所谓的民族主义，譬如抵制日货。
可以看到，科尔奈晚年的思想就蜕变为一个循循善诱的道德高尚的人对各种改革措施和意见做一个他自己的点评，而他的观点都是非常中庸的。这和他早年写的书《通往自由经济》，有很大的变化。基于上述认识，科尔奈提出转型过程中政府需要提供基本的福利，包括社保和医保，同时要避免几个误解,这些误解在转型中是非常常见的。首先是要避免简单的整体比较，我们往往会把中国和东欧放在一起比较，但实际上东欧国家的情况非常复杂，你必须要单个分开来看；第二，避免简单的片面的比较，只使用单方面的因素推导改革的好坏，在科尔奈看来，整个制度范式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政治、经济和法治，应该用全面的、超越单个学科的观点来观察；最后，不能因为苏联解体，就认为苏联进行的是激进式改革，而中国是渐进式的。
总结来说，科尔奈晚年是以制度范式的概念来概括他对于整个改革的看法，他的观点早已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而且他晚年的态度也比较暧昧，很难清晰的说明他的观点。我觉得，这也是大部分的思想家到了晚年之后的情况，因为他经历了很多现实问题，对理论有过冲击之后，最后得出的都是一些经验之谈。我的评论就到这里。

韦伯对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有三种描述，一种是传统的家长制，譬如君主世袭，一种是提低司马，就是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物，譬如毛泽东早期，还有一种就是法理上的合法性，譬如政府是民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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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satic authority是译成"提低司马"吗?好象大部分书翻译成:卡里斯玛

标题的【沙龙预告】已改成【读品沙龙】，今后也将这样标。

乞力斯玛比较多一点，这个可能是张培颖整理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吧。